陈独秀看出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也看到了问题的长期性。只不过那时候的中国，像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人，如黑夜之星一样寂寥。无论是官智还是民智，整体上都处于混沌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灯火，来指示人们暗夜潜行。这时候的中国政治制度，却极其先进，是革命后简单粗暴的“舶来品”。后来有人形象地比喻说，跟当时中国社会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像是一个孱弱无比的身躯，顶着一个硕大无朋的脑袋。谁都知道帮助是重要的，耐心是重要的，宽容是重要的，目标是重要的，妥协也是重要的。不过似乎谁都难得耐心和容忍，他们非白即黑，非牛即马，稍有一点纷争便大打出手。夜茫茫，路漫漫，这个有着大脑袋和瘦弱躯干的侏儒摸黑潜行，每迈出一步，都让人战战兢兢，招来一方指责；虽然前方有人引路，不过随之而来的干扰，很快让他失去重心，倾覆在地。
危险的黑森林
国内形势乱云飞渡，至于国外，就更让人无法看清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就像是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森林，充满着弱肉强食和恐吓欺骗。
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困惑和迷茫的，不仅仅是华夏，还有远在一片汪洋之中的日本。困惑是因为断裂，在巨大的变革和震动之中，有血缘的断裂，有家庭、伦理的断裂，也有国土和文化的断裂。清末民初东亚的地缘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在经济上是明确的，政治上是朦胧的，文化上是过渡的。在经济上，近代航运交通与贸易移民已经在东亚水域建立起一个海洋中心的跨国经济圈，以中国海为内湖，以环中国海大商港为卫星城市，从上海、广州、香港、长崎、横滨、东京、马尼拉到巴达维亚、新加城、槟城、曼谷、堤岸，以华商和移民的贸易交通网络连接起来，形成东亚水域这一历史空间。已经形成的中国商贸势力与正在形成的日本政治势力，成为这一区域最为活跃的组织因素。
从东亚地区文化结构上来看，传统的儒家文化曾是这广阔区域的主导文化价值，全盛时期是明朝以及清朝初年。始终贯穿这个地带的，有传统的华夷秩序与朝贡体系基础，不过随着满清入主中原，中国的儒家文化宗主地位已开始动摇。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势力全面渗入这个领域，中国儒家道统慢慢崩溃，文化格局出现了断裂和整合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崛起，超越华夏文明的内陆中心论，指向一种可能形成的、新的海洋中心的政治格局。这一政治格局已经不可能复辟华夷秩序与朝贡体系，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霸权扩张秩序，又一时难以建立，于是便有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确立。“大亚细亚主义”既有中日同种同文相互提携的“王道”思想，又有日本民族主义扩张主义的“霸道”思想，也就是说，日本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战略思想，变得更加明确，侵略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日本这一慢慢发展的现状潜伏着某种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崛起，经济和科技上取得巨大进步，不过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却有着严重缺陷，比如有宪法难有宪政；军队不属于内阁，只效忠于天皇，有着极强的专属性；元老干政，国家的大政方针，归属天皇御前会议等等。这样的权力架构和文化传统，极易导致军国主义，从而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也是中国改革和革命的温床。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抬起头来，正视这个被忽视的对手。很多家境稍富庶的家庭，选择了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求学，相邻不远进步飞速的日本，自然成了首选之地。日本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的主要留学地，也成了中国变革的温床。连慈禧太后亲手圈定的状元刘春霖，也跑去日本，成为东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回国后，又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一直潜伏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救国方式，经过了一段时间新陈代谢之后，最终聚合为两种：一是民主立宪，二是君主立宪。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持君主立宪论者认为：改革、立宪是成本最小的政治变革，也是切实可行的强国之路，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这个国家已经禁不起大折腾，如果像革命派所说的那样，以暴力为手段，不顾条件实行民主立宪，只能使矛盾尖锐的政治分歧公开，不仅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政民两乱。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持民主立宪论者认为，不推翻这个独裁政治，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纸上谈兵。
虽然日本一直有亡中国之心，不过，对于中国的政策，有一个不断调整、演变和推进的过程。这样调整推进，是随着世界，尤其是东亚一带政治和军事格局变化所作出的相应变动，是一个总体方针下的动态政策。日本对中国总体战略是，不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人政治”和“强权政府”。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心怀叵测的邻居而言更合乎利益。因为这一点，日本对于袁世凯一直没有好感，袁世凯对于日本敌视而强硬的态度有目共睹，袁世凯在朝鲜时，还曾让日本吃了很大的亏。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曾经记载，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革命以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有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比较起孙中山，日本人更不乐意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中。不过辛亥革命后形势纷乱，袁世凯在英美的支持下当上了大总统。日本人当然不满意，一心窥探时机对袁世凯下手。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美奥等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列强失去了在华的均势。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心加快对中国的渗透，通过了一系列分化措施，利用中国的反对力量制造混乱，继而乱中求利，逼袁世凯下台，以蚕食中国。当袁世凯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实行帝制重建合法性再树权威能使得中华稳定发展，居心叵测的日本扮演了“欲擒故纵”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为，又突然抵制袁世凯的帝制行为，支持中国反对派革命党和宗社党等。这样，中国的形势一下子坠入动荡之中。
袁世凯死后，日本“倒袁”目的达到，便把工作重心转向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目标上。日本方面的判断是：黎元洪是根据《临时约法》继任的，南方反袁各省应不会反对，黎元洪的上任，可促使南北统一；新一届内阁以段祺瑞的北洋派为主导，吸收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各派势力，可以组成一个亲日政府。所以，日本外务省在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即6月7日，急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今后相信黎氏必将首先努力协调统一国内政见分歧者，对南方的主张加以慎重考虑，相互协办，为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当前之急务，首先任命一个不至于重复执行袁世凯时代造成日中两国关系乖离之政策的新政府。黎氏亲自任命的新政府，若真正诚意努力于恢复国内秩序，并确立日中友好，帝国政府将尽可能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对帝国政府，尽可信赖，无论何事，均可提出商谈。”与此同时，日置益又通知日本驻南京、广东、云南、上海等地领事，将上述方针分别转达给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唐绍仪、张继等人，要他们支持黎元洪，与黎元洪和衷共济解决当前局势。在此之后，日本改变外交路线，由对中国的强硬，变成高唱日中亲善，朝野上下均表现出友好。这当中的原因，是日本经历了大隈时代的强硬之后，觉得以中国之地域广大，社会之复杂程度，一时间难以吞并而作的调整，目的是分化中国各方面势力，扶植中国亲日力量，使得中国社会疏离美英，然后利用机会，制造混乱，从而达到不断蚕食中国的目的。日本后来支持溥仪成立“满洲国”，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日本对中国恶狼一般的觊觎，也是为了防止虎视眈眈的俄国。后来有人在分析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后表述：“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只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却也非常粗俗，忠诚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却又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雄。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冽极风。他们从未闻及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因此，除了在人为刻意装饰的首都之外，全俄人民仍然被禁锢在中世纪的一切束缚中。他们唯一能用以自慰的是，种族的骄傲和信仰的保证。但这并不是根植于土地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狂热的信心，他们坚信，当西方沉沦于科学、财富、异端学说和信仰的失落时，‘神圣的俄罗斯’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解救世界。”这一段话，旨在说明这个北方大国自古以来具有的侵略性。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在击退了欧洲敌对势力的联合干预之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一跃成为世界新势力，世界格局又出现了重大改变。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苏俄开始恢复和加快对远东的势力渗透。日本感到新兴苏维埃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感觉到了苏联在中国争夺势力的加强。在经历了十多年前那一场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大战后，日本一直提防俄国东山再起进行报复。也因此，夹在俄国和日本之间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不仅是日本和俄国争斗的地盘，更是他们彼此争夺的潜在战场。可以想象的是，日本和苏俄就像两只虎视眈眈的斗兽，对于孱弱的中国，先是比拼间接控制，谋求调整政策；然后寻找代理人，培植势力，推进针对性的暗战；到了一定程度，必将一跃而起，直接出面大打出手。
北方的大事件
段祺瑞辞去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的日子里，在北方的俄国，爆发了后来被证明是决定世界走向的大事件，那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引用西方通讯社的消息，迅速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不过，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并没有加以探究。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协约国组织，同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到中国后，总统冯国璋更关注的，是俄国政权更替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段祺瑞知道冯国璋的心思信誓旦旦地对冯国璋表示：“俄国虽然撤兵回家革命，不过参加协约国的已经有十九个国家，德势已孤，寡不敌众，结果必败。我决不推卸责任，总统不要怕，参战督办令一下，我决不推让，立刻走马上任。”
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抱以欢欣，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受到鼓舞的，是中国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率先发表了赞同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在此之后，急切渴望改变窘态的孙中山从俄国革命嗅出一些气息，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赋闲在家的孙中山试探着向同样孤军奋战的俄国伸出了手，五十二岁的孙中山致电四十八岁的列宁：“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俄国革命党高层应该看到过这封信，不过列宁并没有给孙中山回信，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处于西方势力的包围中，无暇顾及中国南方的革命势力。待到北方大国真正腾出手来关注南方的中国，已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与孙中山等持同一态度的，还有《晨钟报》等，《晨钟报》可能是从苏联的变化中发现了什么，公开认为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也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慢慢地，爆发了十月革命的北方大国，像诞生了一枚太阳一样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原因在于它正好给了苦苦寻觅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全新答案。此前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见地，在许多人看来只是纯粹的学说观点，是人们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空幻的概念和名头而已。连《新青年》在答读者问时都曾这样表达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现在，十月革命一下子让社会主义变得真实，变得触手可及。来自邻国的样榜，给苦闷和探索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信心，让他们心中燃烧起了无穷渴望。最初，许多人还是从旧民族民主的观点去理解它，只是把它看作平民的胜利、自由平等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不过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化，人们发现了这场变革完全不同：它似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全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富有理想和理论的革命。并且，这种新的政体结构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竟然站住了脚跟，慢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工人和农民竟破天荒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消息的不断传入，一向沉重的中国人眼前一亮，他们看到了突然闪现的新天地，看到了一个古老社会盘般的重生。对于身陷西方政治迷局，一直苦苦纠缠争斗的中国来说，俄国模式的速成，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人们对于西方世界的怀疑。从1914年到1918年，战争延续了四年，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浩劫，同时，这场空前残酷的人类灾难，把西方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到处是灾难和混乱，一时看不到复苏的光明。世界范围内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局，使原先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莫大震惊和失望。很多中国人都在想，既然西方都已如此，难道我们还要步人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个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成功终于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应。平时一直温和淳朴的李大钊一反常态地激情四溢，他讴歌道：俄国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也是代表着庶民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感觉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曙光。这希望给他们以鼓舞，给他们以力量。数千年以来一直匍匐求生的中国最底层，在聆听到惊蛰般的春雷之后，终于在二十世纪来临之后，决意抱团杀出一条血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