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年因为举报信的事，施大国失去了分房和提干的机会，若是换了旁人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多少在工作上会表现出一定的懈怠，但施大国没有，他依旧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岗位职责，非但如此他还争取到了一个劳务输出的机会——按现在的话说叫公派出国。这是个苦差、累差，但因为能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也算是个肥差、美差。
施大国申请劳务输出的目的倒不是冲了那些额外收入去的，主要还是为了消除举报信带来的后遗症。与其身处漩涡，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不如干脆去做点实事，即能淡出众人的视线，为自己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又可以在领导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消除一些不良影响，挽回些脸面。
按理说公派出国应该是个人人争抢的好机会，不该落到一个存有“污点”的人身上。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事也不难理解。要出国首先得有语言基础，现在的教育体系里英语是门必修课，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连大学生都是稀有物种的年代里，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一道语言关就难倒了不少英雄好汉，令众人纷纷望而却步。但施大国不怕，农民出生的他，身上最不缺的就是吃苦耐劳的品质。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靠着死记硬背生生扛过了基础会话的考验，拿到了公派出国的资质。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门，施大国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他放心不下乡下的老母亲，他也放心不下市区的妻女。
临行那天，施家上下几乎全员出动，到机场送机。因为，郊区老家的交通不方便，他们怕误了送机的时间点，经过协商，各家各派出一人为代表，提前一天入住到施大国位于市区的家，第二天再一同陪着施大国前往机场。
就这样，施大国出行的前一天，杨家一下子涌入了五六个人。杨慧除了要替施大国打点行装，还要安排这一堆人的食宿。吃饭还是小问题，多买些菜，多煮点米就行，但睡觉是个大问题。家中两间屋子，大床、小床加一起统共只有三张，根本睡不过来，这可怎么办？
好在当时正值夏季，施大国位于市区的家在夏天有在家打赤脚的习惯。为了不弄脏脚，房间里的地板是天天都要擦上一回的，加上蕾蕾喜欢在地上撒泼打滚，房间的地板上总是铺着一张席子。施大国和杨慧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妇女、小孩睡床铺，男同志一律打地铺。因为施大国第二天需要长途飞行，必须养足精神，所有人给予了他特殊照顾，家中唯一的一张小床——蕾蕾的单人床，那天晚上分配给了施大国。
第二天，施大国在众人的簇拥下去到了机场，又在众目睽睽地护送下进入了候机楼，踏上了他为期一年的劳务输出之行。
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没有男人的家中，三个女人每天围绕着柴米油盐，日子倒也消磨得挺快。
转眼半年时间已过。又是一年春节时。这一年的春节，因为施大国不在，施老太太便决定不举办家宴了，杨慧也就没有带着蕾蕾回乡下过年。
春节一过，清明也不远了。施大国不在，这做清明的任务便落到了施小国头上。这次，他没有像上次那样逃避责任，而是规规矩矩地准备起了各色祭祀物品。
春节杨慧和蕾蕾可以因为施大国的不在而不回去，这清明是要上坟祭祖的，两人必须回去。两人不但要在坟前磕自己的那份头，还要替施大国多磕几个头。这是施大国前几日从国外寄信回来时，千叮咛万嘱咐的，杨慧不敢大意。
清明虽是民间传统节日，但在当时并不是法定假日。如果清明当天是工作日的话，人们是没有假期的。而施大国老家的当地习俗是，人亡后的头三年必须在清明当天祭祀——也就是所谓的“正清明”——余者皆可视情况“前七后九”择日上坟祭祖。因为施老爷子亡故已过三年，所以施家的祭祀活动被选在了一个周末举行。
因为杨慧带着蕾蕾只回乡住一晚，施大妹提前几天便联系上了杨慧，对她说：“嫂子，这大哥出国半年多没回家了，乡下家里的屋子肯定都积灰了，挺脏的。你一个人带着蕾蕾来回折腾一趟也挺累的，家里老娘年纪也大了，要不那屋子就这么放着别收拾了，你和蕾蕾去我家凑合一晚吧！我们那儿宽敞，离老娘家也不远，上坟我们也都是要去的，到时我们一块去老娘那儿就是了。你看行吗？”
杨慧听后倒是很欣慰，这能省了她不少事，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她欣然接受了施大妹的邀请。那年清明，杨慧和蕾蕾住在了施大妹的家中。
蕾蕾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过了这个夏天便是三年级生了，她已识得不少字。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还不是很熟练，但好歹是能自己执笔写信了。清明祭祖回到市区后，蕾蕾给施大国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将回乡祭祖的事情给施大国作了全面详尽的汇报。
施大国收到信件后，激动得掉下了热泪。他不是感怀于信中的内容，而是被信的本身所感动。这可是他出国以来收到的第一封来自女儿的信，更是女儿人生中的第一封亲笔信。经历这么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怎能叫他不激动、不感动、不热泪盈眶呢？施大国在回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并道出了自己思念家人，盼望早日归家的急切心情。
当杨慧将施大国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蕾蕾听的时候，蕾蕾那清澈纯净的大眼睛里也不自觉地噙满了泪水。
父女亲情，骨肉连心，人之常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