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的工作已经给安排好了。要把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伦佩尔迈耶公司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清新得像专门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似的。
洛杉矶。一九四九年。
劳拉·布朗试图忘掉自己的存在。不对，这不确切——她是想通过进入一个相对应的世界而保全自己。她把书反扣在胸口。她已经感到她的卧室（不对，是他们的卧室）里住的人更多了，也更真实了，因为一个叫做达洛维夫人的人物正在去买花的路上。劳拉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已经早就过了七点。她为什么买这只钟，这个难看的东西，绿色的四方钟面嵌在长方形的黑胶木石棺里——她怎么可能会觉得它好看呢？她不应该允许自己看书，尤其是今天早晨；不应该在丹的生日这天看书。她应该已经下了床，冲完淋浴，穿好衣裳，在给丹和里奇准备早餐。她能够听到他们在楼下，她的丈夫做着自己的早餐，照料着里奇。她应该在那里，不是吗？她应该穿着新晨衣站在炉灶前，讲些简单的、鼓励的话。但是，几分钟前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当她一半还停留在梦境中的时候，远处某种机器有节奏地震动着，像一个巨大的机械心脏持续地怦怦跳动，仿佛越来越近——她感到周围一片阴湿，是那种茫茫然不知所在的感觉，她知道今天会是艰难的一天。她知道，在她住宅的房间里，很难产生对自己的信心，她看到床头柜上的那本新书，是放在昨晚刚看完的书上面的，便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拿，仿佛一天唯一而明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看书，是对付从睡眠过渡到责任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式。因为她怀孕了，可以容许自己有这些小毛病。目前她可以恣意看书，赖在床上不起来，无缘无故地哭闹发火。
没有做早餐，但她会弥补这一点，她会给丹烤制一块完美的生日蛋糕；把那块好桌布熨烫出来；在餐桌中央放上一束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周围放满礼物。这应该能够补偿了，是吧？
她再看一页。就一页，好使自己平静下来，明确自己的处境，然后就起床。
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动！就像从前在布尔敦时，当铰链轻轻吱溜一响（她现在仍能听到这声音），落地长窗被她猛地推开，她一下子冲到户外，就似乎总有这种感觉。那是清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这里沉寂；像海浪的轻拍；像海浪的轻吻；清凉袭人，然而（对于像当时她那样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十分肃穆。那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她看着鲜花，看着烟雾缭绕的树木和飞上飞下的白嘴鸦；她站在那儿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在菜地里想心事吗？”——是这样说的吧？——“比起花椰菜来，我更喜欢人”——是这样说的吧？他一定是在有一天早上吃早饭时她出去到平台上时说的——彼得·沃尔什，他最近就要从印度回来了，六月或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枯燥得要命；他说的话倒让人记得；他的眼睛，他的小折刀，他的笑容，他的坏脾气，当千百万桩事情全都从记忆中消失之后——多么奇怪啊！——却仍记得关于花椰菜之类的几句话。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写得多美啊；比，嗯，几乎任何东西……都更美，真的。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可以把整个一生都用来读书。但是这是个新世界，一个得到了拯救的世界——这里容不下多少懒散。遭受了这么大的危险，失去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死去了。四年多以前，丹本人就被认为牺牲在了安齐奥意大利一城市。当两天以后发现他终究还活着的时候（他和某个可怜的来自阿卡迪亚美国加州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男孩的名字一模一样），仿佛他是死而复生了一样。他好像仍然还是那样好脾气，仍然带着自己的气味从死者的国度里回来了（那时你听到的有关意大利，有关塞班岛和冲绳的故事，有关日本母亲宁肯杀死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而不愿被俘的故事），而当他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受到了超过对一个普通英雄的欢迎。他本可以（用他自己忧心忡忡的母亲的话来说）娶任何人，任何盛装表演中的优胜者，任何活泼可爱并且性情温顺的姑娘，但是不知哪个无名的、也许还是任性的命运之神作怪，他亲吻、追求他最好的朋友的姐姐，向她求婚。那是个书呆子，长得像外国人：两只离得很近的黑眼睛和一个高鼻梁的鹰钩鼻，从来没有人追求过她或把她当个宝；人们从来都让她独自待着看书。除了同意她还能说什么？她怎么能够拒绝一个英俊的、好心肠的青年，一个几乎是家庭的一员、从死者的国度里回来的青年？
因此她现在是劳拉·布朗了。劳拉·西尔斯基，那个独来独往的女孩，那个时时刻刻在读书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此刻在这里取代她的是劳拉·布朗。
一页，她打定主意，就一页。她还没有做好准备；面临的任务（穿上晨衣，梳头，下楼到厨房去）依然太不愉快太难捉摸。在进入一天的工作之前，她要让自己难得地在这儿，在床上，再待上一分钟。她要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一阵情感的波浪将她卷起，一股滚滚海浪从她心底涌出，将她浮起，使她轻轻漂动，仿佛她是一个海洋动物，在沙滩上搁浅后又被冲回大海——仿佛把她从难以承受的重力王国送回到了天然的生存环境之中：那起落翻腾的海水，那失重的美妙。
她站在马路边上微微挺了挺身子，等待道特诺尔公司的货车开过去。斯克罗普·珀维斯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他了解她，正如你了解住在威斯敏斯特区你隔壁的人那样）；她有点像只小鸟，一只鸟，蓝绿色，轻盈活泼，虽然她已经年过五十，而且从生病以后变得非常苍白。她像只鸟那样站在那儿，根本没有看见他，身子挺得直直的准备过马路。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大本钟敲响前的悬心等待（但那可能是她的心脏的缘故，人们说是流感影响了她的心脏）。听！深沉的钟声响了起来。先是预报，音调悦耳；然后是报时，势不可挡。一圈圈深沉的音波消失在空气之中。在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心里想，我们是多么愚蠢啊。其实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热爱生活，这样看待生活，想象生活是什么样子，在自己周围建构生活、推倒、再时时刻刻重新加以创造；但即使是穿着最邋遢的女人，坐在门口石阶上的最沮丧忧愁的人（酗酒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也同样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热爱生活——她相信议会的法令也不起作用。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的、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手拉风琴；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当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劳拉感到很诧异，一个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的人——一个能够感受到包含在这样一个句子中的一切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人究竟怎么了？劳拉就像要跳进冰冷的水中那样，鼓起勇气，把书合上放在了床头柜上。她并不讨厌自己的孩子，也不讨厌自己的丈夫。她要起床，要高高兴兴的。
至少，她心里想，她不读推理侦探小说或者浪漫小说。至少她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头脑。眼下她正在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读——这样一个女人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她，一个才华如此出众、如此不可思议、有着如此无限深沉的悲哀的女人；一个极有天赋的女人，却在口袋里放了一块石头，向河中涉水而去。她，劳拉，喜欢想象（这是她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她自己也有着些许的才华，就那么一点点，尽管她明白，多数人可能都怀着类似的隐约希望，像小小的拳头那样蜷缩在他们内心，出没于人群之中，却从不显露出来。当她在超市推着购物车购物，或者去做头发的时候，心里常常琢磨，别的女人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就是那才华出众的人，那悲哀的女子，那有着超凡喜悦的女子，她宁愿身在别处，她之所以同意做简单而实际上愚蠢的事情，察看西红柿，坐在吹头发的吹风机下面，是因为这是她的本领，是她的职责。因为战争结束了，世界幸存了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安家，养育儿女，创造出的不仅是书籍或绘画，而是整个的世界——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世界，在这里儿童很安全（虽然并不快乐），经历过难以想象的恐怖场面的男人们，表现得英勇优秀的男人们，返回到这里的灯光明亮、飘着香水气息、摆着盘碟和餐巾的家中。
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动！
劳拉下了床。这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光照强烈的早晨。她能够听见丈夫在楼下走动的声音。平底锅的金属盖子轻触着锅沿。她从那把新换过衬垫的椅子上拿起水绿色的雪尼尔花绒晨衣，椅子露了出来，低矮厚实，围着褶边，表面毛糙的浅橙色织物衬垫被绳子和浅橙色的纽扣呈菱形固定。在六月早晨的高温中，一下子拿走了晨衣，那把用醒目的织物做了新衬垫的椅子似乎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把椅子而已。
她刷完牙，梳好头，开始走下楼去。在还剩几个梯级的地方她停了下来，侧耳倾听，等待着；她再度被一种梦幻般的感情所控制（好像越来越厉害了），仿佛自己站在舞台旁的侧厅里，马上就要登台，在一场戏里演出，但是她穿的服装不恰当，排练也不充分。她心想，她这是怎么了。在厨房里的是她的丈夫；这个是她的小儿子。丈夫和孩子要求于她的仅仅是她在场，当然，还有她的爱。她控制住了想悄悄回到楼上、回到床上去看书的愿望。她控制住了自己听到丈夫声音时产生的气恼，他在对里奇说着关于餐巾的什么话（为什么他的声音有时使她想起刮擦马铃薯的声音？）。她走下最后三个梯级，穿过狭窄的门厅，走进了厨房。
她想着她打算烘烤的蛋糕，她要去买的花。她想着在礼物包围中的玫瑰花。
丈夫已经煮好了咖啡，给他自己和儿子倒好了麦片。桌面上，十二朵白玫瑰组合在一起，展现出微带不祥的美。透过晶莹的玻璃花瓶，劳拉能够看见像沙粒一样细小的气泡附着在花茎上。玫瑰花的旁边放着一盒麦片和一盒牛奶，盒子上印着文字和图画。
“早上好。”丈夫说，一面扬起眉毛，仿佛看到她是又惊又喜。
“生日快乐。”她说道。
“谢谢。”
“啊，丹。玫瑰。在你生日的这一天。你太过分了，真的。”
她看出来他以为她生气了。她微微一笑。
“没有你生日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不是吗？”他说。
“可是你应该叫醒我的。真的。”
他看着里奇，眉毛又挑高了一厘米，使得额头皱了起来，光亮的黑头发也微微颤动。“我们觉得你能多睡一会儿更好，不是吗？”他说道。
三岁的里奇说：“是的。”他急切地点点头。
他穿着蓝色的睡衣。看见她很高兴，还不止是高兴；爱拯救了他，使他得到了重生，欣喜若狂。劳拉把手伸进晨衣的口袋掏香烟，但改变了主意，于是抬起手摸了摸头发。做一个年轻的妻子，在黄色的厨房里触摸自己浓密的黑发，又怀着另一个孩子，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了，几乎足够了。窗帘上映着树叶的影子；有新煮好的咖啡。
“早上好，小男生。”她对里奇说。
“我在吃麦片。”他说。他咧着嘴笑了。甚至可以说他向母亲送了个秋波。一看便知，母亲使他着迷；他对她的无可救药的爱使他既可笑又可悲。有时候，他会使她想起一只在女巨人窗下唱情歌的小老鼠。
“很好，”她答道，“非常好。”
他又点了点头，仿佛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的秘密似的。
“可我说的是真的。”她对丈夫说。
“我干吗要叫醒你呢？”他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该睡觉？”
“今天是你的生日。”她说。
“你需要休息。”
他小心翼翼但又用了点力气拍了拍她的肚子，好像那是煮熟的嫩鸡蛋的蛋壳。肚子还没有显形，唯一的症状是有点想吐，胃里感到隐约然而明显的翻腾。她和丈夫及儿子住在一所只有他们居住过的房子里。房子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商品满架、无线电波满载着音乐、青年男子不断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世界；这是些经历过匮乏和遭受过胜于死亡的恐惧的人，他们曾心甘情愿地献出了二十出头的年华，而现在，想到三十岁及以后的岁月，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消耗了。他们在战争时期受到的锻炼对他们很有利。他们瘦削而健壮。他们日出则起，从不抱怨。
“我喜欢给你做早餐，”劳拉说。“我感觉很好。”
“我可以做早餐。不能因为我天一亮就要起床，你就也得起床。”
“我愿意做。”
冰箱发出嗡嗡声。一只蜜蜂不断重重撞击着窗玻璃。劳拉把她那包蓓尔·美尔牌香烟从晨衣口袋里拿了出来。她比他大三岁（这件事有那么点不光彩，有那么点令人难堪）；是个宽肩膀、瘦削、长得像外国人的黑皮肤女人，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她的家族一百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发迹。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改变了主意，又把香烟放了回去。
“好吧，”他说。“如果你真要我叫你，那我明天早上六点钟叫醒你。”
“好。”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他煮好的咖啡，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杯子走回他身边，吻了吻他的面颊。他深情地、若有所思地拍了拍她的臀部。他想的已经不再是她，他在想眼前的这一天，驱车进城，威尔夏尔大街懒洋洋的金色的宁静，那里的商店尚未开始营业，只有心情最为愉快、最富有热忱的人物，就像他这样早起的年轻人，才会行走在尚未受到白天烟雾侵袭的阳光下。他的办公室会很静寂，秘书集体工作区里的打字机仍罩着套子，在电话铃开始响起之前，他和别的几个年龄相仿的人会有整整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赶办一些案头工作。有的时候他觉得拥有这一切似乎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一间办公室，一所两个卧室的房子，身上的责任和决策，和男同事一起一边逗乐一边匆匆吃午餐。
“玫瑰花真漂亮，”劳拉对他说。“这么早，你怎么弄到的？”
“加尔太太六点钟就在店里了。我就那么不停地敲玻璃，敲到她让我进去为止。”他看了一眼手表，尽管他知道时间。“咳，我得走了。”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你也是。”
“生日快乐。”
“谢谢。”
他站在那里。一时间他们都全神贯注在他临走前的一套程序上：拿起上衣和公文包，忙乱地亲吻，挥手告别——他在穿过草坪走向车道时回头向他们挥手，劳拉和里奇在纱门后面挥手。他们的草坪水浇得很足，呈现出一种鲜艳得几乎奇特的绿色。劳拉和里奇像在看游行一样，看着这男人驾驶他那辆宝石蓝的雪佛莱汽车沿短短的车道开上大街。他在方向盘后面喜洋洋地最后挥了一下手。
“行了。”汽车消失以后她说。儿子满怀崇拜和期待地看着她。她是活力的源泉，是家庭的生命。家里的房间有时候不该这么大；有时候会突然有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望着她，等待着。
“行了，好吧。”她说。
那么，这就是一天转折的开始了。有丈夫在的时候，她紧张却不那么害怕。她知道该怎么去做。单独和里奇在一起，有时她会感到没有了停靠之所——儿子毫无疑问完全露出了本性。他想要什么就非得要什么。他会莫名其妙地哭闹，提出一些让人费解的要求，讨好她，求她，不理睬她。他似乎总是在等着看她下一步如何行动。她知道，或者说至少她猜想其他有幼小孩子的母亲必定有一套规矩，更准确地说，必定具有一种不间断存在的作为母亲的常态，以引导她们应付独自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当丈夫在家的时候，她是能够对付的。她能够看到丈夫在看她，几乎本能地就知道如何怀着爱心，显得很自然地以母亲的随意态度既严格又亲切地对待孩子。可是当她单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失去了方向。她总是无法记住一个母亲应该如何行动。
“你得把早饭吃完。”她对他说。
“好的。”他说。
他们回到厨房。丈夫已经把自己用过的咖啡杯洗好，擦干，放了起来。孩子开始像一台把纸张拉进印刷机的拉纸器一样持续不断地吃了起来，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胃口好，不如说是听话。劳拉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坐到了餐桌旁。她点燃了一根香烟。
……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当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她吐出了一缕深灰色的烟雾。她太累了。她昨夜看书一直看到两点多钟。她摸了摸肚子——这会不会对胎儿不好，她睡得这么少？这件事她没有问过医生；她怕医生会叫她完全停止看书。她答应自己今晚要少看点书，最晚十二点就睡觉。
她对里奇说，“你猜咱们今天要干什么？咱们要给你爸爸做个生日蛋糕。啊，咱们面前的任务多重大呀。”
他严肃地、谨慎地点点头，他好像对什么事情有点不相信似的。
她说，“咱们要给他做个他见过的最好的蛋糕。最最好的。你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里奇又点了点头。他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劳拉透过像藤蔓般蜿蜒上升的烟雾注视着他。她绝不上楼去看书。她要待在这里。她一定要做需要她做的一切，而且还要做得更多。
达洛维夫人
克拉丽莎抱着一大捧花走上了斯普林街。她想着仍然在门内阴凉幽暗的花店里的芭芭拉，克拉丽莎现在禁不住觉得她还继续生活在过去之中（这多少和芭芭拉的哀伤以及后墙搁架上的丝带有点关系），而她自己则走进了现在的世界：那骑着自行车歪歪斜斜地经过的华人男孩；在深色玻璃上写着的金色的号码二一八；脚的颜色和铅笔头上的橡皮一样的散布在各处的鸽子（有只鸟曾从开着的窗子飞进她四年级时的教室，很凶，令人害怕）；斯普林街；而现在她就抱着一大束花在这个地方。她要顺便到理查德的公寓去一趟，看看他情况如何（打电话没用，他从来不接），但是首先她走到了那个著名的脑袋出现过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里，腼腆地怀着期待站在离得不是太近的地方。那儿聚集着一小群人，多数是旅游者，克拉丽莎站在了两个年轻姑娘的旁边，一个姑娘的头发染成金丝雀般的黄色，另一个的染成了银灰色。克拉丽莎心想，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故意想让别人强烈地联想到太阳和月亮。
太阳对月亮说，“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肯定是梅丽尔·斯特里普。”
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刚才她猜对了。知道别人和她有同样的想法，使她感到一种令人惊奇的强烈的满足。
“不可能，”月亮说。“那是苏珊·萨兰登。”
克拉丽莎认为不是苏珊·萨兰登。有可能是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但肯定不是苏珊·萨兰登。
“不对，”太阳说，“是斯特里普，相信我。”
“不是梅丽尔·斯特里普。”
“是。就他妈是。”
克拉丽莎捧着花怀着几分内疚地站在那里，希望那位影星再出现一次。自己对这件事如此感兴趣，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并不比大多数人更喜欢奉承讨好名人，但是却情不自禁地会被名望的光环所吸引——不仅是名望，其实是不朽——体现在位于麦克杜高尔街和斯普林街拐角处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的一个影星身上。站在克拉丽莎身旁的这两个女孩，最多只有二十岁，长得颇具挑衅性的粗壮，没精打采地互相靠着站在那里，满挂着从折扣商店里买的色彩鲜艳的包；这两个女孩会进入中年和老年，或干瘪或臃肿；埋葬她们的公墓最终会成为废墟一片，野草丛生，夜间野狗出没；而当这两个女孩的遗骨只剩下埋在地下的几块银质的补牙填料时，那个在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的女人，是梅丽尔·斯特里普也好，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也罢，即便是苏珊·萨兰登，仍然会为世人所知。她会存在于档案馆里，在书中；录制下来的她的声音会和其他珍贵的、备受尊崇的物件一起保存起来。克拉丽莎听任自己和任何一个追星族一样傻呼呼地继续在那里又站了几分钟，希望能够看见那个影星出现。是的，就几分钟，站到耻辱感还没有强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她抱着花继续停留在拖车式活动房屋前。她注视着那扇门。过了几分钟之后（差不多有十分钟，尽管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她突然愤愤然地走开了，好像有人失约让她白等了似的，她步行穿过几个街区，到位于住宅区的理查德的公寓去。
这个地段一度曾是某种新鲜事物的中心，有点放荡，名声不好；在城市的这个部分，从酒吧和咖啡厅通宵飘出吉他声，书店和服装店的气味就和她想象中的阿拉伯集市的气味一样：祭奠用香的气味和浓烈的粪土气味，某种木头（柏木？樟木？）、某种水果过熟腐烂的气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进错了门或者走错了一条小巷，似乎就可能，相当可能碰上件倒霉事：不只是受到常见的抢劫的威胁和身体的伤害，还有某种更为恶劣、能改变人的更为持久的伤害。这儿，就在这儿拐角处，她曾和理查德站在一起，那时他十九岁——是个容貌坚定、目光锐利的青年，有不算漂亮的黑头发，脖子很白，奇长无比却很优美——他们就站在这里争吵……争吵些什么？关于一个吻吗？是理查德吻了她，还是她，克拉丽莎，仅仅是觉得理查德要吻她而避开了？在这个拐角处（站在这家商店前面，那时是家卖幻觉用品的商店，现在是熟食店），他们也许接了吻，也许没有，但是争吵过却是肯定无疑的，而不久以后，在这儿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中止了他们的这场小小的试验，因为克拉丽莎想要自己的自由，而理查德想要得到的，嗯，太多了，难道他不总是这样的吗？他想要的太多了。她对他说，那年夏天发生的一切不就是一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吗，他为什么想要拥有她，一个胆怯乖戾的女孩，乳房小得不值一提（怎么能够指望她相信他对她怀有的欲望？），而其实他俩心里都明白他最强烈渴望的是什么，而且他有路易斯，崇拜他的路易斯，一个四肢粗壮、一点不笨、米开朗基罗会欣然为之画像的青年。其实，理查德对她的想法难道不就是又一个诗意的幻想？他们并没有大吵，或引人注目地大闹，只不过是在街角处的一场口角——即使在当时，也不存在对他们的友谊会造成深刻伤害的问题——然而今天回想起来，那场争吵却具有决定性；仿佛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终结、一个新的未来开始的时刻。那天，在争吵以后（也可能之前），克拉丽莎买了一包香和一件旧的灰色羊驼呢上衣，有骨雕的玫瑰花形状的纽扣。理查德最终和路易斯一起到欧洲去了。这时，克拉丽莎心里在奇怪，那件灰色的羊驼呢上衣到哪里去了？好像后来很多年里她一直都有这件衣服，却突然间就不再有了。
她拐进布勒克尔街，又走上汤普森街。今天这个地段只是它过去的自己的仿制品，一个降低了水平的旅游者的游乐场，五十二岁的克拉丽莎很明白，在这些门的后面、这些小巷的深处，只不过是些过着自己日子的人们。荒唐的是，过去的一些酒吧和咖啡厅仍旧在这儿，现在被装修得像原来的样子，以吸引德国人和日本人。商店里卖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当作纪念品的T恤衫，廉价的银首饰，廉价的皮夹克。
到了理查德住的大楼，她自己打开前厅的门走了进去，心里和每次一样想到了“肮脏”这个词。这几乎很可笑，进入理查德居住的大楼的地方竟是如此完美地表现出了肮脏的含义。这里脏得是这样明显、这样可怕，即使在这么多年以后，仍然令她感到有些惊奇。它几乎和一件稀有的异常出色的物件、一件艺术品一样，能够不断令人惊奇；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在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面貌。这里仍然是令人惊异的褪了色的米黄色墙壁，几乎是竹芋粉饼干的颜色；这里是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板，噼啪作响地发出清淡而刺眼的光。更糟的是——糟得要命的是——十年前，没花几个钱把这个窄小的门厅敷衍着装修了一下。现在，门厅里肮脏的呈砖头形图案的白色油地毡和假无花果树，比起破旧的原貌来要更加令人丧气得多。只有那古老的大理石护壁——和帕洛米诺马产于美国西南部的一种毛呈奶油色、黄色或金色，鬃毛及尾毛呈银色的阿拉伯种马。同样颜色的大理石，带有蓝色和灰色的条纹，表面呈深黄和烟青色，像一块精制的陈年奶酪，现在，在发黄的墙壁的映射下显得难看无比——表明这曾经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建筑；这里曾经孕育过希望；那时人们在走进门厅的时候，应该感到他们仿佛有秩序地进入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有值得他们拥有的东西。
她进了电梯，这个极小的电梯间的墙上镶着有木质纹理的金属板，惨白的灯光亮得刺目。她按下了五楼的按钮。电梯门悲叹着咔嚓咔嚓地关上了。没有动静。当然啦，电梯只是断断续续地工作；事实上，抛下电梯爬楼反倒让人放心一些。克拉丽莎按了按标着有些剥落的白色“O”的按钮，在一阵忐忑不安的犹豫之后，电梯门咔嚓咔嚓地开了。她总是害怕在电梯里被困在楼层之间——她毫不费力就能够想象到那长而又长的等待；向房客大声呼救，他们说不定不懂英语，说不定不愿意管这事；能够想象独自在电梯里站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明晃晃的、气味污浊的空电梯里，或看或不看挂在右上角的模糊的圆镜子里自己变形的映像，在这种时候所产生的那陌生的、令人麻木的死一般的恐惧。真的，不如发现电梯根本坏了，走着上五楼倒要好一些。还是不受约束好一些。
她走上楼去，一方面感到厌倦，同时因为抱着一大捧花，也有新娘子——处女般纯洁——的感觉。破损的楼梯是用一种奇特的、混浊的黑色橡胶般的物质做的，中间磨损严重。四个楼梯平台都有窗子，窗外的景色是晒在晾衣绳上各不相同的衣物：印花床单，婴儿衣服，运动长裤；很耀眼的廉价新衣物；完全不是那种老式的洗晒的衣物——如黑袜子，精美的女人内衣裤，褪了色的女便服，发亮的白衬衫等等——这种衣物倒会使得通风井显得是从另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普通但很奇妙。肮脏，她又一次这样想。就是肮脏。
理查德那层楼的过道也漆成了竹芋粉饼干的颜色，但是地面仍然铺着瓷砖，在世纪初的时候必定就是这个样子（油地毡在二楼就神秘地消失了）；瓷砖过道的四周用马赛克镶嵌出呈几何图案的浅黄色花卉，地面有一根沾有红色口红的烟蒂。克拉丽莎敲了敲理查德的门，停了片刻，又敲了敲。
“谁呀？”
“是我。”
“谁？”
“克拉丽莎。”
“呃，达夫人。呃，进来。”
难道还不该抛弃这个老外号是吗？她心里想道。如果他今天情况还好，她就提出这一点来：理查德，难道你不觉得到了该叫我克拉丽莎的时候啦？
她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她能够听见理查德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用低低的、很感兴趣的声音在说话，好像在透露什么秘密的丑闻。她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只听清了“抛”这个词，接着是理查德低沉的笑声，一种微带痛苦的声音，仿佛笑是卡在他嗓子里的某种锋利的东西。
唉，克拉丽莎想道，看来又是这种样子的一天，——肯定不是个适于提出名字问题的日子。
她怎么能够不对埃文和所有那些及时得到了新药的人感到忿忿不平呢；所有那些幸运的（当然“幸运”是相对而言的）男女，他们的头脑还没有被病毒侵蚀成残絮破网。她怎么能够不为理查德感到愤怒呢，新发现的药物虽然使他的肌肉和器官得到了恢复，但是他的头脑似乎已经不可救药了，只是在坏日子里夹上几天好日子而已。
他公寓的房间和往常一样，昏暗而闷人，暖气太热，弥漫着理查德点燃着用以掩盖生病的气味的、用鼠尾草和杜松做的薰香的香气。到处都凌乱不堪，这儿或那儿，装着褐色灯罩的灯发出惨淡的光，形成粉雾般的微弱的光圈，理查德不允许用超过十五瓦的灯泡。这地方最大的特点是一种处于水下的感觉。克拉丽莎行走其间时仿佛在沉船的船舱中小心行进。如果有一小群银白色的鱼在这朦胧的光线中游过，也不会使人过于吃惊。这套公寓似乎并不真的属于它恰巧置身其中的这栋大楼的一部分，当克拉丽莎走进公寓，随手关上了它那有四把锁（其中两把坏了）的巨大的嘎吱作响的门的时候，她总是感到仿佛穿过了一个时空的扭曲点——仿佛是穿过了一面镜子；好像大厅、楼梯井以及过道统统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之中。
“早上好。”她大声说道。
“现在还是早上吗？”
“是的，还是早上。”
理查德在第二个房间里。这套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厨房（人一进门就到了厨房）和另外一个大房间，理查德就在这里过日子（还剩下的那点日子）。克拉丽莎穿过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古老的炉子和巨大的白色澡盆（在房间永恒的昏暗中，澡盆像大理石般闪着微光），有隐约的煤气味和陈旧的食物的气味，高高堆在一起的纸板箱里满是……谁知道满是些什么？那面有镀金框架的椭圆形镜子照出了她暗淡的影像（无论她有多好的思想准备，这仍然使她总是有点吃惊）。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不去理会这面镜子了。
这里是那把她给他买的意大利咖啡壶，整个是用铬和黑钢制作的，也开始进入到总体的因长久不用而落满灰尘的状态之中。这里是她买的几只铜平底锅。
在另一个房间里，理查德坐在他那把椅子里。窗帘还拉着，所有的六七盏灯都亮着，尽管它们发出的微弱的光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刚刚顶得上一盏普通台灯的照明度。理查德坐在房间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穿着可笑的法兰绒睡袍（一件成人尺码的儿童式样的睡袍，深蓝色，印满了火箭和戴着头盔的宇航员），他和一个已经淹死却依然坐在王位上的女王一样，瘦骨嶙峋，威严高贵，却也同样愚蠢。
他不再悄声低语。他把头稍稍往后仰，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仿佛在听音乐。
“早上好，亲爱的，”克拉丽莎又一次打招呼道。
他睁开眼睛。“看看这么多花。”
“是给你的。”
“我已经死了吗？”
“是为晚会准备的。今天早上你的头还痛吗？”
“好些了。谢谢你。”
“夜里睡着了吗？”
“我不记得了。睡着了，我想我睡着了。谢谢你。”
“理查德，今天是个美丽的夏天。我放进一点阳光来怎么样？”
“随你。”
她走到三扇窗户中最近的那扇面前，费了点力气才把防水帆布的遮光帘拉了起来。一道饱受伤害的阳光——能够从理查德住的大楼，和距它十五英尺的、巧克力色的砖结构姊妹楼之间斜着照进来的那点阳光——照进了房间。巷子对面是一个乖戾的老寡妇的窗户和窗户上的软百叶帘，窗台上放着玻璃和陶瓷的小物件（一头拉着一辆车的毛驴，一个小丑，一只龇牙咧嘴的松鼠）。克拉丽莎转过身来。理查德的脸，他脸上的凹陷处和皮肤里深深的皱纹，高而光滑的额头和拳击手般被击扁了的鼻子，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好像一尊沉在水底的雕像被打捞出了水面。
“太亮了。”他说。
“阳光对你有好处。”
她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额头的突出部分。在这么近的地方，她能够闻到他身上各种体液的气味。他的毛孔里不仅散发出他那熟悉的汗味（她一直觉得这气味很好闻，有一种发酵的淀粉的气味；像葡萄酒那样浓烈），而且还有他吃的药的气味，一种药粉的发甜的气味。他身上还有久穿未洗的法兰绒的气味（虽然一周或者不到一周洗一次衣服），以及他整天坐的那把椅子的不重却难闻的气味（这是他唯一令人反感的气味）。
特别是理查德的这把椅子，简直是神经病；或者说，这把椅子的主人，如果不是真的神经病，也已经很难搞清楚他究竟是神经病还是绝望：他听任事情走下坡路，这样长久地放弃对自己一般性的照顾——简单的个人卫生，正常的营养——以致耗尽了自己。这椅子——一把有年头的、四四方方的、加厚了垫料的扶手椅，却胖墩墩地安放在细长的黄色木腿上——明显已经坏了，毫无价值可言。它的面料是某种粗糙的交织着银线的（不知为何，这是它最为不祥之处）本色毛织品。方方的扶手和椅背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而且因为长期不断的摩擦和与人体脂肪的接触，看起来很像大象皮肤的柔嫩部分。已经能够看见一圈圈的弹簧——整齐的一排排发白的、生锈了的弹簧圈——不仅从坐垫下露了出来，而且也从理查德铺在坐垫上的黄色薄毛巾下露了出来。椅子潮湿污秽，发出一股恶臭；一股无法改变的腐烂气味。如果把它拖到马路上（或者说当它被拖到马路上），也绝不会有人捡走。要换把椅子理查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它们今天又出现了吗？”克拉丽莎问道。
“没有，”理查德以儿童般的坦诚不情愿地答道。“它们现在走了。它们非常美丽也相当可怕。”
“是的，”她说，“我知道。”
“我把它们看作是黑色火焰的聚合，我的意思是，它们同时既黑又明亮。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带电的黑色水母。刚才它们在用一种外语唱歌。我想可能是希腊语。古希腊语。”
“你怕它们吗？”
“不怕。嗯，有时候怕。”
“我想去和宾商量一下给你加药的事，你看好吗？”
他厌倦地叹了口气。“我有时候听不见或者看不见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他说。
“但是如果你看不见或听不见它们，”克拉丽莎说，“你就可以得到休息。老实说，你昨夜根本没有睡着，是不是？”
“啊，睡了一小会儿。我对睡眠不那么担心，我更担心的是你。你今天看上去真瘦，你好吗？”
“我很好。我只能待上一小会儿。我得把花放进水里。”
“对了，对了，花，晚会。我的天哪。”
“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了一个电影明星，”克拉丽莎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好兆头，你说呢？”
理查德沉思地笑了笑。“啊，嗯，兆头，”他说道。“你相信兆头吗？你认为我们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吗？你认为会有人这么为我们担心吗？哎呀，那样不是太好了吗？嗯，也许是这样的。”
他不会问那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其实他根本不关心。在克拉丽莎的熟人中，理查德是唯一对名人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他真的并不赏识这种名望。克拉丽莎认为这是极端的自负和某种学者心态的结合物。理查德想象不出，有什么生活能比他自己的以及他熟人的生活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感到得意而舒畅。他不是那种贬低别人的自我中心者。他是相反的那种自我中心者，推动他的不是贪婪，他追求的是恢宏的气势。如果他坚持另一个版本的你，比你料想中的自己要更有趣、更特别、更古怪、更深刻——能够在世界上做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多的好事或坏事——你根本就无法不相信，至少在他面前以及离开他不久的时间里是如此，只有他才能够看到你的本质，评估你的真正品质（并不是所有的话都必然是让你得意的——某种不得体的、幼稚的直率是他作风的一个部分），比任何人都更为充分地赏识你。只有在认识他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开始明白，对他来说，你基本上是个虚构的人物，他赋予了你几乎无限的制造悲剧和喜剧的能力，并不是因为那是你的本性，而是因为他，理查德，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极端的、支配一切的人物的世界里。有些人宁愿和他断绝了来往，而不愿继续做他总是在脑子里创作的、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故事的史诗中的人物；但是也有人（克拉丽莎是其中之一）喜欢他给他们生活中带来的夸张感觉，甚至开始对这种感觉产生了依赖，就像他们依赖咖啡使他们早晨清醒过来，依赖一两杯酒使他们晚上能够入睡一样。
克拉丽莎说，“迷信有时能给人以安慰。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拒绝一切慰藉。”
“是吗？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喜欢慰藉。喜欢某些慰藉。我非常喜欢某些慰藉。”
“你现在感觉怎样？”
“好，相当好。只是时间不长。我老是梦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
“晚会五点钟开始，你记得吗？晚会五点钟开始，颁奖仪式在晚会后举行，八点，在住宅区那边。这些你都记得的，是吧？”
他说，“记得。”
然后他说，“不记得。”
“到底记不记得？”她问。
“对不起。我好像总是在想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当你问我是不是记得晚会和颁奖仪式时，我以为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记得参加过了。而我确实是记得的。我好像没有时间概念了。”
“晚会和颁奖仪式是在今晚。在将来。”
“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知道。可是，你看，我好像已经进入了将来。我清楚地记得还没有举行的那晚会的情况。我也完全记得那颁奖仪式。”
“今天早晨他们给你送早餐来了吗？”她问。
“瞧你问的。他们送了。”
“你吃了吗？”
“我记得吃了。不过也可能我只是打算吃而已。这儿什么地方放着一顿早饭吗？”
“就我所见，没有。”
“那么想来我是设法给吃掉了。食物并不太重要，是吧？”
“食物非常重要，理查德。”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克拉丽莎。”
“承受得了什么？”
“在大家面前表现出自豪和勇敢。我能够生动地想得出来，那儿是我，一个可怜的、发疯的病入膏肓的家伙，伸出颤抖的手去接他那小小的奖品。”
“亲爱的，你用不着自豪。用不着勇敢。这不是表演。”
“当然是表演。我因为自己的表演得了奖，你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我因为得了艾滋病、为此发疯而又表现出勇敢才得的奖，和我的作品根本没有关系。”
“别说了，求你了。你得奖完全是因为你的作品。”
理查德深深吸进了一大口气，又有力地将这口潮湿的气体呼了出来。克拉丽莎想到了他的肺，就像绣上了错综复杂的血管的发亮的红枕头。奇怪的是，他的两肺是他受感染程度最轻的器官之一——由于不可知的原因，它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病毒的侵害。随着那有力的呼吸，他的眼睛似乎聚焦了，更绿更深邃了。
“如果我身体健康，你不觉得他们就不会给我这个奖了，对不对？”他说。
“哦，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会给的。”
“劳驾别说了。”
“要是这样，那么你也许应该拒绝这个奖。”
“糟就糟在这里，”理查德说。“我想要这个奖。真的想要。如果你对获奖这件事要不就特别在意，要不就无所谓，那就要容易得多。它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吗？”
“什么东西？”
“奖品呀。我想看一看。”
“你还没有得到呐。是今天晚上颁奖。”
“啊，对了，今天晚上。”
“理查德，亲爱的，听我说。这事可以很简单。你可以从中获得单纯而直接的乐趣。我会和你在一起，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希望这样。”
“那是个晚会，仅仅是个晚会而已。在场的全都是尊重和钦佩你的人。”
“真的吗？都是谁呀？”
“你知道是谁。霍华德。伊莱扎。马丁·坎波。”
“马丁·坎波？啊，我的天。”
“我以为你喜欢他呢。你一直说你喜欢他。”
“呃，嗯，是的。我想狮子也喜欢动物园的看守的。”
“三十多年以来马丁·坎波一直不断地在出版你的作品。”
“还有哪些人来？”
“这件事我们说过多少次了。你知道谁要来。”
“再告诉我一个名字，好吗？告诉我一个英勇的人的名字。”
“马丁·坎波就很英勇，你不觉得吗？明知不会有销路，他还是把全部家当都投在了出版重要而艰深难读的作品上。”
理查德闭上了眼睛，把瘦削的头向后靠在椅子破旧、油腻、粗糙的靠背上。“那好吧，算了吧，”他说。
“你用不着讨人喜欢或者去招待别人，你用不着去故意表演。这些人长久以来都十分信任你。你只需要出现在那里，坐在沙发上，手里拿不拿饮料都没有关系，听不听别人说话、笑不笑都没有关系。这就行了。我会为你照看一切的。”
她真想抓住他瘦骨嶙峋的双肩使劲摇晃他。理查德可能（虽然你觉得也许不该这样想）正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他可能会在他人世间的事业的这个最后时刻，开始获得受到初步赏识的迹象，这种赏识会对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假设还有什么未来的话）。这样的一个奖项比得到诗人和学术界代表大会的关注更为重要；它意味着文学本身（现在正在塑造着文学的未来）似乎感觉到需要理查德的独特贡献：他对正在消失或已经完全消失了的世界的大胆而冗长的悲叹。虽然还不能确保如此，但是看来克拉丽莎和那一小群人似乎确有可能一直都是对的，也许就是对的：这位难懂的、沉思的、好挑剔的理查德，观察事物细致入微、详尽透彻、企图使文字产生核裂变效果的理查德，在其他更时髦的名字淡去之后，将会继续存留于世。
而克拉丽莎，理查德最老的朋友，他的第一个读者——当一些后来的朋友都逐渐觉得他已经死去，仍还每天都去看他的克拉丽莎——要为他举行一个晚会。克拉丽莎把自己家里摆满了鲜花和蜡烛。她为什么不应该希望他出席呢？
理查德说，“那里并不真正需要我，对吧？晚会只要想到我就可以照样开。其实晚会已经是个事实了，有没有我都一样。”
“你现在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可快要不耐烦了。”
“别，求你了，别生气。啊，达夫人，实情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去参加这个晚会。我太失败了。”
“别说这种话。”
“别，别。你心好，你心太好了，但是恐怕我是失败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原以为我比实际的自己更了不起。我能告诉你一个令人难堪的秘密吗？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
“当然可以。”
“我以为自己是个天才。我私下还真把这个词用在了自己身上。”
“呃——”
“啊，傲慢自负，傲慢自负。我大错特错了。它使我失败。简直是难以克服。我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简直太多了。我的意思是，有天气，有水和陆地，有动物，建筑物，过去和未来，有空间，有历史。有卡在我的牙缝里的这根线还是什么的，有路对面的老太太，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把窗台上放松鼠和毛驴的地方对调了一下？当然啦，还有时间。有地方。有你，达夫人。我想把部分的你和你的部分的故事写出来。啊，要是这样做了我会很高兴的。”
“理查德，你都写出了一整本书了。”
“可是什么都没有写进去，几乎什么都没有写。再说我硬粘上去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尾。噢，我不是在寻求同情，真的。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不是吗？”
“是的，我想是的。”
“你在一个池塘边吻了我。”
“一万年以前的事了。”
“但这种事仍在发生。”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发生在现实之中。那发生在彼一个现实，这发生在此一个现实。”
“你累了，亲爱的。你必须休息了。我给宾打电话谈谈你用的药，好不好？”
“唉，不行，我没法休息。过来，离我近点，好吗，求你了？”
“我就在你旁边嘛。”
“再近点，握着我的手。”
克拉丽莎握住理查德的一只手。手是如此虚弱，即使到了现在仍使她十分吃惊——触摸起来感觉多么像一捆细树枝啊。
他说，“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你不觉得吗？”
“你说什么？”
“我们是中年人，我们是站在池塘旁的年轻恋人。我们什么都是，同时都是。这难道不奇妙吗？”
“奇妙。”
“我没有任何遗憾，真的，除了一件事之外。我想要写你，写我们，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写出一切：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及我们本可以拥有的生活。我想写我们所有可能死去的方式。”
“不要有任何遗憾，理查德，”克拉丽莎说。“没有必要，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
“你这样说使我很感激。”
“你眼下需要的是睡上片刻。”
“你认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好吧。”
她说，“我会来帮你更衣的。三点半怎么样？”
“见到你永远让人高兴，达夫人。”
“现在我得走了。我得把花插到水里去。”
“是的，哎呀，是的。”
她用指尖轻轻触摸了一下他瘦削的肩头。她感到遗憾，这怎么可能呢？她怎么能够，即使到了现在，还想象着他们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他们也许可以是夫妻，知音，各自另有情人。这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理查德曾经是个劲头十足、个子高高、身体强壮、聪明机灵的青年，皮肤白得像牛奶。他曾经穿一件旧军大衣大步穿过纽约，一面激动地高谈阔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用自己找来的一条蓝丝带草草扎起来免得遮住脸。
克拉丽莎说，“我做了那道蟹肉菜，倒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菜能够真正地吸引你。”
“噢，你知道我多么喜欢那道蟹肉菜。确实不同一般，当然是这样的。克拉丽莎？”
“什么事？”
他抬起了他那巨大的、被破坏了的头。克拉丽莎把脸侧过来，让理查德吻了她的面颊。吻他的嘴唇可不是个好主意——普通的感冒对他都会是场灾难。克拉丽莎让他吻了她的面颊，用指尖捏了捏理查德瘦削的肩膀。
“我三点半来。”她说道。
“太好了，”理查德说。“太好了。”
伍尔夫夫人
她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钟。几乎过去两个小时了。她仍然感到劲很足，尽管她知道，明天她回过头来看已经写好的东西，可能会觉得虚幻轻浮，华而不实。人在头脑里构思的书总是比在纸上写出来的要好。她喝了一小口冷了的咖啡，容许自己去读已经写好的部分。
看来还不错；有的部分确实还非常好。当然，她抱有很强烈的希望，她希望这部书成为她最好的作品，终于能够达到她的期望的作品。但是，一个普通女人生活中的一天够写成一部小说吗？弗吉尼亚用拇指轻叩自己的嘴唇。克拉丽莎·达洛维会死去，这一点她是肯定的，尽管这么早还不好说是怎么个死法，甚至具体为什么会死。她会，弗吉尼亚相信，自杀。对，她会这样做的。
弗吉尼亚放下了笔。她很想写上一整天，写满三十页而不是三页，但是在最初几个小时以后，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动摇，她担心如果越过了自己的极限，将会破坏整个计划。她会听任笔游荡到一个可能再也回不来的不连贯的领域。同时，她又不愿把任何能够有力地进行思维的时间花在写作之外的事情上。她总是在担心病情复发的恐惧下写作。先是头痛，那根本不是普通的痛（“头痛”这个词似乎一直不足以表达这种痛苦，可是给它以任何别的名字又太夸张了）。疼痛渗透了她，不仅仅使她痛苦，而是栖居在她的身上，就像病毒生存在宿主体内一样。头痛一阵一阵地突然袭来，炫目的亮光颤动着持续射进她的眼睛里，她不得不提醒自己，别人是看不见这些的。疼痛征服了她，很快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原来的弗吉尼亚，它强有力地推进着，锯齿形的轮廓如此清晰，使她不得不认为它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的独立存在物。她和伦纳德在广场散步的时候可能会看见它：一团银白色的闪烁着的东西飘浮在圆石路面之上，有不规则的尖形突出，形状不固定，但是很完整，活像一只水母。“什么东西？”伦纳德会问。“我的头痛，”她会回答说。“请别理睬它。”
头痛总是存在，它伺机肆虐，而不管她不受头痛摆布的时间有多长，她仍然感到只是暂时的。有时候头痛仅仅占据一个夜晚或一两天的部分时间，然后就退去了。有时候则一直不退，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直到她自己倒下。在那种时候，疼痛就移出她的头颅，进入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便都发光、跳动。一切都被强光影响，随之跳动起来，于是她祈求黑暗，就像一个在沙漠中漫游的迷路人祈求水一样。世界如沙漠缺水一样缺乏黑暗。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没有黑暗，她紧闭着双眼也没有黑暗。有的只是明亮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当她进入到这个无情的明亮世界以后，声音就开始出现了。有时候声音很低，是不附着于任何躯壳的、由空气本身聚合而生的咕哝声；有时候声音从家具背后或墙壁里面发出，模糊不清，但是寓意深长，毫无疑问是男性的声音，老气横秋，令人厌恶。声音中充满了怒气、指责、失望。有的时候声音似乎在相互低声交谈；有的时候又似乎在背诵文章。有时候她能够隐约听清一个词，一次是“抛”，两次是“在下面”。她窗外的一群麻雀有一次用希腊语，绝对是希腊语，唱歌。这种状态使她苦恼至极；在这种状态之下，她会对伦纳德或者任何走近她的人（和魔鬼一样嘶嘶地发着光）尖声喊叫；然而，这种状态如果延续下去，也会开始像虫茧一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将她包裹起来，直到最后，时间到了，她破茧而出，浑身是血，不断颤抖，但满怀想象，一旦休息好了，就能重新工作。她惧怕陷入痛苦和强光之中，但是又猜想它们对她来说是必要的。现在她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头痛的摆布了，很多年了。她知道头痛会多么突然地再度发作，但是在伦纳德面前她会漠视它，表现得比她有时感觉到的更为健康。她要回到伦敦去。她宁愿在伦敦疯疯癫癫地死去，也不愿在里士满人间蒸发。
她疑惑不定地决定今天就写到这里了。她总有这样一些疑惑：她要不要再写上一个钟头？是明智的决定，还是因为她懒惰？她告诉自己，是明智的，而且几乎相信了这个想法。她大约已经写出了二百五十个字。就算够了吧。要有信心你明天还会在这里，在自己能够辨认出自己的情况下在这里。
她拿起剩有冰冷的咖啡渣的杯子，走出房间，下楼来到了印刷间，拉尔夫正在看伦纳德已经看过了的校样。
“早上好。”拉尔夫欢快地对弗吉尼亚说，同时他也有点紧张。他的宽大、温和、英俊的脸红红的，前额几乎通红，她立刻就看出来，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个好的早晨。伦纳德想必是对什么没有做好的事情生气抱怨来着，如果不是新问题，就是昨天留下的老错误，而现在拉尔夫坐在那里看校样，带着挨了骂的孩子的急切神情，满脸通红地说“早上好”。
“早上好。”她答道，声音热情，但是谨慎地没有表示出任何同情。这些男女青年，这些助手们，流动性很大；已经又雇用了玛乔里（说话时慢吞吞地拖长了调子，而且眼下她在哪儿呢？）来做拉尔夫认为做了会有失他的身份的工作。肯定用不了多久，先是拉尔夫、然后玛乔里会另谋高就，而她，弗吉尼亚，走出书房时就会发现，某个新来的人在挨过骂后红着脸对她说早上好。她知道伦纳德态度可能会粗暴，说话尖刻，要求之严格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她知道这些年轻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是她不会站在他们一边和他作对。她不会充当进行干预调停的大娘，即使他们以渴切的微笑和受到伤害的眼神乞求她这样做。毕竟，利顿【11】才是该为拉尔夫伤脑筋的人，利顿尽管可以随便对待他。拉尔夫和以后来此工作的他的同龄青年男女一样，会另谋高就，在外面更大的世界里做不论他们会做的什么事情——谁也不会指望他们以当印刷厂的助手为业。伦纳德可能专横，他可能不公平，但是他是她的伴侣，是照顾她的人，她不会做有负于他的事情，肯定不会为了一个英俊的、乳臭未干的拉尔夫，或者是声音像长尾小鹦鹉的玛乔里这样做。
“八页里就有十个错误。”伦纳德说。嘴巴两侧的皱纹深得你都能塞进去一枚一便士的硬币。
“幸亏发现了。”弗吉尼亚说。
“错误似乎都集中在中间部分。你认为写得不好的东西真的会遇到更高的倒霉几率吗？”
“要真是这样，我是多么希望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我出去散散步，让脑子清醒清醒，然后再来动手干活。”
“我们的进度不错，”拉尔夫说道。“今天应该能够干完。”
“如果下星期的现在能够干完，”伦纳德说，“就算好运气了。”
他生气地瞪了一眼；拉尔夫的脸又红了几分。当然啦，她想。拉尔夫排版，干活不仔细。真理，她心中暗想，像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庄重丰满的女主妇，镇静地坐在了这两个男人之间。它并不属于拉尔夫，这位年轻的列兵，拉尔夫喜欢文学，但是却以同样甚至更大的热情，喜欢在一天工作结束以后等待着他的白兰地和小甜饼；他是个心地善良毫不出众的人，几乎不能指望他在有限的生命中使这个普通世界中的普通事务得以延续。真理同样也不（唉）属于伦纳德，才华横溢、坚持不懈的伦纳德，他拒不区分挫折与灾难之间的不同；他对成就的崇拜高于一切，因为他真的相信，他能够铲除和改造人们因不负责任以及平庸无能而造成的每一个事故，所以常常令人感到难以忍受。
“我相信，”她说道，“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把这本书搞得让人满意，而且还仍然能够过圣诞节。”
拉尔夫咧着嘴对她一笑，显出如此轻松的神情，她真想扇他一巴掌。他过高估计了她的同情——她说这番话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伦纳德，就和她母亲一向会对仆人晚餐时闯的祸轻描淡写，为了她的丈夫和所有其他在场的人的缘故，她会宣称那只被摔得粉碎的大盖碗并不是会发生任何坏事情的预兆，爱和宽容的圈子不会被打破，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注释：
【11】利顿·斯特里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和随笔作家，伍尔夫家的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