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一想到我的父亲，我便对这个问题变得张口结舌起来。当然，我会很快调整好状态，说自己是广州人。对方一般会继续追问：“广州人？听不出来，你的普通话还蛮标准的。”我只得说：“因为我父亲是北方人。”对方的眉头释然了：“哦，那你也算北方人啊。”就是这么一番简单的问答，却让我心中的情绪经历着隐秘的起伏，变得有点儿张口结舌。这种状态，每每让我打心底里对父亲感到亲近，因为他经常遭遇这样的状态。但是，说完后我深感愧疚，因为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自己的北方人身份，强调自己是广州人，而我却如此草率地全盘托出，简直像可耻的背叛。
父亲从北方来广州30多年了，也许已经40年了，谁知道呢！因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过去，好像他自打娘胎里出来就开始在广州闯荡了。其实，在广州这个地方，外地人太常见了，特别是这30年来，一波波的外地人来这里寻找发展的机会，其中有些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气得某些本地佬发明了一个词：“北捞。”很多外地人刚开始以为这是“北方佬”的简称“北佬”，于是满不在乎。待得久了，才知道不是“佬”，而是“捞”，捞钱的捞，难听得要命。父亲也不例外，他非常痛恨这个词。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没捞到钱的失落，又有一种身份上的反抗。虽然父亲从没说起过自己来广州的原因，但他明确表示，他绝对不是为钱来的。他越过这个原因，着重强调自己生命的一大半时间都耗在这里了，早已是地道的广州人了。无论户籍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从理论上说，的确如此，可问题在于，他那一口夹杂着粤语的北方话，在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形象之间，画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就连他娶了本地老婆的婚姻都无法填补。
父亲应该一直都没意识到，就连母亲和我都不认为他是广州人。当然，我们没这么直白地说过，甚至，也算不得这么想过，我们只是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会像收音机调频那样，不自觉地把粤语转换成普通话。其实，我们用粤语说任何事情他都听得懂，他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好在他对此并不在意，他慈爱地看着我和母亲，在普通话里忽然丢出一两个粤语词汇来，好像我们根本没有转换过语言频道。我看着他的这种神情，有时会突然觉得他好孤独，那种状态让他像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流亡者，或是像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愿意那样去想他，我会尽可能多地和他讲话，用语文课堂上那种标准的普通话，希望他也能理直气壮地和我讲标准的普通话。但遗憾的是，作为回应，他的腔调里竟然夹杂了更多的粤语词汇，全都变了味，好像那些没学好普通话的本地街坊。
我不记得父亲的家乡。当然，我知道是在山东省，但是在山东省的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我就不清楚了。父亲说在我小的时候，带我回去过，我玩得非常开心。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几乎相信了，但我完全不记得。根据他的描述，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直铺到了地平线，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我闭上眼睛，好像看见自己穿着开裆裤，在无垠的麦田中奔跑着，农民们把收获的麦子捆起来，堆成一垛垛的矮墙，我蹲下来，藏在矮墙后边，仿佛躲开了父亲和整个世界。我问父亲：“那你一定是秋天带我回去的吧？”父亲想了想说：“不是，是在一个春天，当时还下了一场春雪呢，你妈妈带着你在雪地里跑，但白雪很快就变成了黑色的污泥。”于是，我脑海中的画面便恍惚了，也许我是把自己当作某部电影里的主人公了吧。从此，我在想象故乡的时候，不再把自己置放其中。后来有一次，我向父亲提议，我们现在可以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故乡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亲人都没了，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早已过世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继续追问他：“难道没有兄弟姐妹吗？”他犹豫了一下，咳嗽了几声，回答说他有一个姐姐，但是她还没满周岁就被送人了，他只是听说过她，从来都没见过她。她就像一个传说。
我看着父亲，他真是个孤独的人。
这个人孤独、平凡，是个不折不扣小人物，但他的性格却相当隐忍，能够做到一些无法想象的事情。比如说，他不仅不会讲地道的粤语，而且口才也不怎么样，但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勇气，居然做了许多年的推销员！一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自己并不擅长的行当吧，可父亲似乎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且乐在其中。这就显得不可思议了——他笨口拙舌地奔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供养着这个家庭，把我从幼儿园拉扯到了重点中学。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提着一款黑色的牛皮包，穿着洗得发灰的短袖衬衫，每天一大早就出门了。他推销一种叫做“菲塔”的洗发水，后来这个品牌还做洗面奶、润肤露，继而还做专门的男士洗面奶、男士润肤露。这让我比起同龄的小伙伴来，唯一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从小就使用专门为男士制造的洗面奶、润肤露。也许出于怀旧的心绪，我现在仍然使用“菲塔”的产品，并推荐给周围的朋友，让他们支持本土“国货”。但话说回来，父亲从来不用“菲塔”，即使各种“菲塔”在家里积压得像座小山一样，他也不为所动。他用看待银行存款样的眼神看待它们。的确，他是个很节省的人，他只用几块钱一块的香皂。他身上那股特殊的廉价香味，是我用嗅觉辨识自己父亲的重要标志。
节假日的时候，除非来台风下暴雨，否则父亲都不休息。他常常说，节假日可是推销员大展拳脚的好日子。我央求他带我一起去工作，因为我对外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想想看，谁能比一个推销员更深入一座城市的细枝末节呢？更何况广州的零乱无序妇孺皆知，那些毛线团样的道路让它成了真正的迷宫。童年的我读了几篇希腊神话，觉得跟父亲去探索广州，肯定是一场奥德修斯般的冒险之旅。
没想到父亲不乐意带我。他一方面希望我在家好好学习，另一方面觉得带着一个孩子会显得很不“专业”，影响工作效率。母亲说带着孩子会让人觉得更可靠，更有责任感，也能激起别人的同情。他一听，几乎跳了起来，眼神惊恐地看着母亲说：“我可不需要别人的同情，这是推销，又不是乞讨！”母亲生气了，不再和他理论，狠狠瞪了他一眼，用粤语说：“带细路仔玩下啦！你摆款是吗？”他的肩膀一下子塌了，眼神中的惊恐都涣散掉了。他知道母亲只有着急生气的时候才会和他讲粤语。他无奈地叹口气，一手拎包，一手牵着我的小手，向外走去。在巷子里无论碰见哪个街坊，他都会很客气地说：“早晨好。”这应该是他发音最准的一句粤语了。他带着我乘坐182路公交车，向越秀区驶去。人太多了，他一手抓着扶杆，一手箍着我的身体，然后告诉我，整个越秀区都是他负责的地方。他的语气自信，在我听来甚至不无豪迈，就像是黑社会大佬说：这块地头都是我的。我的父亲，即使他只是一个落魄的推销员，在他的儿子面前依然有着豪迈的一面。我喜欢父亲的豪迈。
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下车走到一家和鱼丸店差不多大的档口前，他让我站在门口等着。他走了进去，和里边的几个人打招呼，并朝外指了指，干巴巴地说：“我儿子。”那些人的目光扫了过来，又收了回去，什么话都没说。父亲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有些愧疚。他转身走到里间的仓房拿货，等他再走出来的时候，他黑色的牛皮包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箱子，胸前多了一条褐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也变得湿润了，全部向后倒去，像是冲撞了一场暴风骤雨。我想笑，赶紧忍住了。虽然他这个样子有些滑稽，但的确清爽了许多，远远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在写字楼上班的家伙。他带着我向城市深处迈进，奥德修斯的冒险正式开始。不过，且慢……他居然绕过了街边那些雄伟的高楼大厦，向青石板铺就的小巷走去。巷子很安静，低矮的晾衣绳纵横交错，上边搭着刚洗完的衣裤。路边的几只哈巴狗懒洋洋的，半张着嘴巴，急促地喘着气，任由衣服里的水滴打在脸上身上尾巴上，有时，它们干脆伸出舌头来，舔舔脸上的水滴，像是在享受一种美味。这样的巷子和我家的巷子大同小异啊，我有些失望，我渴望看到这座城市神秘的一面，比如那些高楼大厦里边都有些什么，可我的父亲没有办法带我进去，门口的保安老远就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天气太热了，父亲和我浑身上下都是汗，黏糊糊的，像镀了一层树脂。父亲让我走远一些，他自己站在原地，整理了一下上衣，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一个穿着花睡衣、扇着扇子的师奶探出脑袋来，父亲有些紧张，开始用夹杂着粤语的普通话推销他的商品。他卖力地说着，把箱子打开来给师奶看，当师奶摇头的时候，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这时候，他不仅满头满脸都是汗，而且汗滴汇聚成河，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使得那件旧衬衫紧紧粘在他的背上，他的胳膊都无法灵活摆动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我，只是默默地把手伸到背后，将湿透的衬衣像翻书那样揭起来，来回摆动着。这个动作像是一面凸透镜，放大了他的尴尬。终于，他站在那里不动了，师奶早已缩回了门后，本次行动彻底失败。我看着他，以为他会转头看着我，和我说点什么了，但他没有。他的目光像条鲇鱼从我身上滑了过去，落在了第二户人家的门上。他走过去敲门了……
当他一连敲了5户人家的门，重复完那些令人尴尬的动作之后，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他回过头来，认真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我：“有为，好热吧？”那神态仿佛我也是一位潜在的客户。他把我带到巷子尽头的一家冷饮店，给我买了一根冰棍。我递给他，他摆摆手说：“你吃吧，爸爸不热。”我吃冰棍的期间，他又去敲门了，终于，这家人买了一瓶“菲塔”洗发水，父亲不停地说着谢谢，直到人家关上门，还对着门说了几句。他看向我的时候，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
我们穿行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偶尔会遇见一些颓圮的祠堂，父亲会放慢脚步，给我讲些历史典故，不乏道听途说、穿凿附会，甚至胡编乱造的成分，就连上小学的我都能识破其中的漏洞。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感到奥德修斯的冒险尚未结束，广州城的迷宫正在解开。有一次，他指着一个名叫“万木”的祠堂对我说：“爸爸希望你以后像他一样，成为对国家有大用的人。”我问：“他是谁？”他说：“康有为。”他说出这三个字时的严峻表情，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他摸着我的脑袋说：“这也是你名字的来历，你要好好努力，对得起你的名字啊！”我懵懂地点点头。如今念及这些小事，才发觉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为他自己，也为我，寻找着可以信赖的认同元素，然后，他在看不见的生命深处把它们叠加、融合、沉淀起来。这就是父亲自制的隐形铁锚，他试图将自己的这艘小船更好地固定在广州的大港湾里。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父亲的铁锚越来越沉了，他几乎无法移动了，这不免有了作茧自缚的悲哀。
母亲在一所民办小学当语文老师，人缘不错，有一次她的同事来家里做客，聊起来，那同事说自己是山东人，母亲随口就说：“我老公也是山东的。”这时父亲正好端了一壶茶进来，那同事见状很激动，站起身来，要和父亲认老乡。这让父亲很尴尬，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咳嗽着说：“可我，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那同事说：“你一定要回去看看！现在变化可大了！”“好的，好的，一定。”父亲嗫嚅着说，眼神恍然间变得异常空洞。这下轮到那同事尴尬了，她坐回到沙发里边，尽管脸上还挂着微笑，但看得出来，她变得拘谨起来，在暗暗反思自己究竟说了什么过分的话。这时，母亲解围说：“其实，我都搞不懂他是哪里人，他就像个伞兵一样，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她的话让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也笑了，尴尬的氛围得以缓解度过。从那以后，“伞兵”就成了父亲的绰号。不过母亲和我从未那样去称呼过他，我们看着他孤独的背影，总会忍不住想起来。那种时候，我和母亲的眼神碰在一起，“伞兵”，一声呐喊回荡在我们心间。因此，这不是一个用嘴巴说出的绰号，而是一个用眼神说出的绰号。
但是，我真的很爱我的父亲，我甚至是崇拜他的。尤其想起和他一起出门推销的日子，他所遭遇的艰辛与尴尬并没有降低我对他的感情，反而加深着这份感情。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用那么笨拙的方式那么执着地推销产品，居然还养活了一个家庭。我压根无法做到。比如说我的口才也不好，我在学生时代最怕的事情就是在课堂上公开发言，尤其是被老师点名，站在讲台上面对大家的时候，我都快要窒息了。每当那样的时刻，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起父亲：父亲把手伸到背后，把汗水濡湿的衬衣从脊背上揭下来，像蝴蝶翅膀那样扇动着。那时的我早已满头大汗，衣服沾身，可我连把手伸到后面揭开衬衣的勇气都没有，我就那么傻愣愣地站着。啊，我讨厌这样的自己！所以说，我的父亲绝对是一个成功者，但他获取的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的一切作为都在拓宽着成功的定义。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企业里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经常会面试一些求职者，他们的表情让我忽然觉得：父亲之所以能卖出产品，就在于他的那副艰难痛苦却又真诚坦率的表情吧，那里边蕴含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不过，再怎么说，父亲最终还是丢了这份工作。
那是一个夏天，当然，一年中广州有一半的日子都可以称为夏天，因此那天一定是夏天里最热的那几天。那天黄昏，他提着黑色的箱子回家了，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把那个黑色的箱子提回家过。可那天，他却左手提着黑色的牛皮包，右手提着黑色的箱子，这让他看上去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母亲正在做饭，菜刚切好，锅里倒了油，吱吱作响。我接过父亲递来的黑色的箱子，看到他衬衣的纽扣全部解开了，露出里边汗津津的皮肤。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以前再热的天他都会把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他经常说，做推销的，你的样子代表着你的产品，所以你看上去一定要像个正经人。可今天，他和巷子里乘凉的那些阿伯们没什么两样了。我觉得奇怪极了，但我看着他阴郁的脸色，什么都不敢问。母亲从厨房走了出来，望见父亲的样子，也不免有些发怔。这时油烧开了，刺鼻的烟冒了出来，父亲打了个喷嚏，大声说：“快去炒你的菜啦！”母亲被吓了一跳，像鸵鸟那样缩回了脖子，继续炒菜了。家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和厨房的油烟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房间像是塑料温棚一般，闷得喘不过气来。
吃饭的时候，父亲的沉默像一堵墙，把他和我们隔开了。但是，他咀嚼饭菜比平时有力了很多倍，那种可以咬碎骨头的声音刺穿了他的沉默之墙，扎在我们的心上。就在我们即将承受不住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而且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那些北捞！”母亲夹菜的筷子抖了一下，停在了半空中，一根青菜掉在桌面上，像一条受伤的大青虫。足足10秒钟后，母亲才缩回了筷子，小声说：“你别这样说，太难听了。”我也小声说：“是啊，好难听。”父亲涨红脸，大声嚷嚷起来：“北捞北捞北捞！我就要说！怕什么？!我又不是北捞！”母亲改用粤语低声说：“小声点，小声点，慢慢讲啦。”母亲一说粤语，一道无法翻越的墙壁就会矗立在父亲的面前。但是此时此刻，他真的很想对母亲说些什么，他刚刚发出第一个音节，母亲又用粤语说：“莫好讲粗口啦。”母亲轻柔无骨的粤语和谨慎瑟缩的神情硬是把他的话堵在了嗓子眼里。他脸部的肌肉开始痉挛，然后嘴巴张得好大，像是一条快要窒息的鱼。我赶紧倒了杯水给他，杯子在他手中微微颤抖着，环形的水面上激起了不规则的细密波纹。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气说：“那些北捞害我丢掉了工作。”
我和母亲呆住了，我们只是以为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丢掉了工作。在我心里，父亲作为推销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他做得笨拙甚至可笑，但我无法想象一个不是推销员的父亲，简直像是无法想象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我很想安慰一下父亲，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母亲的眼泪涌了出来，她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做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父亲的声调一下子降下来了，他几乎哽咽着说：“因为他们雇用了更廉价的北捞……最让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他们居然在背后也叫我北捞，他们说如果我愿意接受和其他北捞一样低的提成，我就可以留下来。那怎么可能呢？我在那里干了多少年了，是元老级的员工了！可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母亲沉默了许久，我看到菜碟边沿的油都凝结起来了，她才说：“这个社会太无情了。但你别想得太多了，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也不急着出去找工作。”父亲抬起头来，脖子向前倾着，说：“没想到他们也会这样叫我，他妈的，我和他们做了20年的同事，他们居然也叫我北捞！我真的想不通，我得想办法报复这帮王八蛋！”
那些天里，父亲变得很奇怪，他穿着洗得发黄的背心和短裤，长久坐在家门后的一张小板凳上。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隔着门上防蚊的纱网看到他的那团黑影。那团黑影像是莫可名状的梦魇，深深刺痛了我，并沉淀在了我的心底。我开始不想回家，尽量留在学校里，直到写完作业才回家。母亲也不敢说他，只是做好饭菜的时候才叫他。他像一个突然获得了动力的机器人一般，从小板凳上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异常缓慢地挪到饭桌前，面无表情地端起碗开始吃饭。他偶尔会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放下碗筷，咽下嘴里的饭团，认认真真对他汇报。我特别害怕自己会成为引燃他怒火的导火索。可他似乎并没有看我，只是随着我的话点着头。他成了一个人形的空壳，里边的生命全都流走了。他的眼神，呈现出的全是空壳内部的无尽黑暗。我不敢看他第二眼。不过，感谢父亲，在那段晦暗的时日，他的怒火自始至终没有爆发出来。我说过，他是个隐忍的人。
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门后的那团黑影不见了。推开门，我看到他坐在客厅的木沙发上，喝着茶。虽然他还穿着熟悉的背心短裤，但那背心短裤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像是新买来的一般。他的胡子也剃干净了，露出了青色的皮肤，看上去像个精壮的小伙子。他没有半句缓冲的话，劈头兜面地说：“我要去学开车了。”
我嗫嚅着说：“你……你准备去跑运输吗？”我知道邻居王阿婆的儿子就是跑运输的，他开着那种蓝色的东风大卡车，很威风，每次停车下来总要往地上吐口浓痰。
“不，”父亲挥舞着手中的茶杯说，“我打算开的士。”
他看到我迷惑不解的样子，解释道：“你觉得还有比推销员更熟悉这座城市的职业吗？”还没等我回答，他站起身来，踱着步，大声说：“当然没有！但我可以退一步，做一种比较熟悉这座城市的职业。儿子，你想想，客人想去哪儿，我都能送到。我现在要做的，只是学会开车。事情不是变得很简单了吗？”
的确，我承认，他说得很有道理，这是个好主意。我高兴地说：“老爸，我支持你！”
他用半生不熟的粤语，开心地对母亲说：“你看，我个崽也顶我哦！”
母亲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她笑吟吟地说：“今晚给你们煲靓汤。”
父亲是个聪明人，当我初中毕业，进入高中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了。他热爱职业的天性再次发挥出来了。他穿着淡蓝色的制服，戴着白色的手套，即使在大热天也不例外。他这副形象总让我想起香港电影里给大老板开车的私家司机。我让他着装自然一点，放松一点，他不为所动，说：“儿子，你忘了我对你说过的专业精神了吗？”
但他也有违背专业精神的地方。
他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居然在我放学的时候来接我。这让我无地自容。首先我已经长大了，早都不需要接送了；其次，说起来，多少也有些虚荣在里边——其他家长开着明晃晃的大轿车来接，而来接我的只是一辆出租车。这不仅在于车的档次，而且还将父亲的职业暴露无遗。当然，我并不是觉得出租车司机有多不好，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对我的父亲一览无余。我希望他能有点儿神秘感。神秘感，会给他带来额外的尊严。
一开始，我装作打的回家的样子，但几次下来，同学们就发现那是同一部车，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就这样，父亲是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同学们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问题在于我之前的装模作样，这让我感到羞耻。
他又来接我了。我坐上车，鼓足勇气对他说：“以后你不要来接我了？”
“为什么？”他显得有些吃惊。
“因为这样会影响你的工作啊，你没必要赶过来接我，我长大了。”我说话的样子一定不太自然。
“没关系，少挣点钱有什么，能接你一起回家，你不喜欢吗？”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
“我喜欢，但我不喜欢同学们看到。”我只得如实说。
“你怕他们看到爸爸是个开出租的？”他加重了语气。
“没有啦！”我使劲摇摇头。
“那你说为什么？”他非要把我逼到死角。
“我怕他们嘲笑我，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小鸡崽一样，要爸爸接送。”我说得很快，像是被烫到了。
“但爸爸开的是广骏公司的车啊。”他忽然微笑起来。
“那有什么不同？”我纳闷地问。
“当然不同啦！”他得意地说，“这公司可是广州历史最久的的士公司，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成立的……”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脸朝向窗外，看着天色暗下来，拥挤的车流打亮了尾灯。
他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说：“在广骏，开车的都是本地人。”
“噢。”我不再吭声了。我完全没料到他想说的居然是这个，想用这个为自己的身份增加一点儿筹码，我为他感到悲哀。但我爱他，我不能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只得闭紧嘴巴。他从后视镜里，反复看了我好几次，发现我一直毫无反应，他变得有些失望。从那以后，他不再接送我了，除了台风暴雨的时候。
自从开的士以后，父亲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的粤语越说越好了。据他自己所说，这是他和乘客聊天聊出来的。我深感奇怪，他做推销员的时候，非常需要粤语，他却怎么也学不好；对开的士来说，粤语没那么重要了，他却学会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有一次我看到他和一名乘客讲粤语，等那乘客走后，我忍不住问他这个问题。他笑了笑，说：“傻孩子，因为做推销员是自说自话啊！”
他一语惊醒我这个梦中人，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说话不是一个人对世界发出语言的声响，而是两人以上你来我往的声音应和，就像是下着一盘规则松散的棋。在这种不断地来往应和当中，语言产生了，方言产生了，口音产生了……
虽然父亲的粤语越说越好，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他在家里依然说普通话。他没有为了本地人的身份特征，而去改变我们家里已经形成的语言秩序，这让我感到温馨。他继续在家里讲着那种孤独的语言。但在外边就不同了，他和所有的人用粤语聊天。他现在除了个别字词的口音有点儿不地道之外，其他的发音都很广东了，别人常常会认为他是从广州附近的郊县来的。对此，他显得很得意。但在我听来，说粤语的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本不像是我的父亲，他身上的孤独及其优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面对他的时候，又一次感到了无所适从，我一直希望他能从言语的孤独中逃离出来，但当他逃离出来的时候，我又觉得这取消了他的特质。他不再是一名伞兵，他变成了芸芸众生。我知道这种想法对他很不公平，但也许是因为我长大了，已经明白孤独作为人的本质是无法逃离的。就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广州，暂且告别了父亲和母亲。
为了赚取我高额的大学费用，父亲开车很拼命，他甚至和年轻人一样，开起了夜车。这让我非常担心，每次在电话里让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让我不要担心，我说得多了，他便用粤语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搭啦！搭啦！”就是行啦行啦的意思。我便不再多说了。我知道他心中对我有气，他一直劝我上省内的大学，比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等，我知道它们是很好的学校，但我不想留在广州了，我想去祖国首都见识见识。这种血液里的骚动，也许就是来自父亲北方人的血脉，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或是不想意识到罢了。不过好笑的是，来到北京，我才发现自己的普通话其实说得很糟糕，我甚至听不懂他们带儿化音的吐字。我偷偷模仿着，但总是显得生硬，无法做到他们那样抹了油一般地顺滑。大家都把我当广东人来看待。初次见面的朋友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都会犹豫一下才说我是广州人。后来，我的普通话越说越溜，我再说自己是广州人别人都不相信了，我只得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北方人。
“那你的根在北方啊。”他们说。
我点点头，在北方冬季萧瑟的寒风里，心头逐渐充溢了作为北方人的感受。
这时的父亲已经毫不在意北方的祖先之根了，他个人的根须在岭南已经扎得足够深，作为陌生异乡的北方已经没法诱惑他了。在我大学期间，他来北京看过我两次。他变得和其他广东人一样，抱怨这里的空气干燥，抱怨这里的点心太硬。第二次来的时候，北京尚是初秋，他已经感觉太凉了，有些迫不及待地想钻回广州湿暖的空气里去。我原本想建议他，北京离山东比较近，可以回老家看看。但他耸着肩、瑟瑟缩缩的样子提醒我，再也不必提什么山东老家了，他不会有半点兴趣的。
转眼4年飞逝，我大学快毕业了。父亲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要回广州工作。他说当年让我去北方上学他都后悔了，他不能再后悔一次。那会儿，正巧有一家大型的外资企业来校园招聘，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投了简历，没想到一路过笔试、过面试拿到了o f f e r.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告诉父亲，我留在北京会有更好的发展。
他拉长了声调大声说：“你回广州也一样啊，广州也是国际化大城市，虽然搞不起奥运会，但好歹也搞起了亚运会嘛。”
我只得解释道：“这家大公司的总部就在北京，有很多出国发展的机会，如果回广州，我就得去下面的分公司了。”
父亲重重地叹口气，说：“你还想出国？你快回来，留在广州吧，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轻声说：“我在这边发展好了，可以接你们过来一起住啊。”
“不，我才不去北方呢。”他像个孩子耍无赖样地说：“我家在广州，广州是我家。我这辈子就待在广州，其他哪里我都不想去。”
这让我哭笑不得。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困惑，广州究竟有什么好的啊？竟然让父亲这种移民如此死心塌地。我的母亲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母亲希望我走自己的路，即使离开广州，离开她的视野，她也无条件地支持我。为此，我父亲还和她闹了别扭，说怎么能让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呢？一家人怎么能分开呢？他甚至说我母亲怎么能那么狠心呢？弄得我母亲气哭了几回，但是母亲还是继续支持我，她说：“你不要管你爸爸，也许他老了，思想僵化了，我希望你能飞得更高，比我们都飞得高，高得多才好。”母亲的话让我感动，也给了我足够的勇气，我毅然接受了那份offer，留在了北京工作。
我的父亲得知消息后，整整3个月，100天，没和我说一句话。我打电话回家，总是母亲接的，母亲叫他的时候，他已经溜到外边去了。母亲说：“你老爸很难过，有一次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变得这么脆弱，出乎我的想象，我大口喘着气，说不出话来，心里充满了罪恶感。母亲说：“我真的想不通，没法理解他，按理说，应该是我这个当妈妈的舍不得儿子才对呀，他一个老男人，这是发哪门子神经病！”
100天后，父亲终于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有为，我不是想把你拴在身边当孝子，而是想着你是在广州长大的，在这边发展，更适合你。你的根在这里。”我第一次听他说到根，我又想问问他北方故乡的事情了。我想问问他，那边和我们还有没有关系？那边还算不算我们的根呢？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我不想让他伤心。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毫无根据地漂泊到岭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个人的根须扎在广州，这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果实。而北方那条虚无缥缈的根，早已被他掐死在记忆里了，不论他还是我，都与那条根永远丧失了关系。他所希望的，是我要接续起他个人的根，传承下去，再一次开花结果。否则，他个人的根原本就细弱不堪，现在更是要枯萎掉了。我有些难过，我对他说：“老爸，你放心，广州有分公司，有机会的话，我就回去吧。”他高兴了，爽朗地说：“那好啊，就这么说定了！儿子，我等着你哦。”
现在，我终于回到广州了。不过请不要误解，我不是曾向父亲允诺过的那样，主动调回了分公司，更不是辞职，我是请假回来的。我回来也不是简单的探亲，而是要面对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我家的老房子要被拆迁了。
之前提到过，我家位于一条狭窄却清凉的小巷子里。虽然它是那种单层的老瓦房，但它的门前有个小小的院落，里边种满了紫罗兰和牵牛花，经常蜂蝶成群在那里飞舞。从这几年开始，站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可以看到悬崖峭壁一样的高楼正在四周快速长高。那些玻璃幕墙的楼像是犬牙，那些尚未完工的楼像是蛀牙，它们交错在了一起，随时准备撕咬过来。实际上，这个死亡降临的时刻，比我们猜测得要快得多。
我拖着行李箱，来到我家老房子面前的时候，不由站住了。我漂泊多年，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它，觉得它像极了一张老人的脸。它仁慈地望着我，像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我感到，它一直在宽恕我，宽恕我调皮捣蛋的童年，宽恕我放荡不羁的青年，宽恕我为人的一切缺陷，并且，它还会继续宽恕下去。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是我的根。父亲说得真的没错，这里是我的根。我原本总想着那是他出于自私的一厢情愿，但我现在才体验到了这种感受是如此实在，就像脚下踩着的这些青石板一样实在。我差点儿黯然泪下。
这时候，我看到门后的黑影，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像他多年以前失业那样，窝成沉重的黑色一团。我推开门，俯身抱住他的肩膀，叫了声：“老爸。”他坐在那里没动，他说：“你回来了就好，你搬张凳子过来，陪我坐会儿。”我搬了张凳子，但我找不到那种古老的小板凳，只找到了普通的方凳子，这让我坐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比他高出一大截子。但是，父亲一动不动，并没有看我。他望着前方说：“你从这里望出去，看到什么了？”我透过纱窗的缝隙，尽力往外看，外边很明亮，一切都能看得很真切。可以看到院子破旧的篱笆，可以看到里边姹紫嫣红的花朵，还有一把给花浇水的粉红色花洒。
“你看到什么了？”父亲又问我。
我愣了下，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说吧。”他说。
我便开始说我看到的东西，我越说越多，开始不厌其烦地罗列花草树木、石头泥土，甚至刚刚走过的一个男人的身影。我实在找不到东西可说了，才停下来。他说：“你会怀念这些吗？”我还没来得及说当然，他就激动起来了，声音颤抖着说：“这些就要消失了，也许做梦都梦不到了。”我拍拍他的肩膀，难过得失语了。父亲说：“我不想让它们消失，我要守着它们，到最后一刻。”他说得很慢，像是每一字都需要深思熟虑。说完之后他略作停顿，问我道：“儿子，你呢？你会和我一起吗？”我叹口气，擦擦眼角的泪水，说：“当然，老爸，我会一直陪着你，到最后一刻。”
长满锋利牙齿的巨兽，不但凶狠，而且狡猾。我们原以为会先软后硬，怎么着也得给居委会大妈们塞点红包，让她们挨家挨户来做思想工作啊。但他们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了，他们直接挨家挨户在墙上写上大大的红色“拆”字，在巷子的入口处贴上布告，限令我们一个月内全部搬迁。之前听街坊老马说，他们可能在城区里给我们准备了房子，可以换过去。“直接住电梯房，也挺好的。”老马说。父亲听后不置一词，只是不屑地撇撇嘴巴。但现在的实际情况糟糕多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替换的房子，只是用钱来补偿。我母亲算了一下，我们家用补偿来的钱可以在市区三环处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我家现在的房子除去小院子就是90平方米。
母亲说：“搬就搬吧，往好处想，到时有小区，有保安，住起来也更放心。”
父亲脖子向前一挺，眼白一翻，说：“要搬你搬，我不搬。”
母亲骂了句：“死鬼！”然后看着我，想知道我的立场。
我说：“老妈，你别生气，这次我支持老爸。从你把我生下来，一直到我考上大学，我都住在这里，满打满算有18年了。如果搬去别的地方，即便是小区公寓，我根本找不到家的感觉。那样的话，我觉得自己和广州都没关系了！”
听我这么说，母亲掉泪了，哽咽着说：“你们真的以为我想搬吗？这里有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但是，我身体不好，又是女人家，没有精力和他们斗。这次难得你们父子同心，你们看着处理吧，我先回黄埔你外婆家，有什么情况多打电话。”
母亲抹着眼泪走了。虽然她只提走了一个小箱子，但我感到家里一下子空荡荡的了，仿佛已经被搬走了一半。我转头看到父亲又坐在了门后的小板凳上。这时，天近黄昏，他和屋子里升起的黑暗融为一体。我们谁也没有动，静静地置身在黑暗的庇护里，没有半点开灯的念头。
很快，第一周过去了，只有零零散散几户人搬走了。剩下的人都在观望，其中很多人抱着多捞一点的心思，看看这种对抗能不能提高补偿金的数额。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办法，更多的是谈论价钱，但父亲不仅自己不去和他们掺和，也不让我去。他说：“他们商量他们的，由他们去。咱们和他们的目的不同。”没有了同盟军，我们完全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我只能每日在家里陪着父亲。我们一起下象棋，许多年没下了，下起来还颇有意思。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拆迁变成了一场遥远的噩梦。
第二周一开始，我们每家的门口都架设了一个大喇叭，大喇叭开始宣读政策、法规以及相应的违背后果。那种反复的聒噪，要从早晨8点半持续到晚上6点半，令人烦躁不安，血压升高。几天后，又有好几户人搬走了。巷尾的那家老牌杂货店看到这形势江河日下，没什么生意好做了，竟然也搬走了。随后，社区的拆迁办公室从几条街外的写字楼搬到了杂货店里，几位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坐在里边上班。他们从来不来家里催促我们，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在他们的周围是空无一物的货架，仿佛他们在售卖某种我们看不见的商品。我和几位街坊进去咨询，一个戴眼镜的胖子说：“我们为了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专门为你们提供了一条龙服务，所有手续在这里一次性办妥，可以节省你们的时间。”我回家对父亲说了，他说：“他们是想节省他们的时间吧。他们越是迫不及待，我斗争的决心就越大。”他坐在门后的小板凳上，捧着一碗面条。他现在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坐在这里，像个雇用来的门房一般。他凝缩的身影一方面令我感到担忧与伤心；另一方面，多多少少缓解了我内心的焦虑。仿佛父亲这坚硬黑暗的身影，就能把一切丑陋与罪恶抵挡在门外。我甚至想起了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先行者形象：肩起黑暗的闸门，把年轻人放进光明里边去。但我没有光明可以去，我只能和父亲一道，把黑暗的闸门放在瘦弱的肩上，让闸门落得慢一些罢了。
第三周，大喇叭停止播放了。由于之前过强的噪音，现在我们获得的已不是安静，而是死寂。在一片死寂中，一些头戴安全帽的家伙出现在巷子里，他们趴在我们的窗户上，鬼鬼祟祟地朝里看。有个家伙甚至非常鲁莽地推开了我们的家门，这时，他看到父亲坐在他的面前，像庙宇里一尊怒目而视的金刚。他被吓了一大跳，喉头发出哈巴狗似的颤音，浑身哆嗦着，很快缩了回去。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有这样的家伙出现，他们继续趴在我们的窗户上往里看，或是推开我们的门往里闯。但无一例外，他们都会被父亲坐在那里的身影给吓一跳。的确，有谁会傻愣愣地坐在正门后边呢？这简直快要变成一出喜剧了。但是，他们装神弄鬼的行动在其他人那里奏效了，许多街坊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周末我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只剩下四五户人家了。那几个聚在一起商讨对策的家伙全都消失了，只有他们的家门还开着，被风一吹，打开，闭上，又打开，像是一张张试图说出些什么的嘴巴。
我原以为第四周的时候，他们会想出更恐怖的法子来骚扰我们。但出乎意料，什么都没有，仿佛拆迁工作已经结束。我和父亲站在家门口，看到拆迁委员会还在杂货铺里，穿制服的人还在正常上下班，他们依然目不斜视，显得和我们毫无关系。有个街坊走过来说：“估计有人上访了，说他们搞暴力拆迁，所以他们老实了。”父亲说：“不是的，这是一盘棋，现在只是一步虚着儿。你别太天真啦！”那个街坊被父亲的话吓到了，黑瘦的脸变得异常阴郁，他轻轻叹息道：“唉，这里已经没剩几户人家了。”是的，这里的破败和荒凉像看不见的潮水一般，越来越汹涌，轻易就把我们淹没了。第二天，那个街坊搬走了。他走前特地走到了我们家门口，他应该很想进来道个别的，但他犹豫了，双手使劲搓着，好像今年广州的盛夏有些冷。他就这样站在门外，对门后的父亲说：“大佬，还是走吧，这里已经毁掉了。”
这里已经毁掉了，可我的父亲还是不肯走，他甚至连一点胆怯与慌张都没有。我愈发敬佩他了，觉得他这样的人这辈子怎么就干了些推销洗发水和开出租车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浪费了。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父亲终于有机会展现他的英雄本色了，我得好好陪着他，做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限定的一个月时间到了，我和父亲坐在门后等待着他们来和我们做最后的交涉。父亲准备了一条锁链，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把他捆在窗棂上，以防被他们拉出去。父亲的样子看起来像个无赖，这是弱者典型的反抗方式。
“那到时我可以做些什么？”我打量着四周，寻找着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一些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吗的东西。我变得手足无措。
“崽，你什么也不用做，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受伤了！”他盯着我看，眼光里露出慈爱的光泽。
“我们都不能受伤啊！”我说。
“是的，放心吧，他们不会对我一个老头怎样的。”他把铁锁链缠在胳膊上，像是给自己戴上了镣铐。
但是，没有什么最后的交涉。
第二天清早，我还在梦中，忽然被地动山摇的声响吵醒了。我穿着睡衣跑出门，看到巷口已经有一台推土机开始拆房了，一扭头，我惊呆了——那个拆迁办公室已经无影无踪了，杂货店的窗口大开着，像一只独眼望着我。
“动手了，动手了，”我惶恐不安，跑回家对父亲喊道，“那帮狗日的动手了。”
父亲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怕他们不动手呢。”
……仅仅5天，我们周围的房子就被夷为废墟，可还是没人来和我们交涉。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知道这里还住着人，他们会不会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房子推翻，让我和父亲埋葬在自家的老屋里。绝望和恐慌像绳索勒住了我的脖子，我开始失眠，夜里一只蟑螂的窸窣爬行都会让我汗毛倒立。
第七天的时候，推土机开到了家门口。我出门抗议，但他们不理我，开始清理我家四周残存的断壁残垣。现在我才明白“钉子户”这个称谓是多么准确！那些砖石倒塌的时候，我能感到这座老房子和我的心脏一起，晃得特别厉害。我开始动摇了，我想劝劝父亲，安全第一啊，到了该撤退的时候了。
我走到父亲身边，他居然还坐在门后的小板凳上，但现在的危险不只是来自前门，而是来自四面八方了！我深吸一口气，准备苦口婆心了，我感到了叛徒特有的那种羞耻。但他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笑了笑，猛然间站起身来，一股虎虎生气扑面而来。他脸色红润，精力充沛，一扫连日来黯淡的阴影。难道他想到对付强盗的办法了？
他挽了挽袖子，说：“拿红布和毛笔来！”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说：“我要写横幅！”
我以为他要写“反对强拆”或是别的什么，但那样的横幅之前就有街坊挂过，后来不了了之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还要重复这样的行为，看来他真是无计可施，死马当活马医了。但奇怪的是，我发现他眉宇之间流露出来的全是明亮的喜悦，这让我受到了感染。也许，弱者从一开始寻求的，恐怕就是精神性的象征胜利吧？
我拿出红布在桌面上铺开，父亲说：“铺桌上没法写，字太多了，铺地上吧。”
他是要写一封控诉的檄文吗？
我把红布在地板上长长铺开，他饱蘸浓墨，开始书写。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练过书法，但他的字却那么有力，像是得了颜筋柳骨的真传一般。
石破天惊的事发生了，他居然写了一句诗！
——羊城河山可埋骨，岭南夜雨独丧神。
我被震到了，难道父亲浓缩成黑暗一团的时候，就是在构思这样的诗句？他竟然在危机的时刻，找到了艺术的力量。那句诗把他对于这块土地的依恋与悲愤表达得淋漓尽致。
父亲写完后，站在原地欣赏了几秒钟，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拿起了电话。
我问：“打给谁？”
他神秘地一笑，说：“朋友。”又补充说：“我的老乘客。”
下午的时候，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开了过来，几个人开始了拍摄，一名记者站在镜头前指指点点，介绍着这片社区的强拆情况。突然间，一群穿着黑色衣服的家伙从角落里冲了出来，准备抢夺拍摄器材。我惊叫了一声，准备冲过去，但父亲拽住了我的衣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看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母亲，她赶回来了，她的身后跟着一大群黄埔的亲戚。她对我和父亲挥挥手，就率领他们加入了战斗。猛烈的骚乱引来了围观者，人越聚越多，事情已经彻底闹大了，完全失控了。
我看了父亲一眼，知道这些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父亲说：“好了，我们上屋顶挂横幅吧！”
我们爬到屋顶上，用升国旗的虔诚打开了横幅，并用竹竿固定好。下面的人群看到诗句后，油锅般沸腾起来，大声叫好的声音此起彼伏。父亲嘴角挂着微笑，缓缓蹲了下来，就蹲在横幅旁边，像是讨债的老农。他抬头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我也只得蹲下来，和他并排蹲在一起。
他对我说：“崽，今天我终于报仇了。”
“报仇？”我不大明白，望着骚乱的人群，愤愤说：“你在说什么啊，这样就算报仇了吗？”
“你不懂。”
“我不懂？”我准备和他好好理论一番，要斗争的道路还很漫长呢。
可是父亲这时竟然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然后，我听见他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证明了我比那些伤害我的广州佬们更爱广州！今天我终于报仇了！”
2013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