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大约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就不太注重它的“轻骑兵”功能了，而是越来越迷恋于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尽管也有极少数作家偶尔触及战争硝烟或底层苦难，在“宏大叙事”面前虚晃几枪，但从整体上看，杂乱琐碎而又意趣横生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作家们最为主要的叙事目标。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从奈保尔、雷蒙德·卡佛到爱丽丝·门罗，他们的短篇也都是书写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标准的“平民叙事”，但他们同样将各种复杂的人生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常生活看起来一成不变，似乎处处布满了经验和常识的鹅卵石，大同小异，无须细察，便了然于心。实则不然。从油盐柴米到吃喝拉撒，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了人类所有的信仰、观念、禁忌、情感和思维方式。按学者们的阐释，“要理解日常生活，我们就要明白，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文化性的力量不仅控制，而且塑造人类身体。一个人童年时成长于其中，成年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们运用其身体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说话、跑步、投掷、举物和其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塑造和影响。”这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其实都折射了人类自身文化的牵制与规约。
人类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常是借助心理认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规训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应当就是伦理文化。所谓“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表征。小到家庭内部、两性婚姻，大到行业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中，都拥有一系列自身独特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通常是以观念性的形态，让人们在心理上自觉地认同或接受，否则，人的个体行为就很难受到群体的认可。因此，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关系”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每个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各种伦理的潜在制约。
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尤显突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德型文化”。它主要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时，几乎无法绕开由中国传统文化所浇铸起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过程中，无论作家具备怎样卓越的洞察能力和叙事技能，都必须学会处理各种伦理与情感、人性乃至命运的纠缠。这种纠缠，就小说创作而言，不仅仅是故事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内在价值立场和审美意味。——很多时候，读者正是将那些渗透在作品中的文化伦理作为主要依据，才能对作品进行更为有效的价值分析和审美评判。
事实也是如此。在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存细节时，特别是在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景观时，总是让其置身于各种文化伦理的观照之下。譬如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麦克尤恩的《蝴蝶》《立体几何》，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可以说，没有伦理的渗透或观照，这些短篇的意味就会丧失很多，甚至会严重影响读者对作品在审美价值上的辨析。换言之，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其实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作者所铺设好的文化伦理之中，在某种伦理氛围中审察人物的精神面貌，并确立自身评判的价值立场。譬如《项链》，如果没有诚信、责任之类的伦理作为支撑，我们看到玛蒂尔德的行为，或许只是觉得她为了一场虚荣的晚会而输了整个青春美貌。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守承诺、欠债必还的社会伦理上辨析，这位女人的内心中显然还有一些令人敬畏的品质，包括勇气、担当和诚实。她输掉了青春，但赢得了敬畏，无论那条项链真假与否。
我之所以绕上这么一圈，从日常生活说到文化，又从文化谈到伦理，并论及伦理与小说的关系，是因为我在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时，对此感受尤为突出。在我所遴选的一些自认为较有意味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形态，它们虽然故事情境各不相同，人物性格也各有特点，但是，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上，与各种伦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并且让作品的内蕴迅速超越了单纯的人性指向或命运变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伦理关系就像石头上的一层包浆，其着色与厚薄，往往决定了这块石头的把玩价值。很多作家，都是通过对社会伦理或家庭伦理（包括婚姻伦理）的巧妙铺设，使作品的内涵变得颇为丰实。它使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伦理关系的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是一种叙事的智慧和技能。
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不少作家都是从社会伦理入手，借助各种饶有意味的冲突方式，呈现了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之困或命运之变。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每个人的具体言行，既映现了社会伦理和风俗人情的基本形态，也折射出个体欲求与社会伦理的经常性冲突。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说，完全膺服于各种社会伦理的言行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人际交往到职业需要，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冲突，凸现了人性的不同面貌，也规定了人物的不同命运。像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苏童的《万用表》、王手的《阿玛尼》、杨怡芬的《有凤来仪》、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等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
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书写的是都市底层人群无奈而又无望的生活。他们贴小广告，卖水果，养着土狗，既直面平庸和无奈，又向往天空与诗意。遗憾的是，生活的艰辛，还是让他们陷入了某种伤害的怪圈，并导致张大川夫妇的傻儿子意外身亡，而米萝等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这篇小说中，冲突来自于一条看家的土狗，它影响了米萝等人昼伏夜出的生活，但最终却造成了小川的身亡。它让我们看到，“和狗一样歪歪扭扭的”的行健和米萝，将永远无法摆脱社会伦理的精神折磨。
弋舟的《出警》同样也在一种社会化的伦理语境中，通过片儿警的独特视角，呈现了两位空巢老人对抗“孤单”的凄凉与无奈。两位老人一实一虚，一位是底层的老奎，一位是退休校长，他们身份、修养截然不同，但遭受的人生困境却毫无二致：孤单。这是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单，无人说话的凄清。所幸的是，底层的老奎碰上了片儿警老郭，尽管老郭得了绝症之后，老奎还没少折腾派出所，但他最终还是在老郭的相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人活着就是在苦熬”，小说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它直指现代社会在伦理关怀上的缺位，也在思索人生面对孤单的艰难和酸楚。
苏童的《万用表》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讲述了一位质朴、木讷的乡村青年小康进城之后的人生变异。表面上看，小康的变化与大鬼的教唆脱不了干系，各种欲望言辞的熏陶和引诱，都在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小康脆弱的道德伦理，尤其是大鬼下海经商后的“成功”，更是让小康从内心认同了大鬼的价值取向。但从本质上说，小康的人生变异，已暗含了城乡差距所引发的人性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人性，毁灭了他的家庭和人生。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始终将小康内心的挣扎和扭曲隐藏在叙事的背后，让大鬼以城市小混混的角色，不断地捶打小康，并最终将对方击得一败涂地。
王手的《阿玛尼》则将社会伦理与国家法律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饶有意味地讲述了一位底层母亲在特殊年代里艰难挣扎的生活经历。寡妇金龙妈为了养活病残的儿子金龙，照顾刚出狱的儿子银龙，不得不在破小的家中设了一个小小的赌桌，靠“抽头薪”维持生活。谁知警方的一次突袭，不仅击碎了她的生活梦，还将银龙再次送进了监狱。她是“中国第一苦难大妈”，承受着各种隐忍的苦、坚韧的苦、百折不挠的苦，让人刻骨铭心，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仿佛《奇袭》里的阿玛尼，但她终究无法获得阿玛尼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法律的惩戒性后果中，金龙妈无法获得社会伦理的认同。
杨怡芬的《有凤来仪》和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都是在演绎人性对社会伦理的挤兑，这种挤兑的方式和力度，取决于人物欲求的大小。《来凤来仪》是一篇有关“野心”的小说。它以轻松舒缓的笔触，叙述了青年女子董小如从容地游走于情场与职场之间，将男友与“汪局”都照顾得妥妥帖帖，还让“我”从“千年老二”的位置上得到了提升。尽管这位“人中之凤”精明能干，可以轻松地践踏情感伦理与职业伦理，让“我”暗自惊心，但整个叙事却在不动声色中鞭笞了这种有违伦理的灵魂。《来一瓶啤酒》以城市夜摊上聚会的小场景，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算计”的心理较量。所谓“算计”，说白了，就是想办法占点别人的便宜。可是，那个叫倪康的男人，占了王春来的便宜，还想从“道理”上让王春来心服口服，这就有些“滑边”了。作者正是从这种“滑边”的地方开始，以生动的叙述，在饶舌式的“说理”过程中，展示了人物“算计”的心理，怪诞之中有着几分无奈，鄙夷之中又有几分怜悯。
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是一篇寓言小说，它直指职业伦理与人道关怀之间的错位。陆家酷爱枪支并成为弹道专家，随着专业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一个声音总是在提醒他，枪支研究越精深，意味着杀人越容易。陆家不断与枪支进行神秘的对话，渐渐醒悟了专业技术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巨大错位，最后让枪支“自杀”拯救了陆家心中的伦理。同样，晓苏的《除癣记》也涉及职业伦理的问题。谢去病既是一位医术不错的乡村医生，也是一位调情高手。少妇谷珍因为患癣找到了谢去病，由最初的高度戒备，却发展到最后主动去引诱对方，谷珍的这种心理变化，与其说是被谢去病的医术所征服，还不如说是被他的坦诚和率真所吸引。它有违社会伦理，也有损于谢去病的职业伦理，却又袒露了美好的人性和自然生命的情与欲。
陈河的《寒冬停电夜》所涉及的伦理冲突要复杂一些。作者凭借自己在海外生活的优势，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从日常生活内部揭示了不同族群面对社会伦理的冲突。华人邻居阿强在自家门口或花园里挖路砍树，为所欲为，这看起来似乎是他的自由，与别人无关，但是却激怒了白人邻居泰勒夫人，并由此导致了各种磕碰，直到最后阿强入狱。在小说中，阿强因何种原因入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管闲事的泰勒夫人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并对社会伦理表现出自觉维护的坚定姿态，而阿强的行为恰恰有违于社会伦理，过于放纵自我，由此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对抗。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见证人，同样是华人的“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华人与其他族群相处时，如何从公共性的社会伦理层面上，赢得自己的生活尊严？
与社会伦理相对应的，自然是家庭伦理，尤其是家庭中的婚姻伦理。它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时刻考验着每个人的内心品质和人性面貌。艾伟的《小满》和焦冲的《无花果》都是围绕着一个小生命的出生与归属，展示了家族文化伦理与母性意识的对抗。《小满》中的少女小满，在远亲喜妹的劝说下，为城里的富贵人家代孕生子。事情看起来很圆满，小满家因此摆脱了贫困，城里的先生家也喜得贵子，弥补了人到中年的丧子之痛。然而，小满内心的母性本能，却无法在这种世俗伦理中获得安慰，以至于天真纯朴的少女为此而致疯。《无花果》里的果书仙在丈夫突然离世时，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年纪轻轻的她当然不想让孩子生下来，但是，在家族伦理和金钱的反复纠缠中，她无力反抗，只能让腹中的生命承续丈夫家的血脉。可是，当婆家通过医院检测发现果书仙的腹中是女孩时，他们又开始放弃这个血脉，不料却激活了果书仙强大的母性意识。小说正是在这种家族伦理与母性意识之间不断纠缠，并凸现了母性本能对家族伦理的蔑视。但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母性本能又变得十分脆弱。当果书仙最后含着泪光将孩子交给公公婆婆时，她赢得了人生的自由，但她的母性本能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在强大的人性面前，血缘伦理是如此的冷漠和虚伪，甚至不时地闪耀着刀锋般的寒光。
与生命的诞生相比，“死亡”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伦理问题。盛可以的《喜盈门》和田耳的《给灵魂穿白衣》都以轻松的语调，讲述了给祖辈送终的故事。在这两部小说中，死亡总是漫长的，因为作者不是为了展示死者的痛苦，而是为了演绎生者的生活逻辑及其伦理关系。《喜盈门》中姥几的死亡，仿佛一场戏剧表演，让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等人来来去去，他们各怀心思，相聚似乎是为了欢乐，只有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断照顾着临终的姥几。《给灵魂穿白衣》里爷爷的死亡也是如此。孙子小丁、二伯、小叔、三姑等，终于在老人临终前，其乐融融地聚在了一起。他们看似在为老人送终尽孝，其实也是各怀他想。在这两篇小说中，孝道仪式远比亲人的死亡更重要，愉悦的相聚也远比亲人的逝世更真实，它隐含了传统伦理的时代变化，也让实利化的人性不时地露出狰狞的面目。
双雪涛的《跷跷板》也是在一种略带欢快的语调中，叙述了长辈“刘叔”濒临死亡的故事。面对“刘叔”的绝症，女友一家心照不宣，且能坦然处之。但这并不是小说的重点。重点在于，临终的“刘叔”不断要求“我”来照顾他，并向“我”道出了一桩被埋藏了多年的凶杀案。它像一块巨石，压在“刘叔”的心头，使他无法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正是社会伦理的巨大威力。卸下它，又会危及家庭伦理；扛着它，又让“刘叔”死不瞑目。所以，“我”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
钟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馆》和龙仁青的《转湖》都是讲述家庭伦理中的亲情故事，但构思各有异趣。《星期二咖啡馆》通过咖啡馆这个特殊的交流场景，既呈现了一对老年夫妻的丧子之痛，又折射了现代青年人的情感现状。生活总是无法把握，失去儿子的他，虽然找到了儿子眼角膜的受捐者徐娟，并慢慢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不料一场婚变又毁掉了徐娟的人生，从而使这对夫妻仅有的心灵慰藉，从此化为虚妄。龙仁青的《转湖》叙述了一个亲情与信仰相互交融的故事。多杰和措果退休之后，便碰上了多杰的本命年，在妻子措果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开始为“转湖”祈福做准备。然而，一次意外的体检，却查出了措果患上了绝症。面对灾难，小说缓缓地呈现了这个三口之家彼此相爱、相互体恤的伦理情怀，以及他们在心灵上的默契。同时，整篇小说又在宗教伦理的感召下，散发着温馨而又从容的光泽。
须一瓜的《灰鲸》和刘玉栋的《南山一夜》都涉及家庭伦理问题，但它们更多地指向婚姻内部的困顿与疲乏。其中，《灰鲸》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将一对中年夫妻的平庸生活与珍稀的大灰鲸命运交织在一起，在一种隐喻式的叙事策略中，展示了当下普通人无序而又无奈的生存境况。这是一对极为平常的夫妻，在毫无波澜的日常生活里，过着最为平常的生活。没有期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生活总是在最庸常的轨道上滑行。但是平淡也是一种重负，所有的乏味、慵懒、烦躁和疲惫，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让人随时感到窒息。丈夫偶尔还能在灰鲸研究中获得乐趣，包括与少年的交流，而妻子只能在这种乏味的网里苦苦挣扎。灰鲸的生活是波澜壮阔的，充满无数的悬念和悲壮，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只有平庸的生命温床，才能滋生巨大的生存群体，像这对庸常的夫妻。只是悲壮也罢，平庸也罢，都有看不见的网在把守着自己的命运，或许这就是生活。刘玉栋的《南山一夜》讲述了一个“无用”男人的内心之困。物欲时代对艺术的拒绝，掏空了邱东来的生存价值。妻子离婚，儿子随前妻成长，邱东来好不容易带着儿子来乡村度假，向渐渐长大的儿子展示父亲的价值，儿子却又被夜蛇吓得住院。一切都看似平常，然而在平常的遭遇背后，邱东来的灰色人生尽显无遗。
张惠雯的《十年》是一篇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它通过一种忏悔式的心理叙事，探讨了婚姻伦理中的两性问题，并展示了主人公“痛失我爱”的心路历程，有反思，有自责，有惶恐，有赎罪，当然也有祝福。所有这些心理意愿都不太明朗，但在他的长途跋涉和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都若隐若现地流淌出来。或许，作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儿，他在年轻时并不懂得真爱；或许，受传统伦理观念约束的他，无法排遣内心的耻辱感；或许，全球化生活的历练，终于让他醒悟了生命的真谛。张惠雯的魅力在于，她让一个男人通过十年刻骨铭心的思念，揭示了贞洁伦理对男人自尊的伤害，也呈现了人间之爱的微妙、复杂与宽广。
旧海棠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且风格独异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将那些沉重而尖锐的生存镜像推到叙事的背后，让故事主体呈现出某些诗意、温馨甚至欢快的主调。《天黑以后》便是如此。它将一个个破碎不堪的婚姻隐藏在叙事的深处，而故事却围绕着一场孩子的生日派对，让家长们尽情地表演着恩爱、优雅、幸福和欢乐。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将家庭伦理置于破败的婚姻之中，让那些男人看似在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营构一种温情的表象，却不知道这些表演性的行为，是真正的爱，还是更大的伤害？
朱辉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都是讲述有违家庭伦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快捷酒店，快捷情欲，他和她，彼此并不了解，只有欲望本能的相互满足。然而，当他试图进入她的生活时，他才发现，成功的男人总是很忙，只有他很空闲，闲得可以随叫随到。因此，他最后的“复仇”式行动，与其说是为自己挽回做男人的尊严，还不如说是被她那位不在场的丈夫彻底击败内心的自尊。这是一个男人的隐痛，也是一个失败者的又一个人生败笔。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视角，借助一些微妙的、甚至是略带下意识的情节，撕开了许小言难以言说的内心痛楚。表面上看，身为年轻的护士，拥有现代观念的她，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结局，在与已婚的方卓的情感纠葛中，体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执着和从容。然而，这些外在的强悍和执着，终究抵不过内心的虚妄和迷惘，以至于她最后走向崩溃。是对爱情的失望，还是对承诺的期许？是受伦理的折磨，还是对情感的淡漠？似乎都有。“爱情让她饱满，也让她羞耻，她不说，说不出口，而她正好善于让身体承担后果，她现在对自己下手了。”
安庆的《手指》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与人性交织在一起，让一位纯朴的乡村老父亲在社会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冲突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胆小怯懦的父亲，先是被侄儿利用，帮侄儿骗取工厂的工资和福利，随后又被当了支书的侄儿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取消了低保，由此陷入隐恐与愤懑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直到最后自残了那根按了手印的手指。父辈们视社会伦理和家族伦理如同生命，但侄儿的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却没有伦理的约束。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有两大精神，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人生向上。所谓“人生向上”，是指中国人以是非观念取代利害观念，“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而“伦理情谊”则是指伦理关系，“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义也。所以伦理关系，亦即是相互间之义务关系。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非个人本位，非社会本位，乃是伦理本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形态非常不同，西洋国家以“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铸就了“团队精神”，强调的是权利和契约的边界，也更容易关注社会伦理；而我们的国家是以“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圈子文化”，注重的是家庭伦理和人们之间的情谊。唯因如此，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