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42年11月15日，我出生在山东龙口黄山馆村一个贫寒家庭。小时候，我对龙口没什么印象，因为，刚满一岁的时候，我就在母亲的怀抱里背井离乡、辗转颠沛，来到离龙口两千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勃利县。虽然那里也是个荒远偏僻、贫穷的地方，但是，毕竟是父亲“闯关东”找到的落脚点，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父亲靠打散工挣点收入，母亲在家务农，家里特别穷苦，仅仅能吃上饭。我的童年生活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
我的家在勃利县的东边，离东北解放军炮兵五师疗养院很近。家里除了父母，我还有两个妹妹。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一间半的土房，和邻居共用一间灶房，进门就是烧柴火取暖的土炕，五口人每天都挤在炕上睡觉。房子里除了一张木桌子和几张凳子，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家徒四壁，一到下雨天，屋里总是漏水，地上东一个西一个，摆了好几个盛雨水的盆。父亲在县里的榨油厂上班，每天干人工榨油的工作，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他每月辛苦劳动挣来的一点钱艰苦维持。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人都要上学念书，生活非常窘迫，没有任何依托，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三年困难时期，就连榨油后的豆饼，原本是拿去喂猪的，我们也吃上了。再后来，父亲身体不好，但还是必须早出晚归，靠打零工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为了补贴家用，我经常天不亮就被父亲吼起来，提溜着破铁桶出门，沿街去捡煤核，家里每天取暖基本上就靠这点东西。捡到我实在提不动了，才能往回转。捡回来的煤核，基本上只能应付一天，我常常叹气，怎么这么快用完？又得去捡了。毕竟那时候，我只是五六岁的孩子。但是，心里再不愿意，我也得去帮忙，日子过得再艰难，也得过下去。
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我11岁那年的冬天。黎明时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出奇的冷，山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小腿。天才微微亮，我推着一辆小破车，走进白雪皑皑的山里捡柴火。一路埋着头，盯着雪地，哪里有露出的干树枝，哪棵树上有枯死的干枝，就往哪里走，捡起来就捆在一起，放到车里。山里特别安静，不远处偶尔传来狼嚎的声音，我心里害怕极了。拼命往前走，生怕突然间从哪里窜出一只狼来……来回三十多里地，忐忑不安，饥寒交迫，饿了，拿出口袋里被冻成“石头”的馒头，放到嘴边使劲啃上一口；渴了，趴在被凿开一个洞的冰河上喝水，手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根本感觉不到冷。就这样，最终推回了满满一小车烧火用的干树枝。刚进屋，眼瞅着耳朵上，就像吹气球一样，起了大大的水泡，母亲赶紧过来，学着古法，用针线穿了一根她的头发，轻轻把水泡扎破，据说，这是民间处理水泡的最佳办法。如果处理不好，耳朵很可能就冻掉的。
我还经常去捡垃圾、铁丝、铜丝，卖上三五毛钱，开心得不得了。买上一两颗糖，掰开糖纸，把糖送到母亲嘴里，她总是会心一笑。那时候，能捡到部队扔掉的东西，是最新鲜最好玩的。有一次，我捡到一本书，是张恨水写的《月暗花残》，那应该是我开蒙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没有封面，书的后面也缺失了很多页。我仔细地把书读完，还经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因为那本书缺了结尾，我就自己编故事，小朋友聚在一起，也愿意听我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捡到书的情景依然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还能感受到当年兴奋的心情。爱读小说的习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积累下来的。
为了增加收入，父亲在院里盖了间小草房，养了几十只鸡，也不知他从哪里找来养鸡的书本，照着书里说的，该怎么养就怎么养，结果养出经验了，最多的时候养了一百多只，家里全靠养鸡卖蛋过日子。看着草房里满地跑的小鸡，突然觉得，生活似乎有了盼头。可惜，到了第二年，勃利县很多农户也开始养鸡，我们的卖蛋生意不好做了，收入又受到影响。
除了养鸡，我们住的小院里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园，母亲种了一些葱和青菜，可以节省一些日常生活费用。菜园的南头还盖了大猪圈，养了两三头猪。
每年夏天，我要赶着猪到河边吃草，它们吃草，我在旁边看书。隔两三天，我就得出去割猪草。把采来的苣荬菜菜梗给猪吃，这种菜我们也经常拿来蘸酱吃。有一次，我拿着镰刀去割菜，一刀下去，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砍伤了，流了很多血，我忍着剧痛瘸着脚走回家，一进家门，见到母亲，立刻扑倒在她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只要看到脚上的那道伤疤，当年的情景马上浮现眼前。
秋天的时候，农民把地里的白菜收了，菜地周边有很多老的、烂的菜叶，我就收回来喂猪。养的猪里面，有一头是公猪，专门给母猪配种，只要配种成功，每次能赚一块钱。还有一头特别大的母猪，生下了二十多只小猪。母亲为了“犒劳”它，每天去外面找猪食来喂它，偶尔也喂它吃点粮食。二十多头猪，长到一定程度就卖掉，一只猪仔可以卖八块十块。卖猪有了钱，那是父母最开心的时候，而在我的记忆里，却因为养了许久的猪仔被卖了，心里十分舍不得。
养猪的那两年，日子过得稍好一些。但是，一家人却始终没有吃过自家养的猪肉。记得在我十一二岁那年，东北天气特别冷，达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那头被母亲当宝贝的母猪，冻死了，母亲为此号啕大哭，郁闷了好长时间。
一家五口，除了父亲，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8岁左右，我就晓得要保护小我四岁的妹妹。我们家对面的邻居是回民，家里养了一只羊。有一天，那只可恶的羊把我小妹妹顶了，让她摔了一个大跟头，被我看到，我气坏了，跑过去冲着羊手脚并用打了一通，结果，也被邻居看到了，引来一阵责骂。母亲在屋里听到叫骂声，觉得我和妹妹被别人欺负了，跟邻居叫嚷了一通。最后，事情不了了之。母亲看着我涨红的小脸，心里怜惜，给了我一块馒头。我看着角落里还挂着眼泪的妹妹，转手就把馒头给了她，小妹妹接过馒头，忍住哭了。那时候，我就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妹妹，就应该这样敢于出头。
邻居里头，还有一位老乡，虽不在一个村，但也是从龙口奔波到勃利县落户的。他叫王作友，比我大五岁，外号叫王小鼻子。我小时候特别瘦弱，经常被人欺负，只有王作友经常帮我“挡驾”，他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他的姐姐是个哑巴，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很漂亮，很聪明，也很懂事，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姐姐出嫁了。记得当时媒婆上门的时候，我和王作友躲在一边偷看，他姐姐满脸通红，觉得很好玩。前不久，我回勃利县探望亲友，再次见到王作友，他已经79岁了。小学毕业后，他就去学开汽车，后来开卡车，他儿子现在已经是县里一间大企业的总经理，日子过得挺好。
见到王作友，瞬间让我想起，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她后来在哪儿。只依稀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在一块儿玩过家家，大人们指着小女孩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小媳妇。”那时候，哪里懂得什么“小媳妇”，只知道在一起好玩，开心快乐。等到有一天，小女孩搬家走了，我知道以后，愣是哭着找母亲，要她帮我找回“小媳妇”。
也许正因为自己体弱瘦小，小时候比较胆小，不太敢和大孩子玩。母亲说，我的胆小都是被父亲吓出来的，感觉就像老鼠见到猫。那时候的小孩没什么东西好玩的，偶尔有人找些新玩意儿，小孩就会哄抢，所以，经常看到街头巷尾有小孩子打架，拿起又粗又长的大棍子，往身上瞎打，抡得嗷嗷叫。我经常想，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怎么下得了手，真的不能理解。
我从小特别同情弱者，也特别容易心软，尤其记得很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出去买醋。半道上，我看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蹒跚地走着，满街乞讨。她见到我，跟我说：“孩子，给我一点吃的吧，我已经饿了两天了。”我一听这话，觉得老太太特别可怜，立刻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钱给她。老太太接过钱，给我行了一个大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扭头就跑。回到家，支支吾吾地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母亲只说了一句：“咱们的钱挣得也不容易。”但是，母亲没有批评我，又给了我两毛钱，让我去买醋。
人生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也老了，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也经常跟身边的小年轻说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告诉他们，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在那里经历了贫寒困苦的孩童时代，走过了青涩懵懂的青少年时光，也是在那里，锻炼了我坚强独立的意志力和不轻易放弃的脾性。这些经历，对于我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裨益。正如母亲小时候对我说的那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的一生很短，一定要努力向前，认真做好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叮嘱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的父亲，原名许增太，1909年生人，后来自己改名许沛然。
他是苦命的人。还没出生，我爷爷就去世了，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奶奶只好怀抱着我父亲，领着我姑姑，还有我大爷，沿街乞讨要饭，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他14岁。
父亲是好人，也是诚实守信的人。他虽然只念过四年私塾，但为人厚道，待人诚恳，认识他的人都愿意听他话。邻里朋友，谁家有矛盾需要解决，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我父亲，他每次总是不偏不倚，以理服人，劝解他人不要得寸进尺，以和为贵。
那个年代，生活过于穷苦，该长身体的时候根本没有吃的，更别说什么营养了。所以，我父亲的个头不高，身材瘦小，但却非常结实，力气很大，这可能是多年来为别人干体力活锻炼出来的。小时候，我曾经看他在水井旁边打一根树桩，那应该是几个人干的活，他愣是一个人做完，费很大劲儿，他在我心里，就像一座大山。
父亲虽然没读过几年书，却把算盘打得出奇的顺溜。记得我考初中的时候，有一道算术题算错了，回到家和父亲说起，他拿起算盘，吧啦吧啦几下，就把题目算出来了。这一点让我很佩服。
不但如此，父亲做事特别仔细，每天都要记流水账，几月几日，花费多少钱，收入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全部都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写得非常漂亮，非常工整。他这辈子因为穷，所以特别节约，从来不随便花钱买东西，几乎到了抠门的地步。但是，他做人做事能帮就帮，从不斤斤计较，也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借任何东西，都是有借有还。他从小教育我和两个妹妹，人穷不能志短，不要轻易哀求别人。父亲这种诚恳待人、认真做事的态度，足足影响我的一生。
小时候我很顽皮，不好好学习，成绩总是很差，一心喜欢音乐，一天到晚捣鼓父亲帮我用黑鱼皮做了二胡和一把竹笛。父亲很担心我的学习，训斥我在所难免，他问我：“你念书是给谁念？”我说：“给我爹念。”他哭笑不得。
父亲33岁才有我这个儿子，所以他对我特别严厉。他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打疼了才懂得孝顺，知道听话。因此，我小时候经常挨打被揍，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打乒乓球，那时候，一个球大概一毛五分钱。东北的冬天特别冷，球没打多久，就冻裂了，只能找父亲要钱买球。父亲为了省钱，跟我讲条件，可以买球，不过，必须省下剃头钱。一次剃头也是一毛多钱，为了能买乒乓球，每次都是父亲亲自给我剃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家里那把剃头刀是父亲刮胡子用的，一点都不锋利；我的脑瓜皮又薄，每次都把我弄得特别疼。疼归疼，拿到乒乓球的时候，心里还是特别高兴的。但是，记忆中有一次，纯粹是剃头。因为很怕疼，我看到父亲拿起剃刀，转身就跑。他一把将我拽回来，直接把脑袋按在脸盆里，冲洗完就开始剃头。他一边刮，我一边号啕大哭，像刺我的肉那么疼，也许是我实在哭得厉害，把父亲哭急了，他一巴掌把我推到门外雪堆里，吓得我直哆嗦。我母亲看见，赶紧把我抱回来。两个人因为这事，大吵一架。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为了省钱，即使我的铅笔用到剩下一寸长、只剩铅笔头的时候，父亲仍不肯给我买新铅笔，非得用到手拿不住，插到铅笔帽了，才能买新的。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特别想要父亲给我买新铅笔。于是，上学的路上，我拿着剩下一寸长的铅笔，一路走一路朝着墙上磨画，一直磨到学校门口。突然，只听后面有人大喊一声，我被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父亲一直在后头跟着我，我磨铅笔的整个过程被父亲看得一清二楚，他完全明白我在想什么。他恶狠狠地说：“跟我回家。”我被吓得像个泄气的皮球，乖乖紧跟在父亲屁股后面，走得连鞋都掉了。刚进家门，父亲直接把我脱得溜光，拿起皮带啪啪啪往我身上抽，一顿痛打暴揍。母亲看我再继续被打下去，非废了不可，赶紧夺过父亲手上的皮带，那时我已经疼得不行了。
我小时候真的被打怕了，父亲越打我，我对他越是敬而远之。他对我实在过于严厉，以至于我见到他如同耗子见猫。他只要说话大声一些，我都会害怕得直哆嗦。这也导致我从小见到生人都不敢多说话，有什么心里话只跟母亲说，这种心理和父亲从小的教育有一定关系。
父亲打我的几次经历让我刻骨铭心。不过，父亲打归打，也经常跟我讲大道理。
我大概5岁多的时候，父亲和几个人合伙开了一个门面非常小的杂货店，钳子、改锥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卖。杂货店离家不算远，每天中午，母亲炒个青菜、茄子什么的，让我去送饭。我提溜着饭盒，出了门连蹦带跳往杂货店赶。有一次，没走几步，摔了个大跟头，把饭菜全撒了。我没办法，只能把饭抓起来放回饭盒，把菜扔了，送到店里，给父亲的时候也只字不敢提摔跤的事。父亲扒了两口，觉得牙碜，有沙又有土，瞪着眼问我怎么回事。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自己一不小心摔了一跟头，把饭菜撒了。本以为父亲又要打我一顿，却没料到，父亲既没骂我，也没打我，反而跟我说：“你很诚实，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随着我日渐长大，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不再打我了，可能他觉得我大了，懂事了，能听进去一些话。
念小学的时候，我不努力学习，功课不太好，但是，学习成绩也基本能保持在班里中等偏上水平。父亲特别希望我努力学习，大概在我念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在我书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战战兢兢跑去问父亲。他把我拉到身边，很认真严肃地说：“你小时候不刻苦，等你长大，年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看着父亲正儿八经的样子，我触动很大，似乎一下子明白许多，也感觉到自己应该沉下心好好读书。父亲的这句话，从此深深烙刻在我心里，影响我一辈子。
我从小很怕父亲，一方面他对我很严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脾气比较暴躁。他爱喝酒，但是因为生活贫苦，喝的酒也是劣质酒，最后得了黄疸型肝炎。他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很焦急，恨不得上刀山下火海，找到医治父亲的妙方。听说民间有方子，找香瓜的瓜蒂熬水喝，我便到野地里寻找；后来又有人说，用死掉的小孩的头骨，熬制做药引，我又去找了。父亲知道后，一边说我幼稚，一边却很感动，觉得我很孝顺。
可惜，我再孝顺，也找不到治好父亲的方法。父亲住院三十九天，后来大概觉得没有办法彻底治好了，家里也实在没钱，只能出院。我接他出院的时候，他走得很慢，拉着我的手，一路上跟我聊天，说我母亲很苦，嘱咐我要对母亲好一些。没多久，他47岁的时候，还是撒手人寰，离我而去，那年我14岁，突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父亲没有陪伴我长大成人，不能不说是人生遗憾。
父亲去世，没有留下什么。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找到一本民间治病的药方，一看都是偏方。可惜的是，那本偏方在我手里存留很多年后，被父亲当年的朋友知道，把药方借走，就再也没有还回来。当时还找到一个账本，那是父亲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看着那本连几毛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账本，我一片茫然，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什么呢，什么东西都记得那么仔细，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留给家里的都是难忘又难过的回忆……
母亲的恩情最大
父亲在我14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只剩下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和两个妹妹拉扯大，在我有能力回报母亲的时候，她也离我而去。而今，我也74岁，已是老年。每当坐在书桌旁创作的时候，望着那口破旧的座钟，尽管它已经不会走了，但是，那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悠悠亲情更显得厚重和真实，经常让我时不时怀想过往，思念逝去的亲人，惦念母亲培育我的大恩。
父亲去世后，我只有母亲，而我又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按道理，我不应该去念大学；我应该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体力活，干活养家，孝顺母亲，帮带两个妹妹。然而，当我考试放榜下来后，看到自己被大学录取的通知时，我跟母亲说，咱们家这么穷，我该怎么办，这个大学我要不要念。她毫不犹豫地说，考上不容易，你去念吧，我拉棍子要饭也要把你供出来。母亲当时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勇气，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上大学，我更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维系生活，供养我上大学。每次看到她给我寄来可怜巴巴的三五元学费时，我心里难掩苦痛，特别心酸。
当时，我两个妹妹也都不在老家，都出去打工了。剩下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省吃俭用，养着几十只小鸡，养大后可以下蛋，卖了鸡蛋挣点钱，供我上大学。那时候的学费虽然没有几个钱，也得十几二十元。好在那时候还有助学金，一个月有15元助学金，我一个月可以吃12元，剩下3元买几本书也就没了。我那时候买书买乐谱都是到中央大街的外文书店，里面卖的全是英文、俄文的书，有一批俄文的总谱，最后没人买，怎么办呢，按废纸似的论斤卖，我一看，里面很多珍品啊，我就把它挑出来，论斤买就很便宜了。
每当我想起母亲为我付出的一切，心里就特别难过。我心疼自己的母亲，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不让母亲给我寄钱，我一边省吃俭用，一边为自己赚取生活费。最让我开心的莫过于曾经的家教机会，一次性教三个学龄孩子弹钢琴，每个月能挣十元八元，这笔“不菲的收入”，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说，那是莫大的帮助了，起码也缓解了母亲供养我读大学的压力。
可是，尽管我每个月能靠微薄的助学金度日，能有家教收入添补，母亲还是依旧时不时寄来省吃俭用的几元钱。我每次寒暑假回家，看到家中的窘况，我总是忍不住大哭一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母亲太狼狈了，而且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母亲穿得很破，身上的棉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东北三九天那么冷，愣是没有多一件可以替换。为了生存，母亲经常拉个小车，到外面捡一些谷糠之类的东西回来，哪怕捡到一小把，都拿回来给我们熬粥吃。有好吃的，只要我爱吃，她一定让出来给我吃，尽管她饿着肚子。看到妈妈的头发被风吹得满脑袋都是土，作为儿子，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特别难受。
在我心里始终觉得，母亲太不容易了，她这辈子几乎是为了我而活着，自己受苦受难都觉得无所谓，然而，她看到我能有出息能幸福，眼里流露出莫大的欣慰。
父亲没能陪我长大成人，固然是人生遗憾。我没能陪在母亲身边恪尽孝道，心里始终有歉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孝的孩子。虽然，母亲后来也曾经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她发现自己人生地不熟，没地儿串门儿，没熟人聊天；我又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在单位搞创作，她过得很孤独，最后还是坚持回老家，跟我妹妹住在一起。
可是回去没多久，母亲就病了。得知她病重的消息，我心急如焚地从北京赶回勃利县，就在我见到她的前三分钟，她始终睁着眼睛，就想见我最后一面。
母亲用生命把我养大，把一生的爱都给了我，把我供养成才，自己却痛苦一生。我19岁考上大学以后，就离开家，离开母亲，没能让母亲好好享清福，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儿。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母亲在去世前，能见到我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当时，电视剧《西游记》已经播出了，在勃利县很轰动，人们都津津乐道，知道其中的音乐是我创作的。只要我回到县里，母亲脸上会觉得特别有光彩。那段时间，每天见到我母亲，她都是笑得合不拢嘴，我知道，她是打心里开心。她大概觉得，终于望子成龙了，儿子终于出人头地了。我相信，那段时间是她一生最快活的时光。我不能在她身边尽孝，唯有努力做个有出息的人，告慰她一辈子的辛苦付出。
望着那口座钟，耳边似乎飘来好听的山东小调，那是母亲的声音，远处，还有父亲咿呀哼的京戏……
一把二胡撩起我的音乐梦想
每个成长中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被询问，你长大要做什么？有的想当老师，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作家……我小时候，家里太穷，虽没想过长大能干什么，却也坚定信念，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事物的增多，我的目标和理想也越来越清晰。当我学会拉二胡，对音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我开始梦想，长大要当作曲家，写出大家喜欢的音乐。
听起来像是白日做梦，其实，一切梦想的萌发是有一定根源基础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培植的土壤。我也不例外。
我1岁的时候，母亲抱着我闯关东。我在东北生活了二十三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我接受音乐上的启蒙，严格上讲，来自于我父母。小时候，他们经常在我耳边哼唱一些山东小调、上海老歌曲、京戏、二人转，尤其是母亲，特别喜欢唱，但是，我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每次唱完，我总是模仿那些调调，学着哼唱几句。
那时候，县里十字路口的木桩上挂着一个高音大喇叭，每天中午都要播放一些幽默、热辣、流行的歌曲，我觉得特别好玩，经常跑过去，倚着电线杆听。记得经常听到的是一首抗美援朝的歌曲《王大妈要和平》，这是一首东北民间音乐音调，用抒情和说唱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唱得很好听、很生动，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旋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北，天气贼冷，尤其在寒冬腊月、正月时分，真可谓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屋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身穿厚棉衣，甚至皮大衣，还得手戴手闷子，脚穿大头鞋，不断抖动身体活动着，才不至于冻僵。
然而，天气再冷，东北的年味却很浓。正月十五闹花灯都是在这种不敢伸手的严寒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的，一年也就这个时候的民间活动最欢欣热闹。扭大秧歌、踩高跷、打花鼓、十五灯会，这些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活动层出不穷。
县里的戏院虽然很简陋，但不妨碍演出。逢年过节，搭个木板棚子，请来二人转演员，一场演出就可以开始了。一张戏票也就几分钱，可是，我家里穷得叮当响，买不起戏票，只能偷偷趴在木板棚子上，透过缝隙看人家演戏。冬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冻得我直哆嗦。然而，戏台上的表演特别吸引人，我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舍得离开。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次。大概是我7岁那年，有一天，部队文工团在县里的礼堂上演了一部歌剧《王秀兰》。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票，把我也带去现场，那是我第一次听歌剧。虽然舞美极其简陋，但是，所有的唱腔都太美了，那些演员的歌唱水平可能不及现在的业余歌手，但是，在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旋律依然在我耳边萦绕，那场演出，绝对是我童年生活里一次高级享受。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正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人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些源自民间最古朴的音乐熏陶，才使我对音乐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小学后，我对音乐越来越着迷。我们学校门口有一间小杂货商店，里面有一台老式唱片机，旁边堆放很多不知名的黑胶唱片。每次经过那家店，时常看到一根针磨蹭着转动的唱片，听到唱片机发出微弱的音乐声响。我很好奇，明明歌曲很好听，声音却不够响亮。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店老板。他说，唱针生锈了，变钝了。我心想，不就锈了钝了嘛，打磨一下就好了。在我的央求下，店老板同意我来“拯救”唱针。于是，我拿着那根拆下的唱针，飞奔回家，找来磨刀石，学着父亲磨刀的样子，细致地打磨那根唱针。约莫一个多小时，唱针被我打磨得又亮又细，如同新的一般。再仔细看看自己的手，因为来回摩擦，两个食指被磨掉一层皮，加上几次被扎破，红紫一片。不过，当看着店老板装上澄亮的唱针，听到唱片机发出清脆响亮的音乐时，我心里乐开了花。
大概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也正是建国初期。很多不识字的年轻人被安排到学校扫盲，我所在的班级就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大同学”，他叫唐学义。在一次班级集体活动中，同学们跳集体舞，唐学义拉二胡为大家伴奏。那是一首俄罗斯民歌，他拉得特别好听，美妙动听的音乐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那把二胡演奏出来的声音如同天籁之音，把我深深吸引。我就纳闷，一把看似简单的二胡，怎么就能拉出如此动听的音乐，心里特别想拥有一把这样的二胡。
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二胡结构并不复杂，自己也能做。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只竹笔筒，用烧红的炉钳子在中间烫了个窟窿。找不到蛇皮，只能缠着父亲买来两条大黑鱼，鱼肉吃了，把鱼皮剥下，蒙在了竹筒上。就这样，在父亲的帮助下，一把二胡成型了。从此，我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就开始摸索着拉二胡，唧唧啦啦的声音，虽然如同“拉锯”，我却乐此不疲。那阵子，只要听到什么声音，我就在二胡上摸索着拉出相似的声音。慢慢地，学校很多曲子我都能依葫芦画瓢拉出来。也许是自我模仿能力比较强，在没有任何人教授的情况下，我很快就学会了五六十首乐曲，经常拉着拉着，招来很多人围观，也不怕别人笑话，自娱自乐，不亦乐乎。
二胡的音质很容易受气候、室温等因素影响，我这把简易二胡，晴天时音色响亮，阴天时几乎拉不出任何声音。尽管如此，这把引领我走进音乐的二胡，直到初中，我都很好地保留着。
上了初中，我迷上了吹横笛。为了学习吹笛子，我央求老师，同意我把学校里的手摇唱机搬回家里，还找来四五张唱盘，全部都是笛界壮派代表人物冯子存的作品。我每天拿起笛子，模仿着学唱盘里的作品，放下笛子，也照样不厌其烦地学单吐、双吐技巧，直到后来可以非常流畅自如地吹完整首乐曲。
我就读的勃利县第一中学，算是当地一所重点中学。刚上初中没多久，我就进入学校文工队，有了学习和提高音乐的机会和条件，笛子和二胡都得到锻炼，提升很快，甚至达到独奏的水平。我还学会了三弦、扬琴等多种乐器，丰富了乐理知识，比较全面地提高了音乐素质。老师认为我的乐感、音准都很好，得到鼓励，我也尝试着为文工队写了七八首曲子，得到大家广泛的好评，自己也信心倍增。
到了考高中的时候，还是因为家庭条件问题，自己不敢报考高中的学校。那时候，读了高中，就意味着要考大学，但当时的家境根本不允许。我便选择报考一些专科学校的普通专业，比如测量专业。可是学校老师认为，我成绩还不错，应该继续留在一中念高中，就这样，我留校了。
虽然我从小学开始，在音乐路上就有了起步，但是，对音乐知识的认知，也仅限于吹拉弹唱的表面功夫。真正让我对音乐创作产生浓烈兴趣，并立志当一名作曲家，还是源于高一时一次偶然的创作，也正是那一次，让我在作曲的道路上一直前行，再也没有回头。
念高一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学校停课，组织学生搞生产，兴修水利，我和同学们都去了水库工地，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毕竟干的是苦力活，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全都累傻了。看着大伙修水库时挑水、打夯的劳动场面，我一下子动心了，激发了内心的创作欲望，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吉兴河大合唱》，这是我第一次作曲。这首曲子很快在同学圈里传唱，我看到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哼唱，个个都干劲十足的样子，心里特别开心。
过了没多久，我们回到学校，偶尔还能在路上听到几个女同学在哼唱我写的那首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第一次真实地体验到，音乐就是一种精神食粮，它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享受。我心想，如果我写的歌都能有人唱，那该多好。就这样，我心里产生很强烈的欲望，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是我人生的奋斗目标。从确定人生目标那时起，我更加刻苦学习音乐知识，掌握更多乐理和创作技巧。1959年，我们文工队排练歌剧《红霞》，只有四件乐器，我一个人包揽了两样，一会儿吹笛子，一会儿弹三弦儿，忙得不亦乐乎。
当年我压根儿没想考大学。一方面，学校文工队担负着许多社会宣传任务，经常拉出去演出，无形中影响了文化课；另一方面，我父亲当时已经去世，母亲独自一人拉扯着我和两个妹妹，生活压力很大，家庭经济越发窘迫。
幸运的是，音乐老师王景云对我非常好，始终鼓励我报考音乐学院并建议我报读作曲系。这个建议虽好，但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且不说大城市的孩子们见多识广，我一个穷山沟里出来的孩子，连大乐队都没见过，五线谱也不认识，钢琴更不会弹，唯一听过的唱片还是民乐队演奏的《四小天鹅》。就这样的条件，凭什么考音乐学院？
王老师很器重我，也知道我的困惑和难处，经常给我提供方便和帮助，除了给我正规的音乐教育和训练指导外，还把学校琴房的钥匙留给我，鼓励我好好练习，告诉我音乐学院的大门向我敞开。当时勃利县城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弹钢琴，更没有老师教学。那架立式钢琴也是学校甚至是县里唯一的一架钢琴，就这么给我一个人使用。王老师还向我推荐了三本书——少儿钢琴入门的《拜厄》《基本乐理》和《和声学》。我从来没有摸过钢琴，当我站在钢琴边上时，想到母亲含辛茹苦供我念书，想到音乐老师如此厚待我，给我提供学习的条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音乐学好。于是，从最基本的指法、从幼儿园的钢琴曲练起，不懂五线谱，就照着钢琴找五线谱的位置。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三九天，在没有炉子，而且还坏了两块玻璃的音乐教室里，我一个人每天练习到晚上十点，睡上五六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看乐理，做和声习题。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只能用大衣包住教室的灯，让光线暗下来，顶着零下十多摄氏度的严寒练习弹钢琴，每天手都处于冻僵状态。没有人教我，我愣是把《拜厄》全部弹下来，把《基本乐理》和《和声学》两本书也啃下来。那一年，我17岁。
很多同学后来跟我说，许镜清，你居然17岁才开始学钢琴，而且还学成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只要是自己真心梦想，再苦再累，一定能做出成绩，也是非常值得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觉得，考大学的专业知识储备得差不多了，应该可以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那些高等院校，我是想都不敢想，比较有把握的是距离我最近的哈尔滨艺术学院。
就这样，我一个人坐上火车，到哈尔滨参加考试。
那一年，报考作曲专业的有三百多人，最后录取三个，我在三人中成绩名列第一。第一轮笔试，留下十二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理论题剩下六个人，有我；最后一轮是口试加创作，我是最后一个进场。前面五六个人都是不超过七八分钟就出来了，而我足足考了四十分钟。按照要求，在考试之前，我提交了两首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笛子独奏《春天》。当年的创作思路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段写太阳升起，鸟儿鸣叫，河水潺潺；第二段写小桥流水，表现大自然的美；第三段写人们在大自然中玩耍，生活得很快乐。我几乎把自己掌握的创作技巧都用上了，还不忘在提交的作品稿里添上一句话：“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演奏给考官听。”就这样，我在考场把自己创作的笛子独奏吹了一遍，考官们都说我吹得很好，问我为什么不学笛子专业。我说，音乐专业中最高、最难的是作曲，我一定要学作曲。
整个考试过程，考官们从音乐理论问到近现代文学，我基本上都能对答如流。可能我对考音乐学院的坚定和执着征服了考官，最终，我如愿以偿成为哈尔滨艺术院校的一名大学生，真正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跟我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好嗓子，不要说张嘴唱歌，就连我说话，有些人听起来都觉得费劲。他们很疑惑，一个不会唱歌的人，怎么能从事音乐创作？
熟悉我的人也知道，我作曲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气呵成，从来不习惯用钢琴演示，更不用出什么小样，哪怕再修改，也只是动动几个音符。他们也疑惑，一个搞音乐创作的人，怎么能有这样的底气？
殊不知，小时候接触到的很民族、很纯朴的东西，在我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深深扎根在我内心深处，所以，在我现在写歌的时候，某种民族的东西，不知不觉就出来了。七个音符太简单，但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有挑战性的。音乐创作不是一朝一夕，我有自己的创作思路，这辈子，我最希望的，就是创作出老百姓喜欢听、喜欢唱的音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