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择几件典型的案例来证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能，我已竭尽所能少选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而只提供最能显示他才智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耸人听闻和犯罪又不可能彻底地分开。这真让笔者左右为难，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这样就给问题增加了一种虚假的印象；要么就得运用机遇，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说了这段简短的序言后，我将翻开我的笔记本，看一看那一串串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那是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热风袭人。巴克大街就像一个火炉。阳光照射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的眼睛发痛。真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样是这些砖墙在冬天却隐约出现在蒙！的迷雾之中。我们的百叶窗已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里，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件一看再看。至于我自己呢，我曾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功夫，即使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受得了。但晨报索然寡味。议院已经散会。每个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渴望去新森林的林间空地或是南海海滨，但银行存款已无分文，我只得把假日延迟。至于我的同伴，不管是乡村还是海边，都丝毫不能吸引他。他喜欢躺在五百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敏锐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懂得欣赏自然。只有当他将注意力从城镇的坏东西转向乡村的地痞恶棍时，他才到乡间去换换空气。
发现福尔摩斯聚精会神，不想交谈，我便把索然无味的报纸扔在一边，躺在椅子上沉思默想起来。突然，我同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起来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议的办法。”
“最荒谬！”我惊叫道，接着我就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我在椅子上直起身子来，用惊诧的目光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叫道，“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看到我迷惑不解，他会心地笑了。
“你记不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全部推断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手法。我说我也常有同样的推理习惯，你听过之后却表示不相信。”
“呵，哪里会呢！”
“或许你口里没有这样讲，亲爱的华生，但你的眉毛肯定是这样说的。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理，并且最终打断你的思绪，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但我仍是不太满足。“你给我读的那一个例子，”我说，“那个推理者得出的结论，是从观察他同伴的举动那里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举头望着星星，如此等等。但我一直静静地坐在椅子里，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可真是冤枉你自己了。面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诚实的仆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读出了我思想的轨迹。”
“是的，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你的那双眼睛。你是如何陷入沉思的，或许你自己也回想不起来了吧？”
“是的，我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你的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坐了半分钟，没有任何表情。接着，你的眼光落在你最近配上相框的戈登将军的相片上，我从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但没有信马由缰，走得太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来得及配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切尔的相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望着墙壁，你的意思当然是很明显的。你当时在想，这张相片如果装进相框，那就正好能盖上墙上的空白，并和那边戈登的相片相对称。”
“你对我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我惊异地说。
“至此，我几乎还没看偏。不过，你当时的思路又回到比切尔那里去了。你一直尽力盯着他，似乎在琢磨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但你却继续在凝望，满脸是沉思的表情。你在回想比切尔一生中的事情。我非常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切尔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民众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这件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因而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切尔也就会想到这些。一会儿后，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相片，我猜想你的思路已经转到了内战上，当我观察到你闭着嘴唇，双眼闪闪发亮，双手紧紧握着时，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生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但是，接下来，你的脸色又变得阴沉黯淡了，你摇了摇头。你在思忖悲哀、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疤，嘴角颤动着露出一丝笑意，这向我表明，你的思想已为这种荒谬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所占据。在这点上，我赞同你的观点：那是愚蠢的。同时我又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断都是正确的。”
“绝对正确！”我说，“现在，你已把它解释清楚了，可是，我承认，我还是和先前一样糊涂。”
“这确实是非常肤浅的，我亲爱的华生。假如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里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要困难得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一只硬纸盒，里面装的物品出人意料，你注意到了没有？”
“没有。我什么也没见过。”
“啊！那你一定是看漏了。你把报纸扔给我。就在这里，在金融栏下。劳驾你大声读一读。”
我把扔回给我的报纸捡起来，念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可怕的包裹》。
苏珊·库欣小姐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次特别令人反感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这件事还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两点钟，邮递员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包着一个硬纸盒，纸盒里装的是粗盐。拨开粗盐一看，库欣小姐吓得毛骨悚然，盒子里装的是两只人耳朵，很显然还是刚割下不久的。这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耳法斯特邮局寄出的，寄件人没有写明是谁。使问题更加神秘莫测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个年届五十的未婚女人，她过着隐居生活，朋友和通信者不多，往来甚少，平时难得收到邮包。然而，在几年前，她居住在彭齐时曾把她的几个房间租给三个医学院的学生居住。后来由于他们喧哗吵闹，生活不规律，她才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的观点是，对库欣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或许是这三个青年学生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就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但也有人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个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欣小姐透露，这人是贝耳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之中，出色的侦缉官员雷斯垂德先生正负责处理这一案件。
“《每日记事》报就报道了这么多，”我读完报纸后福尔摩斯说道，“现在来看看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上午我还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里写道：
我想，这一案件你极为在行。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查清这一事件，但在继续工作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些困难。当然，我们已经打电报询问了贝耳法斯特邮局。但当天交寄的包裹很多，他们无法逐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用处。至于医学院学生的说法，在我看来仍是最可能讲得通的，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是在这幢房子，就是在警察局。
“你看怎么样呢，华生？你能不能不顾酷暑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呢？”
“我正渴望做点什么哩。”
“事情这就来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并去叫一辆马车。我去换好衣服，把烟草盒子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坐上火车之后，天下了一阵雨，因而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么炎热。福尔摩斯早已拍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着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五分钟后，他带我们来到了十字大街，库欣小姐就住在那里。
这条街道很长，两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又整齐，房子前的石阶已被踏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正三五成群地坐在门口闲聊。走过半条街之后，雷斯垂德停了下来，在一家人的门上敲了起来。一位小女仆把门打开，库欣小姐在我们进去时正坐在前厅里。她是一个面貌温和的妇女，有着一双大大的、温柔的眼睛，灰色的鬈发垂落在两鬓。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搁在她的膝上，身边的篮子里放着各色丝线。
“那个东西在外屋，那真是个可怕的东西，”雷斯垂德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带走。”
“我会的，库欣小姐。我放在这里，只是想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先生，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
“说不定他想问你一些问题。”
“我对你说过，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他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处呢？”
“的确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方式说，“我毫不怀疑，这件事已经使你够气恼的了。”
“确实，我很气恼，先生。我是个喜欢清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到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也到我家里来，这对我真是件稀奇事。我不想让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雷斯垂德先生。假如你想看，那就请到外间屋去看吧。”
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有一间小棚子。雷斯垂德走进去，从里面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子，还有一张牛皮纸和一根细绳子。在小径尽头有条石凳，我们都坐在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个一个地仔细察看。
“这根绳子非常有意思，”他说着，一边把绳子举到亮处，并且用鼻子闻了闻，“雷斯垂德，你看绳子是用什么做的？”
“它涂过柏油。”
“一点儿没错。是一根涂过柏油的麻绳。毫无疑问，你也注意到了，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痕迹看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我看不出它的重要性。”雷斯垂德说。
“说其重要，就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有特色。”
“结打得非常精致。这一点早已引起了我的注意。”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的话题就谈到这里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我们来看看包裹纸吧。牛皮纸，带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你还没有观察到？我想，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的字写得很零乱：‘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是用笔尖很粗的钢笔写的，或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才被改成字母‘y’的。而且，这个包裹是一个男人直接寄的——字体很明显是男人的字体——这个男人文化程度不高，对克罗伊登镇也不怎么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顺利！这个纸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除了盒子右下角有两个指印外，再没有明显的痕迹。里面装的粗盐是用来保存兽皮和其他粗制商品的那种。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从里面取出两只耳朵，并把它们平放在膝盖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一会儿仔细察看这可怕的遗留物，一会儿望着我们同伴那张深沉而急切的脸。最后，他再次把它们放回盒子里，坐在那里沉思了一阵。
“当然，你们已经查看过了，”他最后说，“那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但是，假如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没错。不过，这恐怕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对此肯定吗？”
“根据推论可以强有力地反对这一点。解剖室里的躯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却没有这种痕迹。它们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学生干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再者，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炭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当然是不会用粗盐的。我再说一下，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调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子。”
我听了我同伴的话，看着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一冷酷的开场白看来投下了某种奇异而无法说清的恐怖的阴影。但是，雷斯垂德摇了摇头，好像只是将信将疑。
“恶作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点毫无疑问，”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彭齐过着一种清静而又体面的生活，而且二十年来一直如此。在这些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要把犯罪的证据偏偏送给她呢？尤其特别的是，她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知之甚少，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女演员。”
“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要这样解决它。我认为我的论据是对的，而且这是一桩双重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它形状纤巧，并穿过耳环。另一只耳朵则是男人的，晒得颇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了，不然的话，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故事了。今天是星期五。那个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的。那么，这一悲剧只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假若这两个人已经被谋杀，那么，不是谋杀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那又会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邮寄给库欣小姐，其中必有缘由。然而，道理又在哪里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了！或许是为了使她心痛。这样的话，库欣小姐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如果她知道，那她为什么要报警呢？她可以把耳朵埋掉，那谁也查不出来。她应该这样干，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但是，假如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症结所在，也是需要我们去查明的。”他说话音调高亢，速度很快，并茫然注视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捷地站了起来，并向屋里走去。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问库欣小姐。”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因为我手头还有一些小事要处理。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向库欣小姐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到警察局去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去看望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又回到了前厅，那位缺少热情的女士仍静静地坐在那里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在膝上，用她那双坦诚、探寻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我深信，先生，”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那个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讲过多次了，但他只是简单地对我一笑了之。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敌人，这我自己知道，那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捉弄我呢？”
“我也有这样的看法，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着，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我想，更有可能的是——”他顿了顿。我很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着这位小姐的侧面。刹那间，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诧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发现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情。我尽力打量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还有她那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我却没有看出使我的同伴那么激动不已的原因。
“有那么一两个问题——”
“啊，我已经对问题厌倦了！”库欣小姐不耐烦地叫道。
“我相信，你有两个妹妹。”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进屋的那会儿，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其中一个无疑是你自己，另外两个长相酷似你，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你说得很对。她们是我的姊妹，莎娜和玛丽。”
“在我的身旁还有一张照片，是在利物浦照的，那是你的妹妹的照片。与她合影的男人，从他的制服看来是海轮上的船员。我想，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呵，你说得很对。但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了布朗勒先生。拍这张照片时，他是在南美航线上工作。但是他太爱她了，以至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了利物浦和伦敦航线的船只上工作。”
“呵，是‘征服者’号，大概是吧？”
“不是，是‘五朔节’号，我上次听说过的。吉姆[2]曾经到这里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酒杯之后的那些日子，真是糟糕透了。开始，他断绝了与我的来往，接着，他就同莎娜吵闹，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现在如何。”
显然，库欣小姐谈到了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像大多数过着独居生活的人那样，她开始感到羞怯，但到后来就会变得极为健谈。她讲了许多关于她那当海员的妹夫的琐碎事情，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那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有关他们的问题谈了好半天，并告诉了我们那几个学生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放过任何一点，还时不时地提一些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莎娜，”他说，“既然你们两个都是未婚女子，那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呢？”
“哎呀！你不了解莎娜的脾气，否则，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来到克罗伊登后，曾做过这种尝试，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我们还住在一起，但后来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亲妹妹的一句坏话，但她总是爱管闲事，并且闷闷不乐。这个莎娜太难伺候了。”
“你说她曾同你利物浦的亲戚吵过架。”
“是的，有一段时间，他们曾是最要好的朋友。嗨，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去与他们套近乎。现在可好了，她对吉姆·布朗勒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里住的最后六个月里，除了说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她爱管闲事，并且对她直言不讳地说了，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
“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着，一边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过，你妹妹莎娜住在沃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说的一样，你被一件与你毫无干系的事搞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时正好有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去沃林顿有多远？”他问道。
“只有大约一英里，先生。”
“太好了，上车吧，华生。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案情虽然如此简单，但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到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车夫。”
福尔摩斯拍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盖在鼻梁上挡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幢房子前。这幢房子与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幢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叫他等一会儿，他刚要举手敲门环，门就开了。一位身着黑衣、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态度庄严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道。
“莎娜·库欣小姐病得很严重，”他说，“从昨天起，她得了脑病，病情非常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能允许任何人来见她。我应该建议你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流星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能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或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东西。”
“我并不希望她告诉我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见见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车夫。我们要到那里去吃午饭，然后，再到警察局去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便餐，进餐时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其他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是怎样买到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他说那把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而他却只花了五十五个先令便从托通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买下了。他从提琴的话题进而谈到帕格尼尼[3]。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钟头，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听着他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轶事。日落西山，下午已经过去，灼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这时，我们来到了警察局。雷斯垂德正站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这是回电！”他撕开电报，扫视了一遍，然后揉成一团放进了口袋。“这就好了。”他说道。
“你查出什么了吗？”
“我已经把一切都查明了！”
“什么！”雷斯垂德惊讶地凝视着他，“你是在开玩笑。”
“我平生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案子，并且我想我已经把各个细节都弄清楚了。”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后随手写了几个字，并把它扔给雷斯垂德。
“这就是姓名，”福尔摩斯说，“你最快也得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一案件，我倒希望你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想参与那些破案办法确有某种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大步朝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垂德。雷斯垂德满脸喜悦，仍在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卡片。
“这一案件，”那天晚上，当我们在巴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分析》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倒过去推测原因。我已经写信给雷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我们现在需要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捕获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尽管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知道他该干些什么，他会像一条哈巴狗那样顽强地干下去的。的确，也正是这种执拗劲，使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那么，你这个案子还没有完成喽？”我问道。
“基本上还是完成了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罪恶事件的作案人是谁，尽管案中的一个受害人的情况我们还弄不清。当然，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结论。”
“我猜想那个吉姆·布朗勒，就是在利物浦海轮上的那个服务员，是你怀疑的对象呢？”
“啊！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非常模糊的迹象外，别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正相反，我看是最明白不过了。让我简要地来讲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刚接触这一案件的时候，脑子里绝对是一片空白。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我们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做出推断。我们最先看见什么呢？是一位极为温和可敬的女士，看起来单纯得不想严守什么秘密。后来就是那张合影照，它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妹妹。我脑子里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当中一个的。我把这一念头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证明它，这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就到了花园，你记得，我们看到了装在小黄纸盒里的那个奇怪的东西。
“那根绳子就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们在调查时，还闻到了一股海水的气味。我还观察到那个绳结是通常水手打的那种结，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个男人的耳朵戴过耳环，而戴耳环在海员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更为普遍，所以，我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这场悲剧中的所有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寻找。
“当我开始查检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是寄给S.库欣小姐的。现在，她们三姐妹中的老大当然是库欣小姐。虽然她的缩写字母是‘S’，但它同样也可以属于另外两个姐妹当中的一个。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们的调查就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因此，我去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你或许还记得，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是一个误会时，我突然住口没说话了。事实是这样的，正在那时，我看见某种东西，它使我大为惊讶，同时又极大地缩小了我们的调查范围。
“作为一个医生，你知道，华生，人体上任何部位都不会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每个人的耳朵通常都与众不同。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小文章。因此，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当我看着库欣小姐时，我发现她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极为相似，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愕心情了。这件事完全不是巧合，上耳的弯曲度也都很大，内耳软骨的旋卷形状也相似。从所有特征上看，那简直就像同一只耳朵。
“当然，我立即明白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很明显，受害者与库欣小姐有血缘关系，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接着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该记得吧，她马上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细节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莎娜，她们的住址在不久前一直是相同的，所以，误会从哪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非常清楚了。接着，我们就听她说起了那个服务员，他娶了她的妹妹老三，并且得知他曾一度与莎娜小姐打得火热，所以她就去到利物浦和布朗勒一家住在一起。后来，一场争吵把他们分开了，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往来。因此，假如布朗勒要寄包裹给莎娜小姐的话，他当然会寄到她原来的住址。
“现在，这件事的真相已经开始大白了。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个服务员，他是个富于感情，容易激动的人——你记得，他为了与妻子在一起，抛弃了一个非常优厚的差事——而且，他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经被谋杀，而有一个男人——假定是一个海员——同时也被人谋害了。嫉妒，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就是这一罪行的动机。那么，罪犯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杀案的证据寄给莎娜·库欣小姐呢？也许是由于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过造成这一悲剧的事件。你应该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耳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如作案的是布朗勒，他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耳法斯特就是他能够寄出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头。
“在这一阶段，很明显还可能有第二种结论，而且，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但我还是决定在继续下去之前把它阐明。或许有一个失恋情人杀害了布朗勒夫妇，那个男人的耳朵也许就是属于丈夫的。这一说法将会遭到很多人的强有力的反对，但这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拍了一封电报给我的朋友阿尔加，他在利物浦警界办事，我请他去查明布朗勒太太是否在家，布朗勒是否乘‘五朔节’号离开了。后来，我们就去沃林顿拜访了莎娜小姐。
“首先，我急于想了解这家人的耳朵和她的耳朵相似的程度。接着，当然，她或许能告诉我们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她一定在前一天听说过这件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满城风雨了。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明白那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假如她愿意帮助司法部门，那她可能早已向警方报告了。然而，很显然我们有义务去拜访她，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发现，包裹到达的消息——从那时起，她就患病了——给了她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使她患了脑病。比以前更清楚的是，她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协助。
“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依靠她的帮助。我们的答案正在警察局等待我们，在那里我已叫阿尔加将答案送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明确的了。布朗勒太太的房子已经关门超过三天了，邻居们都认为她去南方探望亲戚去了。在轮船办事处已经查明，布朗勒已乘‘五朔节’号出航了。我估计，该船将在明晚抵达泰晤士河。等到布朗勒一到，他就会遇到愚钝的但却是果断的雷斯垂德，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得到全部的详细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变成泡影。两天后，他收到了一大包信札，里面装有雷斯垂德探长的一封短信，还有一份有好几大张的打印文件。
“雷斯垂德已经将他逮住了，”福尔摩斯说着，一边看了我一眼，“也许你会感兴趣听他说些什么。”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按照我们用来检验我们的说法所制订的计划（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华生，是不是？），我在昨天下午六点赶到阿尔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船属于利物浦、都柏林和伦敦轮船公司。经调查，船上有一名服务员名叫吉姆·布朗勒，因他在航行过程中举止失常，船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我去了他的舱位，看见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他身材高大壮实，刮了胡子，皮肤很黑——有点像阿尔德里奇，就是在冒牌洗衣店那个案子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他刚一知道我们的来意，就跳将起来。我吹响警笛，叫来了两名守候在角落里的水上警察，但是他好像并不在意，甘愿束手就擒。我们把他连同他的箱子一起带到了密室里，因为我们认为箱子里可能会有什么罪证，但除了大多数水手都有的一把大尖刀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然而，我们发现，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察局一审问，他就要求招供。当然，我们的速记员已把他的招供记下来了。我们有三份打印件，一份就随信奉上。事实证明，也正如我早已所料，这一案件是极为简单的一个。你对我所进行的调查给予了许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最忠实的朋友
G.雷斯垂德上
“嗯！这个调查倒真的非常简单，”福尔摩斯说，“不过，当他第一次邀请我们时，我认为他并不是那么想的。然而，让我们来看看吉姆·布朗勒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罪犯在谢德威尔警察局向蒙塔戈梅里警长所做的陈述，它的好处在于是逐字逐句的记录。”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把它们统统都说出来。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也可以把我留下不管。你们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我想告诉你，自从我干了那件事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没有闭过一只眼睛，也不会再闭上眼睛了，老是醒着。有时候是他的脸，但更经常的是她的脸。他们老在我面前，不是他就是她。他看起来皱着眉头，像个黑人，但她的脸上老是带着惊恐的神色。哎，这只白色的小羊羔，当她从一张过去对她总是充满爱情的脸上读到死亡的时候，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但这是莎娜的过错，但愿她在一个被毁的人的诅咒下遭殃，让她的血液在血管里腐烂！这并不是我想洗刷自己，我知道，我酗过酒，喝酒之后我就像头野兽。但她是会原谅我的，假如不是那个女人到了我家，使我家变得郁闷不乐的话，她会和我紧密地在一起的，就像一根绳子套在一个滑轮上那样。因为莎娜·库欣爱着我——这就是事情的根本——她爱着我，直到她知道我爱我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胜过爱她的整个躯体和灵魂时，她的全部爱就变成了恶毒的仇恨。
她们总共有三姐妹。老大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老二却是个魔鬼，老三则是一个天使。莎娜有三十三岁，玛丽在我与她结婚时是二十九岁。我们成家后，日子过得很幸福，在整个利物浦，没有一个女人能比得上我的玛丽。后来，我们邀请莎娜来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她就这样住下来，直到她成了我们家里的一员。
那时，我戒了酒，也积攒了一点钱，日子就像新钞一样崭新透亮。我的天，谁会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那时我经常回家过周末，有时遇到船要等着装货，我一次就可以在家里待一个星期，这样，我就经常见到我的姨姐莎娜。她瘦高个子，皮肤有点黑，敏捷而又暴躁，总是傲慢地昂着头，目光就像从火石上碰发的火花。但只要小玛丽在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我发誓，上帝会饶恕我的。
有时候，她看来喜欢单独与我待在一起，或者哄我和她一起出去散散步，但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但有一天傍晚，我才算弄明白了。我从船上回家，发现妻子不在家，只有莎娜待在屋里。“玛丽去哪儿了？”我问她。“呵，她出去付账去了。”我有点烦躁，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吉姆，五分钟不见玛丽就不高兴了？”她说道，“这么一会儿你都不愿与我待在一起，我感到太遗憾了。”“这没什么，我的小姑娘。”我说着，一边友好地把手伸给她。她立即用双手紧握住我的手。她的两只手热得像在发烧。我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眼里我读懂了一切，不需要她说什么，也无须我言语。我皱了皱眉头，把手抽开了。接着，她沉默不语地在我身旁站了一会，然后用手轻轻抚摩我的肩膀。“好一个稳重的老吉姆！”她说道，一边发出惊讶嘲弄的笑声，跑到了屋外。
就这样，从那以后，莎娜就用她的整个心灵来恨我，而且她也真是一个会恨的女人。我真愚蠢，就这样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真是个稀里糊涂的大笨蛋——而且我从没有跟玛丽说起过这事，因为我知道，这样会使她伤心的。一切都跟过去一样。但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往常是那样相信人，那样纯真可爱，但现在她却变得古怪而又多疑，我到哪里去过，我干了些什么，我的信件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口袋里有些什么，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她都要一一打听，问个明白。她一天比一天地更古怪，一天比一天地更容易发脾气，没有任何缘由，我们却有拌不完的嘴。我真是如坠雾中，感到莫名其妙。接着，莎娜开始避开我，但她和玛丽却形影不离。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如何去挑拨、欺骗、教唆我的妻子与我作对的了，但我近视得像个瞎子，当时竟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开了戒，重新开始酗酒，但我想，假如玛丽像从前那么待我，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她有理由讨厌我，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接着，又插进来一个阿里克·费尔班恩，事情就变得糟糕透顶了。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是为了看莎娜，但不久就是来看我们的了，因为他这个人有一套讨人喜欢的法子，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有他的朋友。他是一个精神抖擞，长着一头鬈发，时髦而又傲慢的小伙子，他跑遍了半个世界，见多识广，又很健谈。他很有风度，这点我不否认。像他这样一个海员，举止那么斯文有礼，我想，他肯定在船上当过高级职员，而不是一般的水手。有一个月，他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里藏有恶意。接着，有些事情最终使我产生了怀疑。从那以后，我的平静就永远消失了。
其实那也不过是件小事。我偶然走进客厅，一进门时，我看见妻子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但当她看清是谁以后，她那欢迎的神色又消失了。她带着失望的神情，转身就走了。这对我已经够了。她可能把我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阿里克·费尔班恩的了。假如我那时看见了他，我一定会把他宰掉的，因为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疯子。玛丽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魔鬼般的凶光，她跑过来用两只手扯住我的衣袖。“不要这样，吉姆，不要这样！”她说，“莎娜在哪里？”我问她。“在厨房里。”她说。“莎娜，”我边说边走了进去，“再也不准许费尔班恩进我的家门了。”“为什么不许？”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她说，“如果我的朋友不配进你的房子，那我也不配啦。”“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但如果费尔班恩敢在这里再露一下脸，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留给你做纪念。”我想她被我的表情吓坏了，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我的家。
嗯，究竟是这个女人的魔法呢，还是她认为唆使我妻子去乱来，就可以让我和妻子作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她在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找了套房子，租给那个水手住。费尔班恩常常去那里，玛丽也绕道去和她的姐姐一起与他品茶。玛丽多久去一趟我不太知道，但有一天我跟踪了她，我闯进门去时，费尔班恩在后花园越墙逃走了，活像一只吓破了胆的怯懦的臭鼬鼠。我对妻子发誓，假如我发现她和他再搞在一起，我就杀了他。接着，我就把她带回家，她啜泣着，浑身颤抖，脸白得就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夫妇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爱的痕迹。我看得出她憎恨我，又惧怕我，当我想到这些，我就去喝酒，她还是照样鄙视我。
就这样，莎娜觉得她在利物浦不能住下去，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是去克罗伊登与她姐姐去住了，而我家里的事情还是照样这么拖下去。后来，到了上个星期，所有的苦难和灾祸就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已在外面航行了七天，但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船上的一根横梁脱了节，这样我们不得不进港停靠十二小时。我离开船想回家去，心想这会使我的妻子感到惊喜的，并且希望她见到我，回来得这样快，也许会高兴。我脑袋里这么想着，就转到了我住的那条街。正在这时，一辆马车从我身边经过，她就在里面，就坐在费尔班恩的身边，两个人边说边笑，根本没有想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们。
我告诉你们，请你们相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能主宰自己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就仿佛是一场噩梦。最近我喝酒喝得很凶，这两件事搅在一起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现在，我的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像船员用的铁锤那样在敲打，但是那天上午，我的耳朵中好像整个尼亚加拉瀑布在轰鸣一样。
呃，我悄悄地过去跟着那辆马车跑。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我告诉你们，开始我气得火冒三丈。跑的时候我也学乖了，稍微在后面离他们远一点，以不被他们看见，我照样能看见他们。他们很快就到了火车站。在售票处窗口，人头攒动，十分拥挤，所以我离他们很近，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我。他们买了到新不莱顿的车票。我也买了。我坐在他们后面，隔三节车厢。当我们到达新不莱顿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走去，我离他们从来没有超过一百码的距离。最后，我看见他们雇了一条船，要去划船，因为当时天气十分火热，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水上一定要凉快些。
看来，他们好像真是落入了我的手掌。天气有一点雾，几百码以外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也租了条船，一直跟随着他们。我能看见他们的小船，隐隐约约地，而且他们的船走得和我的船差不多一样快，在我赶上他们前，他们肯定离岸有一英里之远了。雾气就像帷幕一样笼罩着我们，在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我怎么能忘记当他们看见向他们划过去的小船里的人是谁时，他们两个人的那张脸呀！她尖叫着，而他则发狂似的骂我，并用桨戳打我，因为他一定看到我眼睛里充满了杀气。我躲过了他的船桨，用我的手杖回敬了他一下，他的脑袋就像鸡蛋一样开了裂。我或许会饶过她，尽管我完全疯了，但她却还用手抱住他，向他哭叫着，喊他“阿里克”。我接着又砍了一下，她就在他身旁栽下去了。当时，我就像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如果莎娜当时在场，我敢向上帝发誓，她也会与他们有同样的下场。我抽出我的刀子，并且——哎，好了！我说得够多了。当我想到莎娜看到她多管闲事带来这样的物证会有什么感觉时，这就给我一种野性的快感。接着，我把这两具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站在那里一直看到船沉下去。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船老板会认为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已经划出海了。我把自己整理了一下，回到岸上，然后又回到了我的轮船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猜我过去干了些什么。当天晚上，我就给莎娜·库欣打好了包裹，第二天，我就在贝耳法斯特把包裹寄了。
就这些，你们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你们可以把我绞死，或者你们想对我如何处置就怎么处置，但你们不能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惩处我。我不能闭上双眼，否则我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脸在盯着我——盯着我，就像当我的小船穿过雾气的时候，他们看我的那个模样。我杀他们是干净利索的，但他们却是在慢腾腾地杀我。假如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在天亮之前，我不是疯了就会是死了。你不会把我一个人关进监狱里，先生？可怜我，不要那样，但愿你们现在对待我，就像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受到的对待那样。
“这是怎么回事，华生？”福尔摩斯严肃地说道，一面放下手中的材料，“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和恐怖，究竟有什么目的呢？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宇宙就会受偶然的支配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是什么目的呢？看来是有一个人类的理智无法解答的永恒存在的大问题。”
（曹有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