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方成，根正苗红，爷爷是贫农，父亲是炼钢厂的工人，母亲是菜农，他自己是单位的电工，新上任的革委会副主任，兼杨芮兰专案组长。
杨芮兰被关在一个地下仓库里，看管她的两个女人，是厨房做馒头的白案，她们是专案组的其他两个成员。
直到杨芮兰出院的第三天，罗方成才推开这道阴暗的门。
他来了，一身黄军装，红袖章，手里拿着大大的记事本，一支自来水钢笔，他来审讯“犯人”了。一进门，罗方成就捂住鼻子，他看到了木头墩子上的几份饭菜，苍蝇在上面爬。一个女人说：“这个特务坏分子两天没吃东西，都馊了。”
“为什么不倒掉？”
另一个说：“多浪费，她得吃下去，吃死了活该。”
他突然激动起来，“你们要她死，我还得要她交代问题呢，病了、死了你们负责呀？”
看守唠叨着：“夜里梦话尽是沙沙沙沙，白天一言不发，不吃不喝，晚上洗脚洗下身倒不忘，我们还得给她打水，倒水，臭资产阶级！”
罗方成嗓门儿很大，对着杨芮兰：“你想绝食？想死？没那么简单……你们两位大姐，请倒掉馊饭，打点新饭，去锅炉房打壶开水。”
那些饭菜被拿走了，顿时臭味消失了许多。
罗方成把门关上，声音很大地说：“杨芮兰，我给了你三天时间，材料写得怎样了？”显然，这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就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交给杨芮兰。
女人犹豫一下，拿起，匆匆浏览一下，愣住了。
纸上写着：我已经安排你弟弟，把你母亲接回你弟媳贫下中农乡下老家，你女儿已经先到那里了，放心。
女人用泪眼打量着眼前这位才22岁的小青年。
罗方成继续用很大的声音发话：“你的问题，第一，你跟史德阳搞破鞋有多少年了？第二，你还说过哪些反动言论？如实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舌头是肉长的，事实是铁打的。不允许你胡编乱造，蒙混过关！”这好像是在暗示什么。
在杨芮兰迷惘时，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样东西，轻轻地，轻轻地放在女人稻草铺的地铺上。
女人顿时激动起来，呼吸急促，脸变得通红。
那是什么？是什么？是这个女人的魂！
一条长长的辫子，像长蛇一样弯弯曲曲蜷伏着。
男人暗示不要出声，然后大声地说：“这些材料，你先交给我，我仔细研究核实。如果态度好，我会汇报革委会，你的罪就能减轻一等。”他手指的是那条辫子。
女人眼睛里的疑惑变成了惊讶。她拿起那条辫子，仔细看看，显然，这是同情她的人偷偷捡起来，然后小心地一绺绺对齐，再拴起来，然后结成辫子，再把下面系上，看得出是用过一番工夫的。是用什么扎的呢？她发现，辫子两头是用两根鞋带扎住的，不是橡皮筋，这显然是男人动的手。她下意识地看一眼男人的鞋，啊！补过两个补丁的翻毛皮鞋上已经没有鞋带，空空留下二八一十六个洞。是他？是他亲自做的？这个专案组长，为什么？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来救她？
门外有动静，罗方成忙将辫子收进口袋，说：“灯不亮，要人拨；事不明，要人说。你要相信党，相信革命群众，相信革委会，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他出门时对两个进门的女人交代：“她要专心写材料，需要什么，你们能做到的就做，我们还是要讲政策的。”他把自己的军帽摘下来，交给女看守：“给她戴上，天天面对那么难看的头，难为你们两位女同志了。”随后，他扭头厉声补充：“路有千条，理只一条。不吃不喝，想死，太简单了，你死了就是遗臭万年，连掉眼泪的人都没有，这就是理。不为自己也得为自己的后代着想，你想让后代背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妈妈的黑锅，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那么你就不要吃，不要喝，这就是理。”
他走了，留下一串笃笃的脚步声。
他刚一走，杨芮兰就捧起搪瓷杯子，咕嘟咕嘟把水喝了个底朝天。
这个小伙子个子一米七四，长得精神，杨芮兰以前常常见，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并不知道，就在她丈夫宣布同她离婚，残酷地剪下她第一绺头发的那一刻，小伙子突然有了一个冲动，这个冲动是如此荒诞，如此无理性，就像一颗炸弹，吓得他自己打了一个寒战，也足以吓得全中国人都发抖。他深深知道，这个秘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哪怕是他的亲妈。
晚上睡在稻草上，杨芮兰翻来覆去，百思不得其解，那一地乱七八糟的头发，他一个男人，粗手笨脚，是怎么一根根对齐的？要花多大的工夫？
这以后，罗方成每隔三天就要去“提审”一次，每个月会带一封信去，信上杨芮兰的妈妈总是简单的几个字，“知道你平安我放心了，10元钱收到，我和莎很好”。不用问，也知道10元钱是谁寄的了。
四个月后，这个专案组解散，因为罗方成汇报说，杨芮兰与史局长的关系是推测，没有真凭实据，那些反动话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前夫在批斗那天已经精神错乱，自己编造了那些鬼话，至于发报机，更是没影的事，经过鉴定，那只是一台已经坏了的打字机。罗方成身为革委会主任，说话有影响力。于是，杨芮兰每天可以回集体宿舍住，她自己的那一方斗室，已经被单位红卫兵总队长霸占，她的东西，值钱点的，包括妈妈的金项链和手表，都消失了，连一个樟木箱、一块红石的印章和印泥都没有了。那些衣服锅碗等，全被五花大绑扔进了集体宿舍。
革委会责令杨芮兰打扫三层办公楼的楼道，加上六个厕所的卫生，并限制她只许留革命的短发，不许留资产阶级长发。那时，她的一头被剪得乱七八糟的美发已经长到耳朵边了。她像钟表一样准确，每个月十号自己剪一次头发，齐耳朵，像机器一样准确的尺度。其实，不用限制，她自己就会剪掉，一摸自己的头发又长了，就会心惊胆战，“头发”已经成了她的心病。
有一天，人们都去看露天电影了，宿舍只有杨芮兰一个人，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罗方成，他拿出一样东西——那条辫子：“应该物归原主了。”杨芮兰一惊，接过来，却又送回去，“你愿意永远保存吗？”男人一愣，没有说话，把辫子揣进口袋，说一句：“有事就找我。”说完匆匆走了。他曾经暗暗下的决心，要用生命保护她，基本做到了。以后的事，自然而然就顺理成章了。
他们准备悄悄登记结婚，只有极少数几个铁哥们儿知情，答应暂时保密。他手里有革委会的大印，开结婚证明只要通过一下书记，恰恰周书记是他的铁哥们儿老乡，事情就简单多了。没想到的是，周书记对他说：“你怎么没政治头脑，找这样的女人？我坚决反对！我透个风给你，党委会讨论，你根正苗红，被内定破格提拔成档案室主任，工转干，千载难逢的运气。但是，如果你同这个有海外关系的女人结婚，就绝对吹了，你好好考虑几天再说吧。”罗方成眼都没眨一下回答：“我马上可以回答你，我还是当我的工人好。”周书记脸都气白了，他觉得，这个小伙子脑子出了问题，太亏了，太可惜了！
结婚后，罗方成把杨芮兰的母亲和女儿，从罗莎舅妈农村老家接回到他自己妈妈郊区的家，他和杨芮兰白天上班各做各，晚上下班骑车各走各，然后在一家百货店门口集合，再骑上半小时到郊区的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罗方成的爸爸是钢铁厂的工人，妈妈是地地道道的菜农，这位农民母亲热情地接纳了杨芮兰一家三口。那时，女儿罗莎已经快两岁，这个家终于有了一丝热和气。
局里没有人看出这二人已经是夫妻关系。只有一个叫苟冬的人，对杨芮兰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他总觉得杨和罗有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有什么。此公能说会道，拍马屁是他的强项，有人在背后叫他“狗东西”。
两个人微薄的工资五个人用，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但有几只手，就能创造奇迹。罗方成手特别巧，家里修修补补的活，他三下五除二，很快搞定，他还会做很多家务活，包粽子、做豆沙、磨汤圆面、做汤圆心、包饺子、做腊肉、灌香肠、腌咸菜、做豆酱、杀鸡、宰鹅、剖鱼、酿米酒，没有他不行的，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是他自己装的。孩子的玩具，多半是自制，罗方成能用牛皮纸叠出风车、帆船、飞镖、飞机、裤子、衣服、桌子、板凳，再染上颜色，配点毛线、布条之类的装饰，活脱脱是上好的工艺品，可以打上“中国制造”。他用青漆在帆船上刷一层，那船可以在水中行。废物利用是他和杨芮兰的强项。用做衣服的碎布头，加上棉花，就能做出布娃娃，还能做出各种衣服裙子，甚至织出毛衣毛裤给娃娃换着穿；把药瓶子的盖子或者软木塞，用来当小汽车的轮子，罐头盒子当车身，钻些孔，用铁丝七穿八连，车身挖出方块当窗户，整出的小汽车跟真玩具似的；用过的火柴盒子一大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改改造型能充当积木，拼出房子、桌子、板凳……孩子从来不缺玩具不缺钱，衣服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邻居都羡慕得不得了，孩子从来没自卑过。
家里的粮票、布票、肥皂票、烟票、肉票、油票、黄豆票、点心票、牛奶票、鸡蛋票、棉花票……全由罗方成管理。罗方成戒了烟，戒了酒，他把这些票省下来，跟那些烟鬼、酒鬼换粮票和油票，两张烟票可以换一斤粮票，两张酒票可以换一斤半粮票，这种勾当，他偷偷摸摸做过。共产党员是不能干这种交易的，他很精，不跟熟人做，只跟外面偶尔遇到的生人做，无从查证。靠着他，他的老婆孩子没有挨过饿。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票据作废时，杨芮兰才发现，他们家省粮票还剩下近200斤，全国粮票还有80斤，肉票布票肥皂票等全存了不少。罗方成说，都留着，将来给外孙当历史教材。杨芮兰深深体会到，找男人就得找这种过日子的，花花公子与这种实实在在的男人比，整个一蝴蝶与蜜蜂之别。她自己也学会了许多生活本领，包括做饭做菜酿米酒，做衣服，织毛衣，钩桌布……她非常佩服丈夫的吃苦耐劳和动手能力。罗方成文化没杨芮兰高，但他品位不俗，特别喜欢听音乐，他自己装的收音机，成天音乐不断，样板戏的唱段、《东方红》和《长征组歌》的每一支歌，他倒背如流，还时不时偷偷与芮兰一起唱唱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深深的海洋》，阿尔巴尼亚歌曲《含苞欲放的花》，罗马尼亚歌曲《照镜子》，甚至美国歌曲《红河谷》……再后来的后来，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歌曲他不但一听就会，连配乐都会哼，恰恰杨芮兰也特别喜欢音乐，他俩一拍即合，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杨芮兰嫁了他，等于赚了整个世界。
1969年春节一过，机关单位都忙着下干校，下干校的前两天，罗方成给妻子剪头发时，芮兰突然向方成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去，去看看他，我已经打听好了地方，只能明天了。”
他，就是她前夫，骨灰存放在郊区很远的小县。见罗方成没回答，她忙解释说：“我已经不恨他了，只觉得他太可怜，毕竟是孩子的爸……”她不恨他了，但她并不知道，罗方成却恨死他了，从来不提那个肮脏的名字。一向不说狠话的他，蹦出一句：“你不恨，我恨，恨死了！”杨芮兰一愣，“可他，已经……已经……”罗方成抢过话茬，“已经死了，对不对？死了我也恨他。”杨芮兰从来不知道罗方成会有这样无情的一面，怯怯地问：“那么你不打算……”罗方成说：“对！不打算去看他，我瞧不起他！我怕我呕吐！不要提这事了。”杨芮兰被罗方成突如其来的任性镇住了。说心里话，她不敢得罪他，她本性懦弱，加上自卑，加上自己带女儿还有老人，眼前的一切，全靠他，她一般不拗着他，见他如此坚定，杨芮兰只好收住了下面的恳求，自言自语地说：“也是的，我是太菩萨心肠了。”
这事搞得罗方成非常烦恼，妻子提出这个要求叫他惊讶，也叫他伤心，她有没有是非观？她有没有自尊？历史上的叛徒多了去了，有哪一个值得人们怀念？何况是出卖自己一家人！死了就死了，去看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一夜，他们两个都没睡好，凌晨，杨芮兰才迷糊了一阵。她是被一阵叮咚声吵醒的，一看，罗方成不在身边，这一大早，他去哪里了？出门一看，罗方成在外面检修两辆自行车，两辆车都四脚朝天，正在乖乖地接受敲打。看见杨芮兰，罗方成叨唠一句：“我在拿龙，辐条一定要正。车闸、轮胎全都很重要。那么远的路程，不大修一下怎么行，脚蹬、曲柄、链轮、链条我全整好了，气筒也得带上。这下好了，你试试，骑上去特别轻。”
不用问，杨芮兰全明白了，一股热浪向她袭来，她差点不顾一切冲上去亲吻他。
为了省几角车钱，他们骑自行车，整整六十公里，来回一整天。罗方成的是永久牌男车，杨芮兰的是飞鸽牌女车，这两辆车都被罗方成保养得非常好，从来没出一点问题，过几天就要擦洗一次，去泥、上油、矫正辐条、打气、检查气门芯……车虽不新，但骑上去特别轻。罗方成对这遥远路途顺利完成充满信心。
在一个废弃的学校仓库，乱七八糟存放了许多冤死者的骨灰，有人把守不许带走，县革委会要请示上级以后才敢处理。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写着赵志刚的破罐子。杨芮兰把这个没有盖子，落满了尘土的罐子拿出来，擦了灰，向它一鞠躬，喃喃地说着：“志刚，想不到我还会来看你吧，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你知道吗？我这次来，斗争了很久，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来看你，我自己也不理解。我的确很恨你，最恨你害我母亲。她爱你胜过爱我，有好吃的一定留给你，吃鸡，鸡腿全是你的，一日三餐全是她老人家操劳，连洗脚水都给你打，你能忍心对这样的老人家下毒手，你真的不是人！赵志刚，我问你，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是从哪里出来的？你说没说过，如果我被人欺负了，你会为我玩命；如果我被绑架了，你会天涯海角找到我，把害我的人杀光。你是哄我玩的吗？你这个没种的小人！如果换了我是你，我当时就会拿起剪刀先刺向逼你下手的人，再刺向自己的喉咙！可惜你少了那点勇气，那是作为一个男人最最基本的资格！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英雄、我的保护者，我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你不仅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全家，也对不起你女儿，你女儿差点成孤儿，你知不知道孤儿有多悲惨？你的女儿是怎么活过来的……”杨芮兰越说越激动，声泪俱下，“憋在我心里的那句话，我必须要说，因为以后没机会了，我应当在这里骂你一句卑鄙无耻！懦夫！小人！我要骂，多年积在心里的这一句骂，我今天要骂出来！你不是东西，不是人，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你！幸亏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能冒死相救，我才能活下来，女儿才能有一个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你一样熊。”过了一会儿，她擦干眼泪说：“不过，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越来越认识到一点，你把自己逼疯了，说明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良知，突然有一天，我就不怨你了，我知道，你是被逼的，你吓破了胆。过去，我以为你很强大，我是错误估计了你。一个懦弱的人，必然只能像你这样，不可能为捍卫别人，宁愿自己去死，哪怕是最爱的人。你想做却做不到，又无法承担出卖亲人的自责，你吓破了胆，所以你疯了，你自杀了，我理解你了……志刚，你也是个苦命人，冲着这一点，所以我来看你了。你临死前念叨的是女儿的名字，我特意来告诉你，你女儿很乖，有罗方成照顾，很健康，智力发展得也好，你放心。我知道，如果我不来看你，你会死不瞑目，从今天起，你安息吧。明天我和方成要去很远的地方，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劳动改造，也许许多年不能回来，我不可能再来看你了，就算是诀别吧！”
远远的，罗方成貌似漫不经心，实际上他每一个细胞都在感觉、在聆听，倏然间感动了，他的眼睛也湿润了，他也突然不恨那个罐子里的骨灰了。
罗方成帮助杨芮兰用一张报纸，盖住罐子，再用橡皮筋箍紧了，找个清爽点的地方，用草纸仔细掸干净，放好罐子，然后三鞠躬，泪流满面才离开。
下午突然狂风大作，回家正好顶风，呼啸的风夹着泥土，叫杨芮兰呼吸困难。这座城市时不时有风，但把路上的尘土都刮飞，小树都刮断，还少见，老天爷来考验他们了。骑了三分之一，杨芮兰无论如何骑不动了，腿脚直抽筋。罗方就解开皮带，连接两车，顶着西北风，说一句：“没关系，吹吧！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于是“永久”拉着“飞鸽”，在包包坑坑的茫茫长路上，变成了两个被延长线连接的颤音，呼呼的风声就成了阳刚强劲的伴奏。
男人硬是把女人拖回家的。一回家，他们都成了灰猴，连耳朵眼里都是泥。他累瘫了，倒床就着，但睡着了都是笑眯眯的。杨芮兰把丈夫的帽子、鞋、袜、衣服脱掉，这才发现，他的汗水已经透过线衣，打湿了棉袄。她用热水把他身上、脸上、头上、耳朵里的泥土、汗迹揩干净，给他盖上被子。看着这个血性小伙儿睡着的模样，听着他的呼噜声，杨芮兰眼泪一阵阵涌出。她心想，他也是苦命，摊上她这样有海外关系，年龄又大，拖泥带水的女人，受苦受难到哪一天能是个完？他的学历不高，但他是红五类，长得帅，实际能力一点不比大学生差，他实在是应当找一个比自己年轻，没有拖累，出身好，长得好看的女孩，也不会影响他的仕途，说不定已经当上了干部，还能一路升官，那又是另一种活法。唉……
一年以后，这批“反动派”的骨灰经上级指示，可以让亲人取走，但有亲人的不多，有的亲人自己也被整死了，有的下干校了，有的搬迁了，根本无从通知，绝大多数骨灰，在后山上挖个坑，一起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