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过去了，副市长刘金鼎仍然记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车轮声。那时他就睡在父亲推着的独轮车右边的第二个草筐里，头上捂着一床破被子，屁股下垫着一铺小褥子，像猴子一样半蜷在筐里，枕着花香，枕着吱吜、吱吜的车轴响，等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听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到洧川了。
一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域，地名叫梅陵。
历史上，这是一块水淤地，也叫冲积平原。有人说，这块平原是黄河“滚”出来的。早年，黄河连年泛滥，滚来滚去，就“滚”出了这么一个地方。也有人说，这是黄河跟淮河“斗”出来的平原。两河相遇，黄河想把淮河“吃”掉，淮河想把黄河“撵”走，经多年搏杀，几经改道，水滚来滚去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就淤积出这块平原来。说起来这里曾经是黄河、淮河的交汇之处，但你却看不见水，水在三尺以下或是更深的地方。早些年挖三尺就可以见水了。但现在不行了，得挖得更深些。但水还在，水渗在土壤里。据说，下边有暗河。
这里不仅是楚汉交汇、南北中转之地，也还是绵软之乡。当太阳转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和气了一些，就像是一个眯着眼的、没有了脾气的小老头。这里的风也偏柔和，面面儿的，不暴不烈。风刮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面恶心善的老太太。这里也刮大风，但声音大过速度，漫卷着唿咙一阵子就过去了，无伤。就像是要提前告诉人们，注意些吧。
梅陵是一个特别适宜植物生长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雨水丰沛，常年平均气温十七点一摄氏度，且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质偏软、透气性好，俗称为“莲花土”，也被称为“中壤”。沙土地为“轻壤”，黏土地为“重壤”：沙土地透气好，但不易保墒；黏土地墒情好，但易板结。而这里的“莲花土”，在轻、重之间过渡，特别适于苗木生长。所以，自古以来，梅陵人托赖天地的赐予、大自然的厚爱，除了种植小麦之外，几乎家家种花、养花、卖花，成了一个出花匠的地方。
花匠老刘，本名叫刘全有，原是梅陵芽口村人。因祖上辈辈养花，家族中常有人在外地给人做花匠，因此私下里曾被人称为“弓背家”。“弓背家”虽略含贬义，但最早是说这家人的“饭辙”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是卖花人的意思。后来的引申义是说这家人辈辈出大花匠，这“弓背家”则成了芽口有名花匠的标志了。
传言说，刘家种花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刘氏已无家谱。记忆中，关于刘家的花卉种植，仅上溯到清代，那也是祖上关于推着独轮车去开封卖花的一些口口相传的往事记述。当年，从梅陵到开封，八十里路，这是刘家祖先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一条弯弯曲曲的“饭辙”。
到了刘全有这一代，俗称的“弓背家族”已四散于全国各地。留在芽口村的只有刘全有这一支了。改革开放初期，刘全有也曾被人请到黄淮市人民公园做过几年花匠，不知怎的，突然就回来自己干了。老刘这人偏瘦，微弓，深眼窝，耷眉，一脸的古铜，阳光在血管里沉淀成一丝丝的红斑，皱纹里有风霜染就的沟壑，加上腰里常年挂一条擦汗的白毛巾，走路默默的，看上去就像是一行走的老树桩。他平时也不大与人来往，曾被村里人习惯性地称为“弓背刘”。多年后，当他被市里册封为“园艺大师”的时候，就没人再敢这么叫了。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另一个绰号“铁手”或“铁手师傅”。
老刘的手的确跟别人的不一样，老刘的手是有神性的。老刘抓一把土，在手里捏捏，就知道它是重壤、轻壤或是中壤。“文革”后期，老刘有一段时间偷偷地去给外地一家公园搞松柏造型，那双手常年与松刺、柏刺打交道，练就了一双扎不透的铁掌。特别是他的两个大拇指，竟长出了“肉猴”，“肉猴”割了一茬又一茬，后来就成了可以当工具使的“肉钉”了。再后来他成了有名的植梅人，有了自己的梅园，常年跟古树桩和铁丝打交道，手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指头肚上的老茧已厚到了刀都割不破的程度。土与血、铁与血、梅桩与血已亲为一家。据说，哪株花快要死的时候，抹一点老刘手上的血，那花兴许就活了。当然，这都是传闻。
刘全有被册封为“园艺大师”后，在社会上传得最广的还是他那盆梅花。这株腊梅一直是花匠老刘的心肝宝贝。
这是一株古桩梅花。古桩是从四川大巴山深处挖出来的，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种子是从浙江天目山采撷后优选的野生质源，经东西杂交嫁接，尔后精心培育。这期间死了三回，又活了回来。那年冬天，窗外寒风凛冽，瑞雪纷纷，它突然就开花了，黄灿灿的，腊色如染，晶莹剔透，似倒挂的金钟，奇香无比。在这棵三百年的古桩上，首开的这第一朵梅花，着实惹人怜爱，老刘眼里的老泪突噜就下来了。于是老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化蝶”。
花匠老刘在这株梅树上花了十八年的心血。十八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老刘眼里，这就是他的“孩子”，他看着它一天天长大。一直养到了十八年头上，这才成了一株名为“化蝶”、形似“倒挂金钟”、被人称为“中华梅王”的极品。
在一个时期里，最让花匠老刘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他的梅花，而是他的儿子。他那个小名叫“爬叉”，大名叫刘金鼎（小时叫刘金定，上学后他自己更名为刘金鼎）的儿子，很是争气，大学毕业后，从副乡长一路升上去，后来当官当到了黄淮市的常务副市长。还有人说，马上就是市长了……一度，梅陵全县人民都奔走相告：花匠老刘的儿子，当大官了！
这时候，人们再介绍老刘，就说：这是刘大师。或说：这是市长他爹！
二
很多年过去了，副市长刘金鼎仍然记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车轮声。那时他就睡在父亲推着的独轮车右边的第二个草筐里，头上捂着一床破被子，屁股下垫着一铺小褥子，像猴子一样半蜷在筐里，枕着花香，枕着吱吜、吱吜的车轴响，等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听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到洧川了。
洧川离梅陵四十里路，是刘全有中途“打尖儿”的地方。再走四十里，就到开封了，那是他卖花的目的地。
那时候，刘全有是偷着去卖花的。“文革”中，上头不让养花了，所有的养花人都到大田里种棉花去了。花匠刘全有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打了一道隔墙，在夹道墙里偷偷地养花，养到年关的时候，再悄悄地推到开封去卖。
那年月，穷人是养不起女人的，特别是漂亮女人。当年，刘全有的女人，就是芽口村最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刘全有一九六〇年跑到四川山里挖梅桩时带回来的。当时花了他三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二十块钱，就带回了这么一个让全村人惊诧的女子。
这女子漂亮极了，看得全村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四川女子都进门三天了，还有人不断地拥到院子里，说是要“借”一点什么。可这女子在村里待了不到一年，就跑了。她是四川大山里的人，语言不通也就罢了，主要是吃不惯又黑又苦的红薯干面窝窝。她喜欢吃大米，可这里没有大米。刘全有曾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出去偷着给她换过几斤，可没几天就吃完了，于是她说啥也不在这儿待了。
刘全有曾有过一段很熬煎的、四处去寻找女人的日子。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这漂亮的四川女子先后跑过四次。刘全有把她找回来三次。第三次她已经怀孕了，鼓着个肚子。这时，村里人都以为，生了孩子后，有孩子牵挂着，她就不会跑了。可是，等孩子一满月，她就又跑了。此后，再没有回来。
四川女子走后，刘全有就一个人带着孩子。那年月是挣工分的，一年到头，油盐钱都缺。刘全有赶在年关时偷着出去卖花，也是被逼无奈。
洧川在副市长刘金鼎的记忆里始终是抹不去的。这里不仅是父亲卖花途中歇脚打尖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面包的地方。
梅陵离开封八十里路，刘全有推着独轮车赶到洧川的时候，已是偏午时分了。一般情况下，刘全有就近在一个茶摊上坐下，倒一倒鞋窠里的土，把儿子刘金鼎从草筐里抱出来，也好让他活动活动腿脚。尔后，他花两分钱，要上两碗茶水，就着带的干粮打尖儿。他带的干粮分两种，一种是给儿子吃的软乎些的油馍；一种是自己吃的红薯面窝窝。
童年里，刘金鼎记得非常清楚，茶摊后边是一所中学。那是一个极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操场，一排排的校舍，操场两旁有高大的杨树和槐树。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从校园里走出去，看上去骄傲极了。他记得，父亲好像很害怕这些人，勾着头，耷蒙着眼，一小口儿一小口儿地喝着茶水，不看任何人。他就是在这一天跑到校园里去的。他在校园门口的小卖部里闻到了一股奇妙的香味，那是面包的香味。那面包香极了，馋得他直流口水。他看见有戴红袖章的年轻人在小卖部里买面包吃，那面包有鸡蛋大小，金黄色，一排一排连着，五分钱一个。当时，他被“馋”住了，他就那么一直站在小卖部的柜台前，久久不肯离去。等刘全有焦急地找到小卖部门前时，就见儿子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似的，傻傻地在柜台前站着，口水直往下滴。大约，刘全有也闻到了面包的香味，他更是看到了儿子眼里的馋虫。于是，他解开腰带，从束腰的布带里摸出钱来，花一毛五分钱，给儿子买了三个小面包，拽上儿子，重新上路。
在一些日子里，刘金鼎曾作为分管招商的市领导多次去过国外，吃过各样的洋面包，但早年在洧川中学小卖部里闻到的热面包的香味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当然，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在全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洧川，却有一所在全国教育界知名的中学，就是这个洧川中学。
这三个小面包，刘金鼎是坐在独轮车的筐里一口一口舔着吃的，伴着独轮车的吱吜声，一直香到了开封。
开封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曾为宋朝的国都，应该说是一座“皇城”。可古老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城早已被常年泛滥的黄河水淹在百米之下了。那些较为高级些的玩意儿，也随着宋代南逃的官员、商贾们带到杭州去了。剩下的只是些小吃、杂耍之类，比如：灌汤包子、羊双肠、花生糕；比如：斗鸡、遛狗、养花……当然，明清几百年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这里曾是一个大省的省署衙门，慢慢也积攒了些气象，存了些底子。据说，民国时，那些唱戏的，只有先在开封唱“红”了，才能走向全国。所以，这里仍然有许多（后来被改了名字）传统意义上的老街，比如相府街、戏楼街，或寺前街、衙后街等等。偶尔，在市面上两人吵架时，开封人的眼神里仍然会飘出一两丝没落的贵族气，是想说“爷，早年阔过”。花匠刘全有每次来开封卖花，都歇在戏楼街后边的一个小浴池里。因为这里离卖花的市场近些，还因为，这里有他一个朋友。
这个浴池里的朋友，是个搓背工。此人绰号“罗锅林”，罗锅就罗锅，怎么就成“林”了呢？他又不姓“林”，其实他姓朱。这姓朱的罗锅背上有斜着的两座“山峰”，因此右肩高，左肩低，脖子只好往一边歪着。此人个儿虽不高，但走路一蹿一蹿的，他手里那条毛巾拧干后绳儿一样哗哗地旋转着，常常像鞭子一样连续地在浴池上空发出脆生生的巨响！他虽然歪着脖儿，嗓音却像男高音歌唱演员一样昂然，洪亮：“来了一位——您！”
这浴池原名叫“德化浴池”，“文革”中改名为“红星浴池”。在浴池售票处里坐着一位肥白的女人。这女人初看十分高大健壮，一张大脸像满月一样，胸前堆着的两个奶子就像是两座雪白的山峰。可是你不能再往下看了，往下一瞅，就会看到盘着的、像婴儿一样的、一双畸形的小腿小脚，这时你才发现她是个瘫子。这个下肢瘫痪了的女人，就是“罗锅林”的老婆。
进了浴池的门，花匠刘全有牵着儿子来到售票处窗前，叫一声：“嫂子。”坐在售票处里的肥白女人抬眼看看他，那只正要拿“木牌”的手就放下来了，把写有床号的洗浴木牌重新扔进小筐里，只说：“来了。”老刘应一声：“来了。”那女人就说：“进去吧。”
童年里，刘金鼎最先认识的，就是这个被父亲称为嫂子的女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笑过的女人，可她的肥美仍然保留在刘金鼎的记忆里。很多年后，当刘金鼎坐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室里，在白雾一样的蒸气里享受“脱皮按摩”的时候，仍然会想起这个下肢瘫痪了的肥白女人，因为，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洗浴。
这个早年建在开封老城戏楼街后边的浴池并不算大，里边有两个三十米见方的热水池，一个二十米见方的温水池，没有搓背间，要求搓背的人就在池边坐着，或者躺在小木床上等着“喊号”。每到年关，池子里就像下饺子一样，堆满了被热水烫红了的各样屁股。在这个票价一位一毛五、摆有简单木床的、热气腾腾的“红星浴池”里，活跃着一个“灵魂”。“罗锅林”就是这个浴池的“灵魂”。
“罗锅林”这个绰号是人们私下叫的。在白雾笼罩、影影绰绰、人头攒动的浴室里，人们高声喊叫的是两个字：“老林——”或是：“老林，十八号……老林，二十七号……老林，这呢……老林，角里……”于是就有了响亮的回应：“十八号一位！——二十七号一位！角里，三十五号一位！柜前，十六号一位……”随着应声，一条条飞舞着的热毛巾准确地、旋风一般地飞到了客人的手中。
“罗锅林”给人搓背更是一绝。在他这里，“搓背”不叫搓背，他叫“更新”。“罗锅林”给人“更新”的时候，就像是一种表演。那条白毛巾在他手里滴溜溜儿地旋转、飞舞，有时像陀螺，有时像花环，有时像直弓，有时像响箭，有时像绳鞭，不时抖出去、弯回来，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有时他弓着一条腿，有时他拧着脖儿，他的手掌裹在那条白毛巾里，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片红色的印痕。他给人“更新”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捶背”。在他，捶背就像是擂鼓，由上而下、由轻而重，先是雨点似的，而后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后，两掌平伸，起落紧如密鼓，“叭叭叭、叭叭叭叭……”，有万马奔腾之势！同时他嘴里还不时回应着各种招呼声：“八号一位——走好！十二号一位——您边上！七号——稍等！”
“罗锅林”还负责给人修脚。稍稍闲暇的时候，他提着一个小木箱来到修脚人的床前，在膝盖上铺一条黑亮的垫布，摆上一排有长有短、形状各异、看上去锋利无比的修脚刀，大喊一声：“——晒蛋！”这句“晒蛋”很像是英文，却是要人躺下的意思。等客人躺下来，他会把客人的一只脚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在半昏的灯光下细细地观察、研究，尔后平着放下去，抱在膝盖上，这才下刀……
在这个热气腾腾、臭屁哄哄的浴室里，“罗锅林”的身影就像是移动着的、半隐半现的“山峰”，不时出现在一个个赤裸裸的屁股后面。这儿，或那儿，喊着、叫着、跳着，麻溜儿得就像是一只窜来窜去的老山羊。但凡当他面对那些肥硕些的屁股时，“罗锅林”就会恭敬地称呼一声：“范科长、刘局长、王书记、秦股长、马主任……”偶尔，那些肥硕屁股们会给他递一支烟，他就夹在耳朵上，蹦跶得更加欢实。他那驼背的峰尖上时常亮着一串明晃晃的汗珠儿，汗珠儿滴溜溜地往下淌，在他背上画出一条条银亮的小溪。他要一直忙到后半夜，等人走光了的时候，他把散落在小木床上的浴巾一条条叠好，这才回到最靠墙角里的那个铺位前，坐下来，喘上一口气。
这个紧靠西边墙角、挨着一个工具柜的铺位，就是他的。这个铺位一般是不卖钱的。现在，赤身围着一条浴巾的花匠刘全有，就在这个铺位上坐着。
虽然已是多年的朋友，花匠刘全有也并不是白住。这时，他已在铺位上摆好了两个黄纸包，一个纸包里是半斤酱红色的猪头肉，一个纸包里是半斤油炸花生米，还有一个锡壶，两个小酒盅。
下半夜，两个朋友，就这么你一盅、我一盅喝着……无话。蒙蒙眬眬地，刘金鼎夜里起来撒尿，就见刘全有也跟着走出来。他以为父亲也要尿，可父亲没尿。父亲手里端着一茶缸水，走到厕所旁的独轮车前，先是净口，嘴里咕咕噜噜的，把水吐在地上。净口后，再含上水，掀开捂在花筐上的棉被，一口一口地把含了酒气的水喷在花上。父亲说：“这样，花会鲜些。”尿毕，刘金鼎回到浴室，见两人继续喝，还是你一盅、我一盅，酒不多了，抿，无话。偶尔，喝酒的父亲会把一粒花生米顺手塞进儿子金鼎的嘴里。这时的刘金鼎睁开眼，看着两人。在他眼里，这时的两个人，就像是两堆灰。
在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只有一次的洗浴是刘金鼎最高级的享受。正是在开封那个“红星浴池”里，他见识了笼罩在热烘烘的、白色雾气里的、赤裸裸的人生。
于是他认定，“罗锅林”的人生，是卑微的。虽然，那时候，他还不认识这两个字，但意思，他已洞晓。
三
花匠刘全有曾经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这株梅花长呀长呀，越长越高。梅花原本是先花后叶，可奇怪的是，这株梅花却是先叶后花。三叶、六叶、九叶……片片如羽，叶大如扇。长着长着，突然有一天，开花了，花蕊里竟然长出了一个漂亮的妖冶女人。这个妖冶的女子一跃而下，围着他的床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声声叫着：老刘，老刘，我要吃米。老刘，老刘，我要吃米。她围着床转了三圈后，突然，眼里放射出两道耀眼的金光，一下子就把他的双眼刺瞎了！
醒来后，他揉了揉眼，竟然还有刺痛感。这一梦把他给惊住了。他披衣下床，来到院子里，走进花房，围着这株古桩腊梅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把花刀在他手里举了又举，始终没有落下。
一度，刘全有认为这株梅花有妖气，曾想把它废了。可它的确是太珍贵了。他在它身上花的心血太多，舍不得了。
这棵古桩腊梅，的确是花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在四川大巴山深处采桩时，虽然在当地也雇了人，但他还是把腰摔坏了，躺在深山的草窝里半天爬不起来。后来他撮土为香，在古树桩前磕了三个头，说：爷，知道您岁数大了，不想走动了。可咱那地界儿阳光好，风水也好。您说您藏在这深山里有谁知道？爷呀，我是想让您天下扬名哪。奇怪的是，自从刘全有愿吁后，再没有出过事故。
古桩挖出来后，还要“晒桩”。桩要晒上三天，去一去湿气，这是怕霉根。在“晒桩”这三日里，那些“胡子”（细小根须）刘全有都一根根地小心梳理好，用土埋上。然后就地在朝阳的山坡上铺一塑料袋，披着一床破被子陪护着。夜晚，星星出齐的时候，湿气就上来了，先不管自己，把带来的塑料布给“桩”围上，等太阳出来时再一一卸去。三日后，“胡子”半干时，先把那条背来的破被子给“桩”裹上，再包上两层塑料布，整个捆扎好，雇人抬下山去。一路上，刘全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小心，小心。
种子则是刘全有跑到浙江那边的天目山深处采撷的。其实，山下就有人卖。这也不单是为了省钱，主要是想选那些野生的、饱满的、母性好的种子。七月，正是天最热的时候，刘全有赤身穿一大裤衩子，头上戴一破草帽，掂一布袋，再背上一瓶水，在山里攀来爬去地采种。一天下来，人被汗水洗了又洗，腌了又腌，那汗渍都晒成了碱，看上去白花花的，还挂一身的“血布鳞”（树枝剐破的口子）。这一东一西，来来回回数千里。一路上苦哈哈的，餐风饮露就不必说了。
梅陵虽然盛产腊梅，却没有现成的野生资源，这里所有的梅花都是从外地采种后嫁接的，只有嫁接后的腊梅，才有可能生长出好的极品梅花。当地人都知道，凡是没有经过嫁接长出来的本地梅，只能叫“狗芽梅”，或者叫臭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本地女人生的孩子一样，一般都是土头土脑，脸相扁平。而那些从西南大山里买回来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聪明，一双大眼忽灵灵的。这也许就是杂交优势吧（这是芽口一个小学教师，在村口谝闲话时，指着刘金鼎做比喻时说的话）。
种子采回来后，先要晒干、晾放。尔后，播种前还要“沙藏”三日。“沙藏”是为了催芽儿，让种壳在沙土里慢慢变软，发芽后才能移栽进田里。尔后，头一年是育苗，第二年是“定植”，这一等就是三年，到了三年头上才可以嫁接。这三年刘全有就像侍候孩子一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查看苗情。连上鸡粪都要先支上大锅，烧火炒一炒，怕生了腻虫。
嫁接更是一大关口。苗要千挑万选，优中选优。最早嫁接还是用的传统方法，这叫“接炮捻儿”。在“老桩”上插一芽苗儿，麻布缠上，再用胶泥土糊住切口，尔后用土封上，待新芽儿长出后，小心翼翼地把封土一点点扒开，三个月后就可以“定活”了。这活儿大多是趴在地上干的，弯腰的时候多，抬头的时候少，所以这里的种花人被称为“弓背家”。
待嫁接成活后，再往下就是“留头”“定干”“造型”这三步了。这三步是最见心思的，也就是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这棵古桩腊梅最紧要的妙处是：桩枯梅艳、悬枝凌空。“桩”有近三百年造化撑着，正面看，桩身有两个朽枯了的大洞，就像是“山门”一样，或者说是“别有洞天”，上有两株悬枝迎风飞舞，梅花开了的时候，就像是环绕在山门上的蝴蝶在翩翩起舞，那花儿黄灿灿的，像要飞起来似的，一朵朵鲜艳欲滴，清香无比。侧面看，桩根遒劲，一面桩身上刚好破了一块老皮，上有一老虫眼；另一侧桩身则鼓出一块手形疙瘩。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边裸露着肚脐眼、一边拈花在手的“双面卧佛”。佛上的朵朵梅花如一道道四射的金光。
“悬枝”造型是最难的。需要多年人工拿捏，一点点地弯造、拉伸、环绕，让它逐步成型。最后一步，当他焚香净手，把这棵古桩梅花“请”进紫砂海盆的时候，他的心也仿佛跟着栽进去了。花匠刘全有十八年的心血，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这棵起名为“化蝶”的古桩梅花上了。
在一年一度的花展上，“化蝶”第一次亮相，就轰动了整个梅陵。此后，不断有外地客商上门议价。当年，有开口就给五万的，也有给八万的。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居然也找上门来。这个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的日本人，除了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阿里哥多，阿里哥多，估大姨妈死……”可这些日本话刘全有根本听不懂。后来，经翻译提出，他的意思是要用一辆丰田汽车来换这盆梅花。可刘全有摇了摇头，不换。
再后，广东那边，有一家画院校庆，曾提出要用画家的二十幅画来换这盆梅花，刘全有还是摇摇头，不换。
可是，在花匠刘全有的内心深处，有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舍不得这株古桩梅花；另一方面，他心里又有些害怕。那藏在心里的“怕”是说不出来的，那个梦境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这株梅花将会给他带来什么。
四
在副市长刘金鼎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大贵人，一个是小贵人。按刘金鼎的说法，这个小贵人，就是谢之长。
这个谢之长，绰号“谢大嘴”，是个“花客”。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但这里所说的“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但这里的“花客”，是受人尊重的，不含贬义。多年后，“谢大嘴”成了“花世界”集团公司名副其实的谢总，“花客”那一章就翻过去了。
谢之长第一次登门，正是花匠老刘犯愁的时候。他的儿子刘金鼎，刚上初中二年级，被学校开除了。
刘金鼎抱怨说，这事儿不怪他。他的同桌，一个名叫冯二保的学生，父亲是镇上工商所的所长，家里不断地有人送烟。冯二保常把父亲的烟偷出来，带到学校，偷偷地吸。那是冬天，刘金鼎和他的同桌冯二保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紧挨着教室门口，门板早就烂了，小风溜溜儿的，刺骨。冯二保流着两筒清水鼻涕，缩着脖儿，在课桌下悄悄地用火柴点了一支烟，用两手捂着，他暖手呢。暖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勾下头偷偷地吸了一口，对着门缝儿，一丝一丝慢慢地把烟吐出去。接着，他用胳膊肘碰了碰刘金鼎，悄声说：“尝一口。你尝一口。”刘金鼎也勾下头，脑门贴着桌沿儿，看着他。他把烟递到刘金鼎手里，再次压低声音说：“尝尝。”
就在这时，班主任崔国祥老师从讲台上冲下来。他旋风一般冲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一把抓住刘金鼎拿烟的手，高高地举起来，大声说：“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痛心哪！”
在镇上的天堡中学，崔老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当年，崔老师说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醒醒吧！同学们，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才呀，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们怎么能睡得着呢？！全班七十二个同学，哪位想成为臭狗屎的，请举手，我一定把你铲出去！”
讲台上放着一个纸盒子，盒子里放着崔老师没收学生的玻璃弹蛋儿。每每，见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崔老师就从盒里拿出一个弹蛋儿，捏在手里，像子弹一样射向四面八方。崔老师弹无虚发，凡在课堂上打瞌睡或走神的学生，常被崔老师从讲台上“发射”的弹蛋儿射中！若是被射中三次，崔老师就大步走来，当着全班同学大声发出一个庄严的“请！”字，把你“请”到教室最后，靠墙而立，谓之“面壁”。
在别的班级里，座位都是按个头高低排列。崔老师则不然，他是按考试成绩排座位的。一学期大小测验十数次，每次测验后，都有一次重新排列座位的过程。就为争这个座位，学生们一个个晨读夜背、噤若寒蝉。每每卷子发下来，靠前一位无比光荣，落后一位则羞愧难当，就像当众宣判你不是个东西。分数排在最后的学生，那就不光是羞愧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因为崔老师会在讲台上大声念出来，比如：“刘金鼎同学，测验成绩倒数第二名！请到最后一排、倒数第二个位置就座，门外有厕所，风光无限……”这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都回过头来，对他行注目礼。
实际上，当年，刘金鼎在崔老师眼里，就是作为“臭狗屎”被铲出校门的。
刘金鼎自然愤愤不平。烟，他并没有吸，是同桌冯二保硬塞到他手里的。可他又不敢当众揭发二保，如果揭发了冯二保，往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所以，他百口莫辩，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花匠刘全有是在儿子被学校开除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三天刘金鼎仍然像往常一样按时背着书包出门，但他一直在镇上漫无目的地游逛。且多次站在卖花圈的小铺前，目视着样品花圈上的“奠”字，暗自哀悼自己的人生。在这个卖花圈的门市前，他脑海里甚至出现过一丝这样的念头：还不如死了呢，就此一了百了。是卖花圈的老者一声断喝，把他给唤醒了。老者说：“年轻轻的，看啥看，傻了？！”
最后，还是同班的学生把这个消息透出来的。花匠刘全有脱了鞋举在手里，却没有打下去，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声。
这是因为，他知道儿子不会吸烟。他也觉得是老师冤枉了儿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花客”谢之长，就是这时候登门的。“谢大嘴”望着刘全有那张愁容满面的苦瓜脸，一口便应承下来。他说：“铁手师傅，你交给我吧。不出三天，我一准儿让咱金鼎复课。”
花匠刘全有怔怔地望着“谢大嘴”。他知道谢之长是“花客”，一“嘴”托两家（买家和卖家），神通广大。没想到他还有这本事。如果他能让孩子复课，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是……
“谢大嘴”说：“铁手师傅，咱过去虽然没打过交道，但我服你。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我就是头拱地，也不能让孩子没学上。小事，不就是两盆花的事么。”
听他这么说，刘全有明白了。他手一指，说：“搬。你搬。”
当天，谢之长搬走了两盆花，一盆是“素心腊梅”，一盆是“馨口腊梅”，也都算是珍品了。
刘全有说：“够么？不够再搬。”
谢之长说：“他们懂啥？放心，一准儿成。”
“谢大嘴”是个热心人，第二天傍晚，他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笑嘻嘻地说：“铁手师傅，怕你急，我先给你报个信儿。我见了校长，还见了教导主任，都满口承当。明天就让孩子上学。”
谁知，第三天下午，谢之长又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跑来了。他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气急败坏地说：“这人真是‘天下第一拗蛋’！真他妈不是东西。教导主任找他，当场就给‘撅’回来了。校长亲自出面，这王八蛋竟然当面质问：这是学校还是烟馆？你是收了礼吧？弄得校长当场下不了台……我操，还有这人！”
花匠刘全有闷闷地望着他，说：“真不行，就算了。”
可谢之长不答应了。谢之长说：“那不行。凭什么不让孩子上学？别说没吸，就是吸了支烟，又该如何？能犯多大的王法？操，这不是打我的脸么？铁手师傅，你等我消息。我还不信了，我扳不倒他。我现在就去找我表妹夫去。他是县里管教育的副县长，我让他出面……”
刘全有呆呆地望着他，见他的眼风又扫到了花上，就说：“搬，你挑着搬。”
这一次，谢之长搬走的是两盆“虎蹄腊梅”。
在刘金鼎被停课的九天时间里，谢之长不辞劳苦地一连跑了八趟。最后一次，他蹲在院子里，冒着一嘴白沫儿，哑着喉咙说：“孩儿，咱不在这儿上了。他就是给咱磕一百个响头，咱也不上了！一个镇中，有啥上的？咱去县里上，县一中、三中都是重点，你随便挑……”提起崔国祥崔老师，谢之长破口大骂：“那就是个‘拗蛋筋’，是个死夹榆木头。中山装上打补丁，硬充大牌儿。飞机上挂尿壶，都臭到天上去了！你看他‘傲造’的？不就是会念两句‘之乎者也’么？靠，啥东西！我在县里芙蓉大酒店摆了一桌，好酒好烟候着，管教育的副县长去了，局长去了，校长主任都到了，他居然三请不到……”
是啊，天堡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崔国祥是镇上的名师，据说县一中还想挖他呢，自然是十二分地骄傲。他说：“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样的学生，谁想教谁教，我不教！”
谢之长说：“那王八蛋，不得好死！吃饭时，一桌人都骂他。这样，孩儿，我都说好了，天堡这边不算开除，算是转学，转到县中去上……”
可是，刘金鼎却突然蹦出一句：“我不在县里上。”
这一句把谢之长说愣了。谢之长说：“孩儿，那你……”
刘金鼎说：“我想去洧川上。”
谢之长说：“洧川中学？”
刘金鼎说：“洧川中学。”
谢之长说：“我明白了，孩儿是要个脸气，行。我送佛送到西天，你等着。”
刘全有嘴里喏喏的，想说点儿什么。谢之长说：“铁手师傅，不说了，都在心里。我这就跑事儿去。”说着，推上他那辆自行车，跑事儿去了。
“谢大嘴”的确是个能办事的人。三日后，谢之长推着那辆破自行车，亲自把刘金鼎送到了四十里外的洧川中学。此后，谢之长就成了花匠刘全有的花卉代理人。
（一直到二十二年后，曾被同学们称为“天下第一拗蛋”的班主任崔国祥，这个曾担任过天堡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射击水平一流”的崔老师，居然也排在了上访的队列里。那时刘金鼎刚刚当上市政法委副书记，他在“上访接待日”里接待的第七个上访对象就是崔国祥。崔老师抱着一摞上访材料，颤颤巍巍地来到他的面前。崔老师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头上架着一副缠有胶布的老花镜，原来的骄傲已荡然无存。他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说：“不讲理呀！我的房子，说拆就拆……”刘金鼎说：“崔老师，你还认识我么？”崔国祥慢慢地仰起脸，有些惊诧地望着他：“您，您是……”刘金鼎说：“崔老师，我是刘金鼎啊，你不记得了？”崔国祥脸上出现了一丝惶恐，他说：“噢，是刘、刘、刘书记呀……”刘金鼎说：“崔老师，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交代下去，让他们严肃处理。”这时，曾经无比骄傲的崔老师，一把抓住他的手，老泪纵横，竟“哇唷”一声，哭起来了。
事后，崔国祥的“拆迁案”仍未得到解决，他至今仍走在上访的路上。）
五
在刘金鼎人生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大贵人，是四年后出现的。而且，还是谢之长这个小贵人牵出了大贵人。
刘金鼎上大学后，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想找谁，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只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联系上这个人。这是概率。刘金鼎深以为然。其实，说到底，这就是“关系学”。
“谢大嘴”谢之长就有这个本事。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不认识”变成“认识”，再由“认识”变成熟人、朋友、“关系户”。这不光是嘴上抹点蜜就可以办到的，也不仅仅是人们俗称的那种“见面熟”，这其实是一种超常的能力。你得有足够的热情和细致，你得有被人连踹三脚爬起来仍然面带微笑的勇气，你得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的耐心，这里边还包含着“仗义”和“尊重”（特别是那些肚里有点墨水的人，“尊重”是打倒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在梅陵，这所有丰富的内容都可以简化成一个“跑”字，谢之长就是用这种办法把刘金鼎“跑”进洧川中学的。这些，都是刘金鼎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品”出来的。
那时候，刘金鼎还在四十里外的洧川中学读书呢。童年里，甜面包的气味一直萦绕在刘金鼎的记忆里。所以，他对洧川中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一种教育方法可以毁掉一个人，那他就是“臭狗屎”了。另一种教育方法可以成就一个人，那他也许就是未来的市长了。在洧川中学读书的时候，刘金鼎还顾不上思考这些。他只是觉得在这里宽松些，谁也不认识他，精神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那是一个巨大的操场。在洧川中学的操场里，刘金鼎跟同学们一样，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在操场上跑三圈，尔后洗漱、吃饭、上课。日子就像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应该说，刘金鼎身上的这股学习动力是崔国祥老师激发出来的。是啊，有谁甘愿当一泡“臭狗屎”呢？虽然换了学校，但崔国祥老师那轻蔑的目光，仍然在他身后背着。他必须得学出个样子来，以此证明，他不是“臭狗屎”。
在洧川中学读书的日子里，父亲刘全有从来没有看过他，但这里似乎处处都能感觉到父亲的影子。入冬，刘金鼎发现，校长的办公桌旁边，摆着一盆“虎蹄腊梅”。这是一盆红梅，花瓣儿腊汁厚，朵朵呈虎蹄状，晶莹剔透，枝叶状若飞燕。冬日里，这盆古桩腊梅香极了，二三十米外都能闻见馥郁的梅香。
记得有一天，刘金鼎眼风扫见，谢之长带着父亲刘全有匆匆走进校长办公室。此后，就见校长室那株古桩腊梅被连根拔出，晾在了校长室的门外，暴晒三日。后来，听班主任说，校长无比珍爱那株梅花，因浇水太勤，淹死了。后经高人指点，拔出来晒晒根，居然又给救活了。
学校的教导主任见了他，面带微笑，问：“金鼎同学，在这里还适应吧？”刘金鼎回道：“适应。”教导主任说：“好好学习，将来争取‘保送’。”他后来发现，教导主任的屋里，摆有两盆菊花，一盆是白菊“玉观音”，一盆是墨菊“满天星”，均为菊中上品。
班主任徐老师，表面上并没给他特殊的照顾。但每次遇上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含蓄地点点头。这个“点头”意味深长。徐老师排座位时，在他身边安排的是女同学王小美。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是年级前三名。也是后来他才知道，徐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没参加高考，由学校“保送”上了大学，上的是武汉的重点大学。事前，是谢之长陪着徐老师到武汉去的，带的礼物中有两盆古桩腊梅，一盆是“馨口蜡梅”，一盆是“檀香腊梅”，也都是很名贵的品种。
在这里，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刘金鼎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由天堡中学的倒数第二名，一跃成为班级第二十七名。班里一共有六十五名学生，他的成绩算是中等偏上，不再是“臭狗屎”了。这跟同桌王小美有极大关系。
王小美初看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但是耐看。她人长得白，圆脸儿，眉儿、眼儿都有水儿，鼻尖上常常挂着亮晶晶的汗珠，嘴角上有俩小酒窝儿，浅浅的。夏天里，她穿短衫，两只胳膊露出来，像藕段一样。她身上隐隐地有一股香气，这香气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有韵味。再说，她父亲是梅陵的一个副县级干部，家里不缺什么，从小养成的优越感是有的。这样的女孩子，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冷冷的，不大与陌生人搭腔的那种矜持。但熟悉了之后，或者说一旦信任了你，那热情就变成了一种大度和给予。刘金鼎又是那种白白净净、天庭饱满、讨女孩儿喜欢的相貌。一条板凳两人坐，两人心理上的默契是慢慢“坐”出来的。
最初，两人还是有点“隔”。刘金鼎刚分来的时候，王小美往左边挪动了一点身子，板凳中间空出了半尺的距离，这是有意地疏远。刘金鼎刚刚分来，自然也不敢造次，中间就那么空着。每当下课铃响，屁股离开板凳的时候，谁要是站得稍猛一些，板凳就会翘起来，另一个人就有可能摔着……两人是“屁股”与“屁股”先说上话的。两个人，每每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个人的“屁股”会先“通报”一声，也就是往中间挪动一下。于是，另一个人的“屁股”就会意了，也会主动地往中间挪一点，这样，无论谁先站起，两人就不会摔着了。
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主要任务是擦黑板，收交、分发作业本，还负责上自习课的时候解答各个学习小组提出的问题，相当于“二老师”。所以，刘金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两人的“屁股”达成默契之后，王小美每每分发作业本时，就会先发其他同学的作业本，把两人的作业本留在最后，一块放在课桌上，交给刘金鼎。尔后，再去讲台上擦黑板……就在王小美擦黑板的时候，刘金鼎会趁机打开两人的作业本，一道一道题进行比对。王小美的作业很整洁，作业本上自然是一个一个的红色的“√”，而刘金鼎的作业本上，有一半是“×”……两人的作业比对后，刘金鼎至少可以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有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错在哪里，有的仍然不明白，这就需要他慢慢悟了。好在他人聪明，悟性还好。正确与错误有了参照，他学习上自然进步快。
两人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刘金鼎的数学作业得了满分。那一天，王小美把作业本放在课桌上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满分。”刘金鼎说：“不会吧？”王小美说：“真的。”刘金鼎说：“那还不是沾了你的光。”王小美淡淡地说：“我又没帮你什么。”刘金鼎说：“我看了你的作业本，你都是‘对号’，我就知道错在哪儿了。”看刘金鼎很坦白，王小美说：“你得洗洗澡了。”刘金鼎闻了闻自己，说：“我身上有味？”
第二天早上，跑步归来，就在操场边上，刘金鼎端了两个脸盆，在水管前，当着众人把自己冲洗了一遍。
此后，两人的关系就近了一步。上英语自习课的时候，王小美去讲台上替英语老师写板书，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随身听”塞给刘金鼎，那上边录有“英语三百句”……那时候，“随身听”很少见，是王小美的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随身听”放在课桌下面的屉斗里，耳朵上塞一“耳塞”，人趴在课桌上，悄悄地听，别人看不出来。
冬日里，女生寝室靠南边的窗台上，多了一盆菊花。那是一盆名为“雪海”的名贵品种，大朵，静白静白的。阳光照在窗玻璃上，那怒放的、雪一般的花团一瓣瓣儿映在玻璃窗上，很像是洁白、飘渺的海市蜃楼，梦一样的。窗台下，就是王小美的铺位。
再后来，就是更为默契的“纸条”对话了：
纸条一：水的分子式是氢二氧一，即“H2O”。
纸条二：第三题怎么就错了呢？
纸条三：y是x的函数，x叫自变量。
纸条四：“孔乙己”怎么会是坐着用手走路的？
纸条五：腿断了。
纸条六：“桃花潭水深千尺”是李白的。“国破山河在”是杜甫的。
纸条七：汪汪，你的眼圈黑了，又失眠了吧？
纸条八：你才“汪汪”呢。没事，我有“安定”。昨天我爸来了，带的北京“稻香村”的糕点。我给你拿了几块，在屉斗里。
纸条九：食堂里有你爱吃的芥末凉粉，我给你留了一份。
纸条十：注意点，同学们有议论了。
纸条十一：又是胖妞吧？别理她。
纸条十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真好听……
纸条十三：我喜欢听“北方的狼”。
……
如果不是王小美家里出了事，两人的“纸条”对话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也许走着走着，会发“芽儿”的。
那年春节过后，到校的第二天，女同学还都穿着过年时添置的新衣服，一个个花枝招展。王小美那天穿的是一件款式很新的、束腰的、米黄色的风衣，系着一条雪白的纱巾，人显得优雅大方。只是眼圈儿黑着，看上去反倒有一种忧郁的美。女同学围着她，叽叽喳喳地夸她的风衣样式好……她只是淡淡地说：是么？好么？也没觉得。
往下，就没话了。刘金鼎记得，她当时好像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复杂。可看了没有呢？刘金鼎也吃不准。在座位上，两人落座的时候，屁股上的感觉好像还是一致的。刘金鼎说：“年过得好吧？”王小美说：“好。”但这个“好”字说得很寡，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好像过了一个年，把一切都过回去了。那两人间的、一步一步相互越走越近的“纸条”对话，好像都不作数了，一切又要从陌生开始了。当时，刘金鼎心里虽有些犯嘀咕，却也没有多想。
第三天早晨，黎明时分，清冷的校园里响起了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一时东、一时西，乱糟糟的。只听校长焦急地喊道：人呢？校医，快去找校医！
仿佛有感应似的，准备去操场上跑步的刘金鼎一个箭步从男生寝室里窜出来，直奔王小美住的女生寝室。当他跑到被称为“甲字号”的女生住的平房院时，就见一群女学生和老师们已围在了王小美的寝室门口，她们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此刻，校医也赶来了。校医挎着一个药箱跌跌撞撞地冲过来，一边跑一边问：“谁，谁呀？怎么了？”
胖妞说：“王小美，她喝药了！”
校医进屋后，见屋子里乱成了一团麻！有到处翻着找药瓶的，有找遗书的，有企图唤醒王小美的……校医喝道：“校长、班主任留下，其余都给我出去！”
过了一会儿，只见班主任徐老师匆匆从寝室里走出来，招招手说：“高二（1）班的男同学，过来几个。”
刘金鼎和两个男同学跑进了寝室，就见王小美在床上躺着，仍然穿着那件米黄色的风衣，头发披散着，眼角处好像有泪痕……校医说：“快，背到医务室！”
刘金鼎第一个奔到床前，先是抱起王小美，尔后转过身抓着她的一只胳膊，背起就走。此时此刻，他觉得她身上软绵绵的，很轻，甚至有点飘，像风。
喝了药的王小美是两个小时后被一辆救护车接走的。救护车鸣着笛，惊了全校人。事后，学校里临时颁发了一道“紧急通知”，就王小美喝药这件事，通知全校师生不准议论，不传谣，不信谣，凡造谣滋事者将严肃处理云云。各班班主任的口头通知是：王小美同学由于身体原因，休学一年。
可是，在洧川中学，这是一个事件，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在私下悄悄地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有人说，据可靠消息，王小美的父母春节期间闹离婚，锅都砸了！有人说，王小美的父亲，梅陵副县级干部王天恩，跟县统计局的一个女干部好上了。还有人说，不是统计局，是县委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才二十多岁。那时候，关于王小美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据说，王小美因为坚决站在她妈妈一边，不同意父母离婚，才喝药以死相逼的，她喝了一小瓶安眠药。还据说，王小美是因为家里一天到晚闹矛盾，精神上出了些问题，得了焦虑症，才喝药自杀的。等等。
还有，洧川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一致认为：王小美本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可惜了。
在那段时间里，刘金鼎常常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操场上，仰望夜空。王小美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飘渺的夜空里，她抱着一摞一摞的作业本，在充满着夜气的星空里行走，微微偏着头，很严肃的样子。偶尔，会回眸一笑，说：“是么？”王小美常说的这句“是么？”，在他的舌尖上被咂摸了无数次。王小美留下的小纸条，还在他的书本里夹着。他一直留存了很多年。有时候，他会忍不住拿出来看一看，那些娟秀的钢笔字，就像是一个个小糖人儿，在他的眼里舞蹈。这就是初恋么？他也说不清楚。
后来，班里的那个胖妞成了他的同桌，那屁股上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偏沉。胖妞也给他写过“纸条”，刘金鼎没有回。他揉巴揉巴，扔在了字纸篓里。
七年后，当他再见到王小美的时候，她已是梅陵县农业局的干部了。听说她结婚不久又离了婚，自己一个人过。王小美跟他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背过我。
六
四月十六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刘金鼎见到了他生命中的大贵人。
高考前，是刘金鼎情绪最低落的一段日子。虽然他一直很努力，但经过多次模拟测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应届毕业的二百四十六名学生（加上复读生）中，一直排在百名之外。因此，同学们曾经给他起过一个绰号：“101”。这就是说，他离往年的“一本”录取线，至少还差二十多分。
（多年后，当他当了黄淮市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他选的车号就是“101”。他认为这是一个吉数。还因为，学生时期，他曾读过一本名为《林海雪原》的长篇小说，那里边的团参谋长少剑波，被称为“203首长”。后来又看过一本写林彪的书，林彪在四野时的代号就是“101首长”。其实，他心里最想用的车号是：“001”。可他是副职，不敢。这都是潜意识里的东西。）
他心里清楚，这是他人生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考不上大学，他只有回去跟父亲种花了。一年忙到头，到年三十的晚上，洗一次澡。这是他想都不愿想的。如果考得好，也顶多是个“二本”，或上个“大专”什么的，说起来脸上无光。当然，还有个办法。但那是一个“窄门”，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的“窄门”。那就是不参加高考，直接“保送”上大学。他知道，班主任徐老师的儿子，学习成绩跟他差不多，就是私下里通过关系，保送上大学的。
在这关键时刻，又是谢之长帮了他。“保送”上大学，需要很多审批程序，教育部门层层都要盖章的。不仅要学校这边推荐，愿意接受的大学还要面试、笔试后审查通过。这一次，谢之长没有大包大揽，他说：“孩儿，关口太多了，有难度。我跑跑试试。”
花匠刘全有蹲在地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脸上苦。这些年，刘全有虽名声在外，却没有挣多少钱。
洧川中学这边还好说。这些年，谢之长已经把“路”铺平了。可校方也留了个活口：学校可以推荐，但接收的大学，要学生家长自己去联系。这就是说，如果有大学愿意接受，学校不卡你。如果没有大学主动要你，洧川中学不会公开地张榜推荐。这也是不公开的秘密，是怕学生们知道了，给学校惹麻烦。
“花客”谢之长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神通。半月后，也就是四月十六日，谢之长跑到学校把刘金鼎叫出来，说：“走，跟我到省城去一趟。”金鼎问：“去哪儿呀？”谢之长说：“‘农科大’。我都说好了，去跟校长见个面。”刘金鼎有些迟疑，费了这么多事，就上个“农业科技大学”？谢之长说：“孩儿呀，我头都磕遍了，才找了这么一个愿意接收的地儿。这可是一本哪！出来就是国家干部了。”
看刘金鼎犹犹豫豫的，谢之长说：“孩儿，就这吧，你也别挑了。我知道，你想去北京上。我都打听过了，别说是北大、清华了，就是北理工，没有个二三十万的，你连面儿都见不上。”
那天，刘金鼎跟着谢之长，是坐火车到省城去的。
这也是刘金鼎第一次进大学的门。“农科大”实在是太大了，似乎比县城还要大，红色的楼房一座挨一座，路是弧形的，走着走着就迷路了，也不知转到哪里去了。尤其是图书馆，建得高大雄伟，像迷宫一样，到处都是拱门和台阶，一阶一阶的，好像要到天上去读书。林荫道两旁是高大的法桐，树枝已搭成了拱形的凉棚。校园里处处都是葳蕤的花草，茂密的树木，简直像花园一样。大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在林荫道上，一个个像昂头的“鹅”。说是“农业科技大学”，却没有看到一棵庄稼。校园里居然还通汽车，看上去倒是很“洋气”的一个地方。
进了校园后，刘金鼎心里才有了怯意。是啊，虽然名为“农科大”，但它毕竟是省城的高等学府，是国家的重点大学。刘金鼎跟在谢之长的后边，晕儿呱叽的、转来转去的、走了差不多有三里多地的光景，才拐进了校园深处的一处平房院。谢之长擦了把汗，说：“就这儿。”
推开门的时候，刘金鼎终于看到庄稼了。院子很大，院里有一块绿油油的麦田，麦子已抽穗了，大约有三分地的样子。一个小老头（也许并不老）正半跪在麦田里，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一把小尺，嘴里念念叨叨的，正在测量着什么。旁边，还放着一把小锄。
对这个“老者”，金鼎也只是瞄了一眼，没有多想。然而，让刘金鼎惊讶的是，就在这时，谢之长快步走到麦田边上，弯下身子，亲热地叫道：“舅，忙着呢？”
刘金鼎立时傻眼了。他看看谢之长，又看看那“老者”……
那跪在麦田里的“老者”抬起头，看看谢之长，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刘金鼎，像是极力在回忆着什么。
谢之长倒是不卑不亢的。谢之长说：“老舅，我姓谢，谢之长，梅陵的。上次来，咱叙过家谱的。我娘跟……”
没想到，这位“老者”拍了拍脑壳，居然哈哈大笑，说：“哎呀，之长，是之长啊。从老家来的吧。你看我这记性！”
谢之长指着刘金鼎说：“这就是咱外甥，刘金鼎。我给你说过的。”接着又对金鼎说：“这是农大的校长，你该叫舅姥爷的。”
一听是老乡，校长亲热极了。他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土，“噢噢”了两声，说：“快快，上屋，上屋坐。”听口音，完全是一口梅陵方言。
可是，当两人提着礼物走到屋门口时，谢之长悄悄地拽了刘金鼎一下，低声说：“换鞋，换鞋。”
校长大约听到了，摆摆手说：“不用，不用。老家来人，没这个讲究。”可是，话虽然这样说，他自己倒是先把穿在脚上的布鞋给换掉了。于是，谢之长和刘金鼎也乖乖地跟着换上摆在门口的拖鞋。
进了门才发现，这个看上去和一个老农民没有多大差别的农大校长（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其实是副校长），家里是那么干净。干净得让人惊讶！处处都擦得发着亮光，一尘不染。由此，不由得叫人想问：这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女主人呢？
当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校长突然沉下脸来，说：“之长，老家来人，是不准带礼物的。你不知道么？”
谢之长忙说：“知道。外甥看老舅，咋也不能空着手啊。”
校长说：“那也不行。你还是提走吧。”
谢之长赔着小心说：“这么远的路，拿都拿来了，下不为例。”
校长摆了一下手，说：“不行，必须带走。”
此时，刘金鼎的心一下子吊起来了，脸，先先地就红了。人家不收礼，他觉得这一次，事儿怕是要“吹”了。看来，“谢大嘴”也有栽跟头的时候。刘金鼎半勾着头，怯怯地打量着校长，生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细看，校长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虽然鬓角处有白发，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张古铜色的脸像丘陵一样，却也棱角分明，三道抬头纹呈沟状，似有老日头晒出的底子。牙根上有陈年黑渍，那一定是吸烟过多的缘故。这人个儿虽不高，但气宇轩昂，两眼放射出逼人的光芒。他穿一件对襟的、手工缝制的、有双排盘式布扣的白棉布上衣，下边是牛仔裤，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脱在门外的那双是旧的，这是一双新的）。如果单从面相上看，他的底版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特别是口音，是梅陵老东乡特有的，四、十不分，那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东西。
也许，见刘金鼎浅浅地坐在沙发的边沿上，欠着个屁股，神色不安的样子，让他陡然生出了怜爱之心。校长突然指着刘金鼎说：“多好的孩子呀。之长，咱老家的孩子，你别给带坏了。”
谢之长说：“也就是看看老舅。让金鼎认认他舅姥爷的门儿，没拿啥。”
校长沉着脸，想了想，又摆了一下手，说：“酒，咱中午把它喝了！烟就不说了。记住，没有下次了。”
谢之长说：“中午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吧？你忙。”
校长喝道：“胡说！老家来人了，我连顿饭都管不起么？”
谢之长说：“也不是。你太忙……”
校长说：“不是要说孩子上学的事么？就在这儿吃。敢走，下次就不要来了。”
气氛缓和下来了，刘金鼎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校长虽执意要请老乡吃饭，可他看了一下表，却说：“抱歉，内人不喜欢热闹。走，咱去外边吃。”
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谢之长告诉刘金鼎说：“别看校长平易，人家可是大官！”尔后又贴近他的耳朵，悄悄说：“惧内，怕老婆。”
饭是在“农科大”小食堂里吃的。小食堂里有几个包间，校长随便挑了一个，领着他们走进去。尔后，由校长请客，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很简单：一个油炸花生米，一个五香猪蹄，一个鱼香肉丝，一个葱爆羊肉，还有一个酸辣鸡蛋汤，主食是两碗米饭外加一碗面。校长说，他还是喜欢吃面，筋道。待菜上齐的时候，校长举起筷子，说：“都别拘束，开吃。”接着，他又补充说，“之长，把酒打开，喝了它。不过，内人有交代，我酒量不大，不能超过二两。”
然而，当酒喝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二两的问题了。谢之长很会敬酒，他敬的每一杯都是有理由的……喝着喝着，校长的话匣子打开了。校长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吃什么？每天一个‘汉堡’，就一个‘汉堡’。饿得我前心贴后背。没办法，每天囚在实验室里，饿极了的时候，我偷吃过实验室里育的麦苗……”
喝到一定的时候，校长醉眼惺忪，突然指着刘金鼎说：“我就一个女儿。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就好了。”
这时，谢之长不失时机地说：“这就是自家孩子，认你门下吧。回头让他多来看你，有啥事，你就吩咐他。”
此刻，刘金鼎赶忙站起，说：“不能让校长再喝了。”说着，他先是走到包间的门边，从盆架上取了一条毛巾，又从热水瓶里倒了一些热水，拧出一条热毛巾，叠成方块，双手捧着递给了校长。待校长擦了把脸，他又接过毛巾，退回身子，再一次来到校长身前，双手递给他一根牙签。这一切他都是悄没声做的。
校长说：“金鼎是吧？”
刘金鼎说：“小时候，我爹托人给我掐过八字，说我五行缺金，给我起名刘金定。这刘金鼎，是后来我自己改的。”
校长说：“哦，金鼎，重器呀，好，我记住了。”
七
这个日后被刘金鼎称作“大贵人”的，还真不是一般人物。
刘金鼎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很多“闪光”的头衔：留美博士，“农科大”副校长，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国家“863”计划评委，等等。四年后，刘金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了。那年他四十七岁。
据说，由于他口碑好，又是国内难得的专家型“人才”，有人预言，他还会往上走。
这人叫李德林，梅陵人氏。每每打电话的时候，都自称老李。
刘金鼎自从遇上老李之后，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他人生的每一步，与李德林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刘金鼎当上黄淮市的常务副市长时，他不再称李德林为“校长”了，改称“老师”，恭恭敬敬的。
“老师”并没有教过他。“老师”是搞“基因工程”的，而他在“农科大”读的是“农机系”。他只是在阶梯教室里听过老师的大课，讲的是“遗传基因”，他没听懂。
说实话，刘金鼎不喜欢“农机”，他压根儿也没想读这个“农业科技大学”。可他是“保送”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年，当他第二次见到李德林的时候，李德林曾经问过他：“想读什么专业？”他嗫嚅着，他不知道读什么好。李德林手一挥说：“读‘农机’吧，国家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农科大”这四年，他可以说是一天天熬过来的。功课方面，由于他人聪明，虽然不喜欢，也都还过得去。在这四年里，他倒是读了很多小说。比如《林海雪原》里那个“小白茹”，那暧暧昧昧的情愫是他非常喜欢的，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他的“梦中情人”；还有那个被小白茹追求的“203首长”，他特喜欢这个叫法，“203”，多神气呀！比如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甚至在文字里闻到了女人的香气。当年，这还是一本禁书，是同学们之间相互传着看的，让他看得欲火中烧，半夜在操场上跑了好几圈。比如《九三年》，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造成了巨大的失败。可当失败来临的时候，那个老侯爵，立在战船的一角，炮弹在身边滚来滚去，那种面对失败时的镇静，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是个老贵族啊！比如《蓬皮杜传》，一个法国的中学教师，就因为口才好，后来居然成了总统……一直到多年后，他才明白，上大学时，他读的不是“农机”，他读的是“人生”。
那时候，他倒是很想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可“农机系”没有一个漂亮姑娘。也许是读小说把他的“标尺”读高了，在他眼里，“农机系”的那些女大学生，一个个都长得歪瓜裂枣的。偶尔，他会想起王小美，想起洧川中学那些相互递“纸条”的日子，很美妙呀。可是，他打听不到王小美的消息。
谢之长倒是来过“农科大”几次，他是想托校长给帮着联系些花卉生意，可每次都被校长给“撅”回去了。校长一口回绝，毫不客气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里是大学！”私下里，谢之长曾对刘金鼎发牢骚：“这个老李，当这么大的官，一点忙也不帮。”
不过，他还是特意嘱咐金鼎，要多去老李那儿“走走”，眼皮子活一点，勤快一点，将来毕业时，争取能分一个好去处。
可是，作为一名大学生，刘金鼎很难见到老李。校长太忙了。他曾到校园后边那个幽静的平房院里去过几次，见过校长夫人几面，可每一次都被很不客气地“请”出来了。
是的，校长夫人从没给过他好脸色。在刘金鼎眼里，那几乎就是一个冷面美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个星期天。那天上午，刘金鼎买了一提水果，提在手里在院门外踱了好几圈，才大着胆子敲了校长的家门。
门开了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是一个盘着高髻的、高挑端庄的女人。她穿着一袭长裙，秀丽白净的脸庞上，眉头微微地挑着，汪着一双大大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睛，淡淡地说：“您找谁？”
这一刻，刘金鼎被她的冷艳惊住了。他不敢说自己是“外甥”，甚至忘了说自己是校长的“老乡”，只说：“校长，在……家么？”
校长夫人仍是淡淡地说：“不在。”
刘金鼎很尴尬地站在那里，一时竟忘了往下该说些什么。他无力地举了一下手里提着的水果，嚅嚅地说：“我来……”
校长夫人并不看他手里提的东西，只说：“人不在，请回吧。”说完，即刻把门关上了。
第一次吃了“闭门羹”之后，刘金鼎在院门外站了很久。他脑壳里嗡嗡的，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马上想到了谢之长，如果是“谢大嘴”来了，会被拒之门外么？肯定不会。谢之长就有这个本事，他几乎能敲开所有的门。
就此，刘金鼎发现，做人，脸皮还是要厚一些。第二次登门，刘金鼎径直进了院子，他在院子里拿起一把扫帚，不吭不哈地扫起地来。等他把院子里的落叶打扫干净的时候，屋门开了，校长夫人从屋子里走出来。
校长夫人大约刚刚洗了头，长发飘逸，清香无比。那说不出名堂的香气一丝一丝地在空气中发散，瞬间便醉了整个院子。她穿一身雪白的真丝绣衣，亭亭地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这一次，校长夫人仍然是很不客气，问：“谁让你进来的？”
他有点慌。脱口说：“我……我舅。”
校长夫人说：“谁是你舅？”
他说：“谢……谢之长。”
校长夫人说：“谁是谢之长？不认识。”
他说：“老家那边，梅陵的，是亲戚……”说着，他头上冒汗了。
校长夫人说：“随便来个人，就说是老乡。七大妗子八大姨的，也不打招呼……出去。”
这个“出去”，比上一次那个“请”要显得平和一些。刘金鼎放下手里的扫帚，怏怏地走出去了。
不知为什么，在内心深处，刘金鼎竟然暗暗地喜欢上了这种“不客气”。这种不讲一点情面的态度与校长夫人的冷艳是对等的。在他眼里，像这样一个高贵、美丽、优雅的女人，就该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她说话的声音，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让他无比陶醉。这个“出去”比“你好”显得更有韵味。
有一段时间，在想象中，刘金鼎有些神魂颠倒。他居然痴迷于校长夫人的冷艳。在操场上跑步的时候，他眼前常常出现校长夫人的影子。那是一种成熟的、有万般韵致的、高高在上的、个性特征极为鲜明的美丽。这种美，就像是无意间的挑逗，显得更为性感、招人。尤其是那句“出去”，就像是他和同学一起偶尔吃过一次的“日本芥末”，有一种通透的、蹿心的辣！这种非比寻常的辣气，让他在舌尖上咂摸了许久。有一次，在睡梦中，他曾大胆地抚摸过校长夫人那高耸的乳房，凉丝丝的、葡萄一般的圆润。不过，醒来后，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甚至觉得，校长跟夫人根本不是一类人，两人很不般配。一个看上去比农民还“农民”的小老头，居然娶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老天真是太不公正了。当然，当然了，校长如果不是留美博士，没有那么多闪光的“头衔”，夫人会看上他么？这也难说呀。虽然不敢造次，但“想”总是可以想的，是吧？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鬼使神差地，他每个星期天都去给校长扫一次院子。这时候，他就不单是想见到校长了，心里很复杂。他曾经听到过拉窗帘的声音，听到过窸窸窣窣的响动，还有“点式”的脚步声，一嘚一嘚的，叫人悬想。可校长夫人并没有出来，也没有再赶他走。他也知趣，扫了就走，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校长夫人突然从屋子里走出来，看了他一眼，说：“听老李说，你是‘农机系’的？”
刘金鼎赶忙回道：“是。”
校长夫人说：“老家是梅陵的？”
刘金鼎说：“是。”
校长夫人说：“别扫了。去办公室找他吧。”
这一次，夫人对他和气多了。可校长夫人从没“请”他到房间里去过，一次也没有。
那是临近毕业的时候，刘金鼎在办公室见到了李德林。李德林仍然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对他仍然很热情。李德林说：“小老乡，坐。抽烟么？来一支。”
刘金鼎说：“不会。”
这时，李德林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他拿起火柴匣，又放下了，说：“你年轻，不吸好。”过了片刻，他问：“毕业了？”
刘金鼎说：“毕业了。”
李德林摇了摇头，喃喃地自语道：“是啊，我也要走了。”他的语气里竟然带一点忧伤。
往下，他突然问：“你说，走了好么？”
刘金鼎知道，前一段，学校里都在私下悄悄地议论，说李副校长已经内定为副省长人选了。看来，这是真的了。刘金鼎说：“好，太好了，当然是好事了。”
李德林说：“好事？”
刘金鼎说：“好事。咱梅陵老家那边，出一大官，不知有多高兴哪！往后，您就是省长了。”
李德林说：“未必。”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有些迟疑，忧心忡忡的。说着，他“嚓”地一下划着了火柴，把烟点上，吸了几口。
也许，李德林觉得他是家乡人，差着级别，也差着辈分，不妨事，就把话说得更近了些。李德林说：“小老乡，给你掏心窝子说，我其实就是个育种的。种种小麦，给学生们上几堂课，尚可。干别的，实在非我本意。”
刘金鼎说：“您是国家级专家，一个副省长，有啥不能干的？我看，当省长也是早晚的事。”
李德林摇摇头，笑了，说：“年轻人，口气不小啊！你倒说得轻巧。这一步迈出去，也许就回不来了。”
刘金鼎愣了一下，不知往下该怎么说了。既然都当省长了，还回来干什么？列班“庙堂之高”，那当然是要一直往上走的。
李德林把烟掐了，说：“小老乡，你知道么，当这个副省长，内人坚决反对。”
往下，李德林又自言自语地说：“她是希望我能种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不是‘天方夜谭’？”
说到“校长夫人”，刘金鼎不敢乱插嘴了，可他也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家乡人民都希望您当这个省长。”
李德林说：“不说我了……头疼，说说你吧。毕业了，有啥打算？”
刘金鼎热切地望着他，却不开口……
李德林说：“想留校，是吧？”
刘金鼎仍不开口，只说：“我听校长的。”
李德林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说：“留校么，也不是不可以。可你是学‘农机’的，还是到基层去吧。到基层锻炼几年，对你有好处。”
刘金鼎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仍然说：“我听校长的。”
李德林说：“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儿，你拿上，回梅陵吧。”
当李德林说写个“条儿”时，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经在用副省长的语气说话了。
手里拿着校长写的亲笔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刘金鼎万分沮丧。他是极不愿意回梅陵的。上了四年大学，又倒回去了。这算什么呢？他甚至有一点怨恨，心说，您老人家都快要当省长了，怎么就不能在省城给找个合适的地方呢？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张“条儿”，居然有很神奇的效用。等过了一些日子，他才明白，下基层，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
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刘金鼎又一次想起了校长夫人，那个“冷美人”。他知道，那个院子，那个门，他再也进不去了。可他实在是有些好奇，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跟校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的人。他想，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呢？
也是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姓罗，名叫秋旖，是教授的女儿，书香门第，有洁癖（不过，刘金鼎倒真是猜对了。就在李德林当省长不久，两个人居然离婚了。两人之间，没有吵，也没有闹，不吭不哈地，协议离婚）。
别了，农科大。
别了，秋旖。
八
那年七月，刘金鼎背着铺盖回到了梅陵。
回家后，他一连睡了三天，心里沮丧透了。是啊，读了四年大学，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他甚至都觉得没脸见人。
花匠刘全有见儿子回来了，心里自然高兴。可儿子闷闷的，并没有给他多说什么。这些年，常年跟花草打交道，他的腰弯得厉害，人越来越老，话也越来越少了。儿子回来，他就问了一句话：“城里，还好？”刘金鼎觉得他观念太落后，哼了一声，没理他。刘全有见儿子不吃不喝，一直在床上躺着，心里发急，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他去儿子的房里遛过几圈，摸摸头，见他不发烧，就又退回去了。
一天夜里，刘全有蹲在儿子的床头，默默地说：“还有几盆好花，你想送谁，就送吧。”
刘金鼎是回到梅陵的第十天，才把“派遣证”交到人事局的。他想，我好孬也是大学毕业，至少也该把我留在县城吧？在县里，有两个较合适的对口单位，好一点是农业局，差一点的农技站。能去农业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行，就农技站呗。本来，他还可以托“谢大嘴”，让他再给跑跑。可求人次数太多，不好张嘴了。老李给写的“条儿”，他也没有交出去。他想等等再说。
谁知道，一个月后，分配方案下来了。他分到了全县最偏远的庙台乡农技站。他找人问过，庙台乡农技站就三个人，一个站长，两个技术员，工资都发不下来，还被人称作“卖种子”的（卖了种子才发工资）。他去了，将是第四个“卖种子”的。这时候，他后悔了。他后悔没有早一点把“条儿”交出去。
当时，刘金鼎没有交出副省长写的“条儿”，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偷看了内容。在信上，老李的意思，就是希望把他派到基层去。这可好，没有“条儿”，他就已经到最“基层”了。
于是，刘金鼎大着胆子，找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姓唐，人也面善，看上去甜丝丝的。当天他值班，唐主任问：“你找谁？”刘金鼎说：“我找薛县长。”唐主任笑了，说：“你知道县长有多忙么？啥事吧？”刘金鼎说：“我给他送一封信。”唐主任说：“如果是上访，右拐，去信访局。”刘金鼎说：“不是上访。我送一封省长写给他的亲笔信。李省长说，让我当面交给他。”听了这句话，唐主任站起来了，说：“你请坐。”说完，先是走到一旁，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尔后，匆匆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唐主任匆匆走回来，说：“你跟我来。”
老李写的“条儿”，就是这样交出去的。半月后，不可思议的是，新的分配方案下来了。刘金鼎被分到了县农技站，任副站长。
刘金鼎并不清楚，这次重新分配，有阴差阳错的成分。那天，他面见薛县长后，就把“信”留下了。薛县长反反复复看了这位老同学的信，见信纸上龙飞凤舞的，也就寥寥几行字，没说什么。可不一样的是，这位当年的高中同学，现在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了。
于是，刘金鼎走后，薛县长把唐主任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拿起信在手里扬了扬，往桌上一拍，说：“这，啥意思？”
唐主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信看了看，说：“这，不是说，要他到基层锻炼么？”
薛县长说：“是啊，对啊，不是已经研究过了么？派他去那个……那个啥……啊？”
唐主任说：“庙台乡农技站。”
薛县长说：“对呀。这不是‘基层’么？还要咋样？”
唐主任说：“这个‘基层’，是不是……太……‘基层’了？人家不愿意去？”
薛县长说：“操，这都已经研究过了，还要咋办？”
唐主任小心翼翼地分析说：“薛县长，这里边有几个‘意思’你要考虑进去。一，李德林现在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他手头掌握着两千万的机动资金。给谁不给谁，他说了算。二，咱是农业大县。县里刚刚上报的一个大项目，最后是要主管省长批的。三，据我所知，省长是不轻易给人写‘条子’的。他既然写了，那就是说……”
薛县长拍拍脑袋，说：“是啊，是啊。虽说是老同学，可人家现在是副省长了。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
唐主任又是小心翼翼地说：“这，不妥吧？”
薛县长刚要拿电话，手停住了，迟疑了一下，说：“不妥？”
唐主任说：“不妥。你要打电话问了，他肯定会说，我看他是个苗子，就是要他去基层锻炼，没有别的意思。你怎么说？”
薛县长挠挠头，说：“扯淡。很朴实一个人，怎么也绕来绕去的？”
唐主任说：“也许……是吧？文字的东西，必须谨慎。”
薛县长突然说：“不对。副省长的信，会盖上个人长条‘方章’，这是规矩。”
唐主任说：“我看了日期，这是他被任命副省长前三天写的……”
薛县长说：“那就不是省长的意思了，对吧？”
唐主任提醒说：“正因为是任命前写的，更要……”往下，他不说了。
最后，薛县长说：“这样，我在信上批个字，交给人事局，让他们重新研究吧。”
事情就是这样。一封信，经绰号叫“糖人”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明生这么一分析，分析出了很复杂的内涵。
在梅陵县，谁都知道办公室主任唐明生是个好人，为人低调、谦和、谨慎，从不越雷池一步。但他的精明、干练、细心、周到，又深得领导们的信赖，凡是交给“糖人”办的事，就没有办不好的。
那时候刘金鼎还不认识唐明生。他只知道“条儿”交上去之后，事情有了奇妙的变化。县里本是要把他发配到庙台乡农技站的，转眼之间，他却成了县农技站的副站长。这不是做梦吧？那么，只能说，省长的“条子”起作用了。
后来，刘金鼎跟唐明生成了好朋友。再后来，他又成了唐明生的上级。但他对唐明生的评价仍然是：好人一个。
对于刘金鼎来说，奇迹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办完所有的手续，他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才报到的。他报到的那一天，农技站的老站长发牢骚说：“球，我这儿都仨副站长了，又派一个。”刘金鼎问老站长：“我分管什么？”老站长文不对题地说：“先说，没啥球福利，一人一把藤椅。”然而，六个月后，农技站分给他的那把藤椅，他觉得有点凉，加了一个海绵垫子，可屁股还没坐热呢，一纸任命下来，他又成了官庄乡的副乡长了。农技站只是个股级单位，副站长也就是副股级，当了副乡长，就是副科级了。在梅陵，副科以上才是官员，这说明他正式进入官场了。
宣布任命的时候，已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唐明生特意告诉他，清明节，李省长回来省亲，提到你了。就这一句。
唐明生是个很谨慎的人，话点到为止，没有告诉他的，还有很多。其实，在梅陵，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上边来人，无论是哪个“口”的，只要是副厅以上的领导，必须在第一时间里“报备”。所谓“报备”，就是在第一时间里，通知县委书记和县长，并随时做好接待准备。由于以前出现过这样的失误：省财政厅一个刚刚提拔的副厅长路过梅陵，车被交警队扣了，还罚了款，气得那位副厅长大骂，借故延迟了一笔原本要下拨的款项。后来这事被县委书记知道了，大发雷霆！把县委办公室主任训了一顿，就此调离。此后，凡上边来人，就有了这个规定。可这个规定是很难执行的，谁知道上边什么时候来人？公事还好说，那会通知地方的。可私事呢，就难说了。倒是唐明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托人在省委、省政府，加上省委组织部三个单位的办公厅搭了一条“热线”，也可以说是“信息员”之类，每年都去看望人家，送上所谓的“咨询费”。这样一来，只要上边来人，无论公事私事，就可以第一时间里做准备了。
清明节那天，李德林回梅陵祭祖，本来是没人知道的。他没告诉任何人，只有司机知道。因为报销的原因，司机告诉了司机班的班长，班长报告了分管的副处长。就此，当李德林的车下了高速路，刚进入梅陵县境，他吓了一跳！
在梅陵与文昌县的交界处，浩浩荡荡地，一拉溜排着十几辆轿车。轿车前站着一排人……还有两个穿制服裙的姑娘，在冷风里站着，手里捧着鲜花。
过去，每到清明节的时候，他也回来上坟。可回来就回来了，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偶尔，他也会给县里的老同学打个招呼，在县城里吃顿饭什么的。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他有了副省长的身份，于是，县里四大班子的领导都来了，居然还迎出县界。
车刚停稳，县里的领导就围上来了。他们在车前站成一排，有拉车门的，有捧鲜花的……李德林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说：“老薛，你这是干什么？大马金刀的，折我的寿。”
原县长、新任的县委书记薛之恒仗着跟他是老同学，打着哈哈说：“省长大人，你回来了，也不言一声，还怪我们。这不是欺负人么。”
李德林虎着脸说：“我这是私事，不多停。回家上个坟，看看老爹。你搞这么招摇，不像话！”接着，他一抱拳，说：“你们都回去吧，谢了。给我点自由。”
薛之恒说：“首先，我要声明：我们不是来接省长的。我们是来接专家的，国家级小麦专家。我记得，你还是咱县农科所的顾问呢。你没辞吧？”
李德林说：“我再强调一遍，我是办私事。你这样搞，我以后还能回来么？”
薛之恒说：“知道是私事，也知道你忙。没想多留你，可你总得擦把脸，吃个便饭吧？”
李德林无奈，说：“这样，下碗面，吃了就走。”
薛之恒说：“咱家乡的酒，你给扬扬名，多少喝点吧。”
李德林说：“我回来是给先人上坟的，喝得红头涨脸的，好看么？下次，下次吧。”
薛之恒说：“一滴都不喝？”
李德林说：“一滴都不喝。”
薛之恒说：“好，听你的，这行了吧？”
午饭是在县委小招待所吃的。说是便饭，依旧很丰盛。海参鱿鱼一样不少，空运的大龙虾都上了……李德林说：“这是干啥？说好吃碗面，还搞这么复杂？”薛之恒说：“面一会儿就上。无酒不成席，便饭。”两人过去毕竟是老同学，李德林虽然不愿意张扬，也拉不下脸来，驳这位老同学的面子。两人说说家乡，说说同窗……就这么话赶话地说着，李德林随口问道：“我有个叫刘金鼎的学生，找过你么？”薛之恒说：“找过。已经安排了。”李德林说：“这孩子，咋样啊？”薛之恒随口说：“不错，是个苗子。”这时奉陪末座的办公室主任唐明生插话说：“薛书记把他安排在县农技站了，现在是农技站的副站长。”李德林说：“这么年轻，蹲在县里干什么？不是说让他下基层么？”薛之恒说：“是啊，很年轻，有朝气。”李德林手一挥，说：“年轻人，还是到基层去，好好锻炼。”其实，他也就那么随口一说。
饭后，李德林再一次强调说：“各位留步，就此别过，给我点自由。”
薛之恒说：“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陪你回去看看老人。”
李德林说：“你要还这样，我现在就回城去。”
薛之恒说：“好，那好，你说了算。这样，都回去吧，给李省长自由。”
那天，李德林的确是一个人回乡的，他没让任何人陪他。离村一里远，他就让车停下了。尔后，他一个人步行回村。他上下左右的衣兜里装了六包烟，一到村口，他就三叔、二大爷地叫着，挨个儿给人打招呼，挨个儿敬烟……一直到烟散完的时候，他才回家。
不久，梅陵全县都传遍了：说是老李回来了，人家都当省长了，还跟过去一样。这个“布衣省长”口碑更加地好了。
李德林走后第二天，薛之恒带着办公室主任唐明生，专程去看望了李德林的父亲。在车上，薛之恒又提到了刘金鼎。他说：“这个老李，人都给他安排了，怎么又说要下基层。啥关系？啥意思？”
唐明生说：“是啊，安排得好好的，又老话重提……不过，咱县那个大项目，李省长给批了一千万。”
薛之恒说：“还不满意？不会吧。我这老同学，没那么多心眼。”
唐明生说：“薛书记，有个事，正要向你汇报呢。最近，上头不断地下文件，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咱县的中层以上，干部偏老，平均年龄五十二点五岁，是不是动一动……”
薛之恒挠了挠头，说：“是啊，偏老，会上说吧。把这个啥子……刘金鼎，也给考虑进去，年轻嘛。”
也许，这又是一次阴差阳错。可李德林在饭桌上提到了刘金鼎，这是事实。后来，刘金鼎很快被提拔为副乡长，这也是事实。
校长回来省亲，刘金鼎并不知道。对于刘金鼎来说，唐明生捎给他的那句话，让他激动不已。这说明，校长还一直记着他呢。刘金鼎回梅陵不到一年的时间，连续提拔。这种恩情，刘金鼎觉得，他是不能忘的。
谢之长也跑来对他说：“听说你当乡长了？县里人都知道，省长一句话的事儿。你得去看看老李，这是大恩哪！”
于是，趁着星期天，刘金鼎专程跑了一趟省城。
李德林仍住在“农科大”后边的那个院子里。进门的时候，刘金鼎四下看看，见门口没放拖鞋，就问：“要换鞋么？”李德林趿着一双破布鞋，边走边说：“换啥？不换！毛病。”
李德林当了副省长后，屋子里反而没有以前干净了。茶几上的烟灰缸塞得满满的，茶几旁还摆了一个垃圾桶，里边塞满了方便面盒子……沙发上还扔着一个枕头，显得很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刘金鼎顿时想起，哦，校长离婚了。
虽说是副省长了，李德林依然很家常，他说：“坐吧，随便坐。”
刘金鼎说：“校长，你也该雇个人了。”
李德林随口说：“有，小时工。”
刘金鼎这次来，给李德林带了四条中华烟，用报纸包着，进门后悄悄地放在了沙发角上。可他却说：“校长，想你了，来看看你。我可啥也没拿呀。”
李德林说：“没拿就对了。你不在下边好好干，跑来干什么？”
刘金鼎说：“没事，没啥事。校长待我像自家的孩子一样，就是想来看看你。另外，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李德林说：“你说。”
刘金鼎说：“我想陪校长吃顿饭，地方你定。”
李德林说：“吃饭是吧？钱带了么？”
刘金鼎说：“带了。”
李德林说：“地方我定？”
刘金鼎说：“校长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李德林看了一下表，说：“那好，跟我走吧。”
那是秋天，临出门的时候，李德林特意戴上了一顶鸭舌帽。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头前先走了。
出了门，刘金鼎望着他，迟疑着说：“不用车？”
李德林说：“不用。”接着又说，“走后边。”
两人一前一后地出了“农科大”后边的一个偏门，顺着街道往前走。远远望去，没人能认出这个戴鸭舌帽的是一位副省长，那就是一个小老头。
刘金鼎跟着他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着，先后拐过了四条街口，尔后拐进了一个相对窄一些的街道，他看了路牌，这叫顺城街。在顺城街一家烩面馆的门前，李德林站住了，说：“就这儿。”
刘金鼎愣愣地站在门前，这是一个只有两间门脸儿的小饭馆，看上去很脏，乱糟糟的。他迟疑着说：“就这儿？这、这地方……”
李德林说：“就这儿。这儿的烩面最好吃。大马勺下的，一勺一碗。我占座。你排队去吧。”
是的，这个烩面馆里的烩面的确是用大马勺下的，用的是羊肉原汤，一马勺下一大碗，放上很重的辣子，吃得人满头大汗。这地方不大，所以总是排很长的队。待刘金鼎排完队，领到了取烩面的木牌，就见李德林已找到位置了。并且，他已要了两个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碟酱牛肉，还有两个“小二”（二两装的北京二锅头）。
烩面端上来的时候，李德林说：“尝尝。怎么样？筋道吧。”
刘金鼎尝了一口，说：“好吃。”
李德林说：“这个事，你可不能给我说出去。这是咱俩间的秘密。”
刘金鼎说：“不说，我不说。”
面快吃完的时候，见李德林出汗了，刘金鼎忙站起来，先是递上纸巾，再递上牙签，说：“校长，我多嘴说一句，该找个人了。”
李德林说：“再说，再说吧。”
本来，为请李德林吃饭，刘金鼎专门带了三千块钱，还怕不够。可这顿饭，他只花了十块钱，两碗烩面的钱。两个小菜和酒钱，是李德林先结的。不过，刘金鼎心里很高兴，他终于跟省长有了秘密。
这次，从省城回到梅陵，刘金鼎特意回了一趟家。他跑到花房，对父亲刘全有说：“那盆‘倒挂金钟’，你可不能卖，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卖，给我留着。”
刘全有望着儿子，说：“这花认主，一般人可降不住。你知道有多少人……”
刘金鼎说：“不管他是谁，一律不卖。等省长进北京时，我给他送去。”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专程去省城一趟，陪李德林去顺城街吃烩面。
九
刘金鼎与李德林的感情，是吃烩面“吃”出来的。
两人一块吃烩面的时候，李德林会讲到下边各地市、县份的一些事情，说一些官员的名字和个性特点，也都是漫无边际地聊。比如，哪个市的市长，昨天来了，说了一件什么事。哪个县的书记，有个什么爱好之类……刘金鼎就听着，也不多插言，吃完了给他递上一根牙签。在与李德林交往的这些日子里，刘金鼎每过一段，就跑来一趟，说是馋烩面了。可吃着吃着，他由乡里调到了县里，先是给唐明生打下手，当办公室副主任。吃着吃着，他又由县里调到黄淮市，虽然仍任办公室副主任，却已是副处级了。所以，在刘金鼎眼里，李德林就是他命里的大贵之人，是恩公。
刘金鼎自己承认，他的每一次“进步”都多多少少地与李德林有些关联。当然，他的机遇也好。刘金鼎虽说是“农机系”毕业，可他在大学时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文字功夫还是不错的。在办公室工作有两条要害：一条是文字功夫要好，第二是眼皮要活。他这两条都占了。那时社会上普通提倡“年轻化”“知识化”。这么一“化”，就把他给“化”进去了。在不足十年的光景里，他一升再升，后来已是当地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了。同时他还敏锐地感觉到，恩人的前程是不可估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升到北京去了，他得紧紧地抓住。
当然，恩人也有翻脸无情的时候，那是让刘金鼎当众出丑、脸面尽失的一件事。经过了这件事之后，有一段时间，他收敛多了。
那一年，刘金鼎刚刚从市政府副秘书长转任市政法委副书记。从秘书长的角度说，那也不过是市政府秘书班子里的一员，“大秘”而已。政法委副书记就不一样了（因为政法委书记是市委副书记兼的），那他这个副书记就是分管公、检、法的主管领导了。刘金鼎新官上任，很有点踌躇满志的意思。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有点张狂了。
当年的五月十九日，梅陵县突发一场大火。八百亩已经成熟、马上就要收割的麦子一夜间化为灰烬！就是这个突发事件，让他颜面尽失，当众受了一顿训斥。
那天夜里有风，风助火势，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据说，夜半时分，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狼烟飘到了几公里之外的上空，就像是扯起了一帆荡荡的黑旗……好在附近的村民拥出来，及时隔绝了火头，不然的话，附近近万亩小麦都将会化为灰烬！
刘金鼎是凌晨时分接到电话的。电话一个是来自上边，一个是来自下边。来自下边的是市公安局的值班报告；来自上边的是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李德林。李德林听到消息后亲自打电话找刘金鼎了解情况，并说他马上要赶过来。刘金鼎自然不敢怠慢，可他接了电话后并没有急着赶往现场，而是匆忙带车来到了高速路口，等着迎接李副省长的到来。
所以，等刘金鼎陪着李德林赶到现场时，天已大亮了。这时候，一块巨大的麦田已是满地黑灰。麦灰像黑色的蝴蝶一样在麦田上空飘浮着，还未熄灭的零星火苗仍扯着一道道狼烟……在这块麦田周围的东西路上，是匆匆赶来的消防车和各级领导的车辆。站在地头上的领导们，也都是一个个满脸黑灰，表情肃穆，很难认出谁是谁了。
李德林从车上下来后，什么也没有说，就默默地往地头上一蹲，手里抓着一把黑灰。
那天，赶巧的是，黄淮市的书记、市长带着整个班子成员都在外地开会，一时赶不回来。于是，刘金鼎觉得这是他该说话的时候了。他一招手，用叱责的语气大声喊道：“过来，都过来！没看见省长到了么？！”
于是，市、县、乡的官员们都转过脸来。尔后，你看我，我看你，默默地拥过来了。
刘金鼎用主管领导的口吻说：“市局的，到了没有？”
站在人群中的赫连东山赶忙说：“到了。”
刘金鼎看了他一眼，不满地责问道：“万局呢，万局长怎么没来？”
赫连东山回道：“万局在外地出差，命我第一时间赶到。”
刘金鼎又问：“县局呢，县局谁来了？”
一脸黑灰的县公安局马局长上前一步，说：“到。”
此时，县委书记薛之恒也在人群中站着，也是一脸黑灰，可他一声不吭。
刘金鼎用指头点着他们，声色俱厉：“我告诉你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要追究责任的。查一查，是不是有人搞破坏？！市局、县局都来人了，我要你们三天破案！该抓的抓，该上手段上手段。老赫！赫连东山，你是叫赫连东山吧？这个案子由你们市局牵头……”
众人默然。赫连东山站在人群里，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候，李德林仍蹲在那里，一声不吭。
就在这时，刘金鼎说：“现在，请李省长作重要指示……”
没想到，李德林忽一下站起来，指着刘金鼎说：“嚓嚓嚓、嚓嚓嚓，我听你嚓嚓半天了，嚓嚓了个啥？你的预防措施呢？补救措施呢？什么叫限三天破案？三天怎么破？胡球说！你的感情呢？民以食为天，还有没有一点感情？！”
李德林手里举着一把黑灰，说：“粮食呀，这都是粮食呀！一夜之间化成灰了，你们不心痛吗？！……”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嘴唇哆嗦着，眼里含着泪花。
眼前是一片烧过的、黑色的麦田。麦田里的黑灰在微风中打着旋儿，像焚烧后的纸钱一样飞向天空。李德林抓着的那把黑灰在他手里摊着，纷纷散落在地上。李德林说：“看看吧，这是庄稼人一年的收成，不容易呀！麦忙天，消防是大事，万万不能懈怠！……”
市、县两级的官员们一个个都默默地肃立在那里，像是被他的话打动了。赫连东山是代表市局来的，他是第一次当面听李德林讲话。他望着这个小个子省长，心里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觉得李德林这人不错，是个好官。
刘金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李德林当面训斥，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他的脸一下子变成了酱紫色。人像是傻了一样，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李德林最后说：“老薛，你是县委书记，你讲。”
到了这时候，薛之恒才从人群里站出来，说：“李省长讲得很好。同志们，这是个深刻教训哪！我们每个人……”
事后，李德林对刘金鼎说：“正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得对你要求严一点。以后不要不懂装懂，胡咧咧。”
刘金鼎呢，虽然挨了训，但他知道，“门生”是不该恨老师的，况且老师也是为他好，自然就收敛多了。
后来，他跟老师越走越近，慢慢就……直到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