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特拉斯坎国王被驱逐后，贵族控制了国家但石们中还没有淮强大到可以称王的地步。罗马人民也由3刚摆脱了君主制，对君主制有强烈的厌恶情绪，特别携平民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和平民之间达成了一价相互妥协的协议：水远废除王，废除君卞制。牢行迁县制，由两个执政官来取代王领导国家。执政官任期－年，由森图里亚大会，也就是军人大会，从贵族中选举产生，执政官是最高行政长官，有指挥军队以及解释壮执行法律的权力，元老院和森图里亚大会也由他们召集和主持。他们虽由森图里亚大会选出，却并不对森图里亚大会负责，也不对元老院负责，而是受法律的限制。在某些方而，他们就像美国的总统。美国人在首创他们的总统制政府时，是深思熟虑地借鉴了古罗马人的经验。授予执政官如此大的权力是和罗马人对共和国当局的尊重、服从和忠诚的信念一致的。不过，尽管执致官行使职权只受法律约束，而不对任何个人或集团负责，他们所受的限制比今天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首脑所受的限制都要大。一是他们的任期出奇的短，短到只有一年。现代民选政府首脑任期没有如此短的，因为这样短的任期虽也可防止权力的滥用，却也会给工作的效率和连续性造成很大的损害，甚至会损伤政府首脑工作的责任心，不停地换首脑也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二是他们是权力相等的两个人，一个不能压倒另一个、高于另一个，他们彼此都受另一个否决权的约束。这有点类似联合国的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都必须五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反对，只要一国反对，安理会就无法作出任何决议，这就是一票否决权。罗马的执致官就有这种否决权。一个执政官可以否决另一执政官的任何决定。否决权反院出罗马人的政治智意。
这既可使执政官在作出决定时，尽量与他人磋商；又可避免在选出不称职的、甚至愚避的执政官时，造成无法容忍的错误。不过，有利也有弊，否决权的设立有时也可延误工作，也可能否决正确的决定。非常崇敬古罗马人的拿破仑，也曾仿效古罗马，自任执政官。不过，拿政仑的这一执政官和古罗马的执政官大相径庭。罗马人的两个执政官，权力相等。拿破仑所任的执政官是高居于其他执政官之上的首席执政官。古人的事，近现代人是无法照搬的。开始时，几乎所有的政府事务都由执政官亲自掌管，随后，陆续增添了其他一些官职来协助执政官工作。如财政官、监察官、法官等。元老院仍是一个重要机构。元老院在推翻伊特拉斯坎国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获得了对国事的更大发言权。元老院完全由贵族组成，虽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是个纯粹的咨询机构，却可在国内外政策、财政和宗教诸方面，向当选的官虽提出建议。由于执政官任期只一年，因面他们乐意听取元老院意见，以免离职后树敌太多。同时，元老们的地位、家庭的传统和成就也使元老具有令人生畏的威信。这种成信使元老院拥有了不可替代的指导地位。森图里亚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制定法律、宣战、主持公审和选举执政官。
由于大会是按森图里亚（百人队）投票选举，而不是一人一票，官人拥有比穷人多得多的投察权，执政官的候选人由元老院推荐并都来自元老院之元老。因面，实际上，森图虽亚大会是由元老院的元老们控制的。罗马共和制的贵族制还由于罗马独具的庇护制而变得稳固和有效。罗马社会除有贵族和平民之分外，还有有权有钱的庇护人和依附于他们的被保护人之分。被保护民是自由民，大都是平民，他们把自己委托给他人庇护并以接受他的保护作为回报。被保护人要尽自己所能，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的庇护人在公共生活中获取成功，增进他的利益；作为回报，庇护人则应照顾他的被保护人的私人事务，给予他们财政上和法律上的帮助。这种制度在其他社会未发现，在罗马却无处不在，具有令人信服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仅体现在这种关系的契约性上，还体现在情感上。被保护人的身份是世袭的。庇护人甚至要在姻亲面前评价他的被保护人。双方要互相忠实。互相忠实被称为菲得斯。菲得斯也是古老的受人尊祟的女神。被保护人要保尊敬父母、祖国和神一样尊敬庇护人。由于这种庇护制，由于被保护人在公共事务中有追随他的庇护人的义务，森图里亚大会作为富人的工具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民主性进一步削弱。富人不只是在大会中拥有绝大多数的投票权，参加大会的穷人大部分都是富人和元老贵族的被保护人，他们有责任使他们的报票有利于庇护人，或有利干其庇护人的朋友和亲威。罗马人在驱逐伊特拉斯坎人后所建立的共和制度，除以执或官取代王外，新的东西不多。
这个罗马共和国和希腊的情城邦、特别是雅典，完全不同。雅典等城邦，其主要特点是公民在权利上的平等，并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形或一种，一般来说，直接民主的民主制度。尽管实质上并不是人人平等和完全民主的，但形式上总是如此。而罗马共和国权力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贵族不仅垄断了共和国所有官职，垄断了元老院，控制了森图里亚大会，而且还垄断了宗教的祭祀和诸神的权利。这种宗教权力不仅是神圣的，而且也是无所不在的，因为罗马社会基本上是个宗教社会，做任何事都要进行宗教活动，获得神的认可和赞同才可进行。这种宗教权利一直由贵族掌握。在家庭里则由家长掌握，氏族里则是族长的特权。这种宗教权力，还包含有对法律和历法的掌管，因为，古代罗马，法律和历法两者都是宗教的。贵族权力如此之大，但人数却少得可怜，还占到罗马全体公民的1/14当然，这里的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和没有公民权的外来移民等。
公元前5世纪，贵族家族只有53个。这是个极端封闭的有强烈排它性的集团，由不到1000个家庭组成。贵族只在贵族间互通婚姻，平民不能和贵族通婚。不仅在政治权力上，在社会生活方而，平民也和贵族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一个共和制城邦，全部权力如此集中在人数如此之少的贵族手中，平民的权利儿手荡然无存，这是很不正常的，也说明罗马的这种共和制是很不成熟的。贵族是离不开人数众多的平民的，平民对他们的处境当然有强烈的不满，他们奋起抗争，导数了一场延续两个世纪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共和制在这场斗争中逐断完善。罗马公民中的9/10以上是平民（不包括奴隶，在古罗马，在其他古代社会也一样，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也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外来人），不少平民同时也有被保护人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人的道义上的帮助，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但并不是所有的平民都是被保护人，例如，外来的商人就被排斥在外，没有庇护人。商庇护人所能做的或愿意做的也不能完全消除平民的不满。平民中较有势力和富有的那部分人，对平民完全被排除在有权势的职位－一包括执政官的职位和元老院的职位—之外，愤愤不平。罗马的官职是无薪的，平民中只有使们能够支付得起任职的开销。他们有强烈的要从贵族手中分一杯旋的愿望，全望和贵族平起平坐。
他们往往是平民进行这方面斗争的最活跃分子和领导人。平民中的大多数没有谋取一富半职的要求，他们只反对权力的槛用。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是他们的生活日益恶化和地位的日益降低。他们最迫切的要求，一是希望拥有一块可以谋生的土地；二是摆脱可导致他们丧失自由民身份的愤务。在推翻伊特拉斯坎人的统治后，罗马的经济情况恶化了。由子各方面敌人的反复袭击，和好几个拉丁同盟的竞争，罗马城竞贫困得成了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低水平的纯农业社会。许多平民投有可以谋生的土地，因为大部分土地是公地，而平民又无权参与公有地的分配和使用。有土地的平民也因为要经常参加无休止的边境战争，无暇耕耘，而使他们的农庄一片荒凉。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不断闹粮荒，不少平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大约在公元前496－497年，为摆脱饥荒，罗马人在罗马修建了谷物女神刻瑞斯神庙，企求女神赐给他们粮食。然而女神既不能解决粮荒，也不能给平民土地。
农业状况的灾难恶化使大批平民陷人令人绝望的债务中。不少人倾凉荡产也无力还清欠债。按照法律，无力还债者，要用自己托债。贵族债主往往把无力还债的债户拘禁起来，给他们带上枷债，使他们成为“带镣铐的人”。虽然，严格地说“带镣铐的人”还不是奴隶，但失去自由，地位和奴隶已没什么而样了。有些负债者就被债主作为奴隶卖往海外。债务问题成了平民和贵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罗马当局为维护债主的利益，也就是为了维护贵族的利益，而不公正地、专制地、强行执行债务法时，平民的怨债达到了顶点、忍无可忍了。他们奋起抗争了。然而，平民没有把他们的怨债化为暴力，他们没有采取武力抗暴，他们聪明地、理智地采取了和平的执议方武。他们用一种集体撤离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不满和不与贵族合作的决心。平民们和平地然而却是大规模地离开罗马，离开罗马的贵族。他们知道，他们的离开会给贵族沉重的打击。
没有平民，贵族政府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就没有人充当战士、保障边境、扩张领土。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不合作运动，迫使贵族让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一次撤离运动发生在公元前494年，一群平民，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离开罗马城，走向被称为圣山的阿文廷山。那时，阿文廷山还在罗马城墙之外。阿文廷山是熟悉民主观念的希腊商人经常出人之地。平民一到这里，就按古老的意大利惯例，宣读被此支持的共同哲言。平民的撤离实际上把国家一分为二，暂时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这不仅使罗马兵力锐减，经济遭到严重损害，而且国家有可能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政府当局不得不妥协。答应了平民的主要要求，允许平民集会，选举一种被称为平民或人民的保民官的特殊新官员。这种新官员的职责，就像其名称所显示的，就是保护平民，使平民免遭处死、逮捕和骚扰，包括不受债权人拘禁。保民官有责任为反对任何行政官员的行为说情。特别有意义的是，他们有否决权，有否决政府任何官员（包括执政官）的命令的权利，无论哪一个平民受到执政官的虐待，他们都有权取消执政宫的命令。他们在法律不公正时，可以阻止法律的实施。这是一奇怪的官职，他们没有从任何法律中得到权力，也不是政府的官员。政府和法律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是从平民维护他们的神圣不可使犯的誓约中取得力量的，任何对他们的侵犯都会招致一场灾难或死亡。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特权保证了他们屐行其保护平民的职贵。最初选出的保民官都是有财产的、有雍护平民的志向的平民。
保民官是古罗马特有的，古今中外，除外，都没类似的可以否决政府一切法令的宫员，近代的权力制衡理论或多或少有古罗马的痕迹。保民官其实源于古罗马的特有的庇护制，是庇护制的延伸。保民官，就像庇护人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其被保护人一样，是平民的保护者。保民官的设立是平民与贵族斗争所获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一胜利成果说明罗马平民把自己的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者得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也显示了撤离运动这一斗争形式的有效性。据说，此后平民还多次果用这种斗争方式。不过，保民官只能将误判的死刑改过来，保护平民免遭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而不能确保平民享受各种权利，既不能使平民获得土地，也不能使平民享有竟选执政宫、进人元老院以及和责族通婚等权利。保民宫的权力主要是否决权。保民官的设立虽使平民与责族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平民的斗争并没停止，这一斗争还刚揭开序幕，路还长得很。和其他地方的同样性质的斗争不同的是，罗马平民的斗争虽是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却不是暴力的，没有选择战争、内乱等流血方式，而是采取和平的不合作方式。撤离运动。它类似近现代的工人的罢工，印度甘地倡导的不合作运动也和罗马的撤离运动有点像。应当说，罗马平民的斗争方式是聪明的、成功的，反映出马人民在这方而的过人智慧。它也证明，在某种情况下，暴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最好的、惟一方式。
大约在公元前471年，平民又迫使政府同意建立专门的平民协议会、平民大会，其成员只能是平民。平民协议会成平民大会，一年一次选举下一任保民官，提出和通过各种议案，处理某些类似的诉讼和审判。但是平民协议会和保民官一样，不是罗马官方机构，它的决定只是表达平民的意愿，没有法律那样的约束力。不过，一般地说，政府还是非常重视它的决议案的，并明智地接受它们。这样，罗马就有了三个公民大会。主要的公民大会仍是森图里亚大会，还有半失效的却并没废止的库里亚大会和非官方的新设立的平民大会。平民协议会的创立，使平民可以按期选举保民官和有了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三个公民大会是不同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库里亚大会是氏族社会的残余，代表氏族的利益，森图里亚大会反映贵族的愿望，平民协议会是平民利益的代表者。然而，由于饥荒、瘟疫和频繁的边境战争，平民的杜会经济的困难处境并没有多少政变。当时的法律还是习惯决，没有成文法。法律的解释权操纵在贵族祭司集团手中，平民坚持要求把现行法律用文字刻写出来，公之于众，以便他们在碰到法律问题时能够找到法律依据。平民的要求又急切又猛烈，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公元前451年暂停执政官的选举而建立一个由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领导的、由10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编纂法律。经一年，前450年，十人委员会完成了编纂工作，森图里亚大会通过了这部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并令人把它刻在12块铜表上。铜表竖立在罗马广场，以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就是罗马“十二铜表法”。最初的铜表被高卢人人侵时销毁了，全文己不可知。但它的部分典型的重要条文却在罗马当局以后编印的引文中保存下来了。《十二铜表法》虽然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完善的条款拼凑起来的，却是罗马在许多世纪里所拥有的惟一法典。
它的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一些普通原则、各种细节、私法、公法和刑法以及关于从公共卫生到个人安全等各类事务的规则。《十二铜表法》文字简练准确，显示了罗马人在铜述法律条文方面的无可比拟的天才。可以说，准确阐述法律是罗马人给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十二铜表法》给后世的影确是巨大的，被认为是罗马法的主要渊源但是，《十二铜表法》一公布，招来的不是赞扬，而是平民的普通反对。《十二铜表法》没有体现平民的愿望，没有任何改变平民命运待通的条文。《十二铜表法》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习惯法归纳成文，没有丝毫对旧风俗的改革或开明化。它承认贵族阶级和家长制家庭家长的待权，它规定债权人可以把他的还不起债的惯务人作为永久的带镣铐的人或奴隶处理。然而，《十二铜表法》在涉及遗嘱权利、契约和财产权等方面却显示出特别的开明和早熟。它规定，对于任何欺骗其被保护人的庇护人处以死刑。这多少可以慰抚一下许多有被保护人的平民，同时也反映了罗马人对庇护关系的重视。在婚姻法规中规定，妻子年满25岁便有保存财产的所有权，甚至规定，妻子每年可离开丈夫的家在外过三天，以摆脱丈夫的合法控制。在适当的时候，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也可实行自由婚姻，这种婚姻，丈夫没有任何压倒妻子的权威。《十二铜表法》的这些规定，使罗马人在这方面定得很远了，使岁马妇女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远远超过了希腊妇女，中国古代妇女讲三从四德，对自由婚姻想也不敢想。《十二铜表法》虽不受平民欢迎，但法律公开本身就是对贵族的专横的限制，因为法律公之于众，量刑定罪，就必须以法律条丈为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说，《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和公布是平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使罗马成为古代最重视法的国家的开始迈出的重要的一步。面且，在罗马人眼中，法不只是治民的，也是保护人民权利的。由于平民的斗争，公元前446年，平民与贵族通婚的限制被废除了。不过，限制虽敢消了，平民仍很少有可能与贵族遗婚的。贵族顽固地对和平民遗婚持厌恶态度。这种态度，对子贵族来说，是虽蠢的，自杀性的，贵族家庭的数量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
公元前376年，李锡尼乌斯和塞克斯蒂鸟斯当选为保民官。这时，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已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平民所最关心的债务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平民担任高级官吏的问题仍未解决。由于高卢人的人侵和对罗马的掠夺破坏，平民所承受的军事、经济负担更繁重，生活更加困苦，因而，平民要求解决债务、土地和担任官职等问题也更加迫切。李锡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两位保民官，代表平民的利益，担出了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一系列法案。但遭到贵族的蛮横阻挠，他们的法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否决。而平民针锋相对地一年又一年，连续十年选举他们两人为保民官，支持他们所提出的反映了他们的要求的法案。李锡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也不负众望；顽强地一年又一年地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在平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斗争下，贵族终于让步了。公元前366年，李锡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法案通过了。法案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调整债务关系。规定债务人已交的利息应当从他欠债的总额中扣除，所欠债务在三年内逐年交付。二是限制个人所占有土地的数量。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亩（古罗马土地面积单位，1犹亩约合我国4市亩）。达一规定是为了使穷困的平民能获得罗马侵占的土地中的适当的一部分，满足平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但是，这两项法案虽获通过，却由于贵族的阻挠，并投完全实施。平民为取消债务和获得土地还要定很长的路。三是规定今后执政官之一可以由平民担任。这一法案打破了贵族对执政官的垄断，满足了那些富裕平民的要求。在法案通过后25年，“可以”变成了“必须”，也就是说，执政官之一必须是平民。公元前351年，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负贵户口调查、评定公民应缴税额、确定选举事宜、监督人们日常活动、预防不道德事件发生的监察官也可由平民担任了。
公元前339年又颁布法令，规定监察官有一个必须是平民。这些法令的实施，使罗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断的统治阶级。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断的统治案团，不只是包括贵族，还包括所谓新贵。新贵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有先人当过执政宫、监察官等高官，这也是“高贵的”的本意。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在社会进步和团结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以致罗马能腾出手来依次镇压外部敌人、大规模地扩张领土和掠夺资源财富。公元前326年，迫于平民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压在进行的第二次萨莫尼特战争的需要，通过了执政官波埃蒂尼乌斯的法案。法案规定，债款可以用借款人的财产面不是他本人作保，使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交出的作为债务抵偿的任何财产，不经法庭判决，使权人不得对债务人采取任伺极端行动。法案的规定实际上取消了使务奴役制。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史学家李维时波埃蒂尼乌斯改革评价甚高。
他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的新纪元，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执政官受命向人民提出…用来担保成务的应当是成务人的财产，而不是他的身体。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质务人。”如果我们联想到我们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仍有大量以人身抵债的情况，联想到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黄世仁强迫以他女儿喜儿抵成时，当我们联想到至今还有人认为喜儿抵债是有理的时，我们不能不惊叹被埃蒂尼乌斯法案的进步性了。这里反映了东而方的一个不同观念，西方把公民的人身权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公民的人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侵犯的，而东方没有这种观念。当然，这种人身权利是狭隘的，仅限于公民。奴隶的生杀则完全随主人意。罗马取消债务奴役也有希腊的影响，希腊一些城邦比罗马走得更远，它们于脆把情务一笔取消了。公元前287年，由于第三次萨莫奈战争造成的财歌和杜会危机，平民愤而使用撤离手段。他们挽带武器，撤出罗马城，案合到台伯河北岸的一个山丘上。为解决平民撇离而造成的严重危机，平民昆图斯？霍尔坦而乌斯被任命为独裁官。独裁官是为解决严重危机而设立的权力极大、任期特短（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的官职。霍尔坦西乌斯提出了一项具有制度性的法案来平息平民的想愤。法案规定，平民协议会的决议无须得到森图里亚大会或元老院的赞同就具有法律效力，对整个社会都具有约束力，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都必须遵守。不过，这时的平民协议会参加者已不限于平民了，贵族也参加。平民协议会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也被称为部落大会，或按音译被称为特里布大会，实际上，成了全体罗马公民部参加的公民大会。平民协议会或部落大会，与森图里亚大会不同，由保民官主持，分都落开会，以人人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一种意见，然后35个部落再各投一票，够18票就通过。
平民在各部落中占多数，因此，特里布大会比森图里亚大会要民主得多。平民协议会最高立法地位的确立和它负责选举保民官、营造官、财政官以及其他较低级的官员的职能，使它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公民大会。霍尔坦西乌斯法案的通过，说明罗马人民在法律上已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平民协议会的法令或了罗马法的重要部分，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至此告终。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时间长，影响深远。可以说，这场斗争的结果为罗马的强大、征服意大利进而统治地中海世界、建立举世无双的帝国奠定了基础。是罗马兴起的关键所在。斗争的最重大成果是平民获得了参政的权利。平民在平民协议会这样的公民大会上可充分表达自己的重愿。平民大会成了罗马最重要的最高立法机构，平民有了充任各种官职的权利，可以担当法官、财政官、监察官和执政官等高级官吏，平民可与贵族通婚，可以进元老院充任元老。原来由清一色的贵族组成的祭司集团，现在也要有一半成员是平民。在形式上，成者说，在一定意义上，罗马人民似乎拥有相当充分的完备的权利。由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平民都参与政治活动，个人与国家息息相关。这样，罗马人民就都有一种公民意识，有一种自己是国家主人翁的贵任心和自豪感。他们把热爱并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尽力为国家服务、做贡献，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至高无上的荣替。
因此，无论碰上多大的挫折和困难，他们都能团结一数坚持到最后胜利。当然，公民意识还含有一种公民的乎等观念，中国古代贫民就不会有这种观含。他们无权，无参政权，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大事是当官的人的事，是富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曹判论战》中的乡人就是如此。即使当官的，也没有为国家办事的观念，他们一般都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君主的臣，是为君主工作。忠君是中国古人最高道德要求。士人津津乐道的“士为知己者死”也是为某个知己的个人。国家在这里不见了，或看说，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平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平民有分享公有地的权利。虽然平民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并没彻底解决，但却有了良好的开端，有了希望。平民也分得了少量的公有地。债务奴没制度废除了，这不只是减轻了平民的经济重负，更重要的是使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命运，平民与奴隶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平民的公民身份地位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公民的人身具有一定的不可侵犯权，从而使平民有了作为罗马公民的自豪感，国家也因此使公民兵的兵源有了保证。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是罗马得以不断扩张的基础和力量所在。为国当兵作战是公民的责任和荣誉。罗马人的公民权利包括政怡、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权利，有公权，就是参政权，也有私权。有权利，也就有相应的义务。罗马人（包括平民）都把担任官职和从军作战看成是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应尽的义务和权利。中国古代人没有这种观念。奴隶和自由民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自由民的地位不受国家保护，富豪的奴掉要比贫民神气得多。
中国古人没有公民意识，也就不会有民主制度。中国古代没有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缺乏公民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罗马的共和制度在平民与责族的斗争过程中逐步完善了。行政机构配套了，完善了，官职增多了。由最初的由两个执政官包揽一切，而逐步发展到由一系列次要官员如监察官、财政官（管理政府资金）、法官（处理法律纠纷）等和更次要的一些官员分工合作、协助和配合执政官工作的较完备的一套行政机构。在国家面临极度危急状态时，还可任命一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为期极短的独就官。罗马的官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任期短，执政官任期只一年，其他官职也一样任期短，最短的独裁官，任期最长不能超过6个月；二是，除独裁官外，各种官职都不是一人独任，而是几人共任。执政官是两人，其他官员没有少于两人的。共任官员地位、权力相等，没有近现代的正职、副职之分，没有谁是第一号、谁是第二号、第三号之区别。古罗马人的平等观念在官职上表观得很充分。这样而个特点，好处是避免了权力被一人独揽，权力受到牵制和限制，缺点是有时会影响工作效率。
与东方和中国古代的官吏相比较，罗马官员还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官员是由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二是官员是无薪的。前一点，相当进步，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情况，后一点，反映了罗马人认为当官是为国尽责的观念，但却使当官成了富人的事，只有富人才有兴趣和条件当官。犹如美国今日总统，只有富人才可问鼎，因为竞选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金钱。立法机构完善了。过去组成和选举都极不公正的森图里亚大会，即军人大会，是般高立法机构。它完全受贵族操纵，实际上剥夺了平民的立法权。现在主要的立法机构成了平民协议会，即都落大会，平民有了发表意见的地方，表决方式，和森图里亚大会相比，也对平民相对有利了。共和制的完善，一个适应国内形势需要的有效的、有权威的领导体制的建立，是罗马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当然，罗马的共和制是在城邦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罗马称霸进程中，它将显示其某些不适应性、甚至丑陋性。那么，罗马平民与贵族的长期斗争，谁胜谁负呢？表面上看，是以平民的胜利而告终。实际上，罗马贵族并没有丢失什么，与其说是平民的胜利，还不如说，罗马贵族找到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正确有效方式，扩大了统治基础，完善了统治体制。恩格斯说：“在罗马，氏族杜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度城上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贵族的闭关自守只会毁掉贵族，平民的斗争，冲破了贵族的封闭性，给贵族注人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平民和贵族通婚了，一些平民由于担任高官而跻身贵族行列，成了牵门贵族。贵族的基础扩大了，得救了。
贵族和平民深化在国家中，平民获得了一定的权利，这只会增强他们履行对国家的义务的责任心，只会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罗马的种种改革和新的立法，当然是和平民的斗争分不开的，但也是迫于发展罗马国家事业的婚要。平民虽取得了种种权利，罗马国家的贵族性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原来只有平民参加的平民协议会，成了部落大会，贵族也参加进来了。由于许多平民是贵族的破保护者，由于贵族的破治、经济地位，最能体现平民意志的平民协议会，也逐渐被有钱的成员控制了。平民可以当官了，但实际上，由于官员无薪，能当官的只有富裕的平民。这除了使少数富裕平民加人贵族行列，壮大贵族队伍外，对于广大平民，当官只是无法充饥的画饼。更有甚者，平民协议会的灵魂、和政府对立的具有否决一切行政官员作为的权力的、平民的保护者一一保民官，也逐渐被贵族政府争取过去了。他们先是被允许进人贵族堡垒元老院听取讨论情况，接着又被授予向元老院提出动议的权利，最后，成了元老院最重要成员，被授权召集并主持元老院。保民官员仍有平民保护者之名。却无平民保护者之实了，成为政府的亲信、元老院的最重要成员了。当然，这样的变化也是罗马发展的骼要。保民官如果发展其否决权力，整个政府机器就无法运转，就可能陷人瘫痪状态。然而，从平民观点着，保民官的贵族化和与政府合作，显然是他们的失败。穷人今后更难找到真正的支持者、保护者了。平民的斗争并没有削疆政府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增强了，政府机器运转更灵活有败了，人民对国家的忠减也增强了。罗马人尊敬权力与纪律。他们对神、对国家、对自己的家族都心怀忠诚。
执政官任期虽有一年，罗马人民却对他们十分尊被，执政官外出时，通常都有几位持从官陪侍二侍从官打着象征国家权力的牌于，手持一束棒，当代意大利的政治词汇法西渐就源于这个位丁词，这亲神意味着执政官有权鞭答犯人，束神中间突出一把斧头的标志，象征法律赋予执政官有宣知死刑的权力。其他高级官员外出也有侍从，不过人数稍少些。执政官和其它高级官员身穿镶着紫色边的白色长袍。他们离任后，仍可穿着这样的长袍参加某些宴会二元老院虽然名义上仍是咨询机构，但权力和影响都增大了。过去，元老院成员是执政官从贵族中挑选的。现在，监察官被授权选择元老院成员，一般都挑选那些曾任职执政官的人，于是，出身平民任过执政官的新贵就也有资构进人元老院。元老院出现了新人，增淤了活力，成员增加到300人。他们人人都有从事政府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只要罗马广场响起侍令官的号声，所有元老都会闻声而来，在广场边的议会厅中各就各位。执政官是元老院院长，也是国家的行政甘食，他们的权力要大于其他元老，他们两人轮流主持元老院会议。
不过，他们虽坐在高台上，他们俯身面对的却都是些深孚众望、智慧过人、英明贤达之辈，其中不少人也曾经坐在他现在的位于上，对执政官的职责的熟悉程度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执政官任期只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和元老院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元老院集体的强大影响力，使执政官只能听取元老院的建议，宴现他们的意愿，而不是告知元老院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也就是说，执政官要做的是尽量知道元老院要做什么、想做什么，而不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执政官几乎成了元老院的管事了。平民的胜利还由于许多平民生活在俯远的农村，生撬罗马帝国。产活动的繁忙和路途的遥远，使他们不能来罗马参加公民大会，从尔而缩小了其意义。只有居住在罗马城区的少数公民才能出席公民大会参加选举。
由于平民自己对管理共事务的无知和庇护制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元老院所决定的重大公共事务表示反对意见。实际上随着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的结束，元老院发展成由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们都是富人组成的一个大型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着罗马共和国，这个由贵族（包括豪门贵族）组成的群体以及由这个群体对罗马的控制，使罗马罗马共团士兵像成了贵族专制的国家，只是披着一件华丽的井和政位的朴左而已。了解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罗马从共和到帝制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长达两世纪的平民贵族的斗争，显示了罗马平民的集体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撤离，斗争也显示了罗马平民尊重法律、照章办事的秉性，他们没有采取暴力行动。斗争的结果反映出贵族在处理和解决矛盾中的政治智慧。一切都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共和国没有因这场斗争削弱，反而日益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