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金银器在中国的制造和使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唐代以前，由于受到金银开采、冶炼以及制造技术等方面的限制，金银器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这种情况直到唐代才发生了重大改观。
1.商周时期的金银器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现存最早的金银制品是甘肃玉门火土的金耳环、金银鼻饮以及辽宁敖仅旗夏家匕出土的金耳环，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但是金被利用晚于被发现时期的一般规律，专盛家们认为发现与被利用的初期应早于夏代，可能上距今约5000年左右，几乎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相同。上述几件金银制品，虽然造型简单，制作也很粗糙，但却透漏出了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最迟在夏代，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金银的原始冶炼方法，并已认识到金银的贵重；第二，中国古代金银制品的制作与使用，从一开始就与原始的审美观相结合，这一点对中国以后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它们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的总趋势。
从（诗经·大雅》：“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记载看，早期的黄金主要用来制作珍贵的装饰品。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近几十年来，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用等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如金叶、金片、金植、金异、金耳坠，金臂钏等，但多为缺少纹饰的小件饰品，至今尚未发现金银器皿。商代的金制品，比较集中出土在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大多数为大中型墓葬中的随葬品上的装饰，墓主多为王侯，说明当时的金器主要为上层贵族所使用。北京平谷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金莽重108.7克。含金量为85%，经鉴定为铸造而成。证明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掌握了浇铸黄金的技术。而安阳殷墟出土的金带，厚度仅0.01毫米。其薄如纸，光亮如新。据检测，发现金箱曾经经过锤锻加工和退火处理。由此可知。当时已拿握了黄金冷加工和再结晶退火技术。1978年在四用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还出土了一件金面人头像和金杖。金面人头像整体由铜头像与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罩以金皮制作，它有可能是依据蜀人形象创造出的某个神。金面罩在制作上使用了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这大约是最早使用的金银黏合剂。金杖上錾刻的两个带冠头像和四组鱼纹则有可能是中国金器上最早的錾刻花纹图案。
西周金器的种类及出土地与商代基本相同。但从河南三门峡耽国墓出土的12件金带饰、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士的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件。
另外，金银平脱在当时也已出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觚，器身上饰有三道金箔，井在其中的两道金箔上罐嵌绿松石和蚌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平脱制品。从山西、陕西诸侯墓的出土物推知，西周时期无论宗室或诸候均使用金器，但银器尚未发现。
尽管商周时期的金制品发现得还不多，但从已出土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箱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商周金器的这种地区差异，也在某种程度土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源胜和不平衡性。
2.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黄金自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村会中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在金器普遍使用的同时，还出现了银制品，尤其是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不但是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也使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现存最早的金器皿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勺、杯等金器，银器则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的楚国银匝、湖南长沙近郊出土的有楚怀工二十九年（前300年）题铭的银皿等最为有名。
尽管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但根据日前已知的实物，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它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的发现，这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金银器制造技术很可能是从南方楚国最先发展起来的。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其器物大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各种动物纹饰件。如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中出土的迄今为止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1957年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匈奴墓中出土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
出土实物表明，匈奴金盛银器已分别采用了锤揲、压印、罐嵌、雕铸世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3.秦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尚未发现银制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都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近年来，在陕西风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风翔西村战国墓中已发现秦国黄金制品百余件，主要有金带钩、金节约、金方策、金虎、金串珠、金泡等。此外，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1992年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三把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它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根据风翔和宝鸡等地所出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私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以金器制造为主。金器制造可能是由寺工领导下的官府作坊来进行。
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个，银制件983个。秦俑坑的五个探方内也出土有金节约、金泡等。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签金龙风纹银盘，说明秦代已开始制造金银器皿。根据对出土实物的研究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造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枯胶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秦的金银器目前发现不多，但从文献记载分析，秦的金银器数量应是相当大的。据《太平御览》卷44引《三辅故事》载，仅秦陵地宫中就埋藏了“金蚕三十箱”以及大量用金银制造的尧雁。《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地宫中“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因秦陵地宫至今尚未发掘，里面的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但是，仅仅是作为秦陵陪葬坑的兵盛马俑坑的发拥已令世界震惊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地宫的重见天日是否会呈现另一个奇迹呢？秦睦中存在大世量水银已被现代科技所证实，这说明秦陵地宫中以水银象征“百用江河大海”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晓中是否埋藏着遗大量的金银器物，仍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证实，相信它是不会令世人失望的。
4.两汉时期的金银器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较之战国和秦代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以千斤、万斤计的黄金赏赐臣上的记载看，汉代金银产里应是相当大的，这为金银器的大址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汉代流行使用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小老功效的观念，则一方面直接刺激了金银器的制作和上层贵族对金银器皿的占有，另一方面也给汉代金银器的使用蒙上了层神秘的色彩并对后代的金银器制造和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金银器鼎盛局面的出现就与此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的各种金银器表明，两汉的金银器使用已较为广泛，无论足数量、品种，抑或制作工艺，均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除大最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器皿、钱币、车马器、金印、金银针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除在蜀郡、广汉等地设有官营作坊外，上层贵族私自造作余银器的风气也很盛如《太平广记》卷236记载汉光武皇后之弟郭况“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冶铸之声，彻于都鄙”。由此可见其作坊规模之大。由于受到原料、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民间私自造作金银器的现象尚未出现。汉代以前，由于中国社会处于青铜器所表现的尊贵威产的时代氛围中。金银工艺不可避免地成为青铜工艺的附庸，受到青铜工艺的左右这一时期以金银饰件为主的金银器小但多山浑铸而成，而且主要采用浮雕或立雕的形式，故整体造型古朴生动，恰当地反映了当时质朴粗放的社会意识。
从出土实物看，汉代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已脱离了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与先秦时期的成刑方法相比。汉代多以锤操、焊接法成型，范铸成型者减少图案花纹的加工，一般是先锤打呈立雕和浅浮雕后，再用镌刻等方法处理细部，而先秦时期的金银器上的纹饰简约，且多为压印和铸造肉成。此外，掐丝罐嵌、焊接、炸珠等工艺也在汉代广泛使用最能体现两汉金银器制造工艺水平的，是河北定县东汉菜。江苏邢江甘泉东汉墓及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上的大量精美的令银饰品，它们大多采用掐丝镶嵌和金粒焊缀的手法，形制精巧玲珑，色彩富丽，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两汉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汉王朝与西方有了较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外来个银器也开始传入中国最典型的当数山东淄博西汉齐上刘襄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银盒它们的造型，纹样和工艺儿乎完。
全相同，均采用锤搽技术制成，器表凹凸不平的水滴状花瓣纹饰，犹如浮雕，极富立体效果。这种装饰风格的器物在中国从未见过，而波斯和地中海沿岸占代国家的金银器上却普遍采用这种工艺和纹样。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件器物当是通过海士、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波斯或罗马地区的银器。值得提的是，这两件银盒的盖顶均铆合一个铜兽钮，盒下铆合高圈足铜座，与银质器身并不协调。显然是后来安装上去的吧，看上去像中国的传统器物“豆”，它们应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欣赏和使用习惯，将外来物品改装成新的中国式的器物。
随着外来器物的传人，中国的金银器制造也受到了西方工艺的影响，如上举江苏邪江东汉墓所出的金银器上的炸珠、掐丝、累丝等新工艺的出现，正是西方工艺影响的结果。该墓中还出土了具有西方金器风格的王冠形饰和金丝编织的刀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西方金银工艺特点和风格的金银器上，也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如有龙的形象和“宜子”等字样。实际上，这正是两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在金银器制作上的具体体现。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宁，金银器的制造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此时的金银器仍然表现出了一些进步和明显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特点，即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不断创新并出现了不少明显具有异域风格的器物。
这一时期金银器的使用数目比两汉时期大为增加，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河间王元探好马，其喂马用银槽，拴马用金锁环，所藏金瓶银瓮100多口，还有很多金银餐具、酒具等，遣人进献金银器，竟达1000余件这些记载说明，金银器在当时已风行于上层社会了，另外，文献中关于馈赠、赏赐、贡献、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载相当多，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金银器使用的普及情况。
从考古发掘看、当时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即镯、钗、簪、环、珠和各种雕镂、锤铸的饰件、饰品等，同汉代相比，生活器皿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在制作工艺上，也比汉代更为精细、发达。如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的花瓣形金片，上面镂空出花纹，还嵌以非常细小的金珠；另一件半圆形金片，用金丝和细金珠互相勾嵌出别致的花纹，技艺之高超，令人惊叹。在器物的装饰方面，则儿乎完全摆脱了青铜器的影响，模压工艺开始影响大型器物的图案制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一点在当时的金银器一上表现得极为明显。有些器物既具有中原汉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兼有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风格，有些器物无沦纹、饰、形制，均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此外，这时的金银器也从佛教艺术中吸取了不少养分，比如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忍冬、莲花、飞天等图案已经开始出现在了当时的金银器上。总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又兼收并蓄，吸收了不同民族以及西方国家金银制造工艺的精华，否极待发，为唐代金银器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某础。
6.唐以后的金银器
唐及唐以前，金银器的制造主要由政府垄断，仅供上层社会使用、唐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日益商品化，金银器的使用逐渐扩大至社会中下层，据记载，宋元时期不仅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向大贾大量使用金银器，甚至连妓馆酒楼也大量使用金银器，由此可见当时金银器使用之普及。
随着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商品化、大众化。宋元时期金银器的艺术风格也史加世俗化、民族化。与唐代相比，除龙、凤外，脚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神怪异兽形象不再出现，当时金银器的纹饰题材更多地来源于社会牛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金银器的纹饰还受到了当时文人诗呵的强烈影响，出现了不少表现人物景阁或錾刻诗词文章的作品。这类作品为唐代所不厄，它们大多意趣恬淡，趣味高雅。也正因为如此，使宋代金银器表现出了清秀典稚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米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此外，唐代金银器中曾经大址出现的具有强烈外来色彩的器物，在宋代已个然不见，表明从魏晋始的金银器民族化进程已正式完成。
与唐宋相比，明清时期金银器的风格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这一时期的金银器造型更加多样化、纹饰更加繁缛、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有的器物所需工序竟达数十甚至上百道，但足除了珠光宝气，更加富丽堂皇外，既不见唐代金银器那种勃勃生机，也缺乏宋元金银器那种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总之，明清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或丰满富丽，或清秀典雅的风格，而越来越趋于浓艳、华丽，宫廷气息越来越浓厚。此外，明清两代金银器还再次呈现出与其它器物相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璧产品，其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如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当然，明清两代的金银器也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体说来。明代个银器尚米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则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