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N市，这天，一家旅店的院子里，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一般说来，乘坐这种带弹簧底盘的小型马车的人，通常是些光棍汉，比如退伍中校，陆军上尉，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等等，总之一句话，全是那些被称之为中等绅士的人。坐在马车里的这位绅士，论长相虽说不是美男子，可也不算丑；不算胖，可也不算瘦；论年纪他不算老，可也不算很年轻。他抵达省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省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这家旅店对面的小饭馆门口，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看见马车驶过来，两个人随便讨论了一些看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议论的多半是这辆马车，并不涉及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绅士。“你瞧，这马车轮子可真棒哟！”其中一个乡下人说，“要是去莫斯科，你看怎么样，它跑得到还是跑不到？”“跑得到。”另一个乡下人回答。“依我看，要是去喀山，恐怕就难说啦？”“去喀山恐怕不行。”另一个人答道。两人的谈话就此而止。还有，这马车驶到旅店大门口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身着燕尾服，那服装的款式显然是想赶时髦，故意露出胸衣，胸衣的对襟用一枚土拉城出产的带青铜手枪形饰物的别针扣着，下身穿一条又瘦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年轻小伙子转过身来，朝马车望了望，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吹跑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马车驶进院子之后，立刻有一个旅店的侍者跑过来迎接客人。在俄国旅店里，通常把侍者唤做伙计。跑出来的这个伙计，活泼伶俐，伺候客人更是机敏异常，简直叫人来不及端详他那张脸是什么模样。他一溜风似的跑出来，手里拿着餐巾，只见他穿一件长长的仿锦缎面常礼服，个子很高，常礼服的衣领差不多顶到他的后脑勺。他把头发向后一甩，转眼之间，已经引领着绅士来到楼上，再沿着一条木制长廊走去，领他去看看上帝恩赐予他的客房。这客房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房，因为这旅店本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店，也就是说，这种旅店在省城里颇为常见。在这种旅店里，过路的客人只消花两个卢布，就可以得到一个房间，住上一昼夜。这种客房里难免蟑螂横行，看上去像黑李子干，爬满室内各个角落。房间里照例有一道门通往隔壁的客房，这道门又总是被一只五屉橱柜堵死。住在隔壁房间的客人，通常是沉默寡言，喜好安静，但却有一种古怪的好奇心，知道你初来乍到，不把你的来龙去脉打听明白他便睡不安心。这家旅店的外观与其内部倒也般配：
这是一座长长的二层楼房，一层没有挂墙皮，赤裸着深红色的砖墙，砖头原本是有些破旧的，加之年深日久风吹雨淋，砖墙的颜色变得愈加灰暗；二层墙皮上涂着经久不变的黄漆；
楼下是一排卖马轭、绳索和面包圈的店铺。在这排店铺的拐角处，有一家小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卖蜜水香茶的男人。此人赤红脸膛，那脸色与他身旁摆着的俄式红铜茶炊相差无几，倘若他不是长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远远望去，还以为窗户里摆着两只大茶炊呢。
新来的绅士还在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手下人已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
最先搬进来一只白皮箱，箱子已有些破旧，说明它并非初次用于旅行。白皮箱是马车夫谢里方和仆人彼得卢什卡抬进来的，谢里方矮矮的个子，穿一件没挂面儿的羊皮袄；
彼得卢什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穿一件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穿旧了赏给他的。这小伙子面相阴沉，看样子脾气很大，厚嘴唇，高大的鼻子。在皮箱之后，又搬进来一只带有精致的桦木镶嵌图案的红木小匣子，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裹在蓝纸包里的烤鸡。搬完行李之后，马车夫谢里方就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仆人彼得卢什卡开始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这门厅极为简陋，黑糊糊的，又暗又脏。他事先已把自己的外套扔在那里，所以门厅里弥漫着他身上所独有的特别的气味，后来他拿进来的一袋子仆人的各种衣物，也都沾染了这种气味。他就在这门厅里靠墙支一张三条腿的小窄床，在床上铺一条小垫子：
这垫子似床垫又不是床垫，早已被压得又扁又薄，像他从旅店老板那里讨要来的煎饼，油渍麻花的，恐怕真正的煎饼也莫过如此吧。
仆人们忙活着张罗各自的事情，新来的绅士在这时已离开客房，独自到大厅里去了。这类公共客厅里的大概情形，恐怕每个出过门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啦：
大厅的四壁通常涂着油漆，墙壁上部给抽烟的人熏得乌黑，下部被形形色色的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不过在这里盘桓得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客商，每逢集市的日子他们都到这里来，六七个人聚在一起，照例喝上两杯茶。天花板通常是熏得黑糊糊的，天花板当中通常悬挂着一盏熏黑了的枝形烛架，烛架下面挂着许多玻璃装饰，每当伙计活泼地端着托盘，托盘上摞着像海岸边的鸟群似的多得数不清的茶碗，从铺着破旧漆布的地板上跑过时，那些玻璃装饰就跟着跳动，发出叮叮的响声；
墙壁上总有那么一两幅油画，画面和整个墙壁一样宽，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和别的旅店一样，不同之处最多也不过有一幅油画上画了一位女神，露出一对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乳房，这么大的乳房我想读者大概也不曾看见过。
话又说回来，造物主的这类玩笑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是颇为常见的，这些历史画不知是由什么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带进我们俄罗斯来的，说不定还是我们的达官贵人，绘画爱好者，在他们的信差的劝诱之下，从意大利买回了这批画呢。这时，我们的绅士脱下帽子，解下围在脖子里的带彩虹图案的毛围巾，这种围巾通常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还温柔体贴地嘱咐过该怎样使用它。至于使用这种围巾的光棍汉，我就不敢断定是谁给他编织的啦，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不围这种围巾的。解下围巾之后，绅士就要吃午饭，吩咐侍者上菜。于是侍者便端上来一般旅店里通常供应的各种饭菜，有一盘热菜汤外加馅饼，这种馅饼是专为过路客官准备的，已保存了好几个礼拜，有牛脑子烩豌豆，有泥肠白菜，有油炸鸡块，有腌黄瓜，还有随时都可以供应的糖心馅饼；
当侍者把这些热菜和凉菜端上来摆在桌上的时候，绅士便拉着侍者，或者唤做伙计的，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
问他这家旅店过去是什么人开的，现在的老板是什么人，旅店赢利情况如何，他们老板是不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对后一个问题，侍者通常是回答说：
“哎呀，他最喜欢坑蒙拐骗啦，老爷！”正如在文明的欧洲一样，在文明的俄罗斯，现如今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在旅店里不跟侍者闲聊一通，他们是吃不下饭的，有时他们还要拿侍者开一通荒唐的玩笑。话又说回来，新来的这位绅士所提的问题并非都是废话，比如说，他严肃认真地详细询问了这省城的省长是什么人，民政厅长是什么人，检察长是什么人，总而言之，省城里的显要人物他一个也不肯漏掉。
然而，问起本地所有知名的大地主，即便说他不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也可以说他更加确切细致：
哪一个地主拥有多少个农奴，他的住处离省城有多远，性格怎么样，是否经常到省城里来，等等。他还认真询问了这一带乡村的情形：
本省范围内是否发生过某些流行病，比如猩红热、致命的疟疾、天花以及诸如此类的传染病。这些情况他都打听得认真细致，而且要求回答准确，由此看来，他并非出自一般的好奇心。这位绅士的举止风度，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气派，连擤鼻涕也比别人响亮。不知他到底是怎样擤的，反正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像吹喇叭。他的这一优点显然是天真无邪的，但却在旅店的侍者们中间为他赢得不少尊敬，因此每当侍者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便立刻把头发一甩，立正站好，显得更加恭敬，微微低头问道：
“您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吗？”吃完了午饭，绅士又喝了一杯咖啡。他坐在沙发上，随手把一只靠垫塞在自己背后。在俄国旅店里，这种靠垫里装的不是柔软的羊毛，而是一种像砖头和石块一样硬的东西。绅士一坐下来就哈欠连天的，于是他吩咐侍者领他回房间去。他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休息好了以后，他根据旅店侍者的请求，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写在一张纸片上，以便呈报警察当局。侍者拿着纸片下楼去了，一边走一边按音节拼读着纸片上的文字：
“六品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在吃力地辨认字条上的文字时，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径自出了旅店，到城里观看市容去了。
看得出，他对这座省城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城市与其他省城相比毫不逊色，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砖砌的房舍都涂着米黄色油漆；
木头房子上的油漆是灰色的，看上去颜色较深，倒也显得朴素大方。这里的房屋都是楼房，可分为一层楼的，两层楼的，一层半楼的，都清一色地带有阁楼。省城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必不可少的阁楼是最为美丽的部分。有些地方街道宽阔得像旷野，这些房子孤零零地掩蔽在鳞次栉比的木头栅栏里，显得很不起眼儿；
有些地方房屋簇拥在一起，那里的行人明显增多，气氛也显得热闹。他沿着街道走去，遇见的尽是各色各样的招牌，几乎全给雨水冲刷得褪了色，招牌上有的画着花形小甜面包；
有的画着高筒靴子；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条天蓝色裤子，下面还有某一个华沙裁缝的签名；有一家帽店的招牌上竟写着：“外国人瓦西里·费德罗夫”；
有一处招牌上画了一张台球案桌，桌旁有两人正在打台球，两人都穿着燕尾服，在我们的剧院里，演到最后一幕时，那些拥上舞台的看客们就穿着这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手握台球杆，正在瞄准目标，胳膊稍稍向后扬起，两腿弯曲着，像芭蕾舞演员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似的。这幅广告画下面写着：
“台球房在此。”有的地方直接在街道旁摆出几张桌子，桌上摆着核桃、肥皂和看上去跟肥皂相差无几的蜜糖饼干。
一家小酒馆的招牌上画了一条肥鱼，鱼身上插着一把餐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带有灰暗的双头鹰国徽图案的房屋，现如今已不再是官府的办公处所，而被改做酒店，并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招牌。城里的马路铺得不大像样。他又顺便到市立公园里转了转，其实公园里仅有几株细细的小树，树根长得很不牢靠，树身下面用三根棍子支撑着，支架上涂着漂亮的碧绿色油漆。话说回来，尽管这些小树长得还不及芦苇高，但报纸上描写本城的装饰时却这样写道：
“承蒙市政长官关怀，我市装点得更为美丽，新辟公园绿树成荫，炎夏酷暑，可为市民提供乘凉消夏之所在。”接着又写道：
“笔者曾目睹广大市民满怀感激之情，心情极为激动，泪如泉涌，对市长大人深表谢忱，万般情状，感人至深。”绅士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往教堂、各长官衙门和省长官邸的最近便的路，以便在必要时前去造访，然后他便去欣赏了那条从市中心流过的河，在路途中顺手揭下一张贴在廊柱上的海报，以便带回旅店去细细阅读。接着，他发现街道旁木制的廊式人行道上走来一位模样并不难看的女士，后面跟着一个身着军服的少年侍仆，手里提着包袱；
他专注地将那女士细细打量一番，再朝四周环视了一遍，好像要把这里的地形牢记在心似的，此后便动身回旅店去了。
他回到旅店，一名侍者连忙上前伺候，轻轻搀扶着他登上楼梯，领他径直回到客房里。喝足了茶之后，他便在桌旁坐下，叫人给他点上蜡烛，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凑近了蜡烛，微微眯缝着右眼，认真地读了起来。不过，这张海报上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登载的是正在上演的柯楚布的一部戏的广告，波普廖文先生在剧中饰演罗拉，齐雅勃罗娃小姐在剧中饰演柯拉，其余的角色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可是，绅士却把他们的名字逐个读了一遍，甚至连池座的票价也没有放过。他发现，这张海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里印制的，然后他翻到海报的背面，想看看背面是否印着什么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他揉了揉眼睛，很珍惜地把海报卷起来，放进他那只红木匣子里去。绅士有一个习惯，不论捡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放进这只小匣子里收藏起来。后来，他又吃了一盘冷牛犊肉，喝了一瓶酸梅饮料，接着便呼呼大睡起来，正如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看来，绅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这位外来的绅士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拜客上。对省城里所有的显要人物，他一一做了拜访。他首先怀着敬意拜会了省长，原来这位省长大人和他乞乞科夫一样，长得不胖，也不瘦，恰到好处；
省长脖子里挂着圣安娜勋章，甚至有传闻说，省长大人很快要荣获星形勋章了，已作为提名人呈报上去。不过这位省长倒是个非常慈善的人，有时闲来无事还亲自动手在透空纱上绣花。然后绅士去拜访了副省长，然后去拜访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的总监……绅士拜会的显要人物实在太多，可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
这位外来的绅士在拜客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热情，连卫生监督和本城总建筑师那里，他也登门表示了敬意。此后，他又在那辆四轮轻便马车里坐了很久，苦思冥想，想想还有哪些官员需要去拜访，然而在省城里，他没有拜访过的官员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他在同显要人物谈话的时候，极为巧妙地对他们每个人都恭维几句。在省长面前，他便含蓄地说，到贵省来旅行，简直像进入天堂一般，道路四通八达，平坦光滑得像铺了天鹅绒一般；
又说，当局任用的官吏也都是贤明之士，政府诸位长官的确值得大力颂扬；
这些话他说得十分得体，仿佛无意中顺便提起，绝无曲意奉承之嫌。见了警察局长，他便夸奖省城的岗警，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居然两次把他们误称为“大人”，虽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五品文官，但对这个错误的称呼却非常满意。他这么做的结果是，省长当即邀请他当天晚上光临省长官邸，出席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各自发出邀请，有人请他共进午餐，有人请他玩波士顿纸牌，有人请他随便坐坐，喝杯茶。
这位外来人很少谈他自己，仿佛故意要回避似的。即便有时谈起来，也只是笼笼统统地说上几句，显得非常谦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谈话就明显带着书生气，说他在这大千世界上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毛毛虫，不值得人家对他多加关照；
又说他这一生阅历很广，为了捍卫真理他仕途失意，累遭挫折，而且到处树敌，有些敌人甚至试图谋害他的性命；现在他只想找一个栖身之地，能够最终得到一点安静；
还说他抵达本城之后，理应拜见当地最高长官，向他们表达无限崇敬的心情，这乃是他不可推卸之责任。在这省城里，对于这位很快就要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露面的新客的来历，所能了解到的也就这么多。为了出席这次晚会，外来的绅士花去两个多小时专事梳洗打扮，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专注和耐心，也不是到处可以遇见的。午饭后他睡了一会儿，醒来之后，便叫人伺候他洗脸。他用舌头从里面顶着腮帮，用肥皂在两边脸颊上搓了很长时间；
此后，他随手从旅店侍者肩头拿起毛巾，一丝不苟、面面俱到地擦他那张胖脸，先从耳根擦起，并且在这之前先冲着侍者的脸孔重重地哼哧两下鼻子。接着来到穿衣镜跟前，穿上坎肩，随手拔掉两根探出鼻孔之外的鼻毛，随后就直接穿上一件金光闪闪的紫红色燕尾服。就这样，他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就坐上他那辆专用马车，在省城里那些无比宽阔的街道上疾驶起来。街道上黑糊糊的，只是偶尔从几家窗户里闪过微弱的灯光。
然而，省长官邸里却灯火通明，犹如举办盛大的舞会一般；
大门外面停着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马车上挂着灯笼，大门口站着两名宪兵，几名前导马驭手在远处吵嚷着，总之，一切都应有尽有。这时，乞乞科夫走进大厅，在最初的一分钟，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因为烛光、灯光和女士们服饰的闪光，交织在一起，令人头晕目眩。大厅里的一切都沐浴在光辉里。此刻，黑色燕尾服在大厅里到处闪动，飘荡，忽而分散，忽而簇拥在一起，恰如在炎热的七月盛夏，一大群围绕在洁白晶莹的糖块上飞来飞去的苍蝇；
这时，上了年纪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把精制的方糖块斩碎，飞散着亮晶的碎片；孩子们围着管家婆，好奇地盯着她那双粗糙的手，观看那小锤子上下飞舞地打击着糖块；
苍蝇们的空中轻骑队伍，驾着轻风闯进来，那副威武雄壮的气势，和这里的肥胖的主人们毫无二致，它们借着管家婆老眼昏花，加上阳光不停地晃她的眼睛，便肆无忌惮地降落在香甜可口的糖块上，有些苍蝇分散行动，有些密密麻麻地聚在一堆。在这丰年的夏天，它们本来是没有食欲的，再说到处摆着美味佳肴，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所以它们飞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吃东西，而只是为了露露面，显示一下它们的存在而已。它们在白糖堆上逍遥自在地爬来爬去，把两条前腿或者后腿彼此摩一摩，或者在翅膀下面搔一搔，或者伸出两条前腿，举在脑袋上面蹭一蹭，然后转身飞去，不一会儿，又带着新的队伍令人讨厌地飞回来。
乞乞科夫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察看大厅里的情形，就被省长大人拉住了胳膊，省长大人立刻将他介绍给省长夫人。此时，这位来客也没有为自己丢面子：
他十分巧妙地对省长夫人说了几句恭维话，这些话出自一个具有中等官衔的中年男子之口是相当礼貌得体的。这时要跳舞的人一对对地架起胳膊排列成行，把大家挤到墙根上，于是乞乞科夫倒背双手，仔细打量那一对对舞伴们，瞧了大约两分钟。许多女士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入时，其余的女士打扮得随便一些，穿着在这省城里置办的上好的服装。这里的男士们也和任何别处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人精瘦，喜欢纠缠女人；在这类人中间，有的人很像彼得堡的绅士，简直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
这些人同样留着精心梳理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把一张椭圆形的脸刮得精光，修饰得漂亮雅致，同样是动作轻佻地靠近女士们坐着，同样说着道地的法语，像彼得堡的绅士们那样，妙语连珠地逗女士们发笑；
另一类男士是胖子，或者是像乞乞科夫那样胖瘦适度，就是说，不臃肿，但也不太瘦的人。这类人与前者截然不同，他们对女人不感兴趣，避开不看她们，或者躲在一旁，两眼向四周扫来扫去，看看省长的仆人是否在什么地方摆出了绿呢子铺面的牌桌。他们的脸又圆又胖，有些人脸上甚至长着赘疣，个别人脸上还有麻子；
他们不喜欢留那种一撮毛式的冠式发型，也不喜欢留鬈发，更不愿理成法国人所说的那种“活见鬼”发型。他们的头发要么剪得很短，要么梳得十分光洁，而他们的脸庞就越发显得滚圆、盛气凌人。这就是省城里值得尊敬的头面人物。
唉！在这个世界上，胖子比瘦子更善于料理自己的事务，瘦子们当官多半是做一些受上司委托办理的事，或者只是挂个名儿，尸位素餐而已；
他们的存在实在是无足轻重，轻飘飘的，完全靠不住。可是胖子们就全然不同啦，他们从来不占据间接的职位，而是直接发号施令，要是在什么地方坐下来，也一定坐得稳当牢靠，宁可把那位子压瘪，压得吱嘎作响，他们也不会挪动地方。他们不喜欢外表的豪华；
他们穿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的那样做工精美，但在他们的精致的小匣子里却藏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在三年之内会把家产荡尽，连农奴也全部抵押到当铺里去；
可是胖子就不同啦，你瞧，他日子过得悠闲自在，今天在城市尽头某个地方以妻子的名义买一幢房子，时过不久又在城市另一头买下另一幢房子，接着又在靠近城边的地方买了一处田庄，然后又买了一个能经营农、林、牧、渔多种产业的村子。最后，胖子为上帝和国家效劳一段时间，赢得了普遍尊敬之后，便辞去官职，转到乡下去当地主，变成一位可亲可敬的俄国乡绅，慷慨好客，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他去世以后，又由一些瘦子来继承产业，按照俄国的风习，用不了多久就把父亲攒下的产业挥霍殆尽。不言而喻，乞乞科夫在仔细观察端详这伙官吏的时候，头脑里充满着尽是这一类的念头。经过反复思考，他最终加入胖子们的行列，遇见的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
检察长那两道眉毛又黑又浓，左眼老是不停地眨巴，似乎在说：
“老兄，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吧，我有句话要跟你说。”不过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邮政局长个子矮小，爱说俏皮话，是个满腹哲理的人。民政厅长深明事理，待人很客气。这些人全都像对待老相识那样向他表示了敬意，乞乞科夫微微躬腰，十分愉快地向他们一一还礼。就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位地主，一个是和蔼可亲而且礼貌周全的玛尼洛夫，另一个是看上去有点笨头笨脑的索巴凯维奇，后者一见面就踩住了他的脚，说了一句：
“请原谅。”紧接着，有人请他去打惠斯特牌，乞乞科夫接过纸牌，又礼貌得体地鞠一躬。
于是他们便在绿呢子铺面的牌桌前坐下，一直打到吃晚饭，谁也不曾站起身来。像往常人们聚精会神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一样，他们停止了一切谈话。虽然邮政局长平常能说会道，但他一旦把纸牌拿到手里，便立刻做出一副苦苦思索的表情，下嘴唇紧紧遮住上嘴唇，不管这牌要玩多长时间，他都始终保持这种姿势。每当他出一张大牌，他就重重地擂一下牌桌，如果出的是王后，他就叫道：
“去你的吧，神甫的老婆子！”如果是大王，他就说：“滚蛋吧，唐波夫省的乡巴佬！”而民政厅长则不时地叫道：“我要揪掉这小子的胡子！
我要揪掉这娘们的胡子！”有时他们出牌时使劲往桌上摔牌，边摔边喊：“啊！豁出去啦，没别的牌可出，就出方块吧！”或者不摔牌，只是嘴里喊着：“红桃！破烂红桃！
没用的红桃！”或者喊着：“愚蠢的黑桃！黑桃傻冒！黑桃笨蛋！”有时甚至干脆利落地叫道：
“黑小子！”这些名目是他们在自己圈子里根据纸牌的花色编造的不同叫法。打完牌之后，他们通常要争论一阵子，而且嗓门相当高。我们这位来宾也加入了争论，但他的争论特别高明，用词极为巧妙，所以大家立刻发现，他虽然是在争论，但却争得令人愉快。他从来不说“您出牌”，而是说“您阁下出牌”，“我荣幸地压住了您的二点”，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为了使争论的对方更加对他心悦诚服，他每次都要把自己的银制的鼻烟壶送到对方鼻子底下。这只精美的鼻烟壶镶着珐琅，在它的底部有两朵紫罗兰，是为了增添香味才放在里面的。上面提到的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最为吸引我们这位来宾的注意力。乞乞科夫立刻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旁，开门见山地问起两位地主的情况来。从这位客人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看出，他不仅有旺盛的求知欲，而且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因为他首先打听那两个地主各有多少个农奴，他们的田庄现状如何，然后才问起他们的名字和父称。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自己也被这位客人迷住了。地主玛尼洛夫年纪一点儿也不算老，一双像糖那样甜得发腻的眼睛，每当他发笑的时候总是把眼眯成一条缝。他被来客深深迷住，几乎神魂颠倒。他久久地握住乞乞科夫的手不放，恳求他一定要给个面子，抽空光顾他的庄园，并且说，他的村子距离城门楼仅有十五俄里。乞乞科夫极为恭敬地低头鞠了一躬，诚挚地紧握他的手回答说，他不仅非常乐于从命，而且把接受这邀请视为最神圣的义务。索巴凯维奇也发出邀请，只是说得较为简短：
“请您也到我家来。”说着脚后跟咔嚓一响，立正行礼；
他穿一双特大号的靴子，恐怕未必能再找一双适合穿这种靴子的脚，尤其是在当今，在神奇的巨人在俄罗斯已开始渐渐绝迹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