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寂《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序
高晓晖
前不久，付宇自报家门，说她是曾文寂的爱人，让我加她的微信。付宇说，他们夫妻经常谈起我，说我曾经“扶”过文寂老师。付宇发来她刚写好的诗作让我欣赏，比如《倔强的孩子》：
“妈妈，我是你最倔强的孩子
任性，执着，不听你的话
多像你骂我的那样
我的胆子比倭瓜还大……”
付宇说，这是一首思乡诗，流着泪写完的。付宇是黑龙江人，是爱情的力量，使她穿过大半个中国与文寂老师相守相伴在一起。也因此，乡思与爱情，就成了付宇写作的基本主题。付宇说，文寂老师要出他的论文自选集，请我为他写个序。
一边与付宇聊微信，一边在脑海里回放与文寂老师相遇的情景。2007年9月，省作协召开第五次作代会。文寂老师作为武汉市的会员代表参会。他双腿残疾，完全靠双拐支撑进出会场。记者程评用相机定格了当时温馨的瞬间：文寂老师正在邓一光（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搀扶下步出洪山礼堂大会场。一光主席神情自然、目光温暖，文寂老师面带微笑，一脸阳光。我把这张照片刊发在了《湖北作家》2007年秋冬合刊上，并把文寂老师感谢一光主席的话引用作了照片的说明：“每次上下车，他（邓一光）都要亲自扶我，生怕我摔倒了！”在同一期刊物上，我还刊发了文寂老师给我的文章《及我的写作》。他说：“与同龄人相比，我有过较多的磨难与坎坷，然而任凭风吹雨打、贫病交加，却掠不去我亲近书籍、追求理想的情怀。置身于万千诱惑犹如蚊蝇的物欲时代，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艰辛的日子里执着于读书和写作。它恰好为我穿上了抵御世俗恶习的甲胄，保护我修炼成一颗平静的心，默默而长久地守望那纯净而快乐的精神家园。”由此，我似乎读懂了文寂老师那一脸阳光。
我不清楚付宇说的“扶”，是指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在大会期间，我可能给予文寂老师一次两次的搀扶，像一光主席做的那样，还是指作为《湖北作家》编辑，我刊发过他的照片和文章？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此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却还在文寂老师心里念叨，这叫我感动且又惭愧。
关于写序，我当然是不会，也不能拒绝文寂老师的。这是一种情份，一种信任，一份抬爱。只是正好碰到省委巡视组进驻省作协这个时段，杂事缠身，我差点耽误了这个约定。好在有中秋节几天假期，容我可以静心拜读文寂老师的书稿。
我以为，《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是一部非常之作。所谓“非常”，理由有三：
其一，这是文寂老师这样一位身体重度残疾的写作者在贫病交加的生存状态下进行的阅读与思考。这种阅读与思考，“合乎一己生命之需要，合乎一己的志趣习性”，是他对人生困境的现实追问，“是对抗孤独疾病、寻找生命意义的手段。”他不是“学院派”，他不做那种与人生课题不大相干的“学问”，他只以“非常”之体验成就“非常”之写作。
其二，这是文寂老师的第一部论文自选集。可以说是他积数十年思考的集大成之作。30多年前，他就开始泡图书馆，读他喜欢的书。“边读边想，边学边写”，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满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又写满一个绿塑料皮的笔记本。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之后，重新整理，打磨，最终结集成书。经过时间的淘洗，再加上人生长路和泪含血的擦拭，这部书因此变得纯粹、澄澈。它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封缸老酒的异香。如果把时下网上写作下笔万言，日进斗金视为平常，那么，文寂老师如此这般“酿制”自己的文字，如此“高耗能，低产出”式的厚积薄发，必以“非常”视之。
其三，这是一部有温度或者说有热力的论文集。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论文不同，在这里，每一篇论文都是“读后感”，他作为文本的阅读者、研究者，并不做旁观者，而是在场者。行文的来龙去脉，阅读的情感起伏，更有他的个人经历、人生体验等等，都自然而然地融入“论文”之中，于是，这些“论文”，时有越出文体边界的表达，在作为“论文”的理性面孔淡化之时，作为散文或者报告文学的情感要素就明显强化。如此“跨文体”表达，也算一种“非常”。
读文寂老师的文章，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为人生的阅读，为人生的思考。他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为人生求解的过程。所以，他的阅读是有选择的阅读。史铁生、海子、梵高、《浮士德》……成为他积多年之功，精心研读的对象，实际上，他是在完成锲而不舍地人生追问：人生的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如何超越人生苦难？善或者恶，所生何由？生或者死，由谁来主宰？这样一些关于人类的终极命题，当然是形而上的范畴，但这些形而上的思考却是来自他个人遭遇形而下困境时的强烈发问。在文寂老师的人生历程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难，以致他把自己的人生比喻为“黑夜的行走”。可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文寂老师以“黑夜的行走”，奋发着“寻找光明”的努力。对文寂老师来说，阅读的过程，既是精神能量的充电过程，也是他对人类终极命题追问，掘进的过程。显然，他的阅读不是休闲阅读，而是一种有效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阅读是有很强“功利心”的，只是他的“功利”选择最终完成了非功利的使命。比如：他阅读《梵高传》，正是因为他遭遇苦难时，得到了《梵高传》兄长般的“挽救”和“安慰”：
“我即使坐在黑暗之中，坐在坟墓集中之地，周围是荒败的废墟，无边的寂静和广大的虚无；即使身处绝境之地，我也能感受到梵高传递过来的阳光、灼热、高傲和那株耀眼的伸向天空的向日葵。哦，此时此刻的我，身感温暖，内心安详，灵魂沉静。我渴望和铭记着梵高，用他的孤独抵御我的孤独，用他的残缺抚慰我的残缺，用他的失败消除我的失败。用他的不幸瓦解我的不幸，用他的觉醒完成我的觉醒，用他的奋斗去支持我的奋斗。”
文寂老师的阅读，无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尝试着角色的“代入”，在与主人公的角色互换中进行能量转换。他经历的苦难，丰富着对作家作品苦难叙事的理解，同时，他从作品的苦难叙事中汲取了更丰富的精神营养。尽管梵高的苦难与文寂老师的苦难有如此鲜明的共通性，尽管角色的“代入”取得了一定的情感代偿的满足，但是，文寂老师在“代入”中更有超越。“这苦难啊，永远也不会终结。”这是梵高的临终遗言。文寂老师发现了苦难不会终结的原因，因为梵高持守自己的“艺术标的”。也就是说，苦难，其实源于超越。你超越了世俗的“标高”，苦难就会如影随形。在文寂老师看来，苦难，是人生超越的标志物。也因此，文寂老师欣赏《梵高的卧室》，他发现这间卧室，无比简陋却无比丰富。“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具存在感的家之一，只有永恒可以在这里居住。”文寂老师对《梵高传》的阅读依赖，并非仅仅是梵高的苦难舒解了他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更重要的是，梵高的“永恒”激励了他的超越，他的旷达。
较之梵高的苦难，文寂老师与史铁生的“共通性”更强。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命运轨迹，使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相知相惜。那么，对于史铁生的解读，文寂老师给予了更多的认同。重点是对史铁生生死观的认同：向死而生。“对‘活，还是不活’这个问题的千百遍思考后，他（史铁生）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儿，只有活下来同命运抗争，才能在抗争中获得尊严和幸福。”除了认同之外，在大量阅读史铁生的著作之后，文寂老师对史铁生的哲学思考进行深入的辨析。他认为，史铁生的创作是体现哲学气息和宗教精神的。哲学气息表现为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而宗教精神则表现为对超越人性之外的“神性”的肯定。与宗教不同，史铁生宗教精神中的“神性”，不是外在于人自身之外的“上帝”或者“佛祖”，而是人自身爱的能力。他说：“我们可以看出史铁生赋予宗教精神的涵义，其实是对人的理性、人的精神、人的意志、人的力量的赞美。在宗教那里，人生的信念都来自于神，但在史铁生这里，他的宗教精神中也有一个‘神’，但这个‘神’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是人的精神。”“其‘宗教精神’的实质主要弘扬的是一种‘爱’，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也是通过‘爱’来实现的。”
我愿意把文寂老师对海子的研究看成是对史铁生研究的互文或者延伸。虽然研究的命题是生存或者死亡，但研究史铁生的落脚点在于生存，即“向死而生”，而研究海子的落脚点却在于死亡。即“以身殉道”。关于海子，文寂老师的解说是这样的：“海子试图通过诗歌的方式来拯救这个欲望化、精神家园荒芜的时代。这是海子经过时间和文化积累的过程，在对自我的精神拷问后所形成的诗歌理想。当他在拯救的过程中，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在文寂老师看来，海子的死，在形而下层面的种种揣测，并无多大意义，只有在形而上意义上的探究，才更接近海子的精神内核。
文寂老师对《浮士德》的研究似乎更理性，更“学术”，但他依然“在场”。十五年后重读《浮士德》，他在脑海里依然掀起了巨浪，进入了思绪飞天、狂风乱舞的状态。解析“恶魔”的形象，探讨浮士德精神，对阎连科《坚硬如水》进行比较分析，文寂老师心底里关注的还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底蕴，更关注民族文化的自觉。他认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法则之一就是无中生有，有无相生。”有无相生，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过于重有轻无，过于强调有用之用而忽视无用之用。“一个只重有不重无，只务实不务虚的民族，前途堪忧。”他说，“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文寂老师对中国文化品格的质疑，可以说是鞭辟入理，切中肯綮的。实用、功利的文化品格与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互为表里，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所以，根本的出路，就在于文化自觉，就在于对精神性的坚守。“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就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很显然，文寂老师的思考与抗争的内在动力，正是源自内心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为天地立命的使命感，使他成为一位执着的文化守望者，以自己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践行着自己思考家国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文化理想。
《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记录着文寂老师几十年阅读的选择与代入状态，更昭示他坚定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标本，它以个人苦难叙事为发端，进而完成了向解读民族精神文化气质、追问人类终极文化关怀的深度超越。
2016年9月20日
（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