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康有为参加乡里的社学考试，一天写出6篇文章。在百余篇密封的考卷中，考官选中15篇，他的6篇全部入选，其中名居前3篇竟全是他的试卷。在作诗考试中，他的诗也获得第一名。由此康有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877年，康赞修老先生在救灾中殉难，20岁的康有为回到家乡继续读书。据说他每天早晨取出一批书，放在桌上，用一把锋利的锥子，猛力一扎，扎穿几册，当天就必须看完几册，不读完这些书，决不休息。他治学有种求真求实的执拗精神，总要从中琢磨出自己的体会来。
为了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他到家乡附近江山镇的礼山草堂拜名儒朱次琦为师，继续求学。朱次琦（1807-1881年）宁浩虔，一字子襄，号稚丰。南海九江人，人称九江先生。这位道光年间的进士曾在咸丰年间做过几十天的山西襄陵知县。他不但是“连州公”康赞修的老友，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和他那几位学问很不错的叔父康达棻、康达节等人也都出自朱先生的门下。当时，朱次琦正设馆讲学于礼山草堂，其地距银塘不远。当康赞修将这位屡试不第的孙子再次托付给他的老朋友时，自然也将这个家族书香延世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名师宿儒身上了。康有为在礼山草堂正式拜师受教，就算是开始了他一生中新的求学生涯。
朱先生是位做义理之学的大师，其学所涉十分广泛，在经史掌故、考据辞章各个方向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在晚清学界，也算得上是一位数得着的人物。因此，在他的礼山草堂里所开的课程也是十分庞杂，老先生把自己的学问概括成“四行五学”。
所谓四行，就是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文学、掌故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从内容上看：礼山草堂的教学仍无非是传统的修身立业、道德文章之类的儒学的东西。然而，正是在这种传统的东西里，朱次琦糅合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而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的掌故之学涉及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
渎书不再以八股制艺为归依，而将圣贤之学与修身治国联系在一起。这自然令长期以来一直奉朱注六经为金科玉律，以破承束股为不变格式，以代圣人立言为唯一使命的青年人耳目一新。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赶到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就这样，朱次琦以“荐授五品卿”的身分，30年累召不出，直到老死在这片幽静雅致的园林学舍里。
年轻的康有为踏上了他求学人生的一个新台阶。经过一番简单的拜师仪式之后，他成了礼山草堂的入室弟子，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读书生活。数年礼山草堂的学习，对于康有为日后的治学和政治生涯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朱次琦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向孤高自傲，动辄“希古人”的康有为终于被这位慈祥而又威仪严肃的老人深深地折服了。他在后来描绘自己初次受教于朱次琦的感觉时曾说：
“于时捧身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必为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以前必为可读，以一身为必能可立，以天下为必有可为。”
拜师朱次琦，改变了康有为的读书方向，自入草堂后，他即谢绝科举制艺、土芥功名之事，改读宋儒之书及各家经学，乃至小学、史学、掌故辞章之类的东西。
礼山草堂别具一格的教学和朱次琦先生的博学强识，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和他的同学们。和那些每天总是夹着厚厚书本一开始就摇头晃脑念书，然后再让学生摇头晃脑背书的教书先生不同的是，朱次琦先生上课从不带书本，也不要什么讲义，只要开启了话题，便能贯穿朗诵、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一旦涉及到“大节所关，名节所系”的地方，老先生总会热血沸腾、神情激奋、词句铿锵，以至气盛脸红、声震屋瓦，让听课的人莫不悚然。
从后来的回忆看，在师从朱次琦的岁月里，最让康有为折服的大概还是两样东西，一是先生的学问主张济人扶世，一变宋明以来性理之学的连篇废话；二是先生的道德和涵养。在康有为的眼里，朱次琦在这一方向已远远地超过了前朝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在康有为后来的回忆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对于这位恩师的无限深情的美好回忆：
……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识，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
……先生壁立万仙，而其学平实敦人，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低空谈……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忆一事，论一学，贯穿古今，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体，举修己爱人之意，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自清代以来，随着自康乾两朝对于文化人采取的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兴起，学术便分成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应试之学，靠几篇八股制艺，背几年朱注六经，只要逢上仕途好运，只要不离经越轨，便能领到通往官场的通行正，从此只要多磕头，少说话，便能保证你一生的受用和一生的荣华；另一条便是远离政治。康乾以后的读书人再也没有勇气和胆量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纵横古今，放沦国是，鼓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于是他们便捡起跟谁也不相干，谁也挑不出茬的词章、考据和训诂之学。凡是康乾以来大多数的学者都是靠着这个行当出名的，学问也就从此走向了复古、繁琐和脱离实际。
从流派上看，朱次琦所做的学问应该属于当时这股经世大思潮中的“学术经世”。其核心就是重整圣贤之学，匡扶名教，齐肃人心风俗。日后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而归宗孔子，作《孔子改制考》而为维新张本，横扫东汉以来被经学家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古文经典，在晚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他的不苛世俗、离经叛道的勇气和有关真伪“经”的念头实际上在礼山草堂朱次琦那里便深深地奠定了根基。他自己也承认，在礼山草堂里，当听到朱次琦的“大道之传”以后，便决意认为“圣人可学，而尽弃伪学，自此始也”。至于这里何谓“圣贤之学”，何谓“伪学”，我们只要看看后来他作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一目了然了。
同样是程朱陆王传下来的心性性理之学，在朱次琦这里已不再是天理人欲之类的高谈阔论，而变成了“济人经世”的学问，这自然对上了一向志大妄狂的康有为的胃口。朱次琦给他的入学试题是《五代史史裁沦》，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和以往的八股都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但是，对于涉猎广泛、读书杂博的康有为来说，这却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康有为查阅群书，仿史通体裁，很快交上了洋洋洒洒足有二十余页的论文。朱次琦仔细地看完了康有为的作业，这位新来的年轻人锋芒毕露的才华和极其广泛的知识而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康有为的作业上，这位老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他的只有四个大字的评语“赅博雅洽”。
这是康有为有生以来著的第一部“书”。著书立说原来竟是这样的容易，原以为渺不可测的古人原来就在你的手边，从前在老家七桧园里读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玩艺，原来却都是有用的东西。朱次琦的评语无疑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和自信，也引起了他在礼山草堂读书的无限兴趣和热情。在礼山草堂的日子是康有为读书最为勤奋的一段时间。每天东方未白，他便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丢下书本熄灯就寝。礼山草堂所设的课程十分广泛，这一时期，从宋儒之书到各家经说，从小学、史学到掌故词案，他都“兼综而并鹜”，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每天读的书可以用寸来计算。入学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便读了《赵辛楣全集》、《廿二史札记》、《日知录》及《困学记闻》等大量的大部头著作。在家的日子里，他读的书不少，但大多支零破碎，不得要领，如今一经先生的讲解提挈，同学之间的上下议论，不但过去的很多疑问都涣然冰释，而且过去那些“杂博之学”也渐渐地能够贯串起来，相互融通了。
礼山草堂里的苦读为康有为打下了极为扎实的旧学功底，为此，他常常感到很幸运，他常想“倘非生近其时，居近其地，我怎能碰得上这位使我受益无穷的导师呢！”。所以在礼山草堂师从于朱次琦的日子里，康有为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时间“肆力于群书”，将自己埋到这些诗书经义的故纸堆中。虽然礼山草堂离家并不远，但是在康有为的记忆里，3年的读书时间里他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祖父的去世，为了报答这位10年亲侍的老人，他和诸叔父们一起结苫守灵，从那一年的7月直到年底。还有一次就是回家娶妻成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