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长征，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目睹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同意。1934年9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的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时，毛泽东病倒了，经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被迫长征。10月18日傍晚，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毛泽东最初没有被安排参加长征，也没有向毛泽东透露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李德曾想不带毛泽东走。
随军出征还是留下坚守，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命运，实际上也涉及博古、李德等人感情上的好恶，隐秘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对于哪些人留下来或随军长征由博古、李德定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都留在苏区打游击。
周恩来知道长征的名单中没有毛泽东后，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态度坚决地说：“他不能留下。他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让他留下，我们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博古这才改变了他最初的决定，让毛泽东参加长征。试想，如果当初留下毛泽东，中国革命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担架上的阴谋”
长征前，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向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交流的绝好良机，他们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达成了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对党和红军的前途等诸多问题产生共鸣。
为了尽快设法解决党和红军目前面临的严重危机，王稼祥从党和红军的全局出发，多方面积极活动，争取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毛泽东。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详细谈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他希望张闻天能尽快召开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得到了张闻天的明确支持。王稼祥还对聂荣臻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随后，王稼祥又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谈，他们都表示支持。
王稼祥起先是反对毛泽东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明的指示。因此，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批判毛泽东犯了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后来通过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之后，对毛泽东阐述的建军思想和武装斗争经验，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彻底转变了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看法，以至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王稼祥是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示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的。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张闻天逐渐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个过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张闻天——引者注）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面对这样一个结局，李德后来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还说“事实证明”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怨恨这是博古的重大失误。
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基础。”
其实，长征之初的计划并没有让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动，而是让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
毛泽东认为不妥，给博古等人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部队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
毛泽东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集中起来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
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跟着中央走。还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
让博古、李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一方案给长征途中“担架上的阴谋”创造了条件。
西进，西进
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1月中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中央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红军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面对这样的危局，中央红军在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由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在行军路上进行，所以又称“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会议对战略行动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主张“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他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的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传达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通道会议精神，布置夺取黎平的任务。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义重大。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甚至包括博古同志的同意。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始发生转变。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后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剩余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根据通道会议的战略方针，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攻占黎平。虽然中央红军也在这里获得长征以来第一次数天休整时间，但关于中央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2月19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领悟“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同时阐述了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的发言迄今没有查找到原始的记录。后来，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让毛泽东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感叹地对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
关于遵义会议，虽然这次会议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遵义会议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使共产党和红军走向成熟并走向胜利。张爱萍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部队换了好枪，补充了弹药、物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遵义会议的组织决定，据陈云手稿中记载：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关于常务分工是“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最关键的内容，陈云用这135个字概括，真是字字千钧。陈云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搞清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失利中创造“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40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取得的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战役历时3个月，是军事史上一个著名战例。但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却是在土城战役的失利中开始的。
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仅仅10天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役却失利了。
1935年1月29日，红军离开遵义，全部渡过赤水河。这也是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之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并不是毛泽东预先主动采取的行动，而是在1月27日，土城战斗失利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
土城之战前，由于没有对川军的电台进行严密的监听，以为只有郭勋祺旅。战斗打了一天后，才弄清郭勋祺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敌兵力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回，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石蔺还有川军三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川军对红军的南北夹击之势，弄清这些情况后，红军于29日晨撤出战斗。
土城之战虽给敌人沉重打击，毙敌1000余人，俘敌一部，但红军也受到很大损失。毛泽东在稍后的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时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
土城之战，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复出后的第一仗。许多年后，毛泽东对土城的失利，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坦诚地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
无论胜负，但“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是不争的事实，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在当时看确实不是一个成功的战例，但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它无疑是毛泽东变不利为有利，扭失败为胜利，弃被动为主动的一个成功典范。
一渡赤水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又经过三次飞渡赤水河，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时，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渡赤水战役主要经过是这样的：
一渡赤水——1935年1月29日，红军分三路从习水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和赤水元厚第一次过赤水河，向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
二渡赤水——红军一渡赤水河后敌人也云集扎西，对红军进行围堵。2月18日至21日，红军挥师东进，从习水太平渡、九溪口、淋滩、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一举歼灭黔军王家烈20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胜利。
三渡赤水——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后，蒋介石急忙从重庆飞到贵阳，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为此，毛泽东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从仁怀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重进川南，摆出再次在川南渡江的态势。
四渡赤水——红军三渡赤水河后，国民党军急忙尾追北上，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秘密北上，然后突然调头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从习水二郎滩、淋滩、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国民党军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区，然后调头南下，再次突破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挺进金沙江。5月1日至9日，红军在皎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红军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1960年，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毛泽东对陈毅也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长征组歌》写到，“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其“得意”和“奇”之处在哪里？
四渡赤水之所以“得意”和“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料敌察机”、“因敌制胜”，于被动中夺取主动的卓越指挥艺术，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之一。
四渡赤水主要目的是通过“走”使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指挥员能从实际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处理了“走”和“打”的关系，巧妙地运用虚实行动，调动和迷惑敌人，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这是红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分裂。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晚年回忆说“这是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具体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反对和延宕，使松潘计划没有实现。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内心没有认识到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他西出或南下方针则是错误的。再加之会师后他看到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不足3万人马，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个人野心迅速膨胀，萌生了取中央而代之的想法。他曾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窥知他所想，便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显而易见，两军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红一方面军都远不如红四方面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
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希望得到军队控制权。为了能够让兵力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中央大多数领导人同意作适当让步，对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有了新的调整，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最后，张国焘妥协同意北上。
8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军委为左路军。8月21日，毛泽东、徐向前带领的右路红军开始兵分两路通过草地。5天后，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这时，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对于这一变故，毛泽东与徐向前致电张国焘，希望游说张改变主意。但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9月9日，张国焘给部下密电：“......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暗示说，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攻击任何可能试图阻止他们的人。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天晚上的半夜时分，毛泽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
张国焘之所以“斗胆”抗命，执意南下，最终发展到“另立中央，无非是看到自己兵强马壮。其实，在会师之初，各自对今后的走向都有所预测，在谈到各自的兵力就不难看得出。当时，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3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10万部队。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实际上，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
毛泽东北上后，张国焘却主持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南下行动方针。鉴于朱德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逼迫朱德反对毛泽东，要他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却说：“人家都称‘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注意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张国焘还以各种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不断攻击中央的路线，宣传南下主张。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虽说是斗争，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毛泽东分别在9月10日、11日、14日、18日一再致电张国焘，请他们“立即继续北上，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实施中央战略方针”。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一个月后，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毛泽东与张国焘各执一词争论“北上南下”的时候，终于等来了一个关键人物——林育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朱德、徐向前等一直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使张国焘的态度有所转变。用徐向前的话说“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开始‘急谋党内统一’。”因为林育英的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上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朱德这个时候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张国焘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毛泽东坚持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体现出立场的坚定性、革命的警惕性、高度的原则性、高超的艺术性，把团结四方面军贯穿在全过程，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的分裂。
长征落脚点的第七次改变
1935年9月20日，由江西瑞金出发的8万人锐减到不到1万人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的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在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看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毛泽东立即把贾拓夫找来，详细询问和了解了陕西的情况。贾拓夫原是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1934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是陕北苏区到中央苏区，又参加长征的唯一领导成员。在听了贾拓夫的情况介绍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在这里举行了常委会，讨论组织工作和红军的改编等问题，决定了整编方案。落实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组建陕甘支队的决定，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全支队8000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减少了指挥机关，减少了机关人员，充实了连队，增加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行动方针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向全军告知了北上陕北的目标。毛泽东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他说：“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落脚点的第七次改变。
有人说贾拓夫是毛泽东走向陕北的向导。无论是毛泽东选择了陕北，或是最终确定陕北为长征的落脚点，不管怎样说，贾拓夫对毛泽东汇报了他所知道的陕北红军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对漫无目的行走的红军，最后走向陕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在贾拓夫那里得知陕北“有几万红军”无疑是兴奋的，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疲惫，红军从江西一路走来，艰难困苦不可想象，其中有围追堵截，有党内斗争，有食不果腹，还有疾病和伤亡，等等。
毛泽东领导这样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与一个叫勃沙特英国籍传教士曾经在贵州境内的镇远路遇，这名传教士被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其后他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后来，他在回忆录《神灵之手》中对红军有这样的描写：“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没一天有休息和星期日，只有连续作战和行军。我们开始连夜的急行军。前方有亮光或声响时，就绕道迂回；天黑看不见时，则随地在山坳内过夜。在那没有一点平地的崎岖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不过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而有时天刚亮，我们又得出发。”
就是这样一支由农民组成的疲惫不堪不像军队的奇怪军队，为什么能战胜困难，创造人类的奇迹。勃沙特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关于长征的一首诗和一篇文章
一般的史料都把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起点，因为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以及8万多红军战士踏上了征途。其实早在8月12日，萧克、王震率领的红16、17、18师组建的红二军团，就已经踏上了长征之路，不过当时萧克等人并不知道要长征，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组成先遣队，前往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六军团汇合，为中央红军“西征”作准备。
对于人类历史上这样空前绝后的一次长征，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位于江西南部雩山山麓的于都，被迫开始长征，随红一军团行进的毛泽东先后翻越了20多座大山——
江西：雷岭（大庚山脉支脉）。
广东：苗山，大小五山，大盈山（均为五岭山脉支脉）。
广西：永安关（湘桂间要隘），白茅隘（瑶区要隘）。
贵州：紫金关（五岭山支脉），娄山关。
四川：小相岭（入川的主要隘口），冕山（彝人扼守要口），大相岭（属甘竹山），夹金山（邛崃山脉雪山），梦笔山（邛崃山脉雪山），长板山（雪山），打鼓山（仓德与打鼓山之间的大雪山），拖雷岗（百里无人烟的雪山），腊子山（无人烟），分水岭（高原草地）。
甘肃：朵扎里（大山荒林），岷山（属大刺山），六盘山。
这些大山中，尤其是雪山，几乎和内地处于隔绝状态，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以偏僻、闭塞、落后著称。然而，无一不被红军英勇顽强地战胜了。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他不仅仅感到长征就要结束了，也感到长征的胜利。同时也是在长征初期同“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以及后来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的胜利。在这里他写下了《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只有仅仅8句56个字，却把两万五千里的万水千山串在一起，描写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诗中没有直接描写一路上接连不断的血战场景，展现了对长征胜利的欢乐，也是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的嘲笑。
在通渭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还用湖南乡音亲自朗诵过这首诗。后来，胡安吉在《毛主席给我们朗诵诗》中写道：“1935年9月，红军北上到达甘南的通渭时，毛主席在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最后，毛主席说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接着，就朗诵起了该诗。”
从毛泽东的心情可以看出，此时他一扫压在心头的阴霾，心情相当愉快。
在许多年后，毛泽东还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时隔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长征的胜利时写到：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对于人类历史上这样空前绝后的一次长征，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斯诺评价说：“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是“惊心魄的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