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自由市场贸易政策伤害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增加世界的贫困。”这是英国《卫报》2003年5月19日第18版上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章形同登报道歉，作者是英国议员斯蒂芬·拜尔斯，1998－2002年曾任职于英国政府内阁。1999年11月，拜尔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那次场内外冲突罕见激烈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会议，积极推动着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当时，他尚且“坚信，世界贸易的扩大，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利益，将是应对世界贫困问题的关键手段之一。”然而，曾几何时，去职未久的他便发生了观点180度的大转变。“我现在相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且已误入歧途。……充分的贸易自由化不是进步之道，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途径。应以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指南，认清贸易管制的重要性。”
拜尔斯如此幡然悔悟，坦陈今是昨非，诚可谓良知未泯、立地成佛。在自由贸易论登上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以来的近两百年里，一位英国的贸易主政者事后直言相告，自己曾经效力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伤害穷国利益、远非进步之道，这确属凤毛麟角。多少年来，屡屡可见的是，产业优势国的主流声音言之凿凿，巧言许诺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利益，不由得让人好之、信之、效之、行之。即使面对理论承诺与实践结果的强烈反差，主流人士总体上也无意依照实践来检验和反思理论，只会指责你经济政策自由化的程度还不够。发达世界动辄向发展中国家开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药方，就是一个新近的典型例子。强势者，在当今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实际利益驱动和自我中心的思维倾向，构想并推行符合自己需要、漠视他人利益的自由主义经济教条，甚至布下自由贸易的迷障，期待不战而胜、满载而归，原是毫不奇怪的，也可以说天经地义。问题是，弱势者如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智慧认清这些理论教条作为思想与利益交织物的本来面目，既不成为其可怜的受害者，又不充当其可悲的应声虫。
诚然，像自由贸易论这样的体系，往往是真知与谬误并包，良策与陷阱兼有，如何认识其真面目决非易事，何况发达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又增加了鉴别真假的难度。然而，障碍并非无法突破，假如纷繁的现实让人眼花缭乱的话，那么，尘埃落定的历史或能如智者一般指点迷津。中国传统上有个说法叫做“经史合参”，意即既要领会先人留下的经典要义，又要观照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两相比照方可让真相了然于胸，此亦常言所道“听其言，观其行”。要认识西方并与之共存，当取同样的方法。假如把西方的经济学看作其经典说教，那么，衡量这些说教的可信度以及说教者真诚度的标尺，除了逻辑性外，更有西方一路走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就此而言，经济史（实践）与经济学（理论）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经济学家不太在意历史，就如历史学家不太在意经济一样，自然包含了相当的风险。
正是为了防范思想、决策及行为上的相关风险，本人选择就英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历史关系，作了一番实证考察，这部书稿便是此番考察的一个总结。本书致力于打破围绕自由贸易问题而编织的种种神话，着力揭示一个历史真相，即英美这样的首要发达国家恰恰是通过有悖于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并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且，这种规律性特点至今未有实质性改变；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之所以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如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结果之所以与自由贸易的承诺相距甚远，原因就在于自由贸易论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是个不足为训的理论。
本书得出的主要结论依次包括：
广为流行的看法，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铸造了英国的富强，纯属以讹传讹。不是自由贸易论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倒是英国工业竞争优势的确立将自由贸易论推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亚当·斯密在自由贸易等方面的主要观点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缺乏理论创新的斯密只是因为现实利益的需要才被打造为经济学的始祖尊神。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自由贸易论早已走过了一条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之类的可悲道路。
作为英国“首要产业”的毛纺织业，是在数个世纪中严厉打击原料自由输出和成品自由输入，依靠深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和保护措施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的。英国的麻织业和丝织业经历了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过程，而英国的棉纺织业更是依靠对比较优势原则的彻底背弃，依靠禁运和高关税等强制性的“人为”手段才兴起的。由此可以说，正是长期并严格的贸易保护才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与通行的看法相反，英国不是什么“内生”、“先发”现代化的原型，它实现发展的手段也与自由派惯于标榜的自由贸易或放任自流格格不入。英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早慧的经济学觉醒，尤其是依靠了融贸易保护、财富聚敛、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的重商主义；靠的是欧洲列国体系所带来的竞争性互动，包括工业革命前已经发生的技术、设备、技工等先进生产要素的大规模引进；靠的是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持续的扶持和干预，而英国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得益于从外部引进的先进金融制度。
英国在19世纪上叶转向自由贸易，这一政策转型绝非理论启蒙后的痛改前非，而是英国工业优势达到天下无敌之后的一种自然选择，为的是打开并主导他国市场，建立一个以自身垄断优势和垄断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创造普遍繁荣的承诺相反，自由贸易的推行酿成了欧洲经济的大萧条，弱势的欧洲各国随即改行贸易保护政策，如此方才摆脱危机并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对于实力更是等而下之的国家，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则完全是炮舰政策下的自由剥夺，其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美国的经济脱胎于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母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辟了世上堪称登峰造极的美国保护主义传统，美国的富强概源于此。虽然立国后曾经出现过争议、反复和摇摆，但美国总体上选定了一条以国家干预和关税保护为核心的发展道路。美国内战前的纺织业及其所带动的其他众多产业明显得益于贸易保护政策，内战之后的美国更是长期一贯地实行了世所罕见的保护主义政策，借此而赶超了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只有当自己的产业优势压倒所有竞争者之后，美国才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转向贸易自由化。美国的经验再次表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只是手段，产业的壮大才是贸易政策应当服务的目标。
严格说来，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推动世界走过的是一条贸易自由化道路，而非自由贸易道路。即使在自己的优势无可挑战之时，美国也以利己主义为准绳，实用主义地规划国际贸易体制、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并给自己划出诸多例外的范围。当自身优势受到竞争者的侵蚀时，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包括夕阳产业，即采取双重标准，拒绝顺应比较优势的演变趋势，频频打出“公平贸易”等旗号以势压人，五花八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随之大量进入国际贸易关系中。美国主导下的当今国际贸易体制本质上还是一个强者各为私利相互角逐的倾斜舞台。
英美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历史实践居然如此背离自由贸易论，但追根溯源之下并不显得奇怪。由于推导过程中大量前提假定的存在，自由贸易论只在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真实世界里，该理论便显露出诸多漏洞。自由贸易论确立后至今所遭遇的各种理论挑战，已从贸易条件、幼稚产业、收益递增、国内扭曲、不完全竞争等多个侧面揭示了这些漏洞。归结起来，自由贸易论的要害是，迁就并强化现实分工格局，引导弱势方依赖并不可靠的比较优势，最终使之固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并因此而流失机会和利益。至少对于有潜力的大国而言，惟有不受自由贸易论的迷惑、不屈服于比较优势原则，走产业升级之路、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才能保障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利益所得。
本书的价值在于依靠真凭实据，揭示了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美国成功赶超实乃由贸易保护政策引发而来这一历史真相，证明了自由贸易论作为意识形态、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强者工具的本质特点，并且强调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二者关系的历史特点至今未有改变。这些工作归结到一起，实际上是在探讨何为国家富强真正机制的问题。研究国家富强之道，包括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直是一门显学，各路大家提出了各种理论。从专业化分工、市场机制、自由贸易，到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企业家作用，从新教伦理、产权制度、管理革命，到民主政体、威权主义、儒家价值，等等，众多相关因素都已被翻检了一通，可谓各执一段、聚讼纷纭。现在，本人基于对英美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也加入了“盲人摸象”的行列，所得出的对于国家何以富强的答案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以贸易保护手段殖产兴业。
为什么提出以贸易保护手段殖产兴业呢？简言之：一个国家的富强，长远看，不大可能单靠抢掠（如老殖民主义）和偷窃（如假冒产品），似乎也不能单靠做中间买卖（如汉撒同盟），那么剩下的途径只能是生产。就生产言，既然近现代经济发展并非靠农业，也并未靠服务业，那么还是要靠工业或称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并不断升级产业，也是由现实世界中产业层次偏低的一方无法在贸易中保障自己获利所决定的。而工业从零开始或者由弱起步，当然需要孵化和培育，需要关税和非关税手段的保护。可以说在已有工业强国崛起在先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后来者要再行工业化，都不能依靠自由贸易，而只能依靠贸易保护。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历史上正是靠贸易保护才奠定了强大繁荣的基石，这一规律性特点至今未有改变。贸易保护固然不可能是一国富强的充分条件，但足可视之为一个必要条件，假如要挑出一个单独的决定因素来解释一国富强的话，本人宁愿认为，这个要素就是逆自由贸易而行的贸易保护和产业扶植。
如果称这一观点为贸易保护决定论，甚至按过去情况言，称之为关税保护决定论，本人也不反对。戴上这副透视镜，再回望原先颇觉纷繁杂乱的世界史，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将这一观点放回英美历史中进行检验，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当然，正如读者将在书中所见，对于自由贸易论的批判历来多有，从众多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到古典和新古典派别中的个别经济学家，从德国及英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到一度风头颇健的战略贸易学家，在贸易问题上都留下了不少务实、清醒、实证而并不教条的观点。同时，相当多的历史学家主要是经济史学家，更是提供了大量史实和观点的佐证。本人所做的就是凭借自己的视角，站到前人的肩膀上，重新解读历史，把零星孤立的历史片断系统化，让湮没不彰的历史线条凸显出来，借以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提供足可使人清醒的思想资源。不用说，是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有关结论是否有十分的说服力，要交由读者来评判。不过，我自己对此还是充满信心的。
作为一部严肃的经济史著作，本书力图做到言必有据，不发虚空之论。由于涉及历史考辨，书中为求得证据支持，引用了不少相关史实陈述和已有研究结论，而且为了存真，这些引证都尽量用了直接引语的形式。一部著作这样写法，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但我以为这是诚实兼负责的态度。本书的文献基础主要是有关英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也包括贸易学说史的有关研究成果，其中部分为专著，大部分则为论文，多出自英国1927年以来的《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和美国1941年以来的《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对于所引文献的众多作者们，除已在页脚简注和书末征引文献目录中一一列明外，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表示敬意。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愿诚挚地感谢提供了“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资助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留学英国使我得以深化对自由贸易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为形成中的观点寻得了扎实的立论依据。此外，本书所据项目研究先后得到了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5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9BJL008）的资助，在此亦谨致谢忱！
鉴于本书所涉议题范围较宽，虽自问用力已勤，但终有力所未逮之处，在史实和议论两个方面恐难免疏失，诚望识者不吝指正。本人电子邮箱是contactmjj@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