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作品一贯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贯彻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塑造出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等。100多年来他的代表作《双城记》在全世界盛行不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因脑溢血与世长辞。
狄更斯出生清贫，他父亲因负债而入狱。少年时因家庭生活窘迫，只能断断续续入校求学。后被迫到工场做童工。15岁以后，当过律师事务所学徒、录事和法庭记录员。20岁开始当报馆采访员，报道下议院。
他所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正是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狄更斯毕生的活动和创作，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他主要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以满怀激愤和深切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
与此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人生。他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13部半，其中多数是近百万字的大部头作品，中篇小说20余部，短篇小说数百篇，特写集一部，长篇游记两部，《儿童英国史》一部，以及大量演说词、书信、散文、杂诗等。他多次去欧洲大陆游历、旅居，两次访问美国，中年以后先后创办《家常话》和《一年四季》两种期刊，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
狄更斯于1812年2月7日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中的小职员，嗜酒好客，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他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他起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他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任人围观，在他心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而产生了对不幸的儿童深切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他只上过几年学校，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广博的知识和积累文学素养。16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解社会。
后担任报社的采访记者，熟悉议会政治中的种种弊端。24岁时与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并育有10个子女。性格和趣味上的差别，给他的创作、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带来了不幸。他在采访之余开始文学创作。他常带着笔记本在伦敦偏僻的角落和乡村漫游，为日后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
他一生刻苦写作。晚年常常白天写作，晚上被邀请去朗诵自己的作品。繁重的劳动、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烦恼，以及对改变现实的失望，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6月9日，他在写作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时去世。狄更斯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小时候狄更斯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贫困、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但他始终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同情劳苦人民，又害怕革命。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但他不主张推翻这一制度。他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他以生动、幽默的笔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从事创作的34年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未完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狄更斯的创作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和妻子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查尔斯·狄更斯排行第二。小狄更斯长得非常漂亮，生着一对蔚蓝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又有异乎寻常的歌唱和朗诵才能。为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经常带他出去旅行，给他讲述各种故事。1817至1822年期间，全家迁居到查塔姆一所简朴的宅子里。在这里，狄更斯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坐落在罗彻斯特通往葛雷佛赛德大道旁边的盖茨山，曾给小狄更斯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写到过的福斯泰夫爵士专门拦劫去坎特伯雷朝拜圣地的善男信女和来往客商的地方。福斯泰夫的故事使狄更斯听了非常神往。小狄更斯用十分欣羡的目光抬头看望坐落在山上的那栋叫做盖茨山庄的漂亮住宅。后来他成为名作家以后，真的在盖茨山买下了新居，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愿望。
在查塔姆，瘦小多病的狄更斯最初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英语的基本知识，后来还学了一点拉丁文，不久又和姐姐范妮去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走读。不过，真正成为狄更斯的老师、启发他的文学想象力的，却是家里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的文艺书籍。那里有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摩莱特的《兰登传》、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哥尔斯密的《威克菲尔牧师传》，以及法国作家拉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古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等等。这些小说和故事中的人物和事迹使狄更斯浮想联翩，他自己常常想象着扮演书中他所喜欢的角色。
这时的狄更斯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扮演小说中的人物，体察他们的种种感情，因此他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出两种才能。一种才能是使他从小就喜欢幻想，爱好文学创作。他曾以《妖怪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为基础，写了一部悲剧《米斯讷，印度的苏丹》，尽管这完全是模仿性的习作，但在小朋友中却出了名，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神童”。另一种是培养了他的朗诵、唱歌和讲故事的才能。他随口就能讲出一个故事，而且讲得引人入胜；他歌谣唱得特别好听，很受父亲赏识。为此，不管在家中还是外出做客，他常常被人高高举起，或站在椅子上或站在桌子上，向亲戚、朋友表演各种节目。从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这两种才能，使狄更斯后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和著名的朗诵艺术家。
在这段时间里，狄更斯还在爱好戏剧的表兄詹姆斯·拉默特的支持和带领下，去剧院观看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进一步增强了他对文艺的兴趣。他的父亲还经常带他乘坐海军军需处的游艇去航行，在曼特威河上航行着的船只启发了他对大海的联想。
1822年，狄更斯由于父亲的调任随全家到了首都伦敦，结束了他在查塔姆的欢乐的童年生活。到伦敦以后，家庭的经济情况更为恶化，负债越来越多。为了节省开支，全家只能在伦敦郊区坎登镇的贝赫姆街租了一套又小又简陋的房子。周围环境的肮脏，社会底层人民的穷困，使幼小的狄更斯开始对穷人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久，父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竟想开办一所女子学校来赚点钱。她在门上钉一块“狄更斯夫人学校”的铜牌，由小狄更斯挨户分送招生广告，历数这所学校的种种优点，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来报名上学。1824年，父亲终因无力还债而被逮捕，关进马夏西负债人监狱，狄更斯十分伤心，哭得两眼通红，眼泪汪汪地奔走于家庭和监狱之间。他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到街上去采办生活必需品，还要典卖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又要抽空到监狱里去探望父亲。不久，家里的东西几乎变卖、典当一空，连他最喜欢的从查塔姆带来的诸如《兰登传》、《汤姆·琼斯》等图书，也一本又一本地落入旧书商的手中。
家境的艰难，迫使狄更斯不得不离开学校，进入一所黑鞋油作坊去当童工。这家鞋油作坊坐落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的一所歪歪斜斜、快要倒塌的旧房子里。它的周围又脏又臭，里面在腐烂的地板上和楼梯上，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到处可以看见乱窜乱跑拖着长尾巴的灰老鼠。狄更斯的工作是给黑鞋油瓶子盖上封口，用细绳缚好，贴上商标。他衣衫褴褛，穿着破围裙，整天和瓶子、纸张、细绳、剪刀和糨糊瓶子打交道，工资一星期只有六先令。同他一起在地下室工作的，都是一些缺乏教养、衣着破旧的穷孩子。过了一段时间，狄更斯结扎瓶子、包装和贴商标的工作变得那极为敏捷、熟练。老板觉得他长得五官端正，技术熟练，就把他放在沿街一个玻璃橱窗里面做活动广告。街上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跑过来，一边吃着果酱面包，一边把他们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津津有味地观看他的劳动。
狄更斯认为这次家庭破产、父亲入狱和他进鞋油作坊当童工，是他不应遭受的有失体面的沉重打击，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不高兴谈起这些，甚至隐瞒这些事实，直到后来他有了钱，出了名，成了中年人，他还继续做着噩梦，梦见自己又一次变成了黑鞋油作坊中的那个流浪儿。这段生活在狄更斯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伤痕。但是，这段生活也使他从社会的底层了解到了贫民的苦难，使他对无依无靠的儿童和饥寒交迫的穷人充满了同情，对富人和上层阶级充满了厌恶与愤恨。
家境仍然每况愈下，连房租也付不出，狄更斯全家不得不搬进负债人监狱。因为在当时，负债人监狱是可以出租房间给犯人家属住的。狄更斯独自一人住在外面，每逢星期日，他买一些吃的东西进监狱去和亲人团聚。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狄更斯的父亲依靠从一个亲戚那里继承到的一笔为数不多的遗产而还清了债，全家才结束了这段监狱生活。狄更斯也离开了这个使他终身感到屈辱的黑鞋油作坊，重新进学校求学。这时候，狄更斯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可惜的是，他就读的威灵顿学校的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主张棍棒教育的又愚昧又野蛮的人。他一天到晚用一根手杖敲打学生。狄更斯在这所学校里除了得到一些棍棒教育的生活体验外，在学识上收获很少。他后来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对萨伦学堂的克里古尔校长的精彩描写，就有着这段生活的影子。
学习了两年多以后，家里又没有钱了，狄更斯只好再次停学，为糊口而奔忙。他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还经常跑出去为事务所送信和传递消息。这差使使他走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之后，他很快学会了速记，充当速记员。1834年，狄更斯应《记事晨报》之聘，充当记者，专门到法院、议会中去采访新闻。他的速记水平很高，既快又准，深受报社的赞赏；他生动的文笔和丰富的语言，使跟他共事的采访记者们感到惊叹。因此，每逢大臣或著名的政治家要发表重要演说时，他们就派狄更斯去采访。
狄更斯在伦敦当记者时期，正逢1832年英国议会的改革时期。在这场风起云涌的议会改革斗争中，狄更斯看到了英国社会的真相和政治机构为有钱人服务的本质，进一步熟悉了伦敦中、下层各种人物的生活，也使他有机会了解了在政治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千百种黑暗、罪恶的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丰富了生活、增长了知识，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社会经验，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素材。
在进一步认识生活的同时，狄更斯仍旧不忘读书。他用自学的办法来充实自己，经常出入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孜孜不倦地钻研书本，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以后，狄更斯开始获得比较优厚的薪金，摆脱了少年时代的贫困和屈辱生活，满怀雄心壮志，准备登上文坛。
1832年某一天傍晚，有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把一篇稿子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的弄堂里一家邮局的邮筒里，然后一直朝着威斯敏斯特教堂走去。快活和骄傲使得他泪眼模糊。为了不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自己的眼泪，他在教堂里足足待了半个钟头。这个带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作家狄更斯。
一星期以后，青年狄更斯买了他投稿的那份杂志，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习作已经发表。这篇稿子标志着狄更斯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着，他以“波兹”为笔名，又连续写了许多篇描写伦敦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和各种人物的特写，分期发表在《记事晨报》上面。1836年2月7日，当他24岁生日那天，狄更斯把这些特写汇编成《波兹札记》出版了，年底又出版了第二集。《波兹札记》中的特写丰富多彩，内容有讽刺中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趋炎附势的，有揭露议会、法院和慈善团体的黑暗与虚伪的，也有赞美当时的城市生活的；体裁有人物速写，有关于伦敦的市容、景色和风土人情的随笔，有农村生活的素描，也有短篇故事；风格有轻松的幽默，温和的讽刺，还有感伤主义的叹息。特写的题目也很吸引人，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校长先生》、《街市之晨》等等。由于这些特写把城市的美丑、善恶、诗意的幻想，甚至把首都的浓雾、潮湿的神秘魅力等都一一描绘了出来，因而受到伦敦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些成绩初步显露了狄更斯的写作才能，使他树立了当一个作家的信心，决心放弃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当时已经很有名的通俗画家西摩先生看中了狄更斯的才能，向一家出版社推荐，建议由自己画滑稽连环画，而由狄更斯写文字说明。青年狄更斯不愿意就画作文，而要求由自己写文章广泛地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由西摩先生根据作品的要求画插图。双方同意后，狄更斯写了关于匹克威克先生出外游历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作品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和它的创办人匹克威克先生的肖像：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肚皮；紧身裤和皮绑腿；一只手藏在燕尾服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作演讲姿势，以及他那快活自在的神情，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此，仿佛人们一看到那幅画像就知道是匹克威克先生，画像使匹克威克成为活跃在人们周围的真实的人。这就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杂志刊载了几期以后，作者突然发现自己塑造的“堂·吉诃德”还缺少一个侍从“桑丘·潘沙”，于是狄更斯为匹克威克先生加进了一个仆人山姆·维勒，从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第一期刊载《匹克威克外传》的杂志，只印了四百份，到了第十五期时，单单预订的已超过了四万份，该杂志很快就畅销全国。匹克威克和山姆·维勒变成了英国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匹克威克的故事变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课题，商人们纷纷借用匹克威克的名字做他们商品的商标，狄更斯也成了英国文坛的红人。
在《匹克威克外传》陆续发表、日益受到欢迎的日子里，狄更斯爱上了《记事晨报》出版人霍茄士的长女凯瑟琳。年轻人的热情冲动和过于性急，使他们没有顾到性格上、兴趣爱好上的差别，匆匆忙忙地在1836年4月2日结了婚。婚后却越来越发现两人性格上存在巨大差异，他的夫人并不了解他，感情上和他合不拢，狄更斯痛苦地说：“凯瑟琳是温柔而和顺的，但要我们做夫妻却是异常地不相配。”和他性格、爱好相合的小姨玛丽·霍茄士，却又在他们结婚一年多以后突然患急病去世。狄更斯十分悲痛，有好几个星期提不起精神来写作，以致《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不得不延期。玛丽的形象以后成为《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的意中人——真诚、美丽、温柔的艾妮斯的原型。
《匹克威克外传》的成功，使不少报刊、出版社纷纷向狄更斯约稿，要他写小说分期连载。于是紧接着，狄更斯第二部长篇小说《奥列佛·退斯特》从1837年2月开始在《边特莱氏杂志》上连载。
《奥列佛·退斯特》成书于1838年，是作者早期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小说。狄更斯在这里第一次把读者带进了贫困与痛苦的世界，展现了社会底层的可怕的生活画面，并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幻想。
成了作家以后的狄更斯，精力充沛，朝气勃勃，日夜不停地写作，却还赶不上外面的需要，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印刷工人跟在他后面等候要稿发排。
狄更斯保持着“夜游”的习惯。每到夜晚，不论刮风下雨，他总在伦敦街头漫步，观察首都街头巷尾的人群和五光十色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细听人们的谈话，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跟着他们穿过小巷进入下等公寓或旅馆了解他们的生活，事后把所见所闻和想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他用这样的办法保持和下层社会的联系，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并广泛采集人们的口头语汇。
《奥列佛·退斯特》发表以后，狄更斯还写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老古玩店》（1841）和《巴纳比·拉奇》（1841）等三部长篇小说。其中《老古玩店》的成功，使狄更斯的声望更高了。
《老古玩店》描写的是，在伦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家衰败老朽的古玩店。白发苍苍的店主人吐伦特和死去了母亲的14岁的外孙女耐儿一起相依度日。吐伦特由于把从高利贷暴发户奎尔普那里借来的钱在赌博中输得精光，阴险奸诈的奎尔普趁机吞并了老古玩店，还企图霸占耐儿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怜的老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带着外孙女偷偷地离开了伦敦，过上颠沛流离、乞丐似的生活。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担心奎尔普跟踪迫害。他们有时与木偶剧团、马戏班子、卖艺闯江湖的流浪艺人为伍；有时与从事蜡像巡回展览的乍莱太太结伴。他们经常露宿草棚，墙脚，饿得头昏眼花。一天，耐儿正拉着一辆马车乞讨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幸被车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村教师救起，被安置在一所乡村教堂里，才结束了流浪生涯。但是，身心备受损伤的耐儿终因疲劳过度，精力衰竭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吐伦特老头也心碎而死。
通过小耐儿之死，小说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迫害。长相丑陋、心地狠毒的奎尔普，不仅从经济上逼得耐儿祖孙俩倾家荡产，被迫逃亡，而且他追踪的魔影时刻笼罩着她的心灵；她的流氓哥哥为了夺取吐伦特的财产，也指使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设法把耐儿骗娶到手；一些流浪艺人为了得到一笔赏金，也密谋出卖她和她的外公。人情的冷酷，环境的逼迫，终于吞噬了这个天真、善良、美丽的姑娘的生命。
作者深切地同情小耐儿，对她的美德和天真无邪竭力赞扬，为她的苦难、死亡而伤心哭泣。这部小说是在狄更斯自己主编的《汉弗莱先生之钟》周刊上分期连载的，每期一发表，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小耐儿命运的关怀。不少读者写信要求作者笔下留情，保存耐儿的生命。狄更斯原先也打算像以前的几部小说那样，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尾，但他的好友福斯特却建议他，让耐儿在年轻时代就死去，以便保持她那娇艳的处女的身心，认为这样也许会比大团圆的陈旧结局要深刻得多。狄更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精神上十分痛苦，拖了很久才不得不以耐儿之死结束这部著作。这个结局不但作者感到难过，社会上一些好心人也感到伤心。狄更斯的好友卡莱尔看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后，像孩子般地痛哭流涕；一位议员在火车上读到耐儿死了之后，啜泣着把书撕碎，并抛到窗外。
《老古玩店》除了揭露高利贷暴发户的凶狠以外，还讽刺了律师制造假证、栽赃陷害，司法界的腐败、黑暗和法官的胡审乱判，这些都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小说以简朴刚健的笔触、丰富有趣的想象，特别是人物性格的鲜明而为人们所喜爱。
狄更斯早期创作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五部长篇小说，表明了狄更斯一开始创作就把描写现实生活、揭露社会丑恶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些揭露往往停留在现象上，而没有深入揭示出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狄更斯把好人受欺负的责任归咎于个别坏人或某些法律条文，几乎所有受难的善良人物，总会得到好心人的搭救，除了耐儿和她的外公以外，都是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作为结局。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两种古典文学——流浪汉小说和当时十分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善于抓住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点加以夸张，使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幽默讽刺的手法运用得很熟练；悲怆、伤感的情调相当浓厚；结构上大小故事交叉，松散而逗人喜爱。这些特色给狄更斯带来了名作家的声誉。当然，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对“好人”和“坏人”的划分过于分明，有简单化的倾向，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责难。
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英国，处于宪章运动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议会改革以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失业、饥饿、疾病、死亡等灾难却恶性膨胀，独立自由的“人”则被折磨成动物一样的“人畜”。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通过了一份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次年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历数人民大众的疾苦，提出了以成年男子应有普选权为中心的六点政治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在宪章上签名。
这一汹涌澎湃、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以及运动过程中揭露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不能不影响到狄更斯的思想和创作，从而使他对社会问题更加关切，观察更加细致、深刻。他非常同情工人的不幸和苦难，他在一封信中慨叹英国社会“苦难”的“深重”，“穷苦”的“猖獗”，并且说：“我清楚地了解到巨大改革的必要性。”他渴望社会有一个变革，并不断探索改变现状的途径。这时，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美国，深深地吸引了他。狄更斯和19世纪上半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一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共和国。那里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没有控制人们思想的国教，人人平等自由，是众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和“乐园”。狄更斯认为“新世界的英秀俊发”，一定会“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他还想在畅游美国回来之后写一部使英国人民喜爱的好书。这时候，狄更斯的名字已经誉满新大陆，特别是《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更使美国读者感动。据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们夜晚曾在营火旁含着眼泪静听耐儿的故事；纽约码头上的群众看到进港的外国船，就对旅客高喊：“耐儿真的死了吗？”广大美国读者迫切希望《老古玩店》的作者能够来美国访问。于是，狄更斯在1842年1月3日离开英国海港利物浦，横渡大西洋。
一踏上美国波士顿码头，狄更斯就受到热心的美国读者热烈欢迎。他收到的来信和请柬多到不得不雇一个秘书来处理这些事情。在他住宿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访的异国读者，甚至床上也坐满了人。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这块新大陆上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而感到惊喜。
狄更斯在美国待了四个多月，从波士顿南行，访问纽约、费城，进入蓄奴地区，经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参观了中西部大草原和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最后由纽约乘船回国。归国后写出了特写集《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美国札记》（1842）真实地记录了狄更斯在美国的见闻，反映了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由充满幻想到大失所望的思想过程。
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自由及谋求幸福的权利”等名言，曾使狄更斯充满了对美国的憧憬，但一踏上新大陆，就发现这种民主、自由是虚幻的。集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美国国会，竟是一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扼杀民主、摧残人权的政治机构。
最使狄更斯痛恨的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他到南方去，在所乘的火车上，见到黑人只能坐简陋的车厢。就在这种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一路啼哭。原来他们是刚从奴隶市场被人买下来的，而她的丈夫却仍然留在原先的旧主人那里；买主坐在白人车厢里，每到一站都要跑去监视，生怕他们逃走。狄更斯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悬赏找寻逃亡黑奴的通告，更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奴隶制度的残酷。那些完全有权利和白人一样生活的黑人，有的只剩一只耳朵，有的被砸掉几颗牙齿，有的身上带着烙铁烫过的烙印，有的留着鞭打、刀戳的伤痕，有的缺腿、断臂。他还了解到某些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当众把黑人活活烧死，而那里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吏却熟视无睹。在首都华盛顿，居然有一条明目张胆虐待黑人的法律：任何治安官吏有权在大街上逮捕任何黑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逃亡的奴隶，而不要什么人证、物证。对以上种种丑恶现象，狄更斯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狄更斯只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呼吁有理智的人主持公道，用道义力量制止这种残杀、迫害黑人的野蛮行径，而不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残酷的奴隶制度。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出版后，受到美国不少报刊的诋毁和谩骂。纽约《先驱报》攻击狄更斯是“最浅薄、最幼稚、最没有价值、最可鄙视的人”。当时纽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这个戏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女巫们围绕燃烧着的巫锅载歌载舞，同时把蛇皮、蝎爪之类的秽物投到锅里。演员们异想天开，在围锅跳舞的时候，竟把狄更斯的小说一并丢入，当众焚毁。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狄更斯的创作热情。紧接着《美国札记》之后，狄更斯又写出了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通过青年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进一步展开由《美国札记》开始的对美国社会的揭露。小说揭示出在美国金钱崇拜高于一切的真相，指出那里的人们所有的兴趣、希望、快乐、感情和道德，似乎都融解成一块块的金钱。但小说意外地遭到了冷遇，按月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售数，由《老古玩店》的7万份下降到2万份。
当《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写作即将结束时，狄更斯又着手创作一组《圣诞故事集》（1843—1848），包括《圣诞欢歌》、《灶边蟋蟀》、《生命的战斗》和《着魔的人》等。
这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圣诞欢歌》。它描写了一个吝啬、贪财的商人史克罗奇，他冷酷、自私、一毛不拔，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他斥为“胡闹”。圣诞前夕，他原先的合伙人马莱的鬼魂来找他，并替他找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带他去看他自己童年时代曾经怎样友爱、欢乐，现在怎样被利欲弄得灭绝人性，将来又将怎样落得悲惨死去的下场。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觉悟到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上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热情地对人们讲“圣诞快乐”，他隐匿了姓名，把火鸡送给穷人，捐款给慈善机构，给职工增加薪水，变成“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人，好到不能再好”的慈善家。
这篇小说和《圣诞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集中反映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博爱观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账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但小说竭力宣扬了所谓“圣诞节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要使人间充满欢乐、友爱和幸福。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要他们像善良、仁慈的圣诞老人那样关心穷人，慷慨而不吝啬，仁爱而不凶残，行善而不作恶。小说渲染了宁静、舒适的节日气氛：一家人和至亲好友围着壁炉快活地聊天，品尝美味的饮料，饱啖丰盛的菜肴，在严冬的风雪中造成一派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这些，反映了作者因《马丁·朱述尔维特》受到冷遇后逃避现实、缓和矛盾的思想情绪。
《圣诞故事集》流传较广，但没有获得狄更斯预期的经济上的成功。他为了减少相当庞大的生活开支，也为了休养身心，决定旅居国外，先在意大利（1844—1845），后来又到瑞士和法国（1846—1847）。在巴黎，狄更斯参观了著名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巴士底监狱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广场的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狄更斯跟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经会见过。这两位文化巨人对许多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态度，这些在狄更斯的《奥列佛·退斯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对穷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对善良、仁爱的赞美，对凶残、邪恶的憎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等等，都促使两人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友谊。
在旅居巴黎期间，狄更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1848）。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为人傲慢，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思想教育儿子，希望儿子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女儿因不能继承父业而受到父亲的冷遇和歧视。儿子夭亡后，他借金钱势力续娶了美丽的贵族少妇爱狄丝，想再生一个继承人。后妻因不堪忍受他的冷酷，便和他的助手私奔了。董贝深受刺激，公司也在商业竞争中宣告破产。他孤苦伶仃，深感绝望，决心自杀。幸亏被董贝驱逐的女儿艾洛伦丝带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并主动向父亲表示挚爱，使父女和解，生活在一起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董贝这个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讽刺了有产者傲慢自大、冷酷无情、咱金钱是图的丑态，最后他落得经济破产、生活孤苦、举目无亲的下场。尽管小说仍然拖上一条大团圆的光明尾巴，但它对资产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如铁路的发达、城镇面貌的改变等等。
《董贝父子》出版后获得了成功，狄更斯重新定居伦敦，满怀信心地准备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19世纪六十年代是狄更斯思想成熟、创作丰收的年代。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几部小说，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这段时间内，狄更斯还先后创办了《家常话》、《一年四季》等刊物。
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厂”之称。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政府容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修改了部分明显压迫人民的法律条文。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应地得到改善，反而使贫富悬殊的现象更加严重，贫民人数急剧增加，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伤亡事故屡见不鲜，迫使工人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狄更斯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是某个坏人的恶劣品质造成的，而是植根于整个社会制度。他感叹政府官吏和国会议员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狄更斯愤慨地说：“我们的政治、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代议制政府在我们这里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创作上，就是使作品对资产阶级的政府、议会、法院、法律、监狱、伦理道德、劳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揭露批判，风格上也由乐观幽默转为严肃阴沉。
18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不仅保留了前期创作中那种乐观和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那种严肃、阴沉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还不十分明显。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狄更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写成的。例如大卫·科波菲尔最初读书的那个实行棍棒教育的萨伦学堂，他在伦敦摩·格公司的童工生活，他旅行欧洲大陆和成为名作家的经历，大卫娶的那个美丽、天真而不善理家的妻子朵拉等等，都和狄更斯的经历相似。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密考伯先生，正是狄更斯父亲的写照。当然，大卫·科波菲尔不等于狄更斯，有些经历就完全不同，例如大卫的父母双亡，狄更斯则双亲健在；大卫的妻子朵拉很早夭亡，狄更斯则和妻子凯瑟琳分居等等。狄更斯和大卫的性格也有差异。狄更斯既有性情温和、善良、宽厚的一面，也有粗暴、无情的一面；而大卫·科波菲尔则完全是温文尔雅、善良和蔼的。因此，小说不完全是自传。它只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心线索，反映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社会生活。
《大卫·科波菲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很快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从此以后，狄更斯不仅是英国的一位大作家，而且成了当时英国咱一被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为名传欧美两大洲的杰出小说家。一些原先瞧不起狄更斯的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现在看到他有名、有钱、有地位了，纷纷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宴会、舞会和社交活动，以显示他们懂得诗文、尊重人才。作为社会底层人民代言人的狄更斯，仍然保持着为人洒脱、善于戏谑、不奉承权贵的作风，而且往往故意挖苦、嘲弄那些老爷、太太们。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上流社会的一个舞会。那些穿戴华丽、举止文雅、雍容华贵的绅士、淑女们聚集一堂，等候狄更斯的到来。可是狄更斯却穿着一身普通服装走了进来，和大家点头招呼后坐下不久，他却出人意料地唱起讨饭歌来了。那些高贵的宾客听了眉头紧锁，他却越唱越高兴。狄更斯的这个玩笑，使老爷、太太们十分尴尬，使这次豪华盛大的舞会大煞风景。
成为名作家以后的狄更斯并没有心满意足，“如果我吝惜我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他下定决心，用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对社会问题、对人间弊病进行尖锐的批判和鞭挞。
1853年，又一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问世了。这是一部集中抨击司法制度的腐败和贵族的昏庸没落的小说。
小说讲的是，贾迪斯家的后代为继承遗产争执不休，告到专门承办遗产、契约纠纷的大法官庭。官司打了好几代人，仍然得不到解决。目前遗产案涉及的继承人主要有约翰·贾迪斯和受他监护的一对年轻人理查德和婀达。他们居住在荒凉山庄，等待大法官庭的宣判。后来，理查德在一堆废纸里找到了一份遗嘱，拖了几十年的贾迪斯案终于结案宣判了。然而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一空，理查德虽然成了继承人，却分文未曾到手，一气之下，口吐鲜血而死。
与贾迪斯案件有牵连的德洛克夫人，从律师图金霍恩手里看到一份诉讼文件的抄本，从中认出了过去情人的笔迹。她通过一个扫街的穷孩子找到了刚刚死去的情人的墓地，后来还找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埃丝特。她得知有人要利用这个秘密对自己进行敲诈、要挟，感到她的隐私必然会暴露，为了避免当众受辱，便深夜出走，倒毙在原先的情人墓前。
通过贾迪斯案的实例，作者愤怒地揭露了以大法官庭为代表的英国司法制度和烦琐的法律程序的腐朽性和危害性。小说中凡是与这一案件有牵连的人，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老一代的托姆·贾迪斯为了等这一笔遗产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新一代的理查德也因为一心指望从判决中得到遗产而耗尽心血和钱财，最终丧命。其他有关的人也是在无望的等待中，不是丧生就是发疯，都落得悲惨的下场。那些法官、律师、社会寄生虫却都靠此案发了财、升了官。审理这一案件所写的“起诉书、反起诉书、答辩书、二次答辩书、禁令、宣誓书”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律文件，“简直成了死亡统计表”。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个司法机关和法律制度。作品通过一个人物之口发出了“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的咒语。为了突出这个主题，狄更斯特别描写了一个靠近大法官庭的废品回收商店。这个专门收购大法官庭的废纸和发霉的法律文件的商店，到处散发着腐臭，成了大法官庭的缩影，人们也戏谑地称它为“大法官庭”；而商店的老板——一个令人作呕的老怪物，也被人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大法官”。最后，废品商店发生“自动燃烧”，把这个“大法官庭”和“大法官”烧成灰烬，预示着现实的大法官庭和大法官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荒凉山庄》通过对德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德洛克爵士的描写，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指出了这些贵族人物生活糜烂、心灵空虚、思想僵化、陶醉于家族的煊赫历史而看不到时代的发展，从而揭示出这些寄生虫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说采用了象征手法，一开始就描写伦敦的浓雾覆盖着一切，用浓雾象征英国的乌烟瘴气和窒息人性的现实社会，象征黑暗的堡垒——大法官庭遮住了光明。狄更斯还给《荒凉山庄》抹上了严肃、深沉和灰暗的色彩，毫不妥协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司法界、政界的阴暗面。
紧接着《荒凉山庄》发表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1854），是一部以劳资矛盾为主要内容的重要作品。宪章运动在40年代末遭到镇压以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使劳资矛盾更趋尖锐，罢工仍然不断。狄更斯在50年代初曾去普莱斯顿了解工人罢工情况。他亲眼看到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狄更斯决心写一部小说来反映劳资矛盾问题，特别是要抨击替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辩护的功利主义理论。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写作《艰难时世》的意图：“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的，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
小说以一个虚构的，但具有工业中心城市特点的焦煤镇为背景。这里，从高耸的烟囱中发出无穷无尽的浓烟；蒸汽机发出的声音震得人们头晕目眩。控制着焦煤镇每个居民的命运的，是国会议员兼教育家葛莱恩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他们都信守只讲实利、不讲信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葛莱恩把年轻的女儿嫁给老头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教育下，儿子成了盗窃犯。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想过奢侈生活，因而有不满情绪。在收买工人斯梯芬失败后，又污蔑斯梯芬盗窃公款，造成这个善良工人的死亡。
葛莱恩是一个十足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信徒。这个学派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凡是有利于资产者的，就是有利于全社会。因此，葛莱恩自称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认为万事万物归根结底是“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必须用“事实”——人生的现金买卖关系来待人接物和教育子女。葛莱恩认为感情、幻想、侠义行为、仁爱精神、娱乐、爱好等与“事实”无关的东西，全应抛弃。于是，他把孩子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不许看童话、不准唱歌跳舞，而要他们用一连串的数字、概念、科学标本充塞头脑，结果把孩子培养成为只讲个人利益的市侩。在这种“事实”哲学的支配下，他可以葬送20岁的女儿露易莎的青春、幸福，要她嫁给50岁的老头子庞得贝。因为他认为爱情、兴趣、爱好在“事实”面前都是不必要的。结果使得露易莎没有欢乐，没有爱情，精神空虚，差一点被诱骗失身，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精神失常。葛莱恩的儿子汤姆过惯了牢笼式的生活，一旦走上社会，生活就放荡起来，赌博输钱后就去银行行窃。当盗窃被揭穿后，汤姆也引证父亲的“事实”哲学来为自己辩护，断言根据统计学，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百分比的罪犯，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女儿发了疯，儿子做了贼，这是对葛莱恩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辛辣讽刺。
庞得贝既是工业家，又是银行家、商业家。他在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削工人。在他眼里，工人没有爱情和喜悦，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给他带来金钱利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做是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捏造了自己在“阴沟里长大”、“艰苦创业”的谎言来掩盖其剥削行为。他肆意挑拨工人之间的关系，一看到工人斯梯芬不肯参加工会，就千方百计拉拢、收买，一旦遭到拒绝，不仅把斯梯芬开除，而且还污蔑他偷窃银行款子，使之含冤而死。作者对于庞得贝的狂妄、狡猾、冷酷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对于斯梯芬的悲惨遭遇满怀同情。
但是，狄更斯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和劳资矛盾的目的，只是为了摆出社会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注意、警惕，设法加以纠正。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说：“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现实就会像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基于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狄更斯同情和赞美勤劳、善良而又主张劳资合作的工人斯梯芬，而对宣传暴力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斯拉克布瑞其竭力丑化，把他描绘成一个夸夸其谈、煽动工人走入歧途的政客式人物。
《艰难时世》在艺术上大量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使用富于性格特征的语言来讽刺、勾勒葛莱恩、庞得贝的形象。葛莱恩一登场，他的外貌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一个光溜溜的脑袋；头发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枞树，挡住了风；他的额头是四四方方，肩膀四四方方，连食指也是方形的。这些外形特征突出了葛莱恩的古板和专横，一看就令人厌恶。小说浓重的夹叙夹议手法，有的地方用得很好，加深了主题，突出了人物性格，但有些议论过于烦琐，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小杜丽》（1857）是狄更斯继《荒凉山庄》以后对英国司法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深入批判的作品。女主人公爱弥又叫小杜丽，出生在马夏西债务人监狱。她对长年累月被拘禁在监狱里的父亲竭尽孝道，努力减轻他的痛苦。她爱上了一个男子亚瑟·克伦南姆。后来，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小杜丽的父亲变成了一笔巨颔财产的继承人，一跃而为富翁，出了狱。从此，一家人除了小杜丽以外，都变得傲慢、自私、盛气凌人，而克伦南姆却因投资不当被关进债务人监狱。小杜丽仍然到狱中来探望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使他在贫病交迫中仍旧感到温暖。最后，克伦南姆还债出了狱，而杜丽一家却又破了产，使克伦南姆和小杜丽有可能结成终身伴侣。
小说围绕着小杜丽的父亲和情人失业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露了“繁文缛礼局”——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一帮既不称职又碍事的官吏们对人民的危害，指责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蟥一样吸吮着人民的鲜血；揭示出负债人监狱中的黑暗内幕和穷人的苦难生活；抨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可耻与残暴。同时，作者赞扬了小杜丽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历尽千辛万苦的善良、朴实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和《荒凉山庄》一样，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的阴影笼罩全书，暗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座不见阳光、没有欢乐的大监狱。
《小杜丽》问世的后一年，即1858年，狄更斯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终于和结婚22年、并生了10个孩子的妻子凯瑟琳分居了，摆脱了家庭生活的痛苦。长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伦敦，其他子女则跟狄更斯一起居住在刚购置的盖茨山上的新居里。狄更斯把盖茨山的新宅做了精心的布置，他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在除夕之夜，他兴致勃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孩子们环绕在他周围，一听到传来了教堂的新年钟声，他兴奋地叫道：“大家新年快乐！上帝保佑我们！”于是大家轮流接吻、祝福、握手，出现了一个迷人的闪耀着匹克威克精神的动人场面。
1859年，狄更斯发表了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作品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英、法两国社会生活为背景，具体地描写了封建贵族生活上的豪华奢侈，政治上的滥施淫威，经济上的残酷压榨，真实地展现了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啼饥号寒的悲惨图景。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纠正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1861年发表的《伟大的期望》（别译《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大卫·科波菲尔碰到了好心肠的姨婆；奥列佛·退斯特受到善良的资产者布龙洛的收养，一下子就从社会底层登上了上流社会，成为“上等人”。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伟大的期望》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幻想。小说主人公皮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皮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皮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维辛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在那里，皮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维辛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埃斯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皮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皮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维辛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伟大的期望”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埃斯黛拉来往。埃斯黛拉却对他态度暧昧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皮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皮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皮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原来文丝黛拉对皮普的挑逗是郝维辛唆使的，原因是郝维辛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皮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维辛又把文丝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生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皮普精神上备受刺激。这样，皮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11年后，皮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维辛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埃斯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咽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皮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皮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作者通过铁匠的嘴告诫皮普说：“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作者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皮普所抱的“伟大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伟大的期望》和《双城记》一样，以结构严谨著称。作品紧紧抓住皮普想当“上等人”、最后又跌下来这条中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丝毫没有同主线游离的趣人趣事或新闻轶事，而且登场人物相互之间又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物又是以互相对比的形式出现的。皮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逃犯马格维契，竟是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埃斯黛拉的父亲。丑陋、贫困的逃犯跟美丽、富有的小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婚之夜把郝维辛小姐抛弃的就是教唆马格维契犯罪的坏蛋康佩生；皮普对埃斯黛拉忠贞不渝的爱情，跟埃斯黛拉玩弄男性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使小说显得瑰丽多姿，富有戏剧色彩，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狄更斯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而且还是闻名欧美的善于朗诵的表演艺术家。
狄更斯从小就有讲故事、唱歌谣、演节目的才能，常常扮演戏中的某个角色。青年时代他曾打算在修道院的花园剧院谋一个位置，当了作家以后，狄更斯也一直爱好戏剧，喜欢参加业余演出。晚上，他经常组织猜谜游戏和演出哑剧；平时在家里，也常为孩子们做魔术表演。狄更斯常说，如果他能够表演别人的性格，即使是游戏，他也感到轻松愉快。
19世纪40年代末，当狄更斯从欧洲大陆返回伦敦以后，由于一些慈善团体邀他参加表演，使他演戏、朗诵的才能重新有了表现的机会。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筹备演出了英国作家本·琼生（1573—1637）的剧本《各得其所》（一译《人各有所癖》）。狄更斯不仅兴致勃勃地担任主角，而且还兼任导演、舞台监督和后台工作人员。这次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不少慈善团体纷纷邀请他们再次演出，这个同人剧团就不得不到外省市去巡回演出了。过度的兴奋和劳累损害了狄更斯的健康，使他得了厉害的头痛病和眼病，但他仍然兴致勃勃，不肯放弃演出机会。
1858年，狄更斯应一家慈善医院的邀请，举办小型朗诵会为医院募捐。他从《匹克威克外传》中选了一段来朗诵。朗诵得非常生动，效果极好，收到不少捐款。许多娱乐团体看到这是个极妙的赚钱方法，就纷纷邀请狄更斯去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旅行，朗诵他自己的作品。狄更斯白天坐车晚上朗诵，尽管觉得非常疲劳，还是十分乐意去做这项工作。除了可以很快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外，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绘声绘色地通过朗诵再现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使他有机会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读者、听众的反响，从而能在感情上与他们相呼应。他站在台上，当看到台下千百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自己时，当听众被他的朗诵深深地打动了心灵而发出会心的微笑或爽朗的笑声时，当他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时，这种欢乐、兴奋的心情，是一般作家无法体会到的。以前，他抽象地知道自己出了名，现在通过朗诵表演，他能够捉摸到名声的价值了。在约克地方，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街上拦住了狄更斯，感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一天，狄更斯的朗诵刚结束，一个老人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请你跟我握握手，狄更斯先生，愿上帝保佑你，不但为了今晚你给我的快乐，而且也为了你这许多年来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欢乐。先生，上帝保佑你。”在大街上，在旅馆里，总有不少人热情地对他说：“我喜欢你最近的作品”。朗诵表演使他了解了读者，也了解了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工作的巨大价值。
听众的赞扬，读者的喜爱，使狄更斯更加热衷于朗诵表演。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对每一次朗诵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在旅途中，在休息时，狄更斯都在熟悉要朗诵的作品内容，捉摸着怎样用声音更好地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他倾注了全部精力去诵读他自己的作品。他跟听众一道欢乐或悲伤，一起兴奋或懊恼。在《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狄更斯一面紧张地写作，一面又频繁地出外朗诵，有时甚至需要长距离地步行或爬山越岭。这样，就使他十分疲劳，但他还是不断地与人签订朗诵合同。极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狄更斯的声誉远播海外，美国观众也热情邀请他去美国巡回朗诵。这样，狄更斯于1867年11月再度访美并演出，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大城市。美国听众狂热地欢迎了他，人们甚至隔夜睡在售票处窗外的凳子上，等待次日购买入场券。小的会堂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时，演出地点就改在大教堂。狄更斯诵读的奥列佛·退斯特的悲惨经历和小耐儿之死，特别受到美国听众的欢迎。狄更斯在美国待了五个多月，举行了370多次朗诵会，平均一天要登台两次，弄得他筋疲力尽。为了应付这种紧张的演出活动，他只好白天谢绝一切社交，躺在沙发上强迫自己休息。晚上出去演出时，因身体过分虚弱，以至必须有人帮助他穿换衣服。由于感冒、脚肿、失眠、鼻膜炎等疾病的缠绕，他不得不结束在美国的演出。
回到英国后，由于身体实在虚弱，狄更斯不得不准备做最后一场告别朗诵会。他选定了《奥列佛·退斯特》中女贼南茜被塞克斯谋杀的一段。朗诵效果良好，感动了广大听众，但狄更斯的身体却经不起过分的紧张和兴奋，朗诵一结束，脉搏的跳动急剧加快，他患了轻度的中风。休息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写作最后一部新作《爱特温·屈罗特的秘密》（未完成）。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在盖茨山寓所写作了一整天。同住的他的一个亲戚注意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知道他是中风了，连忙叫他躺下。狄更斯整夜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人间，享年58岁。英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作家而全国举哀。狄更斯的形象和他的许多光辉著作，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