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冈试验是新农村建设的合力，是在佛冈县华旭初书记一次对农民的讲话中受启发而形成的。当时华书记就跟农民讲“我们一起干”，就是这句不经意的话恰恰道出了佛冈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我们一起干”，而不是一般的干部讲“你们好好干，我过几天来看”。
我们知道新农村建设是温家宝总理提出来的，现在有人讲李总理上任以后似乎不提新农村建设，主要讲城镇化，其实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因为我们对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还不足，这个建设任务应该说它不是三年两年，更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来自于一个终极的目标。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去拜会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元老杜润生先生，杜老当时就给我们有一个亲笔题词，他讲我们建设农村是为了把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在这里劳作、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那么，要建设这个新农村，动力来自何方？就是，我们要把农村建设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劳作、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它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这是一个梦想，但如何实现这个梦想？
首先看农村自建。农民自我建设，能否实现？千百年来，农民劳作、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农民自我建设的，由此就形成了一个个的自然村落。这些自然村落正在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像佛冈就有很多这种历史名村。但是这些正在成为历史遗产的村落还不能成为当下和未来人们愿意劳作、居住和生活的新农村。因为收入差距、劳动强度、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得新一代农村居民对他们祖先居住的农村家园避之不及，纷纷离乡离土。所以，农民自建无力。
那么，正因为如此，就有了第二种方式和第二种动力，即文人救助。近代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了乡村衰败。一批有理想且对农业文明怀着深深敬意的文人忧患于乡村衰败导致的中华文明衰败，因此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然而，这一运动的余火一直延续至今。文人救助的情怀令人钦佩，但效果并不理想。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梁漱溟先生也哀叹十年乡村建设运动，结果是“乡村不动”。文人救助无果，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建设出一个新农村。
好了，那就有了第三种思路，政府改造。1949年以来，依靠农民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传统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是在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之中，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而这个建设具有连根拔起，进行翻天覆地改造的意识形态指向。结果是农村贫穷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反而失去了农村迁徙的自由。由此才兴起了农村改革。这说明政府改造也是失效的。
那么，我们当下建设新农村动力来自何方？
我认为是由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支持所构成的合力。
所谓政府主导主要是指政府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农村。我们知道政府是资源的拥有者和权威分配者。近代以来，农村缺乏吸引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城乡差别。本来，农村就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政府还是从外部大量汲取农村的资源。我们今天的中国奇迹，我们今天中国的“三高”：“高楼”“高速公路”“高铁”，可以说这个奇迹完全是在农村、农民所贡献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上才有的。所以，改革前的政府改造农村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农村的资源汲取。2005年我们之所以提出来新农村建设这个根本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让更多的资源流向农村。新世纪以来，农村发生的“种田不交税、上学全免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发愁”，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些举措稳定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农民开始出现了回流的这种令人欣喜的迹象。
农民主体主要是指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历史、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成为自己美好家园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当年的文人救助之所以无果，政府改造之所以无效，都是违背了历史，违背了农民意愿，只是将农民作为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当下，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潜力在农民，但这一潜力远远未能挖掘和激活，甚至因为政府的过度包办而失去了千百年来农民久远的自力意识，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农民是最勤劳的，却在集体化时代曾经出现了农民集体偷懒、新农村建设阶段出现了政府包办而农民旁观的令人担忧的现象。
社会支持主要是指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将农村最为紧缺的要素输入农村。新农村与传统农村最大的不同在于要素不同。农村原有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使农村无法自我建设一个新农村。仅仅依靠政府分配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济贫兜底，即使有大手笔投入，也只能造就若干样板村。而且农村需要的资源不仅仅是资金，而是能够支持农村全面持久发展的多种要素。这就需要全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将先进的要素引入农村，激活农村原有的要素，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持续深入发展。
应该说，全党、全国、全社会对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新农村建设这件事情上，齐心并不一定合力。我们经常讲齐心合力，我们心是齐的，但是力量没有合起来。那么，佛冈新农村建设实践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作用，集聚了政府、农民、银行、学者、媒体的资源，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佛冈新农村建设实践更是一场未尽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若干普遍性问题：
一是政府刻意打造样板而无法复制，这称之为样板式模式。
二是只有政府主导而未见农民主体，这叫政府包办模式。
三是不尊重历史和农民意愿的改天换地式建设，这是大拆大建的模式。
四是由于缺乏先进要素投入而只是形式上的新农房等，这是一种表面形式。
我觉得佛冈的试验在这几个方面破解了新农村建设存在的种种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佛冈新农村建设不仅形成了合力，而且形成了互动的机制。
首先，着力规划。传统农村是自然历史的变迁，新农村建设是规划性变迁。怎样使我们未来的农村达到人们愿意在那里劳作、居住、生活的地方，这是需要有历史基础与科学规划和想象的。但现在的规划我们一定要注意三个尊重：第一个尊重历史;第二个尊重乡村特性;第三个尊重农民的意愿。所以，佛冈的新农村建设要保持岭南特色而不是推翻重建，同时又要注意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公共设施落后的问题。当今很多农民不愿意回到农村，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城里打工，习惯了卫生间，回来了“出口”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注重公共设施建设，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这一理念是多方互动的结果。
其次，项目推进。新农村建设只有抓住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取得实效，农民作为主体才能积极参与。当年乡村建设无路就是因为缺乏对农民关心的紧迫问题的准确把握。当年农民最紧迫的是穷，结果开出的药方是怎么样去搞教育，药方不对，效果就不好。那么，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怎么把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关键就是药方要对症。佛冈在问计于民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项目进村，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项目实验也是多方互动的结果。比如说，不是去引进那些一般污染性的、产出很高的工业企业，而是引进具有农业特性的企业。
再次，强化激励。新农村建设中最困难的是农民只是成果的享有者而非参与者。佛冈以机制作为杠杆推动农民参与。如发挥历史上自然村落共同体的作用，增强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政府以奖励代替补助，调动和激发农民参与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那么，机制是最宝贵的，因为它可以复制。所以，佛冈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始形成一套能够自我运转的机制，机制创新也是多方互动的结果。
最后，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解决其动力机制，这一伟大的历史工程才能不断取得进展。我的同事们很感叹，说佛冈距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近，在这里生活的品质大大高于北上广，只要继续努力，佛冈的明天会更美好。当初佛冈改革提出“北有小岗，南有佛冈”，很有目标。所以，我想农村改革北有小岗，在于先吃螃蟹;新农村建设南有佛冈，在于寻求动力。
徐勇
2013年11月2日于佛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