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篇 全球化时代呼唤创业英雄
时势出英雄，英雄造时势。
虽然我们可能还不太习惯“经济英雄”“企业英雄”这些称谓，但是我们必须回归经济发展既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个简单的认识。全球化时代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短兵相接，最终是经济的比拼，也把企业竞争直接推上前台，企业家无可避免地开始成为竞争的必然主角。
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苦的过程，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集中体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什么，又造就了哪些传奇？
中国经济的千年发展与百年夙愿
追溯中国工商业的千年梦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风云人物，每一个时代的辉煌都是由千千万万的风云人物创造出来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曾以世界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2000余年。在这些辉煌的时期中，中华大地出现了无数风云人物，他们不是影响后世的思想家，就是决定当时的政治家，是当世豪杰、民族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张仪、苏秦、孙武等一批杰出的谋略家；三国时期有曹操、诸葛亮、周瑜、孙权、司马懿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进入唐宋，又出现了李白、杜甫、韩愈、吴道子、苏轼、李清照等一批文学艺术大家。在这无数位风流人物的拱推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卓著的民族之一。
在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的发明。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和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15世纪初的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最庞大的船队，远航亚、非、欧几大洲，开创了古代社会探索、发现与文化、经贸交流最伟大的壮举。
然而，正值这一登峰造极的壮举时，中国历史却迅即迎来了大转折。大明朝廷实施了海禁制度，开始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虽然清初叶，不可一世的几代帝王们重新拓展了中国的庞大版图，然而，那个傲视诸“夷”的“天朝上国”却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潮流抛离。随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坍塌，迅即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夙愿
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强国用枪支大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在对中国实行殖民掠夺之时，也带来了现代工商业。
1873年1月，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干中兴名臣兴起“洋务运动”，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批有志之士怀着振兴民族工商业的理想与宏愿奋起抗争，苦心经营，希图以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面对一个四分五裂、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国度，蹒跚学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纵然有报国之心，却显然无救国之力。而“实业救国”的口号一直伴随着数十年的战火与灾荒，直到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张骞、卢作孚、唐廷枢、范旭东、荣宗敬兄弟等一批近代实业先驱壮志未酬，但是作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开创者，屹立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史册里，作为一代新的英雄群像，永远值得后来的创业者景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百余年来，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便挺起无数民族脊梁。从林则徐、曾国藩、谭嗣同为旧时代革新图强，到孙中山、毛泽东为新世界开天辟地，都开启了复兴中华的百年夙愿。
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政权诞生，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刻，四万万同胞热血沸腾，但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却依然积弱积贫。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面对东西方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我国又经历了漫长的以战备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时代。但还是从长期战乱的废墟上恢复元气，打下了一定的重工业基础。然而，政治动荡让我们错失了世界在60—70年代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到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大步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一位小个子巨人站到了历史舞台中央—邓小平显然是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者，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以历史的巨手，向世界打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之门，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在经历一百余年的动荡之后，终于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正确轨道上来，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群体—企业家。
在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个体户”开始在浴火重生的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一批胆大的人，也是一批勤劳的人，头脑灵活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中国俨然走到了物资极度匮乏，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保证的地步。这些各显神通的“个体户”，通过生产和流通，满足了社会需求，也创造了财富，于是很多人迅速成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巨大的热情，释放出无穷的能量，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生态和阶层结构。
1980年，中央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给予政策优惠，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先行先试，为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大胆探索。一时间，四大经济特区依靠优惠的政策、沿海对外辐射的地缘优势风生水起，吸引了大批企业和人才前去创业。这其中，被称为“改革试管”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最让蛇口人骄傲的是，这里的许多新思想、新政策、新做法，都走向整个特区乃至全国。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不但让“创业”成为一种可能，并在其后发展成为一种时代新风向。本书中的其中两位主人公执掌的企业—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都是蛇口的成功试验品。
1987年，海南建省，并被设立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一举措也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向另一个高度。那些从闯荡深圳等特区的成功者身上看到希望的梦想者，纷纷跨过琼州海峡去寻找新的人生。马蔚华也在这个时期，被派往海南发展银行，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个体户”变身“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末，“个体户”的称呼已逐步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名词—“企业家”。
企业家一词来自法文，意思是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18世纪工业革命正当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和自由的转化中扮演着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而当企业家这个角色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时候，这种巨大的推动力也同样表现了出来。
企业家这个群体和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有所不同，企业家是千千万万的商人中的佼佼者。不过，这个群体在封建社会却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身份、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但在新时代、新社会中，恰恰是这个阶层的人们，担负起了国家富强、民生兴旺的重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改革开放相配备的政策、制度也逐渐拟定并实施，因此改革开放之路也逐渐从探索变得轻车熟路。全体民众在熟知这种基本国策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之后，也逐渐融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从平凡成长为优秀，优秀进步到卓越。社会经济建设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队伍，而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之下，中国的人才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
企业家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企业领导者和经营管理者，企业家带领团队进行研发、制造、管理、销售、服务等一系列工程，意义已经远非传统的商人和个体户，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经理可比，在整体上实现了升级换代。
第一代创业者知识、思维与视野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是铺路石，早期的风云人物步鑫生、马胜利等改革明星已逐渐消散在历史的天空中，今天已鲜有人想起他们的名字。像浙江万向集团鲁冠球这样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1世纪一直站在浪尖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宗庆后、马明哲等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时候走上历史的舞台。
一批又一批的成功企业家在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下，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制订长远规划，用自己敢打敢拼的精神，创造出令人艳羡的财富，也是这无数个企业家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逐渐走上一条复兴中华民族、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光复之路。
商业精英前赴后继书写传奇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讲话，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第一次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党章。这预示着中国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正式到来。于是，“下海”成为时代的新名词，许多人不再以“手捧铁饭碗”而感到自豪，而是选择更为广泛的亟待开发的市场，依据国家的开放政策，迅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瀛海威的张树新瞄准信息网络这个新兴产物，为中国打开了信息网络的新时代；爱多的胡志标依靠从国外引进的芯片技术，开创了国内的VCD产业浪潮；三株的吴炳新则以独特的营销战略创造了保健品的短暂辉煌；还有怀汉新、史玉柱、王遂舟、滕继新等等，虽然他们最后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因各种原因败下阵来，但是都为中国企业经营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也是失败者的历史。没有这些失败者为成功奋斗，社会进程不会进步得这么神速。当然，最终被历史和人们牢记的还是那些在经受住诸多考验和危机，并最终屹立不倒的、对社会进程作出巨大推动作用的成功者。张树新是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领路人，而后来者马云、马化腾二人在信息网络的新时代，用他们高瞻远瞩的目光和睿智的决策力，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也改变了传统的商业和社会生活模式，他们成为时代开创者，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展与进步。
不管是退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还是仍旧屹立于经济浪潮中的成功者，他们都是改革开放所缔造出来的时代精英，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激流勇进，中国的经济才会有如此巨大的突飞猛进。他们是时代的精英，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是缔造改革精英的新时代。
经济发展的沃土：政策和资金
政策扶植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由缓慢进入腾飞的转折标准，它改变了中国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劳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中国从贫穷落后、物资匮乏的状态迅速发展到衣食无忧、生活水平直线拔高的优质生活时代。这成绩，是一种奇迹，是值得中华大地上的全体民众普天同庆的奇迹，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神效，是因为它为中国复兴大业开辟的两块新土壤—政策扶植和外资注入。
关于政策扶植。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它确定了中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基本国情，为人们解散“大锅饭”提供了政策指导，也为人们踊跃参与到经济浪潮之中，提供了政策支持。这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最大的政策扶植。其次，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为经济发展、生产制造、资源配置等等方面提供了众多的有依有据的政策规划或原则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法律依据，对经济行为的正常开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政策扶植还表现在政策同步与否和经济发展速度上面。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相应的具体政策比较少和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因此在前十年里，中国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还是相对缓慢的。随着改革开放相关政策的不断发布，改革策略的不断完善，中国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壮大，就是以政策为基础进而实现的。
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是体现国防装备力量的重要产业，同时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2009年政府根据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和结构，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装备制造业的规划。这些规划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提速发展具有极好的推动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在谈到这些规划的作用时说：“国务院出台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极大地提振了企业信心。75%的样本企业预期未来资金周转状况正常，66%的样本企业预测未来盈利能力不低于现在，其中43%的样本企业预测未来盈利能力有所增长。”
由此可见，政策的土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外资入注中国企业，助推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了前进方向和借用发展的方法。方向就是经济建设的核心，方法即为大力引进外资，促进中国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的超级人口大国。不过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水平，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显得十分落后，在技术和工业上面更是不可相提并论。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唯一存在的优势就是市场优势，因为中国的人口多，而且是一个未经深度开发的超级大市场。西方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他们资本运营的目的就是寻求财富最大化，因此进入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呈现一体化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纷纷瞄上了中国的超级大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档口，他们选择了注资加入中国企业，以便使用这里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制造。相对改革开放以前那种摸索中举步维艰的前进来说，此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得到了直线提升。
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并非从此一帆风顺。由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因为当时一部分体制因素的限制，外资企业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它促进中国各行业发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初具雏形，外资在促进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作用才被深层次地开发出来。
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又一个转折点。因为经济危机导致了美、日、英、法等国家在东南亚的投资纷纷撤离，于是中国便强有力地抓住了这次吸收外资的机会。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大力引进外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趋成熟，二是中国广泛而又低廉的劳动力，三是中国存在着有待开发的强大的市场潜力。而中国在这次机遇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这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让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