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我漂亮的不仅仅是外貌，还有那高雅的风度。加之穿着时尚、艳丽、大方，配以舞蹈训练后的挺拔。每当我穿行于北京和香港机场的人流中，总能引来无数惊羡和嫉妒的目光。
第一节
1986年，香港
10月初，我，作为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助理，赴香港进行一周的职业培训。
这时的我可谓青春靓丽，风华正茂。蒙古贵族血统赋予我姣好的身材，魅力的嘴唇，丰硕的乳房，蜂腰和小而圆润的臀。常有人说我漂亮的不仅仅是外貌，还有那高雅的风度。加之穿着时尚、艳丽、大方，配以舞蹈训练后的挺拔。每当我穿行于北京和香港机场的人流中，总能引来无数惊羡和嫉妒的目光。
那天，我办完公事，百无聊赖地在香港大街上闲逛，货比三家，价格都一致。于是信手在其中一家商店花1000多港币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那时国内袖珍录音机时髦而短缺，尤其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头上戴着耳机，兜里揣着袖珍录音机，听着邓丽君优美的歌曲，再帅不过了。手里拿着刚买的袖珍录音机，心里美滋滋的。过马路没走几步，无意间发现，同样的录音机在马路这边只卖500多港币。试着回去退货，商店服务员说没质量问题不给退。为了给自己找一点心理平衡，就又过马路买了一个同样的录音机。这样每个录音机就750港币了。然而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才意识到：像录音机这类电器在内地算“大件”，入海关每人只能带一件，第二件就得上200%的税。免于再掏腰包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一个同行人帮我带一个入境。于是我扫了一眼机舱，开始寻找目标。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中间的坐位是空的，靠过道的位子坐着一个漫不经心翻阅杂志的外国女人。那年头中国航空公司卖票，都是男士坐一排，女士坐一排，想找个异性搭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回头和后面的人说话或者拍拍前面人的肩膀说话都是既不礼貌又不得体的事。
飞机快要起飞了，“目标”仍然没有找到。这两个录音机可怎么办呢？我开始有点儿后悔了。正在这时，从舱门急匆匆进来一个30岁上下身高一米八的“洋”小伙儿，肩背挎包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不过，他还没忘了礼貌，欠了欠身子彬彬有礼地用中文向我打招呼：“你好！”
“你好！”我应酬着，心中一喜，老天爷真帮忙，第一次乘飞机身边坐个异性。我锁定了“目标”。
这位“洋”小伙儿脸儿消瘦，灰褐色深邃的眼睛透着忧郁和淡淡的冷漠；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坚毅执著的感觉，而嘴唇的优美曲线则显示出计谋和智慧。他穿着一件棕色胳膊肘上带有补丁的棉袄，就像中国抗战时期老八路常穿的那种，只有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才会这样穿着。我开始悄悄地打量他，猜测他可能是位到中国读书的留学生。
“您好，您是大学生吧？”我试探着用英语主动和他搭讪。
他侧过脸来，对我摇摇头，抿了一下嘴唇，并没多看我一眼。
在此以前，凭我年轻美丽的外貌、文雅高贵的气质和精灵般诱人的身材及讲究大方的装束，谁都会主动上前与我搭讪，还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样近的距离对我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的呢。这次是我主动的，却碰了一鼻子灰，此人太可恶了！我对他的清高有些恼恨：“这人太不识抬举了！”
想想那张200%的进口电器关税申报单，我忍了忍，暂时放下自己的高傲，静了静心，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我的名片递给他。我想他该不会轻视我的存在了吧。
“这是我的名片，我在澳新银行北京代表处工作。嗯——，我想请您帮个忙，可以吗？”顺便写上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他伸手接过了我的名片，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些。看得出，他开始对我有点儿兴趣了。不过，他仍然平静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显然是要听听我的下文。
“不知你买没买‘大件儿’？我在香港买了两个录音机。”我开门见山，“刚想起来过海关时第二件电器得上200%的关税，你到北京时帮我带一件出关可以吗？”说着我从皮包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录音机。
他扭过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录音机，带着那种不置可否的表情说：“嗯，不好意思，我帮不了你的忙。”
我又碰了一头灰，感觉很尴尬，只好将录音机放回皮包。这人还真不识抬举，不再理他啦！大不了凭我的伶牙俐齿出关时多费点口舌，我就不信靠我自己搞不定这事儿。
随即我恢复了平日的高傲。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对我来说是很惬意的：时而望望窗外碧蓝的天空和机身下的朵朵白云，想起童年的往事和目前依旧留在内地的那些亲朋好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工厂农村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儿，而每月只收入几十元人民币，甚至不到我收入的二百分之一。而我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海外华人，又在外国银行带空调的酒店上班，就连大姐给我送东西也只能在酒店外等候，我出去把她领进来才行。想到故友在北京的大街上看见我开着车兜风时那羡慕的眼神，朋友们排着队让我把他们带到只有老外才能出入的友谊商店，不禁怡然自得，早忘了录音机的事。
1986年，北京
三个小时后到了北京国际机场，我正等取行李，听到身后有人说话。
“你那个录音机呢？”虽然是比较标准的中文，但一听就知道是“老外”。
我一回头，发现是那个拒绝帮我忙的“洋”小伙儿。他双肩背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双手空空地站在我后面。
“你不是不帮我吗？！”我没好气地用英文问他。
“我改变主意啦。”他也用英文振振有词地回答。
我没顾得上多想，马上从皮包里拿出那个录音机交给他。他接过去，顺手塞进自己的怀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和他一起走出机场。澳新银行北京办事处的司机在门口等我。
“你有车吗？”我问他。
“没有，我坐出租车。”
“你住在哪儿啊？”
“丽都饭店。”
丽都饭店？那可是北京最早建起的涉外公寓，住一天就近200美金，公寓一个月租金也得7000美金。那种地方只有国外大公司的老板才住得起，而他一个学生，怎么住得起那么高档的涉外公寓呢？或者他是来串门的？
“可，你不是说你不是留学生吗？”
“我说过我是留学生吗？”
“那你是来串门访友？”我更好奇了。
他拿出一张名片给我，那名片的左上角印着三个蓝色的大写英文字母：MBI。他叫詹森。可笑的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MBI是干什么的。但我看明白了他的职务是MBI公司高级工程师。
“银行的车来接我，顺便把你送到丽都饭店，好吗？”他帮我省了1000多港币的关税，我总要回报人家呀，正好也看看他住在哪儿。凭以往的经验，光拿张名片不保险，万一不是真的呢？可住址是假不了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詹森上了我们银行派来接我的车。
一路上，我不断地回想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我忽然发现他有趣且神秘，这促使我一定要搞清楚他的底细。
汽车停在丽都饭店后面的公寓区。为了方便常驻的外国高级雇员，丽都饭店第一个盖起了涉外公寓。因为面积有限，饭店后面只盖了6幢公寓。
看了一下公寓楼的号码，5号楼。我从司机手里拿过詹森的行李，随詹森进了公寓。一层电梯旁有个办公桌，桌旁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卫。这里住的几乎都是国外派来的高级职员，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所有访客上电梯前都要先登记。而警卫看见詹森，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不难看出詹森是这里的常客。
电梯门开了，我随他上了公寓的4层楼。
我以前没有来过丽都公寓，我们银行首席代表那么高的职位，也不过住在只有一个卫生间的长城饭店，一个月大约3000美元租金。什么人能住在这种高档的公寓里呢？我带着不解随着詹森走到401号房门口，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开门。显然他和主人很熟，人家才相信到把钥匙给他。
我们进了门，眼前是一个足有100平方米的大客厅，陈设富丽堂皇：驼色地毯踩上去像是走在软软的天鹅绒上面，咖啡色的大沙发环绕四周，立式银色的台灯散发出温暖的光线，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大厅两侧有三间卧室，每间卧室里都带有卫生间。这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这么大的房子住几个人呀？”我怀疑他认识哪个公司的大老板，试探性地问他。
“就我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很随意地回答。
Oh my God！我感叹！我明白了：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庆幸自己今天在飞机上的巧遇。
回到家里，正在北京出差的爸爸听我讲了刚才的巧遇，半开心半玩笑地说：“飞机上认识的？起点不低嘛！”
说话间电话铃响了——是詹森打来的电话，约我第二天中午一起吃午饭。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建国饭店澳新银行办公室上班，先向首席代表汇报了我一周的培训情况，然后拿出詹森的名片给我的老板艾伦看，问他有什么感想。
艾伦是新西兰人，40岁左右年纪，是个很帅、个头一米九、非常容易相处，真诚、友好、令人信任又善解人意的人。
“露，这可不是一般人物。用你们中国人的比喻，你现在端的是铁饭碗，那么詹森端的就是金饭碗。MBI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之一，他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技能，一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
艾伦随后认真地说：“你有这样的机会结识他，可不要错失良机哟！”
我有点兴奋了，隐约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去香港前有人给我算过命——我的姻缘并非在地上，而是天仙配。瑞德他们都是在地上认识的，都不会成功。一琢磨与詹森在飞机上的巧遇，绝非偶然。我与一般中国女孩子不一样的是，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无论有多难，我都会去争取，包括男朋友。
我开始有点迫不及待地等着詹森的到来。
詹森如约来到了饭店，这是我与他第二次见面。这次他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他身着笔挺的西装，身体健美，风度翩翩，浓密的一头黑发自然梳成一边，一脸的春风得意，一身高级官员装束，气质也由“穷留学生”变成了“富绅士”。
那时的外国办事处都设在各大饭店，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北京代表处就设在长安街上最新的涉外饭店之一的“建国饭店”里。
我当天的打扮当然也比往日多花了些心思。我精心地化了淡妆，尤其突出了我原本就漂亮的眼睛和睫毛，穿了一件衣领开得偏低的银灰色丝绸西服裙套装，三寸高跟鞋，白皙而修长的腿，气质高雅而矜持。
在建国饭店古色古香的咖啡厅里，我与詹森轻松愉快地交谈着，我端庄和落落大方的举止让詹森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
“你是我见到的最美最有修养的大陆女人。”他说。
“也就是说你见过不少别的国家最美最有修养的女人了？”我心里庆幸认识他，嘴里反而挑他的刺儿。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香港我有两架飞机可以选择的。”他换了话题，认真地说：“Air China 还有Cathay Pacific，Air China 只比 Cathay Pacific 早飞15分钟。我真高兴选择了Air China。”
“Then to Air China.”我举起手里的杯子和詹森手里的杯子碰了一下，抿了一口饮料。“嗯，随便问一下，你有女朋友吧？”我单刀直入，像他这么既潇洒又有为的年轻人没女朋友才怪！
“你呢？你有男朋友吗？”他不假思索地反问。
我看着他笑，知道遇上了狡猾的对手，但心里暗暗告诫自己，管他有多少女朋友，把他搞到手就是了。
之后的日子里，詹森天天给我电话，每天都要约我见面。我们无话不谈，海阔天空。当谈及很多西方名著时，他可没有我读过的多，许多我读过的书他都没听说过呢……我感觉到他已经爱上我了，因为他一天见我两次还嫌少。而且他对我的一切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一天，詹森在我下班前来到我的办公室，约我去北京饭店吃晚饭。北京饭店可是历史悠久、最早坐落在长安街上的高级酒店。里面有高级餐厅和雅致的装潢。改革开放前一直没有对中国老百姓开放。第一次去北京饭店吃早餐就是澳大利亚第一任大使费叔叔请我们全家进去的。詹森请我去北京饭店吃饭，我连儿都没打就同意了。
他进门站在我办公桌旁边，看着我收拾东西。
“你已经出了国，怎么又想起回北京工作呢？”他似乎随意地问。
“噢，我是在欧洲旅行途经北京时，心血来潮就留下了……”
“这么浪漫！今天我们步行到王府井好吗？”说着话，我们出了饭店的门。
我看看天气。这时正值金秋季节，晚霞映红着天空，空气中散发着莫名的芬芳，轻柔的小风吹来，正适合散步。我兴致好极了。老天助我，今天没穿高跟鞋，脚上穿了一双半跟的软皮鞋，正适合走长路。而且建国饭店与北京饭店相距也只有三公里远。于是，我们边走边聊。第一次和詹森谈起我的过去。
那是1986年7月，我欣然辞去了费叔叔创办的商务咨询公司秘书的职务，告别了流着眼泪、生怕我在欧洲丢失的妈妈和恋恋不舍、担心我会变心的未婚夫瑞德，临行时，我给他签了张空白支票——没有我的签字，他是取不出钱来的。
随后，踏上了欧洲旅行之路。我游览了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瑞士的勃朗峰，奥地利歌剧院和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让我神魂颠倒。当兜儿里还剩最后一美元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正在北京出差。我随即改签了机票，提前一周结束了欧洲旅行，回到北京。
我继续向詹森倾诉我的经历……
我想到了在堪培拉两年多的打工生涯中那些让人受不了的委屈。说是办公室秘书，实际上每天除了打字还要做诸多收发和勤杂工作：去银行存支票，到邮局寄信，给公司职员采购和准备午餐，给老板们端茶倒水清理垃圾……还要看老板和“二道门儿”的眼色过日子。之所以管她叫“二道门儿”，是因为好多大老板批准了的事，她还要指手画脚一番，公司没几个人待见她，可又都怕她几分。因为她专会在老板面前搬弄是非。记得公司里新来一个马来西亚的女人，她不过是因为嫁了一个澳大利亚移民官来到澳大利亚，也只管英文打字。虽然我比她干的工作要多得多，可她就是狗眼看人低，因为她看到我平时下班前清理垃圾桶，到了星期五，有清洁公司来打扫卫生，我就不用清理了。一个星期五下班我正要离开办公室，她截住我，不客气地说：“你还没倒垃圾呢！”我说“我们星期五不用倒垃圾，有公司来搞卫生。”她很粗鲁地说：“不是我们！是你不用倒垃圾！”我气的二话没说跑到汽车里，边开车边流泪，泪水溢满眼眶，看不到前面的路……如今到了北京就完全不同了。那时能出国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我捧为上宾，于是我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热切而又羡慕地听我讲述国外的生活见闻。这种感觉极大地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我何必要回到澳大利亚去做人下人呢？我完全可以在北京过上等人的生活！
在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秘书小李的聚餐中，听说澳新银行在北京寻找首席代表助理，便兴冲冲地给该银行在北京的首席代表艾伦打电话。艾伦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要雇用一名会说英语的本地人，也就是当时的“外企”（专门向外国驻华机构提供服务人员的中国公司）服务人员。不难猜出，我一口流利的英文对话，他一定在电话里误认为我是个“老外”。我当然不服气，软磨硬泡还是说服了艾伦给我面试的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认真地打扮了一下：一套藏蓝色的职业装，里面是一件淡雅的橘黄色衬衫，这是澳洲企业高级秘书的装束。九点钟我准时到达澳新银行办公地点——建国饭店。
我正要敲602室的门，一个身材大约一米九，皮肤黝黑，蓄着短胡须的老外开门走了出来。我猜这就是艾伦，赶快迎了上去，并自我介绍说：“我叫露，我们在电话里谈过……”艾伦是个颇有经理派头的人，他向楼道伸出左手，示意我们到大厅里坐。并说他要去使馆办点事，给我10分钟时间谈话。我们坐下后，我聚精会神望着艾伦的眼睛，只用了几分钟就背完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我是一个持澳洲护照、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在澳洲首任驻华大使费先生的咨询公司里做过两年文秘工作。当艾伦听到我曾在费先生的麾下工作过，便笑着说“你被雇用了”，转身带我走回602室。
办公室里堆放着十几个硕大的纸箱。艾伦告诉我，这是他刚从香港运来的办公家具，让我在办公室里等他回来商量组装家具事宜。
说完艾伦匆匆地离开了。
我看着一地的箱子，灵机一动，马上到前台找经理，请他们派几个人来帮忙。那时在北京常驻的外国人特别少，服务也到位。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个小伙子。我非常诚恳地请他们帮我把纸箱里的办公家具按照说明书组装起来。不一会儿，一间正式的办公室展现在我眼前。
几个小时后艾伦回来了。他推开门竟然愣了一下：“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随即关上门退了出去。
我冲出去，见他正疑惑地看着房间的门牌，便笑着说：“艾伦先生，您没有走错，这是您的办公室！”
艾伦看见我，露出惊讶的笑容：“哇！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还是您有眼光雇用了我！”我赞许他其实是在夸自己。
几天的时间里，我办好了代表处有关银行、税务等手续，并为办公室安装了一部直拨电话机和电传机——当时北京的电话线供不应求，在饭店里安装直拨电话更不是件容易的事。艾伦看我这么能干，没几天就给我转了正。
在澳新银行代表处的开幕典礼上，银行几乎所有重要权威领导都到场了。澳大利亚总部主席、董事长、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章的约翰·维利姆先生和夫人；总行长柏利先生和夫人；英国常驻总代理以及香港分行主管。香港分行主管主持了代表处的开幕仪式。我为维利姆爵士做翻译。
那天，除了澳大利亚使馆和新西兰使馆大使外，所有在京的各国大使及参赞前来参加开幕典礼。而中国金融界的知名人士、中央几大部委的主要官员、各国金融机构在北京的代表……云集北京饭店的开幕式上，我充分展示了我的现场发挥和外交能力，到场的嘉宾都十分称赞我，我就像奥斯卡颁奖台上的明星，在众多绅士的陪伴下神采飞扬。当场还有几个外国银行代表处邀请我为他们工作。我婉言谢绝了，并告诉他们我有两个姐姐比我还能干。
我当天的表现得到了澳新银行总部的认可和赞扬。
……
一路上詹森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介绍，脸上露出颇为赞赏的笑容，不一会儿，我们到了北京饭店。
饭店迎宾服务员见到我俩，早将门打开，微笑地向詹森和我微微鞠躬，并说：“Welcome！”
见到北京饭店迎宾服务员对我们如此的恭敬，我不由得抿嘴一笑，想起了几个月前发生在这里的事。
那是我刚刚从欧洲旅行回到北京。长时间的旅行令我有些疲惫，那几天我也没心思刻意打扮。
一天，几个朋友请我陪他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为《末代皇帝》试镜。结束后，我提议到北京饭店喝杯饮料，大家欣然同意了。
我们刚迈进北京饭店，就被门旁身着饭店保安制服的迎宾者拦住了，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改革开放初期，所有涉外饭店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出，中国人进出这种饭店一律要由外国人带领。我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知道国内这个特殊规矩，还是拿出了我的澳大利亚护照，其他人拿出各自单位的工作证或身份证。没想到保安把其他人都“请”了出去，理由是北京饭店是涉外饭店，国人不准进入，还告诉他们我是冒牌的假老外。最难以容忍的是他把我的护照扣下了，并叫来饭店其他保安人员把我押到了一间小屋子里关起来。还说我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话，明明是中国人，怎么会持有外国护照？分明这护照是假的，我是冒牌货、骗子。
我气得七窍生烟，和他们理论，叫他们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去核实，他们根本不理我。叫我老老实实等着公安部门来人处理。把门一关，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正没咒儿念的时候，一个饭店保安开门进来了。他把护照还给我，仅仅说了一句：“刚才是误会了，你走吧。”根本没有承认错误和诚恳地向我道歉。
很明显，北京饭店的保安通过有关部门核实，知道我的护照是真的，我是货真价实的澳大利亚籍华人。
看来，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把私自非法关押我当回事儿。我气得回到家里，晚饭都没吃，连夜用英文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抄送北京饭店总经理和《中国日报》（英文版）读者来信编辑部，把我当天的遭遇如实写下来。我在信中提出尖锐的质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在中国的首都、我们中国人开的饭店对国人和外国人出现两种天壤之别的态度？这不应该令人深省吗？
不久，我分别收到了北京饭店总经理和《中国日报》编辑部的回信，就此事分别向我诚恳地表示道歉。北京饭店的总经理还一再表示，随时欢迎我光临北京饭店，并希望我再次去那里就餐时通知他，他要当面向我表示歉意……
“你怎么了？”詹森见我站在北京饭店大门口愣神儿，随即问我。
“唔，没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在想什么，觉得这件事有失国格和人格。
“那么，我们去吃饭吧。”
“嗯。”
我们走进北京饭店的四川餐厅。
从那次长途散步以后，詹森对我越来越敬重了。
爱人的第一次吻总是甜蜜而令人难忘。
那天我约詹森去逛北京动物园。去前我将自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选了一条紧身的咖啡色皮裤，一件紧身套头衫，一双两寸高跟鞋，化了一点淡妆，最后试着在镜子前扭了几步。镜子中的女孩儿身材修长，腰身纤细，半露着丰满的胸部，浑圆的臀将皮裤鼓鼓地撑起，随着每一步身子的扭动，全身的曲线优雅地上下起伏，加上一对漂亮生动会说话的眼睛，透出一副无法抗拒的诱惑。
不是自夸，当年我的腰围只有16英寸，记得爸爸用他两只手连在一起正好是我腰围的大小。所以我的“三围”（胸围、腰围和臀围）比例和体形与那些舞蹈演员和名模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貌美、气质非凡，加上皮肤白皙、均匀苗条是女人值得骄傲的资本，也是我值得骄傲的资本之一。
第二节
80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但街上私家车甚少，大部分人还是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开着澳新银行的丰田在北京的马路上行驶，颇为引人注意。另外，当时北京公众场合人们的穿着打扮仍然比较保守，像我这样完全西化的衣着打扮当时一般人根本无法接受，但这正合我意。我就是要与众不同。
于是，我成了公园里最受人注目的一个。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望着我，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詹森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尽量将我引到游人较少的地方，而且不时停下来含情脉脉地看我。
“白露，我告诉你一句话。”我们走到了一个小树林中，他忍不住地说。
那天他穿着一条牛仔裤。我看到他裤子上紧绷绷的地方，不觉羞红了脸，忍不住低头笑起来。
“你还笑！都是你搞的鬼！”詹森嗔怪我，“这里人太多，我们走吧。”
我们再也没心观看动物，开车离开了动物园。
我们的晚饭是在北京街头的夜市吃的，我喜欢这种氛围，詹森也喜欢热闹，更对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兴致。
华灯初放的北京有着温馨迷人的气息。我们在数十个小吃摊前流连了两个多小时。
这时我忽然想起要赶回办公室为第二天的工作准备一份材料。詹森坚持要陪我去。我没有拒绝。
当我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午夜的时候，发现詹森已经坐在地毯上靠着办公桌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像一个纯真的孩子。我看着他，心中充满爱怜。
我走过去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鼻子：“亲爱的，我们该回家了。”
“噢，几点钟了？”他迷迷糊糊地问。
“十二点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
他拦腰抱着我坐在地上。
“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吧。”他说。
“这可是办公室……”
他不等我说完，就狂热地把我的嘴给堵上了，他温润的双唇吮吸着我，把我内心深处的欲望一点点地吸引出来。他一只大手从我的腹部慢慢地扶摇而上，有力地抱住了我的身子。在一阵阵地抚摩下，我的身体被热浪侵袭。
詹森像一头强健的雄狮捕获到了猎物，把我从头到脚狂吻了一遍。我沉浸在幸福的热潮之中，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办公室……
以后的一个月里，詹森几乎每天都要与我见面。甚至中午也会乘出租车到建国饭店，哪怕只是为了跟我说句话。
于是他成了我们办公室的常客。我若临时加班，他便坐在一边，陪我工作到深夜。我们畅谈爱好和兴趣、趣闻和轶事。当然，除了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闲谈外，也为历史上中外战争的不同见解而争论的不亦乐乎。不难看出，他对我的爱越来越深了。
一天，我和詹森在建国门古天文台旁的立交桥上散步。这座古天文台距离我的办公室不足一公里。他问起了我的家世，我笑了笑说：“要是在‘文革’时你问我，我可不敢说。我的父亲在外交部工作，他要求我遇到外国人时离他们远远的，省得惹是生非。现在我是澳籍华人了，没什么可忌讳的。”随即一手扶着栏杆，一手向古天文台西边一指说：“那边曾经是我的老家，在水磨胡同，我的祖辈在那里住了很久。我家的祖宅可比下面这座古天文台大院大多了，有四个大院子，亭台楼阁，花圃围绕，众多佣人侍奉着大大小小的家里人，还有一个很讲究的后花园——这个花园解放后建了一所小学校。”
“哇——，那你就是琼瑶小说里的什么‘格格’啦！”詹森凑近我，搂着我的腰颇有兴趣地说：“那倒不是，只有清代皇族和蒙古王爷家的女儿才叫‘格格’，说来话长……”我解释道。
我的祖上是蒙古贵族，后来没落了，况且我生在新社会。我的祖上非常显赫，并非姓“白”，而是姓“博尔济吉特”，“白”是这个姓第一个字“博”的谐音字。
蒙古林丹可汗死后，他的两个皇妃和两个儿子归附了后金政权。公元1635年，漠北喀尔喀（即外蒙）三汗（博尔济吉特氏达延汗的子孙）与清通好。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首领聚会于清朝的首都盛京（沈阳），尊清太宗皇帝（皇太极）为蒙古大汗、1640年，扎萨克图素巴第汗等四十四个蒙古领主和大喇嘛集会，制定了《威勒忒法典》，规定了各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牧场疆界，以及与清朝保持和平关系。
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与蒙古的关系，通过镇压叛乱、制定有关的法律，恢复和保持蒙古贵族在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保持国家的统一。对仍然留在内、外蒙古的贵族，封各旗、部落盟首领为王公、台吉（与过去北元时期蒙古贵族儿子的“台吉”意义完全不一样了）、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称号，把清皇族的女儿许配给蒙古贵族的儿子（例如我的祖先阿颜泰的妻子就是觉罗氏），让满人贵族的儿子娶蒙古贵族的女儿，清朝第二个皇帝皇太极有五个博尔济吉特氏妻子，包括著名的孝庄皇太后（清朝第三个皇帝顺治也有两个博尔济吉特氏妻子）。实际上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朝皇帝的血管中就流有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血，因为顺治就是爱新觉罗氏（清皇帝姓氏）和博尔济吉特氏（元皇帝姓氏）结合所生，而他以后的清朝皇帝，都是他的子孙。所以中国在清朝时期，内、外蒙古广大地区与北元时期相比较，既稳定又有发展。内、外蒙古也为清朝镇守边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还为清朝统一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清朝历代皇帝对博尔济吉特族更是恩宠有加，一直维护和保护着博尔济吉特氏族在内、外蒙古广大地区的绝对领导地位。例如察哈尔地区的四十九旗中，有四十五旗属于博尔济吉特氏中贵族管辖。原漠北七旗、清中期后发展为七十旗，都属博尔济吉特氏中贵族管辖（以上数字摘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
再以我家为例。桑葛尔——我的先祖昂罕的二弟在哥哥昂罕离开家乡扎鲁特以后，继承了父亲“扎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爵位，而且世袭罔替。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子孙一枚重达2.7公斤的“扎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银印。其子孙进京面圣时，都得到丰厚的赏赐。扎鲁特的贝勒的女儿有嫁给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嫁给其他清贝勒的。桑葛尔子孙在扎鲁特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民国（摘自都瓦萨主编《扎鲁特史话》）。
跟随清军入关的博尔济吉特氏族，无论是编入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在最初阶段，博尔济吉特氏的贵族都是在旗中为官，或者在朝廷为官，而且很多都有世袭的爵位。不过，入关的博尔济吉特氏后代与在外藩蒙古地区博尔济吉特氏后代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爵位也好、官职也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没有功劳或者政绩，后代世袭爵位会愈来愈小，最后无爵位。没有爵位只有官职的博尔济吉特氏后代，不仅没有世袭官职，如果子孙不努力，就会沦为碌碌无为的旗人。当然，在清朝只要是旗人，就永远有吃“皇粮”的特权。不过，旗人如果犯罪，也会被开除旗籍。相反，如果八旗子弟自己勤奋学习上进，就会得到重用。
我家埋葬在北京的十代人的经历，就是博尔济吉特氏贵族入关后历史的缩影。对比清朝统治期：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是十个。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是同代人，宣统皇帝下台只有六岁，所以，入关后的清朝皇帝起作用的，应该算是八代。我家入关后在清朝为官的也是八代人。这八代人经历了一次挫折，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即入关第一代的祖先昂罕。由于他是蒙古贵族，被封为将军，属于一品武将，他的夫人完颜氏也诰封为一品夫人。昂罕死后被清廷封为“武略”，还封给他二三百亩的坟地。随后，我家开始衰落，第二代脾禄，估计没有什么战功，地位比他的父亲低多了，只是步军协尉，属于四品武将夫人乌朗汉氏，诰封夫人，比她婆婆低多了。第三代阿颜太，估计也没有功劳，地位又降为骁骑校尉，属于六品武将。我家第四代出现一次转折。这个转折同社会同步。清朝经过四代人之后，国家从战乱走向经济复苏和稳定，随后进入太平盛世。虽说“八旗子弟专重骑射风尚朴直不以文事争能”（《旧典备征》卷4），其实八旗子弟已经开始腐化。八旗子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队只能留下一部分精英，大部分八旗子弟从武已经没有出路了，他们必须同汉人一样，凭自己的本事为国家效力，否则将被历史淘汰。我家第四代的舒明阿开始只是个领催，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武将。他顺应历史的需要，其武从文，努力学习，发愤图强，改头换面做新一代贵族。不久，他逐步晋升为理藩院郎中，级别超过他的父亲和祖父。他的后代，便走向与汉人相同的科举道路，凭本事生存了。之后的子孙，有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了。例如第五代观福，就是举人，最后官至两省的兵备道。《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张瑞萍主编）中提到他死后被赐赠为巡抚。第六代托浑布就是进士，而且文韬武略，职务成为我家第二高峰，官封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山东巡抚兼提督，诰受资政大夫、镇威将军。第七代官职又一次下落，但也是文人。第八代既是文人，也懂军事显于朝廷，官职达到我家的第三次高峰，他是头品，相继任山西、江苏、河南三省的巡抚。总之。这八代人从武改文，又变为儒将，历经三次起伏。
随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顷刻间土崩瓦解转向民主共和。博尔济吉特氏族，当然也包括我们家，这个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封建贵族体系从此在中国土崩瓦解、销声匿迹。
清朝几代皇后和妃子，包括清朝第一个皇帝努尔哈赤的妃子——寿康太妃，第二个皇帝皇太极的皇后——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第三个皇帝福临的皇后——孝惠章皇后等都与我的祖先同宗。我的祖上随清军入关作战，属正蓝旗。我家从我这一辈儿向上追溯至少十代人都住在北京，大概有几百年了，而且不少人在朝廷做官。祖先曾在朝廷任过什么官职，远的都记不清了，因为家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烧了。近的，在清朝末年曾任过两个省的巡抚——大概相当于美国州政府的州长；也有当过翰林的……后来家族衰落。另外，自祖先迁居到北京后，已故的祖先的遗体再也没有运回蒙古，而是在北京郊区的祖坟中掩埋了。
说到这里，我转过身来，仍然靠着桥栏杆，又向东面一指：“我家的祖坟离这里不足五公里，占地二、三百亩，百年的苍松翠柏围绕着一座座坟墓和整个坟地，很有气魄。可惜这片祖坟被政府无偿收归国有，夷为平地，建工厂了。后来，政府退还给我家12亩地，就坐落在朝阳区大郊亭（观音堂）那里。”
说到这里，我转过身来问詹森：“你们美国只有几百年历史，你祖籍是哪儿的人呢？”
“和你比较，我的家世很简单，五代前是从意大利移民来美国的，我母亲有四种民族的血缘，我的身上就有五种了。”他风趣地说，“如果我们结婚有小孩，就有六种血统。”
“七种！因为我就有满、蒙两种血统，加上你的五种，当然是七种血统。”我辩论地说。
詹森插嘴说，“那小孩子一定特别聪明！”
那天，我与詹森从建国饭店出来想随便找个地方吃晚饭，刚走几步，耳边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咦——，这不是白露嘛！”
我回头一看，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愣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小伙子问。
我听了很不高兴，怕他再问下去，转身就走。
身边的詹森沉不住气地问我：“这是谁？他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不耐烦：“你没听懂他的话。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詹森不高兴地说：“我的中国话再差，也听得懂‘出来’和‘回来’的意思。”
我不耐烦地说：“那你想知道什么？！”
“我只想知道那个男的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你真要知道其中发生的事吗？这可是你自找没趣啊！OK，那我就说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