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是：如何看取女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背景中的自身演变发展轨迹，进而把握在此整体文化框架下女性文化观念、女性文学形态的生成、承续与嬗变，由此总结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应有的历史经验。
只要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稍作检视，即可发现：在中国20世纪文化框架内，现代女性文学观念的确立，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呈现出一种脉络清晰、阶段分明的层级性演进态势，即由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觉醒，到现代期女性文学的成型，再到当代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嬗变，逐渐融汇到世界女性文学大潮中。这一演变、发展轨迹，恰恰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全程中，应和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动态发展趋势，显示出在现代、当代期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文学不同的发展特点与走势。
20世纪的中国，处在旷古未有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大变动时期。这是中国的文化思潮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在世界科学、民主文化思潮激荡下，持续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体系日渐土崩瓦解，国人以开放性的眼光面对世界文化潮流，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同时，中国人现代文化观念的接纳、形成、衍化、发展，也是同本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始终的。世纪之初，五四文化思潮构成了对中国旧有文化思想体系的有力冲击，随着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接纳世界文化新潮并经中国人自己选择的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显示出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起点的特点。此后中国造就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1]，在整个“现代”时期，新文化运动可谓不绝如缕：从“五四”开始，新文化启蒙运动、文学革命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文化运动等各类文化运动层出不穷，都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包括女性文化）多个层面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时期，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时期，文化思潮发生了很大变革；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思潮，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嬗变更为突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驱动下，经济文化居于重要位置，由此带来的商业文化、时尚文化等冲击、改变着固有的文化观念，促使女性文化观念发生重大转换。经此文化的发展与变衍，又不断强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我国的女性文学以民族的本土文化为根，以别国文化为借鉴，相互交流、融合，在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与发展。透过这一中国文化动态结构的描述，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化历程作层级性透视，整合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承续与嬗变，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就女性文学的命题而言，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生成、变迁，始终是一个古老的不竭的话题。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男性文化从来都是执文化霸权之牛耳，在绵延着父权制文化结构的社会体系中，女性文化的支柱被长期倾斜着。男性话语成了文化的中心形态，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是长期被忽略和排斥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书写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只能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以男权立场和男性话语进行描述的历史。随着文化的递进与转型，这样的历史必然会被改写或重新书写，一部崭新的女性文化/文学史必然会屹立于世。而女性的觉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文化递进中走上历史的前台。这首先表现在西方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日渐成熟与演进。
在西方，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狂飙驱散了封建主义的阴霾，显露出人文主义的曙光。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宣传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促使女性终于意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特别是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女性写作开始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一直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仅就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看，女性作家就有瑞典小说家拉格洛夫（Selma Lagerof），意大利小说家黛莱达（Grazia Deledda），挪威小说家温塞特（Sigrid Undset），美国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Buck），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瑞典女诗人、剧作家萨克斯（Nelly Leonio Sachs），南非小说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等。
当然，西方的女性意识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女性文学观念、女性写作策略，也有一个递进与演化的过程。在女性文学史上，英国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2]创作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被公认为是第一部揭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著名小说。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肖华尔特曾把奥斯汀与几十年后成名的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1816—1855），一同归于模仿男性话语的女性作家之列。在她看来，早期的女性文学主要是“模仿”（Imitation）与“内化”（Internalization）男性的价值标准。到了20世纪，女性文学不再囿于争取女权，而是要解决如何做“女人”的问题，此时期更为重视对男女两性角色的探索，从而对父权制文化提出全面的质疑。这无疑是认识女性并由此及于女性写作的重大进展。法国的女批评家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女人，就足够可以讲女性的话吗？‘作为女人说话’（Speaking as a woman）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某些生理条件决定的，还是由一种策略和理论上的立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女人的话语是由解剖学还是由文化决定的？”[3]这里揭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提出女性话语、女性写作，并非仅仅是基于“生理条件”的需要，也不只是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而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全面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立场与策略，这就把审视女性和重视女性写作，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加以认知。
反观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是远远滞后于西方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宰，男权中心文化的地位十分牢固，“女性”的个体生命价值，“女性”作为“人”的独立自主意识，被长期深埋于地下，鲜有改观。其间虽出现些许正视女性的声音，也有不少不甘于命运被主宰的女性的挣扎与抗争，但打破“铁屋子”的艰难，总是使得女性地位的改观，女性价值的被珍视，收效甚微。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只有在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下，彻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宰，特别是在引入西方先进的女性文化思潮，才得以实现。而这恰恰发生在我国现代第一次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五四”时期。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所说的：只有到了“五四”，“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4]她们指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自觉是在“五四”时期，这是颇有发现之论，因为这乃是一种群体性的觉醒，虽然其间还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但毕竟在中国女性文化/文学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由“五四”发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走上了自己独特发展的路径。这同样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其间充满着曲折与艰辛，女性的自觉，女性文学在整体文学中凸显的意义，都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并日渐显示出向前递进的走势。纵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在下述三个阶段性节点上，呈现出层级性演进态势。
首先，“五四”滥觞期女性文学的初兴。
探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源起及种种成因，其滥觞期的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不可忽视。
其一是“五四”前“新女性”文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19、20世纪之交，我国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其固有弊端已日益显露，产生了文化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文化背景中滋生的基于“内源性”自觉而又有适当外来文化调理的“新女性”文化，就成为“五四”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本土思想文化资源。深受传统文化浸淫而又有强烈革命要求的杰出女性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的女权革命者。她是近代的“女革命”先驱，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20世纪初，她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接受了异域新潮，眼界大为开阔，女性自觉的意识也更为显露。她曾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女性自己的报纸《中国女报》。她在《发刊词》中说：“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抚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姐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5]周恩来也曾高度评价她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勉女权歌》是秋瑾作为一代女性文化先驱的划时代的妇女解放宣言书：“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6]歌中号召受压迫妇女从旧生活中“奋然自拔”。在当时，能将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目标结合起来可谓难能可贵！尽管秋瑾式的“新女性”是在特定的民族民主斗争中出现的，同“五四”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还有着质的差别，但其无疑是在本土文化思想资源中崛起的一个范例。在文学创作中，秋瑾将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与觉醒了的女性感情注入文本，为中国女性文学思想品格的重新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并在新旧女性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这位集诗词、歌赋、译文等于一身的女性作家高扬的中国女性文学旗帜，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在当时或许只是作寂寞孤独的绝唱，但它仍然具有不可泯灭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
其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于西方女性文化的译介，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如果说，“五四”前“新女性”形象的确立，其所提供的只是一种现实的榜样意义，那么，女性意识的理性自觉，便能洞察底蕴透析女性命题，它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更大的效应。1918年，胡适为《新青年》杂志编辑的“易卜生专号”，开启了全面翻译、介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先河。早在清末民初，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一些剧本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五四时期，这些剧本的翻译和上演，在知识界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恩格斯曾对易卜生戏剧作过精湛的分析：“……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7]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非个人式的新生活》等文章中提出自己的主张：“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和社会不能分离的。个人必须完全“投身”到社会中去。尤其是他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胡适看来，“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8]他主张个人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在《玩偶之家》中，当娜拉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的时候，毅然抛弃了家庭、丈夫和儿子飘然而去。可见，人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可能对人生作反思。在胡适看来，娜拉就是这种人。正是有了自我的反思，女性的生命意识才会变得自觉，才会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意识的承担。在五四时期，一个“娜拉”出走带动一批女性纷纷从旧家庭中勇敢地走出来，就如易卜生所言的“救出自己”[9]。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便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认为当时的中国式的娜拉出走的结局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花瓶。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仅仅提出“出走”模式，还不能完全解决女性的独立自主问题，对于女性的解放、女性独立人格的形成，还应有对女性问题的更深入的认知。
由此看来，“五四”滥觞期对女性的认识，既开启了全新的观念，也显示出其时的女性观尚未深入的特点。其最显著的结果，是由“五四”运动直接派生出妇女解放运动，在对封建旧礼教的批判中对于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开辟了中国文学历史的新纪元，使得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女性带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思想和艺术灵性，在女性文化/文学史的“空白之页”上开始了划时代的女性书写。然而，中国女性面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极为复杂的，女性解放从来都是同社会解放问题紧紧地纠结在一起，女性的个体意识，女性作为“女人”独特存在的观念，尚未得到深入的揭示。这一时期，与体现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学一起涌现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女性作家群。她们有“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有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的冰心，有“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有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有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的苏雪林、袁昌英；有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大胆、敢言的冯沅君；有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蔷薇社女作家石评梅等等。她们的作品在内容上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同时也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多样的探索，并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但就总体而言，她们的创作大抵联系着“社会问题”，显示出“社会解放”的意义，多数作品是在现实主义命题范围内的，纯粹探讨女性命题、进行“女人”言说的作品并不多见。
其次，三四十年代女性文学的长足进展。
经“五四”的洗礼，从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日渐走上成长之途，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女性文学作品的色彩纷呈，创作艺术的日趋成熟，标志着其与“五四”女性文学相较有了长足的进展。能够达到如此成就，一方面是由于前驱者的探索为后来者开启了道路，承续前贤而又继续有所探求的努力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新文学的深入发展和女性文化/文学思潮的更深层次的介绍与探究，文学的多样化需求和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观念的把握，也有可能促成女性文学多样途径的探求，并使之向着女性文学的深层掘进。
此一时期，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并存，且呈现出创作倾向不同、多种风格并存的文学现象。在可以称之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女作家中，就有曾喊出要求女性个性解放“绝叫”、其后又以左翼作家驰名的丁玲；有“文儒女侠一身当”写出《从军日记》的谢冰莹；有年仅二十四岁的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有左翼女诗人关露；有既是左翼作家但又以细腻的笔触写出独特女性命运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有鲁迅为其书作序的左翼小说家葛琴；有“喝过鲁迅奶汁”以后又经受延安文学洗礼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以写女性见长，40年代在上海滩上走红被并称为“三大才女”的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有沐浴了“一二·九”风暴的小说家韦君宜，如此等等。
与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显示出三四十年代文学气势更为阔大的特点，尤值得称道的是，此时的更多作品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擅长书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和萧红。这两位女性作家都是左翼作家，她们的女性文学文本，都可列入“政治文本”，但此种文本显然不是那种只做单纯政治说教的浅薄的政治文本，而是基于鲜明的女性立场发出的政治呼喊，同样有着感人的力量。丁玲的莎菲式的“绝叫”是如此，即便后来宏大叙事中塑造的一个个特别具有“女人味”的女性形象，也莫不如是。而呼兰河的女儿肃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都没有离开过对女性的深切透视，特别关注表现女性的生命意识，同样有着鲜明的女性立场。此时的创作中，表现女性意识升华的，应该特别提及张爱玲、苏青等作家。她们的创作具有更为明晰的女性意识的自觉，更注重“女人”作为“人”的独立存在意义的揭示，注重女性的人性价值、生命价值的探究，有着更高层次的女性文学意义，标志着现代期女性文学较前有了重大突破。此外，在女性文学艺术探索上取得重要进展的作家还有林徽因、陈敬容等。林徽因于20年代已崭露才华，30年代后半期达到创作高潮，其诗作自由洒脱，参差斑驳，极具现代意味；而九叶派诗人中的陈敬容，更在现代诗的探索中成就卓著，显示出此一时期的女作家在艺术探求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当代期女性文学的嬗变。
20世纪后半段，中国新文学进入当代期。因社会制度、文化环境、价值观念的变迁，女性文学形态在承续现代期的诸多特点的同时，又发生了更多的嬗变。这当中，包含着女性文学在整体文学观念变化的前提下，其自身经历的曲折前行的态势，但嬗变也意味着女性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预示着变革中发展的可能，因此就总体而言，当代期女性文学较之于现代期有更大程度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我国文学在一种特定的轨道内运行，政治意识强化，文学为阶级、政治服务的功能被空前强调，作家自身的观念、立场被逐渐淡化，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对应，此时期的中国女作家写作，大多采取中性化或雄性化的姿态，性别意识明显淡化，政治意识尤为凸显，作品中明显呈现出女性审美体验渐趋失落的状态。因此，此期的女性文学基本上属于“妇女文学”的范畴，很少有独立的“女性文学”存在形态。如果从“女性文学”的视角审视，不妨说这较之前一时期是一种倒退。当然，这一时期也有少数女作家在进行着认真的女性写作，如宗璞和茹志鹃等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当时及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璞塑造的女性，具有兰的气息，但绝不娇弱，赋有玉的精神，却从不孤高，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女性素质。无论是《红豆》中的江玫，还是《三生石》中的梅菩提，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情感丰富、热烈，对未来充满向往，浸透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感体验与独特的女性生命感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宗璞在《小说与我》一文中也曾引用英国女小说家奥斯汀关于小说的名言：“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10]这可能也是宗璞的一种艺术追求，由此才能使其创作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另一种艺术格调。
当代期女性文学的嬗变，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生，具有了又一重嬗变的意义，使中国女性文学的价值得以真正提升。中国的新时期文学，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学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革，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复苏，又顺应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大量引进外来文学思潮，使中国文学注重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文学面貌发生重大转换。在此情势下，女性作家群以前所未有的密集而又亮丽的身影活跃在新时期文学舞台上，中国女性文学既有量的拓展，又有质的提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西蒙娜·德·波伏娃[11]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女性文学界，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的性别觉醒，女性文学观念的整体提升，便与此种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女性从“男女平等”的表象遮蔽中真正苏醒过来，并清醒地意识到要让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才是女性生命的根本。波伏娃、伍尔夫是第一代女性主义者的代表，“第二性”、“自己的一间房”则是她们典型的口号；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是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标志，它主张追求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两性平等。法国博学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让·杜歇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女性是第一性，男人是从属的第二性。他旁征博引，从动物的性生活谈到原始民族的性习俗，从文明古国的性文化谈到近现代的女性革命，这与“第二性”说遥相呼应，相映成趣。这些女性研究成果，对中国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不乏理论启蒙意义，它们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无疑是促成我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繁盛并大大提升其价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变化，在90年代前后也有不同表征。90年代以前，在中国社会文化系统内，文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文化记忆，并常常表现在它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叙事上。90年代以后，由于“传媒力量”的崛起，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传媒社会，这使原本由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传统文学场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也因此，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中国社会语境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语境淡化，商业文化语境强化，而商业文化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因而，在大众文化执牛耳的消费社会环境中强调消费性和娱乐性的大众文学受到欢迎。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大众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施社会控制、浇铸社会水泥的重要方式和途径”。[12]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此时的女性文学自然也朝着更趋个人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政治意识、社会功能被进一步弱化，娱乐性、审美性更为强调，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调。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女性意识进一步自觉与强化，艺术上日趋成熟，从总体上显示出文学品位的提升。当然，基于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把握的程度差别，创作也呈现出复杂状况。从此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看，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性”的，即女性意识强烈的一类，作家以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看待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生；二是无“性”的，即女性意识较少或者根本没有的那种文学创作，追求“人”和社会的主体价值；三是作家追求作为“人”和作为“女性”价值的双重自觉，即“人”的自觉和“女人”的自觉的统一，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既不偏重于“为人”的社会意识，也不偏重“为女人”的性别意识，而是从以上两个视角来考量社会历史，塑造人物形象，描述人生。[13]这三种类型，在“女性文学”的命题范围内，艺术价值自有高下之分，尤其是无“性”的一类，是很难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范畴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界定“女性文学”。“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是不是都是女性主义文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有女性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对原始部落文化的研究，断定性别意识完全受文化的影响控制，而不只是单纯生理上的性别区分。“新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也认为首要任务不应探讨‘女性本质’，而应推动‘整个人类’人格的完善、发展作为‘人的潜力’，因此，女性意识其实就是被遮蔽了几千年的另一半的人性意识，女权即人权。”[14]这些观点提醒我们，对女性文学本质的把握，还有待从学理层面作更深入的探究，新时期女性文学正是在对女性观念的深入认知中，逐步趋于完善的，而对女性意识的认识有待深入，女性文学创作经验有待积累，说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
透过上述中国文化动态结构中女性文学变衍历程的粗略描述，大致上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从初兴到进展到嬗变的层级性演进态势。此种演进态势的揭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女性文学层级性演化视角切入，探讨女性意识由模糊到清醒自觉乃至成熟的嬗变过程，从女性话语立场的演化、女性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变异、女性文本的不同特质、女性形象的多样创造等多个维度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承续与嬗变进行整合审视，不仅是一种文学史的观照视角，更重要的是就此可以总结中国女性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内在历史经验，为未来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2]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的说法，奥斯汀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18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的优雅的散文和巧妙的故事结构，使她的小说能长期吸引读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上海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85年6月。）
[3][美]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秋瑾：《秋瑾集》，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页。
[6]秋瑾：《秋瑾集》，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7]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8]杨犁主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9]杨犁主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10]宗璞：《霞落燕园》，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11]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她的《第二性》被尊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
[12]刘文辉：《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暧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13]阎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14]姜云飞：《世纪符咒：做人还是做女人？》，《文论报》2000年5月1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