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举之一。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协调、现实社会的运行、未来发展的取向等得以展开和推进。关于政治的定义有无数多种，关于政治的理解和感受也千差万别，政治倾向、政治情感更是复杂多样。甚至，所谓“远离政治”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事实是，谁也脱离不了“政治”——因为每个人都得在社会中生存——都面临与他人、与社会的利益相交。在中国当代，政治是个“复杂”的范畴和字眼。历史长河中，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基本是以皇权的至上、专制、神秘为色彩，“政治”几乎是宫闱之术。生活在当代的人们，对政治似乎也是云雾缭绕，面目不清。一方面，对于经历过“政治挂帅”年代的人们而言，政治具有不堪的风险，成了高危的区域，一些人会选择退避三舍。而新生代们生活在物质膨胀、唯利是图的时代，“政治”对他们而言似乎不过是获得文凭、晋职谋岗的凭证之一，似乎只是一些课程、一些词组、一些背得耳熟能详的段落。其实，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政治”总是相伴左右，我们总是身处其中。转型中的中国，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总是让人们进行各自的评价、揣测、希冀、参与，甚至抗争，虽说不少人都在讲远离政治，可谁又能离得了呢？原来，政治本身，与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活动并不是同一个范畴；不同的理念、价值取向、具体的政治活动等又是千差万别。所谓远离，无非是不认同某种价值、理念，不支持某种机制而已，并不是说没有“政治”。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选择研究政治认同的问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来自于政治现实状况中的一些困惑和疑虑；二是来自于以往在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中缺乏理论关注的状况。
首先，在人类政治生活的很长时期中，统治、治理的一方与被统治、被治理的一方，共同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的活动主体，共同构成了既对立又同一的有机统一体。只有双方的同一和联系，才能形成一定的政治生活。但二者在同一、协作的同时，也总是处在对立、冲突的关系之中，双方的触点，集中于政治生活中对一定的政治体系是否服从、是否遵守和是否支持等问题上面。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全面转型之中，政治生活与其他领域的活动一样，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种政治的观点、学说和理论不断交锋辨析，各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纷纷跃上政治舞台，各种利益诉求也在集中释放，政治体系谋求转型，社会成员谋求权利，这些都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实态。现实、具体的各种政治现象，也已打破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有序”“统一”的静态。社会的成员，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也无论其具有何种阶层或集团背景，甚或是以个体的形式，似乎都在关注政治生活的每一点变化，都在以特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政治关切，也都在参与着、预期着未来政治生活的走向。政治生活本身应对这种变化时，也呈现出了纷繁复杂、难以厘清的局面。这种繁杂不是政治本身带来的，而是社会剧变在政治层面的反映。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原有生活的模式，处于正在形成新的建构的变化过程之中。从意识形态到公共管理，从经济改革到利益分化，从政治文化到公民教育、从公共安全到个体发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么清晰、明确、定格的画面，而是变幻、流动、交织的风景。也可以说，原有的状态链接已经变化，原有的平衡也正在向新的质态过渡。这种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原来的“认同”已部分地发生着变迁，无论是“认同”的内容，还是“认同”的程度或者形式。这种变化必然再次将关于“服从、遵守、支持”的问题提交于社会，政治认同已然是跃于社会桌面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认同的危机也不再是危言耸听。
其次，在现有的政治理论研究中，尚无一定的理论范式专门研究和解释政治认同问题，或者说，在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中缺乏相应的理论关注和政治理论解读。政治的认同问题毕竟不同于心理的感应或情感的好恶，政治认同活动有着实体性的主体和客体，是一种基于利益关系的客观的社会活动，也必然有着对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现实、具体、可感、可知的客观作用。支配人们政治认同活动的动因以及认同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政治认同是意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政治认同的状态如何把握……这些围绕政治认同的基本问题，在已有的政治理论、社会理论、经济理论中尚无系统、规范的专门解释和说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只是将政治认同置于心理的、精神的范畴。这种研究定位，使得政治认同的概念，或停留在普通心理学的认同范畴，或置身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范畴之中，因而缺乏对其本身的系统研究和探讨。政治认同更多的是被当作一把“尺子”来用——即衡量一定的政治状况，但是较少关注“尺子”本身的来源、构造和变化，即忽略了政治认同的本体、过程和关系的研究。基于以上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考量和关注，形成了本书研究的最初动机。
认同问题几乎是当代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许多学科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认同这一概念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中，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都进行过各种界定和诠释，各个学科使用认同的概念，以认同的视角，表达和表现各自关注的相关问题。各种不同的学术氛围、社会环境和话语情景，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认同的问题，在各个研究领域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阐发。这些事实至少说明，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认同”也已经成为生活中被人们常用以确认自我身份、价值判断的概念。“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而且人们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1]。可以说，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处于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过程中，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往往使得一种认同刚刚确立，瞬间又变得虚无缥缈。因此，当代认同问题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条件下一个具有永久性和强烈变化性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代社会的发展主题是推进和实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发展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社会成员对未来的基本愿景。发展意味着在既定历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现实生活的变革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就是一种变革。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包含了政治的发展。与此相应的，变化和发展的政治生活，又必然包含了政治领域中认同问题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与否以及发展的效能，除开其他客观的社会条件之外，取决于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状况。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几十年的市场取向以及实践中，丰富的物质产品和市场经济自身的活力，不断激发和强化着人们的利益意识和利益动机，这种蕴发于市场化和利益中的自觉意识和主动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构成社会的总系统中，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子领域，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在内，无不联系和折射到人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和交往中，利益问题的解决——以协调利益、化解冲突为宗旨的意识和实践，在根本意义上，只能通过一定的政治框架和相应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协调和维护。个体权利的实现和维护，也有赖于一定政治机制的制约和保障。所以，政治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延伸，是社会生活中利益关系的最高处理机制，也是社会交往的最高形式。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在政治层面上，几乎都可以归结到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及运作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取向之中。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需要以政治发展来维持，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秩序、制度保证，而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有赖于广泛的、高度的、理性的政治认同。可以说，政治认同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政治认同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系的理念、结构、运作等进行社会政治实践的结果，又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政治倾向中以特定的政治行为对政治体系发生作用的带有社会属性的政治活动。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现实的政治发展目标，是维持政治体系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政治认同活动，又是每一个“政治人”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处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之中，或者说，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政治的积极者，还是政治的消极者，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交汇点，既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目标，又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发生联系和作用的实践活动。政治认同既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又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意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政治认同是围绕着政治统治者（治理者）与被统治者（被治理者）的利益交点而进行的政治实践，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
前文提及，对政治认同的理论关注和现实关注构成了本研究的动因基础。一方面，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极力追求的重要的现实目标，是政治体系维系政治统治的前提。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认同越来越彰显着它与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存在和运作的特殊关联和专门的价值；另一方面，政治认同在理论研究中，已经成为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等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内容。所以，无论是在政治体系的理论架构及其实践上，还是在学科学术的理论层面上，政治认同无疑都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中，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附属于政治治理、政治文化的角度，侧重研究的只是政治认同的社会价值功能，仅将政治认同作为政治过程中的某种标准或尺度，而未能就政治认同本身的概念、结构、状态、价值、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政治认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内涵，其结构要素和机制又是什么，哪些因素怎样影响着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变迁等，这些命题构成了本书选择政治认同作为研究主题的理论关注。
选择研究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基于政治认同在政治体系中的专门地位和特殊作用，也是基于政治认同状况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特殊关联而进行的。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联结、聚焦的纽带，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政治认同的内涵、机制、基础和变迁等尚未给予系统的明确的分析和研究。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政治认同的研究，是较为分散、零碎的，散见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研究的框架里，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概念界定，尚未把政治认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和一个政治活动的专门范畴，而仅仅是作为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一个附属、附带问题而进行讨论。这些研究，除了涉及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外，主要是对政治认同价值功能的表述和强调，对政治认同的基础、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缺乏，没有反映出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本质属性和政治认同自身的系统运动特性。
当代中国正处在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不断高涨的环围之中，承受着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关于发展的最大压力和要求。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的路径，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渐开始进行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社会改革。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社会的这种变革，因其巨大的发展预期和逐步展现的事实，得到全社会自上而下广泛而高度的认同和评价。同时，改革开辟的航道，也已将中国领入了继续变革、继续发展的轨道。如果说经济的改革开放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话，改革的另一重要领域——政治领域也发生着比经济改革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变化。任何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离不开其自身内部和环境外部的影响和制约，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总趋势中，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则是人们对于现实的直接面对和回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浅水区”的摸着石头过河，现在面临的已经是体制性的、制度性的等更为根本的难题，改革所涉及的范围也已经涉及社会的全方位和各领域。改革已经不再是单项政策和单个问题的改变和解决，而是一种从体制调整到制度创新、从单一领域突破到多个领域并进、从显性改变到隐性变革、从政治服从到政治认同等等的系列变革。改革也不仅仅是政治体系主导的对自身之外其他领域的变革和调整，而是包括政治体系自身在内的社会变革。同时，围绕着“要不要再改”“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改”“改成怎样”等问题生成诸多不同的见识，改革本身也已成为“改革”的对象。在这种社会态势下，如何协调利益，特别是消弭利益冲突；如何整合思想，特别是整合政治思想和信念；如何规范社会行为，特别是整合政治行为，已经是当代中国社会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促进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所以，选择研究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是拟就政治认同这一政治范畴从基础理论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和探索，特别是在政治生活的实景中，还原政治认同的本质含义，突破以往将其界定在“心理”或“意识”等范畴的局限，把握其实践特质，从而初步形成包括政治认同的概念、内涵、过程、条件、变迁等内容的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的设想是以这一理论框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状况进行相关的后续研究。
第二节 政治认同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最初，认同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个体自身的认知中，个体对自我及组织、社会的一种关系确认。政治认同问题的提出，则是“认同”问题在政治领域的扩展而来。
一 “认同”概念的历史和嬗变
“认同”译自英文identity。“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原词中既包含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又包括心理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认同概念最早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使用的，最初是指病理性的认同，主要是癔症性认同和梦认同，把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上把自己放到其他人位置上的思维，是潜意识中对其他人的模仿，认同是由潜意识中的欲望或者内疚激发的。同时，认同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其基础是人的发展各期中最初的本能，这种本能的目标是和客体合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他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3]。这一解释已经表明，个人与他人或社会保持一致的过程，就是认同，将认同理解为一个主客体相结合的过程，通过仿效榜样的行为，满足个人的归属感，同时，也指个体依赖于吸收或联系外在环境的过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生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把认同的概念加以改造，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其自我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柱石。爱利克·埃里克森在使用了这个概念之后，“认同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弥漫，深不可测的术语了。”他在认同构成中强调过去的经历或体验，个性社会化的积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认同是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一生趋向一种相当一致和比较圆满的意识，一旦个体达到新的自我确认和角色选择，认同即告完成。在此基础上，爱利克·埃里克森把这一概念扩大到了社会心理学的范畴里，认为在社会心理范围内仍有认同危机、认同构成、否定性或建设性认同等等。
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对认同则做了如下解释：认同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主体同化、吸收其他人或事项，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4]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认为，认同是一种对社会影响的反击，做出这种反应，是由于个人希望自己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由于在认同过程中个体满意地确定了自己与所认同的个人或团体的关系，因而采取了一种与他人相同的行动。认同区别于依从之处，在于个体能够逐渐相信自己所采取的观点和准则，但对这些观点和准则的信仰还不够坚定。如果一个人发现某个团体或个人在某一方面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他就会由于喜欢该团体或该人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采取与其类似的准则或态度，从而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认同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如依从那样），而只是为了和那个人一样。[5]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认同的空间》里，分析了认同的概念，认为认同涉及排斥和差异，是“差异构成了认同”。[6]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对现代认同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许多认同的形成是由于“自我的根源”。自我对善恶认识不同，会造成不同的认同派别。要阐明认同的形成，必须涉及自我的根源、人性的善恶、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影响等。[7]
国内学者在认同问题研究中，对认同的概念也有着多种界定，“认同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8]；认同是“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整个人格发生全面性、持久性的模仿学习”，它是“一种防御性机制，指由于某种动机而有选择地模仿别人某些特质的行为。如模仿他所崇拜或羡慕对象的某些行为”。[9]姚大力提出：“所谓认同，不仅可以从适用于此处全部讨论的那种严格和相当正式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且也可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它看作是部分政治、部分文化和心理的现象。”[10]《辞海》对认同的解释是：“认同一译‘认定’，在心理学上指认识与感情的一致性。认为经过认同，形成人的自我概念。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在人们交往活动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产生内心的默契。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11]
在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对认同的存在状态和基本特点也有一定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认同可以多种共存，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一定情景中建构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认同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必然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导引。[12]杨筱把认同的内容和特点概括为：“一，认同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个人和集体认同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建构的。二，人处于政体之中，制度的变迁会改变个人和集体的政治文化认同。三，理解和解释认同问题需要考虑这些复杂现象。认同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认同随着社会制度、利益的改变可以得到重塑。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多种认同集于一身是可能的。因此，认同概念有三个基本的特点：社会性、可塑造性和可共存性。”[13]张春兴认为，认同是一种社会学习的历程，人格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社会认同转变为自我统合。社会认同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具体包括价值认同、工作或职业认同和角色认同。[14]沙莲香认为，认同是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结合机制的概念，即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怎样互动而维系人格的统一性和一贯性。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从而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因此，这个概念又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15]可以看出，人们是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一概念：有从认同的机制特征揭示认同内涵的；有从认同的功能方面解释认同的，把认同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或以“内化”的观点解释认同，将认同定义为情感、态度、认识的移入过程；有从认同的行为特征上给认同下定义的，把认同看成是模仿学习；有从认同的动力机制的角度界定认同的，把认同定义为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性。[16]认同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不仅仅是个体的体验，还有和群体相连的含义，一个成熟的心理认同的渐进发展是以所属的团体为条件的，团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常的意义。[17]“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它也包含群体的概念，是一项自我的延伸，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这是认同的核心。”[18]应该说，这些定义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认同在某一方面的特征和功能，也关注到了认同中自我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这些定义中，无论使别人被自己同化，还是自己被别人同化的过程，都称为认同。认同的过程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认同”在社会学范畴中也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概念。一般来说，认同与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有意义”的理解相关，这些理解的形成与先于其他意义来源的某些属性相关。认同的一些主要来源包括性别、性别倾向、国籍或民族以及社会阶级。认同有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或个人认同）。社会认同指的是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被看作是表明一个人是谁的标志。同时，社会认同也将该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19]R.詹金斯（Richard Jenkins）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前者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后者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在R.詹金斯看来，社会认同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社会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20]张春兴认为，认同是一种社会学习的历程，人格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社会认同转变为自我统合。社会认同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具体包括价值认同、工作或职业认同和角色认同。[21]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强调“认同所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意义是社会行动者为其行动的目的所做的象征的确认”。对于认同的形成，曼纽尔·卡斯特解释为“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会成为认同”[22]。认同概念的种种描述，至少说明“人的认同问题就是人的种种属性的集中体现”[23]。
在“认同”概念的嬗变中，心理学中的认同通常与“自我”紧密相连，注重的是个体层次，其本义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接纳。在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后，着重用来解释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归属、依赖、联系的状况。社会心理学侧重于对社会认同的心理层面的研究，社会学则侧重于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等社会现象的一致特性的研究，强调人们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对认同的分类研究中，心理学家查理斯·里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将认同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原发性认同，指幼儿期的认同，由于主体几乎与客体没有区别，所以它是未定的；二是继发性认同，即自居作用，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并导致了超我的形成；三是投射认同；四是心力认同。投射认同和心力认同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其中包含了幻想，在幻想中主体投入并吸收、控制客体。[24]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七类认同：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25]汉斯·J.摩尔（Hans J.Mol）认为，认同分为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在个人层次方面，“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层次方面，“认同是一个基本的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值之综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维续自身”。[26]英国心理学家贝特·汉莱密（Bate Hanlaimi）认为，“认同由三个层次展开，即从群体认同经过社会认同到自我认同”[27]，即通过某种认同获得一种归属，从所在的群体获得一种信仰系统，通过这个所在的群体参与社会，得到某种社会认同感，而个人在获得某种社会认同之后，对自我认同有内在的动力，即它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自我参与。
二 政治认同相关研究的进展
在政治学相关研究中，政治认同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学者普遍的关注。对政治认同的含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解释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28]
与政治领域认同问题相关的，主要集中于以行为主义和政治文化理论的从合法性角度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二战”后，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思和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稳定性研究的需要，对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在各方面提出了合法性要求。1960年前后，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合法性成了政治认同相关的重要范畴。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 Set）特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的信仰的能力。[29]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将合法性界定为相信在合法原则界限内当局的统治权力和成员的服从权利。[30]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Jean Mark Quark）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和服从的合法性。[31]德国哲学社会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把合法性看作是一种政治秩序总是要求人们把它作为正确的和正义的事务加以承认，意味着有充分的理由被承认，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32]从以上经典的论述可以看出，合法性的实质是政治权力能否获得普遍认可，即实现政治认同。让·马克·夸克还提出合法性要具备统治者的首肯、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法律的性质与作用三个基本条件。[33]
除了合法性研究中涉及政治认同的问题之外，还有对具体政治内容的认同研究。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等学者，在其相关著作中，从政治制度的属性、政治体制的架构和意识形态的特性等方面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认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对政治认同的类型，《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初级层次，即本能上的认同，如血缘、种族、地域的认同。其二，中级层次，即情感上的认同，如对政治组织的热爱、信赖、追随、亲近、归属等。其三，高级层次即理智上认同，指在理性指导下的认同。[34]王宗礼则将其分为家族认同、部落认同、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认为几种认同既有叠加又有冲突。[35]
涉及政治认同的研究中，还有危机问题的研究，即合法性危机问题。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面临四种危机倾向，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和信仰危机的发生，把信仰问题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所在。[36]卢希安·派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包括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等。[37]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更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未来世界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是认同的冲突。[38]吕元礼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振荡和变化，消解了人们已有的一些政治认同，造成政治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政治信仰、政治信任、政治信心危机等。[39]
中国学者在政治认同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对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上主要有“归属说”“体验说”和“合法性说”。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吕元礼把政治认同界定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认为与人们的政治心理有密切的关系。政治认同包括在政治体制上的认同、政策方面的认同以及对政治思想的认同。并论述了造成政治认同危机的原因及表现，以及克服政治认同危机的方法等。[40]邱柏生认为政治认同是国民对政治组织、机构及其政治权威采取认可和拥护态度的体验，是社会协调、民心安定的表征之一。认为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涉及多种因素，客观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修明程度、政治组织的权威性、政治过程的明晰公平有效、政府现象和效率等都是影响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作者提出国民对政治效能的理解、体验和政治参与及其感受是政治认同感形成的支持因素。[41]对于认同的产生来源上，杨筱注意到了认同的产生与政治的关系，“从个人领域来看，认同是家庭、住所、社区中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在公共领域，认同体现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42]黄相怀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43]，把对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看作是政治认同。
对政治认同的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价值功能的阐述等。如：对执政党新的政治理论的研究（吴家骥：《“三个代表”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学术探索》2002年第3期）、政治认同途径的研究（董雅华：《政治认同：合法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3期），对专门群体的政治认同研究（顾晓英：《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现状分析》，《南通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对政治认同危机的研究（沈远新：《论转型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危机性认同及对策》，《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3期；张振伟：《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削弱和增强》，《兰州学刊》2004年第5期）等。还有较多的是在政治合法性研究中提及政治认同；还有从政治认同的价值，即政治认同对政治稳定的意义所进行的研究等。此外，近几年所进行的社会阶层的调查和研究中，涉及政治参与、社会稳定等问题，如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的《中国社会分层》[44]，周晓虹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45]等。
三 对政治认同相关研究的评价
梳理政治认同及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应当充分肯定这些研究在政治认同的内涵和政治认同的价值上进行的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认识和观点。在相关研究的历史沿革中，西方学者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是从社会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开始，主要描述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在政治学领域，以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为标志，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势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认同研究也大多集中于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一般都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层面进行研究。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政治认同价值的现实意义的研究。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因素和经济视野的关注和分析。其中，邱柏生提出的“体验说”，已经考虑到了政治认同感与政治参与的关联、政治效能对政治认同感的影响等，“体验说”几乎接近到政治认同是政治实践的边缘。
但是，目前在政治认同内涵的研究中，还只是沿用了“认同”的最初意义，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概念界定上的局限，使得在政治认同研究中，尚难以全面把握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社会生活—政治信息—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反馈政治生活的整个过程中政治活动各环节完整、有机的联系。将政治认同仅仅界定为“心理归属”或“体验”，也只是反映了政治认同活动中的一部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政治生活的发生—作用—反馈的联系，也难以反映和把握政治认同中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发生联系和作用的动因、基础、过程、方式、行为和状态等联动机制及其实质。把政治认同界定为对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应该说是点出了政治认同对象的关键内容，但对政治认同的本质未能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在已有的研究中，总体看来，未把政治认同作为主体的能动活动，还只是被动接受者意义上的一种折射或反应。
在已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属于对政治认同的现实价值的评价性研究，尚未形成政治认同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分析框架。政治认同研究中，如何突破静态的、对照的、模仿的、依从的“认同”，还原政治认同的实践的本质属性和政治认同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实践过程，厘清政治认同发生的基础和变迁的关联，把握政治认同的基本状态，建构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框架，是政治认同研究中需要解决和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及技术路线
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命题，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系实现其政治治理的基础和依赖，是政治体系为一定的社会所设立的政治标准和政治方向，也是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规范准则；同时，政治认同也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上一致性的倾向和状态，是社会成员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直接体现。作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的政治关系范畴，政治认同实际上是政治体系的政治要求与社会成员政治愿望及政治行为之间契合的过程和状态。应该说，认同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组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认同都是特定政治生活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中政治体系和认同主体的政治实践的产物，也是他们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过程及结果。政治认同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与现实政治体系的价值取向、政治运作，以及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利益诉求等密切相关。所以，政治认同与否、认同的形式、认同的程度等政治认同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在已有的研究中，政治认同主要是被作为政治心理、政治文化中附属的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涉及，基本上是作为关系政治领域的心理认同的范畴进行讨论的。本书将政治认同定位于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的政治关系范畴，这种关系既涵盖了社会成员政治心理的、意识的和行为的内在联系，又包括了政治体系的价值取向、系统结构、操作运行和治理效能的综合联系。所以，政治认同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实践范畴。从政治认同是实践范畴的界定出发，考察政治生活的总的过程，和影响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从政治认同的内涵和机制的角度，厘清政治认同形成和变迁的基础，概括政治认同表现的基本状态，把握政治认同变迁的规律等，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由于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到目前尚无统一、成熟的范式，本书尝试在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通过对政治认同的发生、过程、条件、变迁和价值的系统研究，形成包括政治认同的概念、内涵、机制、基础、影响因素、认同状态类型、政治认同变迁及政治认同的价值等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体系。在界定政治认同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利益关系为基础，以实践本质为核心，考察政治认同的内在动力、张力关系及外部环境，研究政治认同在形成、稳固、变迁、整合、消解的过程中与各种因素的关联及动态的运动机制，形成对政治认同状态的基本判断；研究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影响的因素和系统的结构，通过政治认同的价值分析和认同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考察，探索政治认同变迁的规律。在对政治认同的动态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廓清政治认同的系统结构和运动变量，研究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等。
研究政治认同问题，就是把政治认同还原于政治生活系统的有机联系之中。政治认同作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体系和完整的组织系统，是和多种社会因素高度关联的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政治认同体系的开放性，是由于政治认同不仅是认同主体本身自发的心理活动，还是政治社会化和认同主体政治实践的某种结果，更是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实践过程。政治认同的系统包括了认同的主客体、认同形成的基础、过程、影响的因素、认同的状态和认同的变迁等各个有机的部分，是受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交互作用影响的复杂体系，具有特殊的、专门的功能价值。政治认同不仅具有心理—意识—行为的内在逻辑联系，还是认知—情感—动机—态度—行为的演进过程；同时，政治认同活动也是一个动态、流变的实践进程，是随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领域的变化而变迁的社会活动。
本书的基本架构设计为：
第一章“导论”，首先交代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提出和意义。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理论关注和现实关注构成了本研究的动因基础；梳理了政治认同相关概念和研究的历史渊源和嬗变，分析了作者收集到的关于认同、政治认同研究成果的积极价值和欠缺的方面；提出并说明相应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第二章“政治认同的内涵与本质”，进行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确立实践性是政治认同的本质规定；分析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提出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处于政治认同活动的核心地位；分析政治认同的基本特性。
第三章“政治认同的过程与基本状态”，提出人的需要产生政治认同的动机，分析政治认同形成的过程；分析政治行为怎样成为政治认同的实践机制。从政治认同的主客体、环境和认同内容的构成方面分析其结构特性；在政治认同变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认同的四种基本状态类型；辨析政治认同系统的内在张力关系。
第四章“政治认同的基础”，从政治认同相关联的社会因素中，阐明利益需求是政治认同的原动力，分析政治文化对政治认同取向模式的规定性，论述政治共识的基础和路径，阐明政治参与在政治认同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
第五章“政治认同的变迁与危机”，从政治认同的内外环境关系中分析影响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分析认同主体的评价过程以及政治变迁的可能状态；分析政治认同危机的内涵、原因及考量标准。
第六章“政治认同的价值和取向”，从政治认同实践的价值功能上分析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而探讨认同的政治的基本规定性。阐明政治认同资源整合的有关问题。
“余论”，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状况的初步判断，说明本题进行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及实践意义。
本书的研究是在梳理、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政治认同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和方法，借鉴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价值、政治发展等学说和思想，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基本工具，尝试政治认同基础理论框架的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采用结构——过程的视角，在结构研究上，把政治认同看成是一个既有层次分工而又系统完整的有机整体，政治认同的主客体以及各种影响要素、政治认同的内外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以政治认同的实践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和线索，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横剖面的共时态考察。从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和影响因素的关联中，通过结构要素的分析和功能分析，研究政治认同的结构体系，考察政治认同系统的结构，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政治过程是一系列活动和实践的变化过程，是变动着的事物，政治过程包括了社会中的人们努力获取和运用合法权利的全部活动。只有研究政治过程，才能把握政治认同活动的基本规律。分析政治认同的过程和机制，是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变迁进行历时态的考察。在政治认同的过程分析中，从政治认同作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本质属性出发，把政治认同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进行动态地考察，分析政治认同的基本状态及变迁；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上，探索政治的认同与认同的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取向。
注释
[1]Richards Jenkins，Social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6，p.7.
[2]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3]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6][英]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7]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许多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8]费穗宇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9]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
[10]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11]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3页。
[1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3]杨筱：《认同与国际关系：一种文化理论》，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16页。
[14]张春兴：《青年的认同与过失》，台湾东华书局、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9页。
[15]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6]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17]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8]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转引自周宪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20]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21]张春兴：《青年的认同与过失》，台湾东华书局、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9页。
[22][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3]王成兵：《对当代认同概念的一种理解》，《学习与探索》2004年6月。
[24]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5][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26]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7]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8]胡乔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29][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30][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31][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33][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4]陶东明：“政治认同”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3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的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3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37][美]卢希安·派伊等：《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参见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1999年4月，第87页。
[3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王圆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39]吕元礼：《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江西人民出版社999年版，第2—4页。
[40]吕元礼：《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危机》，《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5月。
[41]邱柏生：《浅析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复旦学报》1996年4月。
[42]杨筱：《认同与国际关系：一种文化理论》，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47页。
[43]黄相怀：《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政治学解读》，《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2月。
[44]李培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