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
——马修·阿诺德《文学与科学》
一 “词语焦虑”及其研究意义
“词语焦虑”这个说法恐怕还没有人用过。本书主要用它来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这是一种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这种“词语焦虑”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调整和道德重构的一种表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1832—1901）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时的文人在思考道德，也即在分析和讨论人应该怎样生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何种关系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理念、概念和词语上的分歧并不断就此进行论争，导致思想和话语层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令他们深感不安，使他们的写作带上一种明显的焦虑。
这种“词语焦虑”虽然本质上属于语言问题，却更突出地表现在词语层面，并且超越了语言，反映了文化与道德领域的焦虑。研究这种焦虑，不仅可以从中管窥符号体系的重塑过程，还能看到文化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并影响社会变化。
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焦虑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需要进行“精神分析”的病症。但本书所说的“词语焦虑”，却是强调文人的自我意识或觉醒。他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无序不仅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或对话，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和社会思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破坏。
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尽管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仿佛身处巴别塔下，面对词语的混乱，因为难以沟通而焦虑不已，但仍有强烈的理性对话的愿望，努力探索能够共享的意义框架。因此，词语焦虑推动了意义体系的调整和重构，直接地影响了道德体系的重构。
文人的词语焦虑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既普遍又独特的“现象”。
说它普遍，因为它不仅在本书重点讨论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1]还在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乃至与他们常常相左的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卡莱尔批判“空话”，狄更斯讽刺“词语暴政”，罗斯金揭露“假面词语”，穆勒剖析“僵尸信念”，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当然，与这些“圣哲”（sage）相对立或不甚一致的文人也有他们的焦虑，也有他们的救世之心。卡莱尔、狄更斯等人与功利主义者唇枪舌剑，但双方的差别和矛盾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水火不容，往往是激烈的言辞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共识。他们正是要寻找一种可以对话的意义框架。
说词语焦虑独特，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前所未有，而是说在之前和之后的英国文学史上似乎都没有这么突出。当时英国正经历着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很多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理解、表述这些新体验？文人们难免会感到焦虑。至少有四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因素使当时的词语焦虑不同于以往：一是正在形成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影响；二是科学发展和学科分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三是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尤其是对语文学的影响）；四是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影响。
世易语变。借词语或概念变迁来考察社会与思想的嬗变是一条常见的思想史研究路径，也是英国文化批评的传统方法之一，较有代表性的当属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1958）、《乡村与城市》（1973）、《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1976）等研究。不过，威廉斯的研究虽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关键词”，却没有关注词语引发的焦虑现象，只能说反映了他作为研究者自身的“词语焦虑”。还有一些研究也梳理了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词语和观念，如霍洛韦（John Hollaway）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1953）、霍顿（Walter E.Houghton）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框架》（1957）、奥尔蒂克（R.D.Altick）的《维多利亚人及其观念》（1973）等，但更多聚焦在词语和观念上面，没有讨论词语引发的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很多学者也在尝试通过回归词语和观念的历史语境来反思英国的现代化过程，如陆建德先生的《词语的政治学》（《读书》2005年第3期）、黄梅先生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2003）、殷企平先生的《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2009）等。这些研究借助词语或观念来考察世变风移，洞隐烛微，启发了笔者的思考，却仍未能解答这个疑惑：词语（包括那些关键词）为什么会令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感到格外焦虑，以至于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焦虑又如何从形式和内容上影响了他们写作，它对转型年代的道德重构和文化调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便是本书讨论的起点。
二 “词语焦虑”的表现及原因
说到文人的“词语焦虑”，人们最常想到的可能是表述焦虑。罗斯金把文人界定为精通文字之人[2]，卡莱尔将文人限定为以文字为业的作家[3]。与文字打交道，难免会在表述方面产生焦虑。有时为了达意传神，还要字斟句酌，推敲苦吟。浸淫文字越久，就越有可能担心辞令不明，言不逮意。不过，本书所说的“词语焦虑”并不仅指这种表述焦虑，或者说，表述焦虑只是“词语焦虑”这座冰山浮在海面之上的部分。更令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焦虑的是词语的无序状态，用他们常用的说法，就是符号与意义之间出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或“巴别塔似的混乱”。
这种焦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人们意识到他们之间难以对话，尤其是无法在词义上达成一致。唯一能让他们达成共识的就是：很多人都在按自己的理解和意愿使用词语。卡莱尔经常批评当时政治、宗教、道德和文艺评论的用词日渐空洞，言不指物，导致“空话”（cant）泛滥。有人甚至口说空话而不自知，出现了“真诚的空话”（Sincere-Cant）。罗斯金也经常提醒读者注意当时政治话语的混乱，如他在《手拿钉子的命运女神》（Fors Clavigera，1871—1884）开篇所说：“现在一切关于政府的流行言论，只可能是荒谬的，因为缺少对术语的界定（for want of definition of terms）。”[4]这种焦虑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意识到词语的能指和所指出现了一种无序或“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状况，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渴求秩序与对话，竭力探寻权威的或者能够共享的意义框架。马修·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1885）中的那句话无疑带有普遍意义——“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5]。
其次，文人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不仅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对话，还会给大众或整个社会带来危害。他们对“文化与社会”领域关键词的意义变化尤其感到不安，不仅意识到这些变化使他们很难确切地表述自己的意图，而且担心这些变化如果不为世人关注，很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瓦解整个价值体系。由此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自己所用的词义，重新给词语下定义，通过考证词语的源流谱系来批驳他人的用法或流行的意义，有时甚至故意歪解词语以表达自己的主张。霍洛韦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中说，卡莱尔不像纽曼那样严格地使用词语的惯常意义，而是喜欢使用“新颖的、出人意料的、悖论的或极富想象力的意义”。[6]卡莱尔这么做，不只为了语出惊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觉得词语的惯常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得毫无意义，无法表述他的思想。这种打破常规的用词虽然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却也令他饱受指摘。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就看不惯卡莱尔那种天马行空的文风，在《巴彻斯特养老院》（The Warden，1855）中嘲讽他是“悲观的反空话博士”（Dr.Pessimist Anticant），用“无比怪异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写出来的东西都不像英语，居然也让大众趋之若鹜。[7]当时还有更为苛刻的批评。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就指责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一书中“滥用”词语：“离经叛道的人如果不敢直言，自然会捡起一样武器，即竭力颠倒词语的旧有用法，通过混淆正确思维和错误思维的界限，为错误思维铺平道路。”[8]但实际上，重新给词语下定义是卡莱尔等“圣哲”常用的论述方式，是他们词语焦虑的一种体现。而当时的很多读者无法理解这种焦虑，也就自然地把他们的不解转化成了批评和讽刺。例如，《伦敦评论》（London Review）上也有文章讽刺罗斯金，说他喜欢给词语下定义，可就是不懂什么是定义。[9]
最后，这种焦虑还表现在文人对自身角色和词语功用的认知上。小说家乔治·艾略特认为：“任何发表作品的男性或女性都必然起着教师的作用，影响着公众的思想。”[10]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文人都意识到，当时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如政治经济学、功利主义等）不仅改造了词语，还通过这些词语影响了公众的思考。他们要揭露这些词语背后隐含的“利益”和“权力”。在他们看来，词语绝非思想的外衣，而是思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词语，有什么样的词语也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词语问题既在词语之中，又在词语之外，人们的思考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遭到词语“绑架”。要想正本清源，就得守护词语。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之所以会在词语方面产生焦虑，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觉察到词语的无序状态会带来种种破坏。这种无序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符号与意义（或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出现了松动甚至断裂。牛津大学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就曾暗示过这种状况。他在童话《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Glass，1871）中写了一位名叫昏弟敦弟（Humpty Dumpty）的蛋形人，这位名字怪异的“语文学家”与小女孩阿丽思（Alice）有过一番对话：
昏弟敦弟说，“哼！我要用一个字眼儿啊，我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也不多也不少。”
阿丽思说，“咱们要问的是，你能不能拿字眼儿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
昏弟敦弟说，“咱们要问的是，到底谁做主——就是这点儿。”[11]（赵元任译文）
就是这点儿：到底谁做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谁掌握话语权，还涉及整个语言符号体系的有效与否。如果词语真能“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就说明使符号和意义形成原有关联的那些因素已经失效了。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指出，词语的意义需要“普遍使用，大众认同”，即便是权倾天下的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新词，因为词语与观念之间长期稳定的关联已经让人觉得“形同天然”（natural connexion）。[12]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专门拿出一卷来讨论词语：
如果考虑一下各种知识、论述和谈话，是怎样因草率、含混的用词而纷争不断、混乱不止，也许就会觉得深究一番还是很有必要的。[13]
他分析了种种“滥用词语”（the abuse of words）的情形，认为人们在讨论道德时尤其爱用毫无意义的词语，导致言谈中“充满了空洞而无法理解的喧哗和胡言乱语”。[14]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也在其《伦理学简史》中说，有些古希腊的“智者”荒谬地认为伦理词语的意义可以由哲学家或统治者来赐予，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道德概念还能称得上概念，我们的道德词语还能称得上词语，那么它们的使用就肯定有标准。除非有规则来制约它们的使用，而这些规则又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并且是由社会确立、为社会共享的，否则它们不可能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15]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恰恰意识到，不管是“大众认同”还是“社会共享”都已经很难做到，同一词语在不同文人笔下经常有不同的所指，更不用说原本就指涉复杂观念的伦理词语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词语无政府状态”，也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松动、断裂和重生，既受社会变革的被动影响，也受文人主动重构意义体系的影响。词语原本就有多义性，作者与读者在词义上达成的共识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吉利恩·比尔（Gillian Beer）所言，作者在用词时会选择某种意义并排除其他意义，但在不同的读者心中或不同的语境之中，作者希望被排除的那些意义也有可能被激活。[16]这就容易导致误读。更何况，有时还会有故意的“误读”，像罗斯金重新“原富”，就是故意打破原作者试图建立的关联，意在引起读者的警觉和思考。再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变革、科学进步、学科分化等难以控制的力量对词语的冲击，文人心中那种能够表述道德关怀的共享话语体系似乎很难实现。用什么来讨论道德？怎样说才能让大家听懂？这令当时的文人焦虑不已。词语的无序状态也就加剧了穆勒所担忧的那种“知识无政府状态”（intellectual anarchy）[17]，或卡莱尔所说的“巴别塔似的众声喧哗”（Babel-like confusion of tongues）[18]。
巴别塔无疑是当时文人思考词语状况时的突出意象。穆勒就曾将学界各种难以沟通的话语称作“方言”（dialects）。[19]不过，巴别塔这个比喻虽然生动，却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的文人有时并不像这个典故所暗示的那样自说自话，无法沟通。在混乱的表象背后，往往能够看到潜在的对话。当他们在批评他人对词语的“误用”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他人所指的意义，这时的词义之争往往也就成了观念或思想的对话。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不仅在书中不断回应某某先生或某某报刊，还时刻注意词义的共享范围。当他谈到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有着不同的表述语言时，他会说用“我们最熟悉”或“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词语来说”[20]是如何如何。显然，这里的“我们”在他看来是有可以共享的意义框架的。这种共享的意义框架正是变革时代的文人所寻求的目标之一。
穆勒担心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断裂后，消失的不仅是词语的意义，还有词语所维系的情感和信念：
用来承载观点的那些词语不再表达意义，或者只能表达一小部分原有的意义。原本生动的观念和富有生命力的信念，沦落成了死记硬背的词语；如果说意义还没有完全死去，那也只剩下了空壳和外皮，精华已经消失殆尽。[21]
在他看来，很多伦理观念和宗教信条已经因此沦为“僵尸信念”（dead beliefs），普通人“听到这些信条的声音，会习惯地表示尊重，但不会由此迸发出情感，渗透到词句所指的事物之中，进而迫使心灵摄入这些事物，使之与那些熟悉的词句对应起来”。[22]于是，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此时都不再关心词语的内涵或外延，他们只是需要用词语的空壳或这个空壳所能引起的日渐模糊的联想，来维持原来的社会活动。这自然会打消人们思考的动力和胆量，思想变得懒惰甚至麻木。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穆勒曾在《逻辑学体系》（System of Logic，1843）第六篇《精神科学的逻辑》中谈道，“语言会影响人的联想”。[23]也即，有时候真正对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观念自身的意义，而是表述观念的词语所引起的各种联想。这就很容易导致词语或观念自身意义的空洞化。
能指与所指关联的断裂对情感和精神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甚至会瓦解个人与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毕竟，语言不仅是思考的工具，更是思想的载体。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考的内容、方式和范畴，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2）中所说，“我语言的边界也就是我世界的边界”（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24]。
词与物、词与观念之间关联的松动甚至断裂，不仅会加剧维多利亚时代饱受非议的虚伪话语，如纽曼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中讽刺的那种口是心非的用词（“没有什么比用一个词，却又不用它来表达什么更容易的了”[25]）或卡莱尔批判的那种没有灵魂的“空话”，还会使人更容易被罗斯金所说的“假面词语”（masked words）所蛊惑。罗斯金认为，“词语若不加看管，有时会带来致命危害”，欧洲人就已经被一些“假面词语”给操纵了：
没有人理解它们，但人人都在用，绝大多数人还会为之战斗、生活甚至牺牲，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对他们很重要的这种、那种或其他事物，因为这些词都穿着变色龙的外衣，可以变成任何人心中所幻想的地面颜色。它们就趴在地上，等着一跃而起，把人撕碎。从没有猛兽像这些假面词语这般狠毒，从没有外交家像它们这般狡猾，从没有投毒者像它们这般致命。它们是众人的思想的贰臣。不管一个人最珍视的幻想或喜好是什么，他都会交给他喜欢的一个假面词语替他去打理；而这个词也就最终对他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你若想接近他，只得通过这个词的襄助。[26]
罗斯金在其著作中多次辨析当时思想领域的“假面词语”，认为欧洲人正是在缺乏明确概念的情况下假装自己在为它们而奋斗，或被诱导着为它们而奋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这也是一个并不鲜见的历史教训。
此外，上述关联的断裂还容易导致狄更斯所说的那种“词语暴政”（the tyranny of words）。能指与所指关联的含混或断裂，不仅减弱了人们对词语暴政的防御能力，而且便利了人们对词语施行暴政，如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中所说，“我们爱说词语的暴政，但我们又何尝不喜欢对词语施加暴政”。科波菲尔在小说中说这句话，是讽刺人们在某些重要场合说话时喜欢堆砌一些意思重叠的词语，“只要能把这些词语拉出来排成长长一列，又何必在乎它们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必要呢”。[27]
不过，“对词语的暴政”显然不止这一种。狄更斯经常描写人们如何对词语实施“暴政”，也即任意改变词语的所指（在消除词语的既有意义之后填入自己的意义），进而借这些词语形成对他人的“暴政”。这种“暴政”最初或许只是借词语表达一种意向上的专制，但也很有可能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借助道德习俗、法律制度而形成实际的专制。这时候，“谁做主”就是个大问题了。
既然词语的意义可以由我做主，也就不难像《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3—1844）中的伪君子佩斯匿夫那样，用冠冕堂皇的词语为自己谋利或欺压他人。狄更斯在小说中反复说佩斯匿夫是位有德之士，从而强化了反讽的意味。例如，叙述者曾一本正经地说：“佩斯匿夫先生是位有道德的人，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一个情操高洁的人，一个言谈高尚的人。”[28]句末的突降把佩斯匿夫的道德降格为言谈。这位伪君子有两个习惯，一是将词语与其意义分离开来：“佩斯匿夫先生有个习惯，就是不管想到什么词，只要听着悦耳、能让句子圆满就行，不太在乎它是什么意思。”[29]二是虚伪地使用道德词语：“世上再也没有比佩斯匿夫先生更有道德的人了，尤其是在谈话和通信的时候……他堪为楷模，比习字帖里的道德箴言多多了。”[30]比言辞虚伪更严重的是用道德话语来压制他人。当佩斯匿夫说要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社会权威，要“替天行道”，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佩斯匿夫显然不是孤例，而是一种类型或倾向的代表。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话语备受诟病，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甚至嘲讽说“讲道德的男人通常都是伪君子”[31]。虽然虚伪的流行说明道德话语还有着表面上的权威，但已经潜伏着崩溃的危险。当时有位语文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词语的不道德”（the immorality of words），也即“用高尚的词语来命名可耻的行为；为了让罪孽不受谴责，有时甚至给罪孽披上美德的外衣，即便不这么做，至少也要掩盖罪孽原有的丑陋”。[32]文人批判词语的无序状态并努力重构意义体系，正是要消除“词语暴政”和“对词语的暴政”得以滋生的土壤。
三 “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词语的无序状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备感焦虑，他们认识到不仅要揭露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更要重构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乔治·艾略特所言，词语有名无实，就像让体衰力竭之人强承旧重，会带来更大的危害；生活中无视这种词义变化，就会造成思想对现实的误读，甚而会“颠覆社会的准绳，也即对善恶的判断”。[33]这种意义体系重构的过程，也是道德重构的过程。
虽然19世纪英国的伦理观念总体上没有出现“革命性”变革，但一些原本为道德所许可的行为已经不再顺理成章，新社会需要的某些德性得到了格外的强调，而构成原有道德体系的许多概念开始引起争议，部分伦理术语甚至失去了其社会指代。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在20世纪初回顾说：
我们从未像法国人在其恐怖统治时期那样割裂传统，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打碎传统都没有过，但所有起维系作用的观念都淡化了，旧的习俗纽带或者已经松动，或者完全松开了。[34]
这种淡化和松动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价值失范和权威真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对此格外警觉，反复考辨那些重要概念，界定表述那些概念的词语，探索词语的使用规则，进而把握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穆勒很反感当时流行的各种“模糊的概括”（vague generalities），主张明确界定词语的“边界”，并在主编《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时竭力保持他父亲和边沁“那种值得尊敬的文风，讲求表述精准、意义明确，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藻和模糊的概括”。[35]
文人们开始反思、讨论并重新界定伦理术语的意义，说明他们认为道德出现了问题。如卡莱尔所说，英雄的时代不是道德哲学的时代，当人们开始思辨德性的时候，道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36]而且，他们对道德、宗教、政治领域关键词语的分析，即便只是学理层面的探讨，也都暗含着对社会甚至权威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又意在建构新的社会理念。例如，卡莱尔重新界定“社会”（society），不只在探索新的社会需要哪些基本原则来维系，还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中世纪社会理念的弘扬。当然，他并不是要回归中世纪，而是主张现代社会应该延续中世纪那些更有人情味的社会理念，或毋宁说，他根据现代社会的弊病从古代文化资源中建构出来一种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他们的词语焦虑，也就可以管窥他们是如何为新社会建构道德的。
或许有观点认为，只有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才可能谈得上道德“重建”。的确，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政治、道德、文化领域的“革命”，与欧洲大陆相比，它似乎走了一条平稳渐进的变革之路，史学家们常用“改革的年代”（age of reform）、“改善的年代”（age of improvement）、“平衡的年代”（age of equipoise）之类的说法来概括这段历史。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经历大变革。评价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除了要看参照物，很多时候还取决于将镜头拉近还是推远。当时的许多文献都凸显了关于变革的焦虑。穆勒就认为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之一”（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s），包括人们思想和“整个社会构造”（the whole constitution of human society）的变化。[37]出生于19世纪的史学家扬格（G.M.Young，1882—1959）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用“大变革”（revolution）来描述那段历史。[38]
而且，当时的很多文人也都意识到，人们因身处变革时代而焦虑不已。卡莱尔在《时代特征》（“Characteristics”，1831）一文中将这种不安称作“self-conscious”[39]，人们开始和自己对话，疑虑重重地谈论“时代精神”等话题。穆勒的长文《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31）正是从解释这种“现场”感受开始的：
“时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新奇的表述。我不认为能在五十年前的任何著作中碰到它。诚然，将自己身处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进行比较，或与我们想象的未来时代相比较，这种念头哲学家早已有过，但它从未成为任何时代的主导观念。
它基本上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观念……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被让人难以察觉的渐变给掩盖了，而且悄无声息，早在被普遍感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事实突然显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仿佛从梦中惊醒。他们不知道别人脑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甚至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0]
于是，以“anarchy”（无政府）为首的表示混乱的词语成了19世纪英国文人的常用词语，用来描述政治、伦理、宗教、知识等各方面的“无政府状态”。该词源自古希腊语“anarchos”，意指“没有领袖”，于16世纪进入英语后，既指没有政府或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也泛指各种缺乏权威的状态，如道德、精神、情感、语言等领域的混乱。到了19世纪，这个词甚至成了文人的一种修辞手段，用来描述让他们心神不宁而又无法言说的混乱，借以表达重构权威与秩序的迫切要求。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它视作“文化”的对立面，卡莱尔则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将它视为世上“最可憎的状态”[41]。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在《穆勒与人生的目的》一文中说：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病是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一种憋闷的感觉。那个时代最优秀和最有天赋的人，如穆勒和卡莱尔，尼采和易卜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求更多的空气和更多的光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恐惧症则是旷野恐惧症（agoraphobia），人们害怕解体，害怕没有方向。他们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没有主人的人那样，寻求能够阻挡大海狂涛的堤坝，寻求秩序、安全、组织、清晰可辨的权威；人们害怕会有过多的自由，那将使他们迷失在一个巨大的、孤独无助的真空之中，一片没有道路、地标或目的地的荒漠。[42]
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虽然要求空气和光亮，却也没能克服现代人的这种旷野恐惧。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深层原因，是变革年代那种难以掌控的无政府状态。正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当时思想界常谈“摇晃的小船”形象，即道德、思想、文化的传统如挪亚方舟般漂浮在可怕的破坏力量之上。[43]这种针对传统存续而生的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使文人更加关注词语。词语焦虑实质上是社会文明和生存状态引发的种种焦虑的延伸。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试图将政治、社会和伦理价值体系从混乱无序中拯救出来，而词语就是他们用来抵制或抑制那些焦虑的重要手段。
因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来说，词语既是阻挡狂涛的堤坝，又是获取空气和光亮的窗户。诚如当代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由词语来拯救》（“Salvation by Words”）中所言：
词语构成了我们道德存在（our moral being）的最根本的构造和材料。这是因为，我们要借助符号体系来表述自己的存在，而词语不仅是最为普遍使用和理解的符号，也是最精炼、最雅致、最细腻的符号。我们成了使用文字的动物（verbal animals），也就成了有精神的动物（spiritual animals）。只有借助词语才能做出最根本的区别。词语就是精神。[44]
四 “词语焦虑”的独特性
“词语焦虑”自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当时的伦理学家西季维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在其《伦理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1886）中就谈到古希腊也有类似的现象：古希腊“智者”常被看作教授“词语艺术”的人，但苏格拉底却发现这些智者在谈论“正义”“节制”等词时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指的是什么，不知道所用术语的真正含义。[45]就在18世纪，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还记录过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词语焦虑：“他非常反感他那个时代谈不上任何收敛的一种普遍放纵：不仅频造新词，在用词时还经常使用与其通常意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又经常是极其荒诞不经的。”[46]但在19世纪的英国，文人的词语焦虑已经成了一种更为普遍且突出的现象，受到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萌芽，但没有如此明显地发生作用。
正在形成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影响。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新体验，该如何把握并表述这种经验？那些新出现的词语或旧词新义，常使还未摆脱“前工业社会”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就像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中那位乡间磨坊主所感受到的：“现如今这世道太乱了，到处都是让人稀里糊涂的字眼（unreasonable words）。”[47]
不仅社会变化会影响词语，看社会的方式有了变化，也会引起词语变化。[48]而文人们又反过来通过词语变化理解社会及价值观念的转变。
罗斯金就看到了现代文明对城市与乡村这对概念的扭曲：“乡村”（country）原指有田野树木的地方，但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个词语却令乡村居民蒙羞；与“城里人”（townsman）相对，对乡民的指称大都暗含着粗野、缺乏教养的意思。他不满地说：
我们有点过分沉默地接受了词语的这种用法，或者说认可了它所暗示的贬义，好像乡下人就必然且自然地粗野，城里人就必然且自然地文雅。但我却觉得，在世界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活方式引起的评价可能恰恰相反。新的社会现实也许会促使我们采取另一种用词方法，我们可能会说：“某某特别文雅善良——颇有乡下人气息（rustic）；而某某非常粗野，缺乏教养——很有城里人的做派（urbane）。”[49]
罗斯金还常借“方言差异”来批评时弊。他在《劳动》（“Work”，1865）一文中强调了与“劳动”相对的“享乐”（play）在当时的怪诞意义——“因病不出工”也算享乐。他说，英国的“享乐阶级”有三大娱乐，除了挣钱，绅士们还钟情骑马打猎，女士们则讲究穿着打扮。但这一切无不需要劳工的付出：
珠宝匠人为了精雕细琢而视力下降，织工们为了纺纱刺绣而双臂劳伤，铁匠们则因长期围炉劳作而呼吸困难。他们知道什么是劳动。他们承担了所有的劳动，却没有享受任何娱乐。他们唯一可以享受的“娱乐”，就是在烟尘弥漫的北部，把因病不出工叫作“享乐”。[50]
罗斯金在这里用了“play”一词的双关意义。尽管“不劳动”这层含义最早可追溯至莎士比亚时代，却是在19世纪得到了更多的使用，而且有了新的所指，如工业区的罢工、失业等。
科学发展与学科分化的影响。19世纪的科学发展对宗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只是众多的火药桶之一。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宗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只涉及信仰，还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伦理体系。宗教的式微让很多人感到茫然无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一个尚无力诞生”（马修·阿诺德诗句）。相当一部分伦理词语的意义因此出现了含混，而重构意义的过程也充满了焦虑。卡莱尔对“劳动”的强调，乔治·艾略特关于“责任”的论述，都是在信仰危机中通过重构意义来挽救道德。这种重构既是他们焦虑的表现，也是他们抵制焦虑的手段。
此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新概念和新术语，很多都进入了日常语言和文人话语，不仅影响着词汇的构成，也改变着思想观念。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在《一种文化：科学与文学》中指出，科学术语在语言中占的比例很大，但大部分都已经脱离了专门的科学含义，进入了日常话语，人们频繁使用而不自知。例如，“地球引力”不再是牛顿的术语，“相对论”也不再只归爱因斯坦专用。[51]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也感受到了自然科学日渐拥有的权威地位，常在其社会批评或文学创作中借用自然科学的术语，而自然科学的传播者也常借文人的语言和修辞来增加其说服力。迈尔斯（Greg Myers）就分析过卡莱尔、罗斯金等“社会预言家”的语言与19世纪物理学话语的相互渗透和影响。[52]不过，对人文思想来说，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术语丰富了人文学者的修辞和想象，乔治·艾略特就常在小说中使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而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术语的流行也不可避免地挤压了一部分词语的神秘意蕴，卡莱尔就曾以“电”这个词为例说，“科学如果遮蔽了那伟大、深邃、神圣、无边无际的‘不可知’（Nescience），就是贫乏的科学”[53]。
在卡莱尔等人看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日渐强势的自然科学会将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人文社科领域，结果可能是失大于得。19世纪正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受自然科学和数学语言影响日深，为追求专门学科或精密科学的地位，经历了“去神秘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压缩了词语的神性和伦理维度。这些社会科学又和自然科学一道，将自己的观念和词语扩张到人文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卡莱尔所说的心脑分裂和“知识的偏颇”。纽曼指责政治经济学把手伸到伦理范畴，卡莱尔批判机械思维侵权越界，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
面对着词语的人文空间不断被压缩，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在其著述中反复考证词源、辨析词义，强调了解词语的现状和历史。毕竟，传统就在词语之中。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书名就体现了写作意图，他还在书中特别提到要关注“僵死的隐喻”（dead metaphor），因为它们也曾是充满活力的词语，承载着人类历史的变迁。[54]
历史意识的影响。这与19世纪历史学、语言学的发展以及英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特伦奇（Richard Chenevix Trench，1807—1886）。这位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神学教授，也是一位语文学家（philologist）。他的《我国英语词典的若干不足》（On Some Deficiencies in Our English Dictionaries，1857）直接催发了后来《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编纂。[55]这部19世纪中叶开始编纂的大词典也的确贯彻了他所要求的“历史原则”，揭示了词语承载的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英语史”。他在之前发表的系列演讲《论词语研究》（On the Study of Words，1851）已经明确地提出要研究英语语言的历史，主张了解词语的用法、源头和差别，因为词语是“历史或伦理的化石”，“承载着历史事实或人类的道德常识；即便道德感走入歧途，它们也能观察并记录下来”。[56]他还向同代人提出，不仅要了解词语的历史，还要关注词语的现状：
一个时代的性格和道德状况，经常体现在这个时代新出现的词语或旧词语的新用法之中。[57]
特伦奇等语文学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日渐增大。著有《语言科学讲座》（Science of Language，1861，1864）的牛津大学语文学教授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显然影响过罗斯金对词语的关注，罗斯金曾在演讲中建议读者细致地阅读缪勒的这些讲座。他在《报以灰尘：政治经济学散论》（Munera Pulveris，1862—1863）中强调青年人应学习词源知识，并在该书一处脚注中详细阐述了了解词源的重要性：考察词语的历史变迁既是发掘真知灼见的前提，又能使思考更加全面和深入，因为清晰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深度思考，而教育的功用就是让人学会词约指明，避免“意义含混的冗词赘言”（loose verbiage）对思想及行为的破坏。[58]他还在《国王的宝藏》（“Of King's Treasuries”，1865）、《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1843—1860）等作品中多次谈到，遇到有疑问的词语，一定要耐心地穷追其义，这有助于增强性格的力量和精确度，避免词语方面的轻率粗疏（verbal carelessness）造成的危害。[59]
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影响。文学自身的嬗变也加剧了词语引发的焦虑。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仍有很大的影响。约翰逊博士在谈17世纪诗人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的用词时说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外衣。”[60]虽然他是在强调语言会影响它所表述的思想，但也反映了18世纪很有代表性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不仅疏远了语言与思想的关联，还设定了二者的主次关系。而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则在社会观和语言观上都强调“整体”“有机”，将语言与思想视为一体，把它们看作同一事物在不同维度的存在形式。卡莱尔就曾在《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1）中反驳说：
人们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但实际上更应该说，语言乃是思想的躯体（Flesh-Garment），是思想的肉身（Body）。[61]
可以说，卡莱尔的语言观是语言、思想、现实的“三位一体”。也即，改变语言，就会改变思想，也自然会改变社会，如他在《鲍斯维尔的约翰逊传》（“Boswell's Life of Johnson”，1832）一文中所言，“名称的确会改变现实”。[62]卡莱尔、乔治·艾略特等人都相信词语能够改变人，如《米德尔马契》的叙述者所说：“准确的词语总有一种力量，以其明确的词义感染我们的行动。”[63]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也持这种观点，认为词语不仅影响认知，还影响行动，“改变概念，不管是修正现有概念、促成新概念还是摧毁旧概念，都是改变行为”。[64]
这样的语言观必然会引起文人对自己时代语言状况的不满，卡莱尔就经常抱怨当时的词语指向的不是真实而是虚名。[65]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衰退”已经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如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所言：“我们用的词，一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而另一半是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愚蠢和自负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个词。”[66]这时词语引发的焦虑已经更为直接地指向了对“存在”的担忧。
五 现象与个案
研究作为现象的词语焦虑，自然要从具体的词语和作家谈起。本书重点讨论七个关键词：卡莱尔界定的“文人”（man of letters）和“社会”（society），乔治·艾略特探究的“责任”（duty），狄更斯描述的“贫穷”（poor/ poverty），罗斯金辨析的“财富”（wealth）和“绅士”（gentleman），穆勒阐释的“自由”（liberty）。这些词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的关系。正如史学家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1888—1960）所言：“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其主导性的词汇，它们似乎统治了人们的思考。”[67]本书讨论的七个主导性的词语也都指向了当时文人极为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用什么来维系这个正在形成但又前途未卜的现代工业社会？具体来说，是靠忠诚孝悌、习俗制度、个人利益（“看不见的手”）还是其他纽带？文人们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这就涉及批评（现实社会存在哪些问题）与建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本书将分章讨论这七个关键词，每个词都以某位文人的论述为中心，并分析对该词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以及文人们围绕该词所形成的讨论，也即尝试回到当时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语境。
第一章探讨卡莱尔对“文人”功用的界定。他之所以将文人视为“英雄”，看作“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守护词语有助于维系社会。对社会的认知是伦理思考的起点，第二章便分析卡莱尔对“社会”的理解。现代学者说维多利亚时代“发现”了社会，就是因为当时正是社会学逐渐形成的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关于社会的理论。穆勒、乔治·亨利·路易斯（G.H.Lewes，1817—1878）、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人都主张通过科学地分析社会来重构社会秩序。卡莱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重新诠释何为社会，指出这些没有“理念”的“理论”很可能会瓦解社会。他提出的“社会理念”（Social Idea）也就是理想社会的原则，这个理念格外强调了维系现代社会所需的伦理和精神纽带。
对于这些纽带具体是什么，文人们往往各执一词。卡莱尔提出了“爱”，穆勒谈到了“国民性”，乔治·艾略特则强调“责任”。在她看来，“责任”既是维系社会的伦理纽带，又是精神纽带。第三章探讨她是如何在责任观念的宗教意义淡化后重构其伦理意义，使之成为一种维系社会的观念的。
乔治·艾略特试图调和“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思考的重心是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而狄更斯思考的重心则是社会应该怎么做才能使个人感到幸福，他发现有些问题单靠强调个体良心是很难解决的，还应改善制度和风俗。正如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所言：“道德是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以及同侪当时的情感。在一个吃人的国家，吃人是道德的。”[68]第四章分析狄更斯如何借“贫穷”来抨击当时的制度和道德风气造成的“词语暴政”。
“贫穷”并不是伦理学术语，但在那个“艰难时世”，却暗含着常被人忽略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色彩，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涉及的正义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道德偏见和情感疏离。与它相对的“财富”也是19世纪英国文人话语和习用语言中的热词。第五章讨论罗斯金如何“改写”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定义。他通过恢复该词已经消失了的伦理意义，指出政治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在“去道德化”的过程中给伦理思想造成的危害。
“唯有生命才是财富”（There is no Wealth but Life）。[69]这就是罗斯金给财富下的定义。他不仅谈到个人如何使生命充满活力，还谈到如何实现“共同富裕”（commonwealth），也即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而又充满活力的状态。第六章谈罗斯金对“绅士”的重新界定，他认为借绅士理念来重塑国民品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第七章涉及穆勒在《论自由》和《逻辑学体系》中分别讨论的社会自由和意志自由。“社会自由”在划分群己权界以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个人自由的前提就是“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s）和“社会德性”（social virtues），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伤害他人。“意志自由”则强调个人具有自我塑造的能力。这“两种自由”都劝导人们“从我做起”，对第六章罗斯金探讨的国民性陶铸问题是一个补充和佐证。
结语将结合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留学英国的辜鸿铭（1857—1928年）展开讨论。他的言论也可以看作维多利亚时代文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回响。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这个话题，辜鸿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作为终点，辜鸿铭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能体现本书所论文人思想的“海归”学者，从他身上可以管窥这支另类“西学”在当时不受国人待见的原因。作为起点，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框架”下复兴的那些“国学”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文人如何反思现代化过程，还有助于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建构和文化调整，重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这一语境中的价值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辜鸿铭出生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十四岁前往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深受19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不像严复等留英学者那样在出国前就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和明显的救亡意识。单从“思想框架”上看，甚至可以说辜鸿铭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人。他后来在南洋得遇马建忠，回国入张之洞幕府，任教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断研读中国经典，以皈依者的心态和热情仰慕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却始终没有摆脱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框架”。他时而自觉、时而不自觉地用着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眼光和话语，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解决现代文明危机的良药。这是他能如罗家伦所说“搔着人家的痒处”的根本原因，但他既不像罗家伦所说“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也不像赵凤昌所说“辄出西学以折西人”[70]，而是用西方眼光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应对西方文明弊病的资源。这自然也是他在近代中国显得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深层原因。但这种受拘囿或有选择的眼光，反倒使他有了一种超越，既能看到当时国内引入“西学”改造国民性的两难境地，又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文人话语内外有别的矛盾。
随着清末民初以来“西学”的输入，大量原产自西方的词语和概念已经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很多时候，离开了它们，我们不仅会失语，甚至无法思考。诚如约翰逊博士在其《英语词典序》中谈到翻译对语言的影响时所言，这些外来的词语不仅改变了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且改变了大厦的内部构造：
单个的词语可能会成千上万地涌进来，语言大厦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新辞藻立刻就会改变很多东西；它改变的不是构成大厦的一块块的石头，而是柱子的次序。[71]
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开始考察舶来概念和词语的来龙去脉。这种“词语焦虑”也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过程而重构符号体系的一种表现。回看当时不受待见的辜鸿铭，或许能够找到更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以上是总体的思路，在具体的个案中，也有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卡莱尔说“文人英雄”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人物”。这个说法常被引用，却很少有人解释这里说的文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被看作英雄，在现代社会中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很关键，因为“文人”在19世纪英国并没有固定的所指，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含混概念，也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
关于卡莱尔的社会思想，以往的研究也存在误区。例如，对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够重视，过度强调卡莱尔社会批评中的悲观态度。实际上，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等作品貌似厚古薄今，重心却是探讨古今的传承与延续。他用旧衣新织、凤凰涅槃等比喻来描述社会发展，认为消失的只是躯壳，灵魂早已渗入新壳之中。这种乐观态度反倒有助于当时人们接受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摆脱信仰失落和社会剧变带来的绝望心情。
在理解乔治·艾略特对责任概念的阐释时，不应忘记，19世纪的“责任”已不再只是一个词语和概念，更是一种“话语”。乔治·艾略特辨析责任概念，也是要消除狄更斯所说的“词语暴政”和“对词语的暴政”。
狄更斯常被看作“情感激进派”，用激烈的言辞抨击社会中的不公不义现象，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这是文学对现实的虚构和夸张，当不得真，至多算是“道德神话”，但他们忽略了情感本身就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狄更斯的小说在当时大受欢迎，它们所表达的情感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这些情感或当时人们的“现场”感受本身就是重要的史实。此外，吃喝场景在狄更斯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看似平常的吃喝其实也与意识形态盘根错节，不仅影射了“饥饿的40年代”贫苦民众的现实需求，还揭露了冷漠的社会风气以及济贫法、政治经济学背后的伦理取向。
罗斯金的“原富”并没有止步于考察“财富”一词的源流嬗变，还深刻地指出了它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他在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之前就谈到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问题，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一样指出了现代社会人们渴求金钱的根本原因。
身为富商之子，罗斯金在阐释“绅士”这个概念时也有矛盾和迟疑，但他那种颠覆性的诠释，直接将绅士理念与国民品格陶铸联系在一起，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文人是如何借助传统文化来改造国民性的。
第七章写穆勒的词语焦虑，原本是想作为一个“反例”，因为无论是从观点还是从文风上来说，他都与前面几章谈到的卡莱尔、罗斯金、狄更斯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实际上，他有一种难得的平衡能力，既能看到这些文人的不足，又能欣赏他们的长处。这一章主要论述他所说的“社会自由”（强调社会德性）和“意志自由”（强调自我塑造）对当时的国民品格陶铸的意义，同时也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穆勒认为应该如何摆脱他所说的“知识或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他是如何评价逻辑分析语言和诗性语言的？他创造的“性格学”一词对塑造国民品格有何意义？
结语将辜鸿铭的言论看作维多利亚时代文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回响，意在论证两点。一是辜鸿铭主要是以维多利亚时代某一派文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的，属于另一种“西学”。二是辜鸿铭的这些思想在当下可能比在当时更有“实用”价值。其中也涉及一些仍有争议的问题：卡莱尔真是辜鸿铭留学英国时的导师吗？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思想对辜鸿铭的影响有多大？他谈的“中国人的精神”与当时国内关于国民性的讨论有什么异同？
注释
[1]这些作家大多拥有多重身份，或主编报刊，或担任公职，或在大学任教。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某种称谓，通常也就意味着要强调他们的某一方面。从作品形式或体裁上说，他们都属于“散文作家”（prose writers）。这里的“散文”是广义上与诗歌相对的文体，包括小说和非小说。从内容或题材上说，他们又常被称作社会批评家、道德家、预言家、圣哲等。本书称他们为“文人”（man of letters），一是强调他们的词语焦虑，二是突出他们的道德思考。
[2]John Ruskin,Sesame and Lilies,Unto This La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London:Cassell,1907,p.22.
[3]Thomas Carlyle,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Centenary Edition,ed.Henry Duff Traill,London: Chapman and Hall,1893,p.155.
[4]John Ruskin,The Works of John Ruskin,Vol.27,ed.E.T.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
[5]Matthew Arnold,“Literature and Science”,in Discourses in America,London: Macmillan,1912,p.90.阿诺德这句话源自他与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12—1895）的争论，他在这里反复说“他说的是……他想让我说……我的意思是……”，很能反映词语焦虑对文人用词的影响：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我说到了解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赫胥黎教授说这就是要了解文学（literature）。文学是个大词，可以指任何文字写成的或书中印刷的东西。因此，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是文学。我们从书本中得到的所有知识都是文学。但赫胥黎教授所说的文学，指的是纯文学（belles-lettres）。他是想让我说（He means to make me say），了解现代各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就只是了解他们的纯文学。他说，这不足以用来批评现代生活（a criticism of modern life）。但正如我说了解古罗马，不是说（I do not mean）只需要了解那些拉丁文的纯文学作品，而不考虑罗马的军事、政治、法律和行政；正如我说了解古希腊，我的意思是（I understand）了解她作为希腊艺术的提供者，了解她作为自由地、正确地使用理性的向导，作为科学方法的向导，了解她作为我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奠基者——我的意思是了解她的所有这些方面，而不只是了解一些希腊诗歌、史书、论著或演讲——了解我们现代民族的知识也应如此。我说了解现代民族，我指的（I mean）不只是了解他们的纯文学，还要了解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这类人的思想著述。（pp.90-9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John Holloway,The Victorian Sage,New York: Norton,1965,p.41.
[7]Anthony Trollope,The Warde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94.
[8]Jules Paul Seigel ed.,Thomas Carlyle: The Critical Heritage,New York: Barnes & Noble,1971,p.188.
[9]J.L.Bradley ed.,Ruskin: 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294.
[10]George Eliot,Essays and Leaves from a Note-Book,Honolulu,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2004,p.278
[11]Lewis Carroll,The Annotated Alice: The Definitive Edition,New York: Norton,2000,p.213.
[12]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ed.Roger Woolhouse,London:Penguin,2004,p.36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3]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392.
[14]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438.
[15]Alasdair 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p.24.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6]Gillian Beer,“Problems of Description in the Language of Discovery”,in George Levine,ed.,One Culture: Essays in Science and Literature,Madison,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p.41-42.
[17]J.S.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an,ed.Alan Ryan,New York: Norton,1997,pp.7,9.
[18]Thomas Carlyle,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5 Vols.,Centenary Edition,ed.,Henry Duff Traill,189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Vol.3,p.33.
[19]J.S.Mill,“Use and Abuses of Political Terms”,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18,ed.J.M.Robson,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p.6,13.
[20]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ed.Jane Garnet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96.
[21]J.S.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an,p.71.
[22]J.S.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an,p.73.
[23]J.S.Mill,The Logic of Moral Sciences,intro.A.J.Ayer,La Salle,Illinois: Open Court,1988,p.28.
[24]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C.K.Ogden,Mineola,New York: Dover,1999,p.88.
[25]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ed.Frank M.Turner,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37.
[26]John Ruskin,Sesame and Lilies,Unto This La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p.24.
[27]Charles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1991,p.754.
[28]Charles Dickens,Martin Chuzzlewit,ed.Patricia Ingham,London: Penguin,2004,p.23.
[29]Charles Dickens,Martin Chuzzlewit,p.25.
[30]Charles Dickens,Martin Chuzzlewit,p.23.
[31]Oscar Wilde,The Plays of Oscar Wilde,Ware,Hertfordshire: Wordsworth,2002,p.201.
[32]Richard Chenevix Trench,On the Study of Words,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1851,p.45.
[33]George Eliot,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ed.Nancy Henry,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4,p.135.
[34]H.G.Wells,Tono-Bungay,London: Ernest Ben Ltd.Publishers,1926,p.20.
[35]J.S.Mill,Autobiography,ed.John M.Robson,London: Penguin,1989,p.164.
[36]Thomas Carlyle,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Vol.3,p.8.
[37]J.S.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an,p.3.
[38]G.M.Young,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2nd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4.
[39]Thomas Carlyle,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Vol.3,p.19.
[40]J.S.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an,p.3.
[41]Thomas Carlyle,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Centenary Edition,ed.Henry Duff Traill,London: Chapman and Hall,1893,p.124.
[42]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98.
[43]Northrop Frye,“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Author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Richard A Levine,ed.,Backgrounds to Victorian Literature,San Francisco: Chandlers,1967,p.135.
[44]Iris Murdoch,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 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ed.Peter Conradi,New York: Penguin,1999,p.241.
[45]Henry Sidgwick,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5th ed.,New York: Macmillan,1902,pp.22-23.
[46]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Vol.1,London: J.M.Dent,1906,p.131.
[47]George Eliot,The Mill on the Floss,ed.A.S.Byatt,Harmondsworth: Penguin,1979,p.69.
[48]“阶级”（class）一词就是一个例子。史学家布里格斯曾考证，这个概念以及与其相伴的词语，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产物。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作家们论及社会时会说“阶层”（ranks/orders/degrees）；或者，当他们想让读者关注根据经济划分的群体时，会说“利益”（interests）；但到1824年，“阶级”一词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标签。虽然前工业社会也有矛盾冲突，但人们不会直接用阶级术语来看待那些冲突。详见Asa Briggs,“The Language of‘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in M.W.Flinn and T.C.Smout,eds.,Essays in Social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54。
[49]John Ruskin,Modern Painters,Vol.5,London: J.M.Dent,1907,p.4.
[50]John Ruskin,Time and Tide and The Crown of Wild Olive,London: George Allen,1907,p.239.
[51]George Levine,“One Culture: Science and Literature”,in George Levine,ed.,One Culture: Essays in Science and Literature,Madison,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8.
[52]See Greg Myers,“Nineteenth-Century Popularizations of Thermodynamics and the Rhetoric of Social Prophecy”,in Victorian Studies,29.1（1985）,pp.35-66.
[53]Thomas Carlyle,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Centenary Edition,ed.Henry Duff Traill,London: Chapman and Hall,1893,p.8.
[54]Thomas Carlyle,Past and Present,Centenary Edition,ed.Henry Duff Traill,189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0.
[55]详见西蒙·温切斯特《万物之要义—— 〈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魏向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7—59页。
[56]Richard Chenevix Trench,On the Study of Words,pp.3,5.
[57]Richard Chenevix Trench,On the Study of Words,p.52.
[58]John Ruskin,The Works of John Ruskin,Vol.17,ed.E.T.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25.
[59]See John Ruskin,Sesame and Lilies,Unto This La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p.26;John Ruskin,Modern Painters,Vol.5,pp.240-241.
[60]Samuel Johnson,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A Selection,intro.John Mull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8.
[61]Thomas Carlyle,Sartor Resartus,ed.Kerry McSweeney and Peter Sabo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57.
[62]Thomas Carlyle,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Vol.3,pp.118-119.
[63]George Eliot,Middlemarch,ed.Gordon S.Haight,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Riverside Press,1956,p.223.
[64]Alasdair 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p.3.
[65]See,for example,Thomas Carlyle,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Vol.4,p.188.
[66]Frederick R.Karl and Laurence Davies eds.,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Vol.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7.
[67]转引自 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Penguin,1991,p.185。
[68]Samuel Butler,Selections from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Butler,London: The Travellers' Library,1930,p.32.
[69]John Ruskin,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ed.Clive Wilmer,London: Penguin,1997,p.222.
[70]参见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惜阴《国学辜汤生传》，载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8、142页。
[71]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 Anthology,ed.David Crystal,London: Penguin,2005,p.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