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网络文学本体论纲[1]
伴随着现代数字化技术而迅速崛起的网络文学能否在人类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以自己的迹化形式镶嵌出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学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21世纪文学格局中一个期待合法性体认的文学母题，对此需要给予本体论上的学理阐释。
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所要探讨的是事物（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原和本性的存在方式、生成运演及其本质意义的终极存在问题。运用本体论哲学方法探究网络文学，就是回到事物本身，聚焦这种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的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以图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探讨构建一种网络文学学理范式的可能性。
1.1.1 合法性的“在场”追问
网络文学历史性地出场，首先需要在理论逻辑上解答“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然后才有可能解答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尽管网络文学利用传统文学走向式微、互联网快速普及的契机而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它在对传统文学实施全面“格式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期待认可的共时性平面上，导致自身知识谱系和意义模式的“合法性悬置”。
首先是“命名焦虑”。
互联网上的汉语文学诞生于1991年，这一年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北美创刊，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出现了中文网站。[2]1994年中国大陆以域名“.cn”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从那时到2004年，中文网络文学走过了10年时光，但它仍处于“命名焦虑”期。无论在理论批评界还是在网络写手眼中，对于什么是网络文学，究竟有没有网络文学，怎样才算网络文学等，都存在诸多争议。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互联网上一举成名的台湾写手痞子蔡，在《网络文学和我》中说：“如果只要发表在网络上的都算网络小说，那么万一曹雪芹复活，把《红楼梦》贴在网络上，《红楼梦》就是网络小说了吗？”他认为还是等到网络文学更多元化之后，再来界定它为好，“如果现在一定要一个定义，那应该是在网络时代出生的写手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暂时被简称为网络文学”[3]。有人认为“网络文学”是一个难以成立的伪概念：“文学产生于心灵，而不是产生于网络，我们现在面对的特殊问题不过是：网络在一种惊人的自我陶醉的幻觉中被当作了心灵的内容和形式，所以才有了那个‘网络文学’。”[4]还有人提出，所谓“网络文学”并不成立，应该叫“网络写作”更合适（李洁非），仅仅是传播方式不同，构不成文学的本质区别（余华）。也有人说：“网络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朱威廉），文学“取决于它自身的叙述和表现，同其物化的载体（媒介）形式——不管是纸质书刊还是电脑网络——并无必然联系”[5]。网易在2001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有19.7%的人认为网络文学是炒作出来的一个概念，有24.2%的人认为它与传统文学并无根本不同，还有39.9%的人认为可以用传统文学的尺度评判网络文学。[6]
一件事物的命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甄别和梳理过程，任何强制企图或焦虑心态都于事无补。事实上，在互联网风起云涌的今天，[7]已经浮出历史地表的网络文学的“在场确证”正在舒缓这种“命名焦虑”。笔者对此的界定是：网络文学是一种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它有三种常见形态：一是传统纸介印刷文本电子化后上网传播的作品，这是广义的网络文学，它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仅仅体现在传播媒介的不同；二是用电脑创作、在网上首发的原创性文字作品，这类作品与传统文学不仅有载体的区别，还有网民原创、网络首发的不同；三是利用电脑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交互作用创作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如联手小说、多媒体剧本等），以及借助特定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的“机器之作”，这类作品离开了网络就不能生存，因而，这是狭义的网络文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
其次是“父根”与“母体”追问。
命名能为一个漂浮的能指设定一种概念归宿以约定所指，但网络文学能指与所指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发生学上的本体论悬置问题，即需要面对“父根”与“母体”的“审祖”式追问。较早便在互联网打拼名气的写手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等于“写网络的文学”，也不是“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地说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他提出：“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友Sieg反对将网络文学本原看成“父根”（网络），而主张“母根”（文学）才是它真正的根。他采用归谬法反驳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可千年后唐宋时期的人阅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今天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8]网络超文本研究专家黄鸣奋先生认为：作为一个范畴的“网络文学”本身包含着两项基本要素，即“网络”与“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之下的统一，带来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如作者多是学理工或掌握上网技能的；网络写作要使用自然语言和计算语言双重工具；网上的文学活动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与阅读，又是科技意义上的程序应用；网民不仅从作品中体验到文学趣味，而且感受到科技意蕴；评价网文既要有审美标准又要有科技标准，等等。因而，“不论我们将网络与文学的哪一方当成父根（同时将另一方当成母根），网络文学都不是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基因，而是熔铸双方的影响，创造自身的特色”[9]。这类似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谈到电脑写作主客临界性时所言：“计算机写作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边界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10]然而一旦这两者走向契合与同一，科技与人文就将创造崭新的网络诗学和技术美学。
网络文学是搭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隆隆快车悄然登场的，“第四媒体”的技术之“根”已经深植于它的血脉中；网上写作只要是文学书写便摆不脱人文预设对这种文学潜质的基本厘定，文学基因已成为它“挣不断的红丝线”。因而，“网络”与“文学”联姻应该是“父根”与“母体”耦合后孕育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拥有文学基因，又依托技术载体，但绝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涅槃中的生命化合。海德格尔说：“技术是一种去蔽之术。”“在技术中，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制作或操纵，或工具的使用，而是去蔽（revealing）。技术正是在去蔽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制造的意义上是一种‘产生’。”[11]在网络文学中，技术“去蔽”的不是工具理性的媒介操作，而是审美临照中被技术所遮蔽的审美澄明，是“父根”对“母体”的依恋或“母体”对“父根”的召唤。它们不应该是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或逻各斯中心的“执本驭末”，而是“双性同体”的神妙化工构筑出来的文学审美的艺术本然世界。
最后是廓清文学“出场”与文学性“在场”的关系。
如果说世界华语网络文学诞生于海外学子的家国之思，中国本土的网络文学则生成于众声喧哗的BBS（电子公告板）——是一批较早稔熟网络技术的年轻学子用手指打造出一个数字载体的文学乾坤。由于网络契合了文学的自由本性，[12]网民的游戏心态又切中文学的娱乐因子，因而文学走进网络或网络介入文学，自然就有了本体论的逻辑依据。
中国加入互联网后，创生于海外的文学网站“新语丝”（
2002年以来，网络文学不像前两年那么火爆，但文学网站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网上的文学也出现两点明显变化：一是文学站点个人主页和收藏的网络写手的个人专辑大幅上升；二是网络原创作品发布量呈缩水之势，但作品质量却有所提升，TOP排行榜的点击率明显增长，这反映了广大文学网民净化网路、回归文学审美本性的要求。
网络文学的历史性“出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性”的在场；相反，它倒可能构成对文学性新的遮蔽。因为一种新型文学的审美价值确证并不取决于它的载体，而取决于它能否走进人类审美的殿堂，以“文学性”建立自己的人文价值体系，而这种内质的涵养是需要有丰足的创作实践来铸就的。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网络文学就面临科技与人文的宿命式追问：在它所凭附的高科技大树上，结出的究竟是人文审美的丰硕果实，还是会使人类的艺术传统和精神赓续在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叶飘零？在炙手可热的科学势力的边缘，走进网络的文学是否仍秉承古老的传统与价值朝着人类审美精神的圣地驰骋，还是在科学技术的场域中让文学本体的精神取向经历一次技术理性的“格式化”？因而，文学在互联网中“出场”后，可否在大众文化读图转向、道与言都出现话语转型的背景中，用诗意的寓言铸就网络诗学的新境界，乃至据此重新书写文学的“文学性”，探询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可能性，而不是让文学本该有的艺术承担和价值叙事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消费文化的平面化所遮蔽，使本该在艺术中得到敞亮的生命意义被工具智慧所取代，避免文学应有的审美意义在网络媒体的技术围城中无从置喙，抑或变成欲望生产而价值退场的游戏碎片……这一切都警示我们必须关注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解决好文学“出场”而“文学性”缺席的矛盾。海德格尔说，“美是无蔽性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而“遮蔽的否定就是要指出真理的本质中澄明之所与遮蔽之间那种对立”。[16]马克·波斯特认为，文学文本应该是“词语对精神的完全在场，精神对现实的完全在场，三者俱现才是对真理的完全在场”[17]。网络文学有精神对现实的在场，但这里有没有“真理”（文学性）对文学的完全在场与敞亮呢？或者说有没有技术的“去蔽”造成的文学性“遮蔽”呢？对此，我们还需要有本体论上的逻辑清理。
1.1.2 本体表征的双重结构
对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而言，其本体存在首先表征为互联网上显性在场的文学，即这种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其范式，然后是其隐性存在的存在本质与价值，即作为文学的“文学性”的意义存在。前者的存在可能会对后者形成存在的“遮蔽”，因为恰如海德格尔所说，本体论永远处在“诗、言、思”的途中，诗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的缺席，同时也是在的“召唤”。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就是在由“言”而“思”、由“思”而“诗”的追寻途中所实现的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的生成转换，以及显性存在与隐性价值之间的内在审视。因为“真理从来不是现存的和一般对象的聚集，而是存在的敞开，是所视的澄明，是作为透射描绘出的敞开的发生”[18]。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或本体存在的隐性结构，就是对它的显性存在或它的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的“去蔽中的敞亮”“存在的澄明”，是文学的价值在展示自己时所依存的现象学本体论的先行结构，它使我们得以从技术化的“隐藏之物”进入文学性的“澄明之境”。
先谈网络文学本体表征的显性结构。
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但它又不同于笛卡尔所谓的“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即一个主客二元分立中可以确证的外部他者。因为电子语言僭越了传统语言分析的边界，置换了对象“在场”与“缺席”的设定方式，用“信息DNA”的吐纳和“比特”的传播方式替代了“原子”的物理属性，[19]使得自身的本体存在“既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既永远存在又从未存在，既是物质又是非物质”，因而，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既是物质的（电脑、连接终端的电线、调制解调器、键盘、鼠标、手写板、电子压感笔等硬件设备），又是非物质的，如由“比特”（bit音译，指计算机二进制数的位）、文本标识语（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万维网（WWW，world wide web）、赛博空间（cyberspace）、多媒体（multimedia）、超文本（hypertext）、超链接设计（hyperlink）、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等组成的Internet媒介传播系统；既是潜在的（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又是显在的（接通网络后尺幅之屏风光无限）；既是客观的广延性存在（可以在任何一个联网节点实施能动操作乃至下载赋型），又必须依靠主体的技术操作才会有存在的出场，否则网络文学既没有存在形态更无从有存在价值，其本体存在将恍兮惚兮虚无缥缈。所以马克·波斯特称电脑写作是“临界书写”，他说：“与笔、打字机、印刷机比较起来，电脑让书写的痕迹失去物质性。”[20]
由此可见，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结构是一种“软载体”结构，它与传统文学的“硬载体”（如“文房四宝”的线性书写、纸质印刷品的体积重量）存在方式是大相径庭的。这一结构大抵包含五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层面。
第一层面：媒介赋型：数字化载体的技术螺旋。网络文学的第一存在是数字化技术媒介，即以技术为载体，由“网络”存在走进“文学”存在。由现代电子数码技术引发的“第四媒体”转型，使文学从传播革命的技术螺旋中打造出电子化生态空间，从而生成互联网上的文学美学与技术审美的诗学。
第二层面：比特叙事：链接文本的语言向度。网络文学的第一语言是“比特”语言，基于电子化机器语言的编码与解码构成文学语言叙事。网络写作的双重语言叙事造成了日常写作经验的中断和叙事规则的改写，但比特化交互链接的技术手段却为网络电子文本创造了多媒体、超文本叙事的自由空间。
第三层面：欲望修辞：间性主体的孤独狂欢。网络写作的基本动机通常是自我的欲望表达，电子牧场的孤独狂欢、间性主体的身体修辞、市井社群的“粗口秀”（vulgarity show）策略，解除了生存世界的“面具焦虑”，创造了自由、平等、真实、感性的“大话”模式和躯体化的“欲望修辞学”。
第四层面：在线漫游：赛博空间的虚拟真实。网络的文学的“接口”在于只有“在线”才能“在场”，只有“在场”才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冲浪”或“漫游”。赛博空间的“虚拟真实”成为在线书写的艺术资源，拟像的符号代码所组成的艺术踪迹，以“能指的星群”重铸网络书写的技术美学，而共时场域的交互与分延则约束着网络文学的艺术边界。
第五层面：存在形态：电子文本的艺术临照。万维网的“电子幽灵”覆盖“地球村”后，以其触点延伸方式实现了咫尺天涯的无纸传播，把“空中的文字”拉近到眉睫之前，让尺幅之屏敞亮信息承载，用远距触摸构成传输隐喻，这一“文化快捷键”的无穷点化让人们充分体验到了目击快感。于是，网络文学以在线资源的全景敞视，铸就了电子乌托邦的艺术临照，以数字化技术强化了文学对现代电子传媒的依赖，既“改造”了昔日的文学形式，又“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从而形成了迥异于纸介印刷作品的电子化文字文本、文学超文本和多媒体文本，创造了新的文学范式，使得电子镜像中的文学存在日渐呈现出“文学的艺术化艺术的仿像化仿像的生活化”的层级蜕变。
在这里，媒介赋型是载体，比特语言是文本叙事的工具，间性主体的欲望修辞是网络写作的人本前提，在线性的虚拟真实构成赛博空间的书写内容，而电子化作品的存在范式则完成了从纸介书写向数字化文本的艺术转换。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就构成网络文学显性的结构存在，亦是它的本体论存在方式。
再谈网络文学本体表征的隐性结构。
本体论哲学要追求存在与本质的协调一致，就离不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因为理论思维的逻辑需要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认识论途径，去实现存在与本质相协同的本体论。如果说，存在与本质的协同问题是本体论“何以存在”的前提的话，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则成为本体论“何以可能”的现实原则。因此，“就文艺美学而言，这种艺术本体论与艺术认识论的同一，使得本体论问题同时也成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21]。本节从现象学角度探讨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又从价值论角度探索网络文学的存在本质，意在把艺术本体论与艺术认识论结合起来，以前者描述网络文学的显性存在，以后者考辨其隐性存在，从而得到对网络文学存在方式与本体价值的完整阐明。
网络文学本体的隐性存在所要廓清的是网络文学的本体价值，或曰从价值论上探索其存在本质。价值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理性预设，它要探讨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或“它可能是什么”，这便是价值论的提问方式。网络文学在现时代满足和开发了人们的什么需要，就是其价值所在。另外，本体价值是对存在方式的“去蔽”，是从显性之中发掘隐蔽之物，进而发现遮蔽中的敞开之物——网络文学的真理性存在。网络文学本体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然后以感性形态表征所包蕴的意义，通过合法性在场去追踪价值的踪迹。网络能否担当起沉重的文学意义之思，取决于它能否以本体存在体现本体价值，将存在方式导入领悟真理之途，使形态表象转换为一种哲思和诗意的寓言，探询在网络文学语境中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可能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艺术演变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握独立价值的世界，它以自身的权利而存在，不管怎样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这种世俗拯救工程。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刻板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途径，特别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合理化的压力中解脱出来。”[22]网络文学为现代人从都市化生活的重压之下解脱出来提供了一个“孤独的狂欢”之途，但它能否拯救世俗还要取决于它是否足以“把握独立价值的世界”，为文化形态打造意义模式，用价值存在确证其本体存在。为此，把握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须经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所言：“理解从来不是对于某种给定‘对象’的主体行为，而是对于对象的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言之，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23]狄尔泰也在《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中说：“意义是作为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而显示它自己的作用的。”[24]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就是其“效果历史”的价值存在，也是我们要考察的“领悟生命的方式”。可以说，在网络化语境中，文学的隐性存在是显性存在的去蔽，是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本真阐明，对它的揭示就是网络文学进一步展示自身并随之揭示自身本体价值结构的澄明过程。这一隐性的价值结构由下列5项不同层面所构成。
（1）体制重建——原点解构的谱系转换。网络文学是人类继口头说唱文学、书写印刷文学之后出现的第三种文学形态，是技术螺旋对文学“元典”的疏离和消解，是媒介的“格式化”对文学惯例的悄然置换。但这一文学在消解传统文学惯例的同时，也在知识谱系和文学体制两个层面上重建了新的文学“原点”，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干什么”等这样一些文学“逻各斯”本题。
（2）民间立场——在线民主的母语回归。自由、兼容、民主、共享的网络空间用“在线民主”的现代神话构筑文学的民间立场，用“人人都能当作家”的抚慰性幻想激励大众的艺术热情，让文学在消解中心话语和权级模式中，实现文学话语权向民间母语回归，展演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脱口秀”的符号权利。
（3）电子诗意——文学性的祛魅与返魅。文学的网络栖居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方式，用“图文并陈”模式重塑“祛魅”（disenchantment）的文学审美观；而网络文学在对传统的文学性予以技术祛魅的同时，也在实施电子诗意性对传统文学性的置换，打造网络世界新的艺术灵境。
（4）文化表征——后现代语境的“图—底”关系。网络文学的后现代底色使它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之间形成了“述愿”（Constative）与“述行”（Performertive）的双重逻辑，构成了文学与社会文化语境在理论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所表征的文化镜像，不仅预设了网络文学的文化隐喻，也构成其特有的艺术言说。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是：网络文学是怎样表征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这种语境隐喻了怎样的文学解构逻辑。
（5）人文蕴含——艺术原道的意义承载。数字化的精神现象学，使得人文理性成为网络文学对抗技术霸权的有效武器，用“意义”承载“精神”是网络艺术生产“原道”的图腾。互联网对人文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是网络文学反常而合道的永恒命题，但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仍然是网络写作的“软肋”。只有实现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协调与统一，网络文学才能获得更多的千秋情怀和终极道义，拥有人文精神的底气和骨力，这种文学才可能真正走进一个历史的节点，赢得文学史的尊重。这是网络文学人文原道中最基本的本体论价值。
最后，网络文学的本体论思辨还要从这种文学“如何存在”“为何存在”的路径进入其“何以存在”的论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从观念预设上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如坚守文学的本体论承诺、注重新民间文学的审美提升和实现电子文本的艺术创新等问题，以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观念重铸，达成网络文学的学理命意。
在网络介入文学之时，历史的辩证法也同时启动。对于恒定的企慕使我们走近网络，关注这种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质，追寻文学显性的形态构成和隐性的本体价值。实际上任何一种阐释的有效性仍然只是对某种“真理”和“规律”的文化命名和自我目的性的选择，对网络文学的本体论阐释自然也不能例外。
1.2 现代科技文明的人文哲学[25]
现代科技文明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把科技革命的意义放到人文哲学的视野中来加以体认，从而在人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确证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摒弃技术崇拜的工具理性，培育现代人文精神。
1.2.1 科技文明的价值理性：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大智慧
在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科技理性、人文价值、终极关怀、人类命运等，是我们特别需要予以关注的大智慧。
在人类文明史上，产业革命使人类开始告别农耕小生产社会而步入工业文明时代，随后的化工革命、电力技术革命把人类带入后工业社会的信息时代，现代高新科技浪潮则将人类推进到技术爆炸、网络为王的数字化时代。
我们看到，在当今科学前沿，人类对物质结构之谜的破译已经从分子、原子进入了夸克和轻子水平；天文科学一步步迫近宇宙的起源、星系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地球的生成运演过程和系统变化；生命科学研究也从生命的化学进化进入了人类智力研究和脑科学的系统探索。在工程技术领域，高新技术正以超越人们想象的高速发展态势滚滚而来，如今它已形成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材料技术为基础、以新能源技术为支柱，沿微观领域向生物技术开拓、沿宏观领域向空间和海洋技术扩展的庞大的高新技术群。
科技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面貌，也极大地改变着人类本身，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譬如，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所拥有的感知思维、推理、执行等功能，正不断向人类智能逼近；生物圈技术正在为人类营造出“第二自然”；国际互联网络一夜间把偌大的世界变成了阡陌可通的“地球村”，让我们实现了“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的千古梦想，在这个数字化的网络天地里，小小寰球，不过尔尔，人类的视野、眼界，人类的思维、观念，较之过去岂止“小巫大巫”之比可以论之！再如，试管婴儿的降生、克隆生命的问世，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不仅打破了生命孕育的神秘，而且动摇了血缘人伦的神圣，带来了社会伦理的观念新变……
可以说，无论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还是在观念的层面上，科技的领地都必须面对“人”的介入，都期待着我们给予科学理性以人文哲学的价值论解答。有鉴于此，在科技文明时代不仅要认识科技进步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的功利价值，而且要从哲学的高度辨识它的形而上的人文价值，从而使人类真正获得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大智慧。这种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物我关系上看，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赢得的生命自信和精神自由。科技的不断发展把人的科学求索一次次推向智慧的峰巅，让人的生命灵犀探析造物的奥秘，破译自然规律，用人的创造潜能与天地万物对话，既科学地调解了人与外物的矛盾，又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人类创造力的自我确证。在这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高新科技，是用智能活动的空间浓缩了人性发展的时间，用五光十色的物质产品物化着人类的自由精神，用人与外物的和谐去沟通人的个体生命形态的有限与生活质量提高的无限之间的矛盾。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人类不仅有了更为舒适的生存空间，而且有了不断拓展的认识空间和更为广阔的心灵空间。人类通过发展科技，不仅从自然界赢得了更多的自由，同时还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由过去与自然界的必然关系转变为现在的较为自由的关系，由过去茫然的、异己的、被动的甚至是恐惧的关系，变成了清醒的、为我的、主动的、更为融洽的关系。这时候，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生活便捷和物质殷实的同时，还享受到了驾驭自然的自信和主宰对象世界的自由。
从人类本体上看，科技文明昭示了人类创造潜能对象化实现的不断满足。科技创新是人类的创造精神、创造意识和创造力的伟大实践。这种实践带来的巨大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的意义在于，它已经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不仅创造了知识经济的辉煌业绩，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催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还使得人类的生存需要与精神追求获得不断满足，并以此拓展出人类本体的存在空间，丰富了人性的价值内涵。人类的科技活动通过处理人的生命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天人关系、主客关系、身心关系和物我关系，一步步展示人的生命智慧，达成人的生存理想，并由身心的满足实现精神的自由舒展，一方面实施着对人类生存的福佑，对人类自然生命的庇护和对人生境界的拓展；另一方面又是在用自身的创造能力磨砺理性的利剑，在创造的对象身上反观自我，在对象化自身中直观自身——人类在这里看到了自身生命创造力的超拔、生命智慧的卓绝、生命底蕴的丰赡、生命天性的自由张扬和个性精神的傲岸与坚挺。这时候，人类以智能启动科技，用自身的本质力量打开外部世界这部书，同时也把自己写进了这部书。处于科技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其自身与对象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及的：整个现实世界对人来说到处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6]人类乘坐科学技术的历史航船抵达的是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彼岸，同时也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相一致、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类生命本体的自由境界。
再者，从价值论上看，科技文明体现了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的一致性。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的巨大财富，不仅让人类美好的生存理想变成惬意的生活现实，而且也同步实现着人类的精神期待，在物质文明中体现人类生命的价值，在科技福祉中提高人文追求的品位和境界，并或隐或显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智能结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又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要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知识，同时又提供系统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立身处世的科学精神。另外，科技活动以尊重事实、崇尚理性、追求创新为其灵魂，它能启迪人们重新认识人的价值，重新评价人与外物的关系，促使人们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强健人类的精神世界。今天，高科技带来的信息文明正以钢铁机器人和智能计算机逐步取代“蓝领”或“白领”的职工，企业生产正从劳动力密集化向智力密集化转变，人的价值也在完成“体力—脑力—智力”的跨越，这正是人类摆脱自身的局限，实现主体对客体、人类对自然的超越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在生命价值论上获得的自由的无限性和价值自律性的升华过程。
1.2.2 技术崇拜的观念误区：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的叛离
英国学者詹姆斯·W.麦卡利斯特曾经说：“科学的理性主义图像的首要主张是，存在一套从事科学所要遵循的规则——理性规范——可以为这些规则提出原则性的和超经验的辩护。”[27]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科学理性首先需要辩护的原则和经验是什么呢？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看，我国的科技发展应当避免许多科技发达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过的“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危害，避免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技术崇拜症”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要看到，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造福苍生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譬如，从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技术至上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易于造成人在征服自然时的盲从行为，变认识自然为榨取自然，在利用科技开发自然、创造财富时，往往只看到人类对自然的胜利，看不到凭借高新技术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会超过它的承受能力，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毁损。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技术主义，容易误导人类社会步入无节制发展的歧途，使科技的片面发展给社会带来背离条件、超越需要、有悖规律的畸形发展，如超过国情、地情承载力的盲目高速发展；损伤地球、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自毁生基的发展；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破坏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发展；不顾经济、生态、社会平衡的奢侈型发展，等等。如果人类凭借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向自然界攫取财富，就等于为自己挖掘坟墓。正如马克思早就讲过的：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人类留给自己的就是荒漠。
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上说，技术崇拜与工具理性的弊端表现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漠视与偏离，造成社会进步中人与技术的本末倒置现象。影响所及，可能导致技术进步而道德滑坡、科学发达而人文堕落、物质丰赡而精神贫乏、工具先进而文化颓败、生活优裕而思想疲软等种种“现代文明病”。最终，技术至上主义的无限扩张所导致的伦理匮乏，将严重困扰人类的精神生活。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可能造成人类信仰的迷失；技术与伦理的疏离，将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经济至上与人性丰满的背反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等等。这种技术对人伦智慧的漠视、工具对人文关怀的阻隔，必将出现只有欲望没有精神、只有物质追求没有人道情怀、只有剥夺狂热没有礼义廉耻等可怕的人本异化现象，它所造成的将是人类良知系统的沦丧，引发社会的道德失范、人的信仰失灵和个性的扭曲和萎缩。如果这样，势必会出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失落，科学技术亦便会走向它的反面。
事实上，这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庸俗文化和社会丑恶现象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在许多地方蔓延；高科技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高新技术对知识经济的几何效应使一些人忙于利用技术来满足对财富的无限占有；高科技条件下的军备竞赛使人类坐在了战争与仇杀的火山口上；科技产品的便捷所带来的生活舒适使一些人日益滋长了惰性，从而钝化了进取和拼争的意志和锐气；自动化的发展使劳动逐渐失去创造的诗意，等等，这些都是其具体表现。这正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8世纪说过的那句话：“随着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光芒在天边上升起，德性也就消失了。”美国人大卫·格里芬在论及后现代科学问题时曾把科学导致的精神失落称之为“祛魅”现象，他说：“这种祛魅的观点意味着，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28]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意义上说，现代科技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引擎，而不应该成为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叛离的诱因。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早在70年代提出的《学会生存》报告中就曾提出：目前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能够或将证明：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并反复强调说：科学，实质上是培养个性的各个方面和满足个性的各种要求的决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在一些国家兴起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和“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目的也是要把科学技术与社会及人的发展和谐地联系起来，把“为实利而科技”“为富庶而科技”，转变成“为人生而科技”“为人类而科技”“为个性发展而科技”“为社会进步而科技”。这是因为，人类发展科技的现实动因是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规律来创造财富，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但人类发展科技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膨胀物欲，而是为了美化生活以善待生命；不是技术压抑人性或物对于人的占有，而是人驭于物的自信与自由；不是让科技主宰社会，让工具征服生命，而是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人文关爱，用机器工具来发展个性和健全理性，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在高科技风起云涌的今天，人类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智，明辨并走出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让科技进步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服务，为人类自身的精神崇高和理性健全服务。而“作为技术文明的解毒剂，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为我们重新估价技术，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29]。
1.2.3 高科技的哲学视野：培育现代人文精神
技术虽然造成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单凭放弃技术所能解决，仍有赖于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技术是人类的福祉，也是人类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依托，如果我们因噎废食，一味地排斥技术，则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人类要摆脱来自自然界和社会必然性力量的束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类要用理性的律令校正科技的价值取向和使命意识，也只有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有可能。海德格尔说过：“正是在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最后时刻，人类最终走出危机的希望也应运而生，这种希望就蛰伏在对现代技术的根源与本质的追问之中。”[30]在当今科技创新的文明大潮中，我们既要有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又要为人类走出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危机找到出路。这个出路便是：培育科技文明时代的人文精神，让科技的功利作用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长远关爱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既要让科技福星恬然澄明，朗照人寰，又不能让科技的圣火灼伤人类自身。
人文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理性自觉、理论阐释和实践规范，它包括对人的立身处世的现实规范，也包括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理性提升。这种人文精神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化成天下的生命底蕴，它是文明社会中人的理性精神的基石，当然也是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支柱。
科技文明时代的人文精神，大抵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涵。
从历时性上说，这种人文精神应该是对人类的文明传统和文化教养的认同和珍视，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投入与奉献；又是对人类未来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追求的思考与探索，是对个人发展和人类走势的殷切关注，是在科学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阔大视野中，用健全而又深邃的理性之光去照亮人的终极价值的那种人生态度。
从共时性上说，人文精神又是在“高科技—人—社会—自然”这个大系统中体现出来的人之为人的素质与品格。譬如，在“科技与人”的意义上，人文精神表现为科学对于真善美的自觉体认和永恒追求，表现为每一个生命个体从动机与目的、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意志、智能与思想、心理与行为的现实统一与不懈追求中，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张扬生命的无限潜能，展现人的自由本性，丰富人性的崇高蕴涵。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上，人文精神关注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既瞩目于科技对社会境况的世俗关怀，又执着于科技文明德化天下的人文关怀，铸造促使社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精神杠杆。在“科技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文精神在致力于人类从自然界赢得更多的生命自由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共处，反对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戕害，创造人类的生态文明以珍视和保护人类的生存家园，并为健全的精神奠定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
培育现代人文精神，需要在现代科技浪潮中甄陶刚健有为的人文价值观念，并朝着下列三个方面去努力。
一是实现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健全的统一。现代科学技术的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和科技产品的无奇不有、无所不能，容易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物”的因素，留意于技术的神奇、信息的便捷、物质的丰赡和生活的安逸，而忽略了“人”的方面，忽略了美德的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这样势必会造成科技对德性的挤占、物质对精神的压抑、工具对素质的取代。结果，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富有的穷汉”。在许多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人与物、财富与情感、科技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素质之间的深刻矛盾，往往由此而生。这些矛盾已经诱发了一系列精神危机：如道德滑坡、亲情隐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与防范；层出不穷的社会丑恶现象、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导致人道迷失和人性异化；科学对个人生存空间的侵蚀引发物质环境与生命心境之间的鲜明反差，等等。近年来愈来愈严重的科技犯罪现象（如电脑黑客和“沙林毒气”事件），以及泛滥一时的电脑算命、计算机赌博、伪科学、伪气功、邪教等，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它警示我们，在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信息文明的声光电化不得掩盖道德培植和情操修养的重要和必要。爱因斯坦曾说：“科学要以人道和美德作后盾”；亚里士多德说：“美德即是灵魂的健康”。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如何把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健全结合起来，是现时代最重要的人生哲学。
二是追求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高科技文明出现以后，带来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两大显著变化：其一是以快速进步的科技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完善定型。这种生产方式使职业分工细密严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生活环境逐渐人造化。其二是工业社会生产的一体化、系统化与人的个性发展、生命自由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两种变异的消极后果便是：人受役于分工，成为机器的奴隶；人受役于科学，成为技术的附庸；人受役于财富，成了金钱的俘虏；人受役于环境，成为贪恋享乐的动物。这种人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人自己。他不再需要精神的境界或信仰的坚守，不再懂得爱与关心，人的异化已经代替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文明良知在提醒人类：在关注科技创新和享受科学恩惠的同时，还应该收回目光，关注自身的素质提高和个性全面发展。应该看到，人作为社会化的高等动物，他可以而且应该自觉地、有意识地调整自我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并让科技文明的进步成为自我发展的契机。他需要把自己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时代背景中，明确自己在科技文明时代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在参与科技进步的事业中践履自己的生命承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丰富自己的素质蕴涵，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实现社会的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统一。
三是达成科技创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发展社会要靠科技，但有了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会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失去了人文精神支撑的技术至上主义不仅不会促进社会进步，可能还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注意到了片面追求“技术经济”的危害，提出了以提高人的素质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整体性发展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这种发展不仅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又不损害其后代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能力。这种发展观把科技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把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与满足后代人的需求看作一个整体，这对发展科技文明具有极大的规范作用。在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的作用不仅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增强综合国力，还应该在人类的价值理性中肩负新的使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为保护生态环境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以科技的创新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植起科技文明时代的人文精神。
1.3 数字化传媒技术的审美视界[31]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媒技术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是以社会进步和人本发展为两轮驱动去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它在向人类展示诱人的生存美景的同时，也检视着人类理性的认知潜能——在现实的功利价值上，数字化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它则以科学理性催动新思维的云朵，启迪人类的理性触须在科技的前沿重新辨识新的认知空间，反思技术对于人类审美的意义。现代数字化传媒技术与现代美学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里蕴含着理性的沟通与对接。这种基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思维路径，引领我们思考的是技术传媒背后潜在的精神价值，即新技术革命的价值理性对人文审美必然性的逻辑支撑。这种思考的意义在于启迪人类进一步认知我们从自然界中赢得更多自由的必然与可能。
1.3.1 数字传媒技术的审美精神视界——实用功能美成为精神审美的先导，物质性的功利价值折射出人文精神的洞天
作为现代文明的强大引擎，自20世纪40年代起，电子信息科技便以超越人们想象的高速发展态势滚滚而来。今天，它已创造了诸多功能齐备、方便快捷、高效实用的物质产品和工具媒体，极大地满足了全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通过对生活期待的不断满足高扬着人类的生存理想，让人类在科技福星的朗照下将“诗意化生活”的热望由可能变为现实。尽管从美学的一般原理上说，任何高级美感的获得都摒弃了私念、排除了物欲、淡化了功用，并且是与生理快感相分离之后的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美的背后总是潜伏着物质的功用的。在数字化美学领域，实用性的功能美之所以成为精神审美的先导，是因为数字科技产品本身凝聚了创造者的智慧、才能、品格等，体现了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人文精神蕴含。把握数字化的美，尤其需要从它的功利价值的背后洞悉其人文精神及其精神的美。这是高科技审美的最高视界，也是数字化美学价值的基础。
数字化泽被人类，容易使人注重其实用价值而忽略其审美价值，或者礼赞其功能之美而忘却其精神审美蕴涵，这是需要我们引以注意的。因为理性的律令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科技绝不是为了膨胀物欲，以便无休止地攫取物质财富。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的物质财富与人文情感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以道德沉沦和精神颓唐为代价的“现代文明病”，是今日中国发展科技、振兴经济、造就和谐社会全面进步时需要迈过的一道“卡夫丁峡谷”。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就曾告诫人类：研究自然界时不要忽略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文化和人性，不要忽略科学进步给人类心智本身带来的种种变化，应当关注人，关注人的精神和生命的价值，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新科学”。这在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今天，更具有警世的意义。因为就其实质而言，任何一门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都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征服与驾驭，以此获得人在自然界中的更大自由，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它是通过调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来高扬人自身的个性、创造性和自由本性，运用科技的手段实现完美生命、丰满人性的目的。高精尖的科技产品蕴涵着的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高科技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功利，这就是我们试图从数字化的物质功利中洞悉其人文精神价值的基本依据。
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赐给人类生活。”[32]确实如此，人类执着地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其直接动因和目的在于科技产品的功利性、实用性，在于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有效的功能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物质功能与精神愉悦、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以科技产品的应用之美开启和满足人类心灵对美的欲求。如果说实用先于审美、物质功利先于精神功利、心灵美感基于官能快感又超越官能感受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话，那么，功能的美先于艺术的美、内容的美重于形式的美、实用的美胜于装饰的美、依存的美多于纯粹的美，便是这个一般规律在数字化审美领域的特殊体现和突出特征。数字化的竞争成为未来社会技术竞争的焦点，首先就在于这一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杠杆，是社会进步的羽翼，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手段，至于数字科技所带来的身心愉快和精神审美，只能是它的观念副产品。因为说到底，在高科技美学领域，精神的审美必须依托于审美对象的物质实用性，科技审美意识只能导源于科技产品的功能作用。沃尔夫在论及近代科学注重知识向技术实用的转换时曾说：“这新科学与旧的书本知识不同，将非常实用；新的知识将赋予人类以力量，使人类得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33]沃尔夫所说的这种情况，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已经被大大地提升和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和科技产品的无奇不有、无所不能，已经使人类的生活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的提高。不过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规律在哪里，人的自由也在哪里。科学向人类展示自然的规律，技术供给人以丰赡的财富，人却因此从自然中赢得了身心的双重自由，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达成了人生的追求，完善着人性的内涵。在这里，财富就是人对所谓自然的力量和人自己本性的力量的支配的充分发展，物质的沃土上开放着的是人类精神的花朵，物质文明的辉光烛照着理性蕴含的无限，这才是数字化传媒技术更深层次的精神蕴含——因为数字科技让我们在品尝物质文明甘果的同时，还使我们赢得自由的力量，让我们获得了对自身本质力量的欣赏和对人性价值的认同，辅佐人类不断完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精神健全”的现代文明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传媒技术既是科学，也是美学，还是人学。是人的生命之学、生存之学、心性之学。它既是在探求人与外物默契的需要与可能，又是在追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与自由；既是在洞悉宇宙的奥秘、练达生命的启悟，又是在为人类每一个奔放的生命之舟确立善待生命的现实方位。数字化以其领先时代、穿越时空、造福社会、服务苍生的巨大实用功能，通过美化生产来美化生活，又通过美化生命来美化人生，以改造自然的物质实践来改变人对自然的被动依附关系，并同时改善自身的智能结构，以生命潜能的创造活动来催动人文情感的自由舒卷，用物质文明的熠熠辉光烛照出精神世界的邈远与傲岸，用人与天地宇宙的对话与启悟来实现人对自己生命的感动与体认。一步步走出愚昧又一步步迈向现代文明的人类，当他们的一只脚走出自然界的必然王国的同时，另一只脚就已经踏进了人文精神的自由王国——他们在数字化的技术峰峦上采摘到的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自矜、自信、自尊和自豪，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的盈盈关爱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至诚奉献。从数字科技的这种本质特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科技美学，也体认到更深层的人本哲学。
1.3.2 数字传媒技术的审美价值视界：通过调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达成美与真善相互依存、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价值理性
人类是大自然之子，人永远摆脱不了大自然的制约，又永远都想制约和支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人类同自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全部的世界史，也构成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史。马克思说过：“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同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34]不过，人类并没有被自然界的“无限威力”所吓倒，也没有停留在“动物式的意识”上。人类靠着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并且，“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的控制”[35]。因为人类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发现、利用和发展他自己的理性和潜能。所以，人类在向科学进军——求真的途中，不可或缺地要拥有两种观念支撑：一是科学理性，二是创造精神。前者使人获得求善的目的性，后者使人获得求美的自觉性。科学、理性和创造精神的统一，亦是真的规律、善的目的与美的自觉的统一。在科学发展的途中，能否使科学的真获得道德的善和艺术的美的支撑，恰是用技术手段造福苍生还是用其满足野心和贪欲的分水岭。
真善美的相互依存是由科学技术的客观合规律、主观合目的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数字化传媒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美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生命律令的内在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理性，包括人的价值理性所实施的能动行为不仅要符合客观规律，还要符合人的本性，是客观自然与人本身的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符合人的本性的价值理性观念又要以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人的理性是对世界理性的认识和复现，他只能在认识世界的理性活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理性本质。数字化技术创造既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是对于世界的“真”的认识，同时又是人类自主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社会化实践活动，符合人性的“善”的动机和美的目的。就这样，人类在科技革命创造的漫漫征途中，一面在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探索中向自然科学的必然王国迈进，一面又在主观合目的的动机中，让符合人的意志的科技创新步入自由王国去张扬人性，而客观规律与主观目的的统一正好就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世界和美学的自由洞天。人类求真的努力在这种努力获得科学理性的支撑和达成创造精神的崇高境界后，便自然而然会导向为人的善和生命超逸的美。
如果说宇宙本体论向客观认识论的转移是古典自然哲学方法论的伟大进步的话，那么，从客观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的理性递嬗和思维拓展，并最终实现“人的综合”，也许要算20世纪以来哲学方法论的一大革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理性正在向人文精神靠拢，天地宇宙也在与生命意义感应。人类的所有创造活动，包括数字化创造，既体现出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爱，又蕴含了对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确证。马尔库塞说：“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在开始结出累累硕果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精神意义。”[36]这种“精神意义”便是科学理性及其科学求索的精神价值，是科学技术通过调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和谐人与社会的联系、沟通人与人的关系所达到的人类本原精神的审美提升。早在二百多年前，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就曾预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37]科学与人这个古老的话题，是人类一切科技活动的动因与归宿，也是现代数字化审美的逻辑起点和哲学依据。因为数字科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沟通，以及由之强化的美与真善的相互依存、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完美统一，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胜利，更是人的胜利，是人的求知天性、生命律令与审美感悟的现代整合。真善美在数字科技领域的握手言欢，使人类经由科技理性获得了舒展身心的自由空间，也使人在破译天人关系、物我关系、身心关系的奥秘中，开辟出一片精神审美的新绿野，达成价值理性的观念世界。
1.3.3 数字传媒技术的诗意美感视界：以技术创新加速科学与诗的结合，为人类的生存拓展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空间
从艺术的角度看，数字化技术给予人类的精神馈赠还表现为它本身所蕴含的浓郁诗意，技术的艺术化所追求的科学与诗的统一正重铸新的审美境界。被称作“数字革命传教士”的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曾亲切地把“media”（媒介）解释成“my dear”（亲爱的），这一拆解意在说明现代电子数码技术的独特魅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设计系主任威廉·J.米切尔（W.J.Mitchell）在他的《比特之城》一书中描述过“艺术化的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技术审美化”的生存境界：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宽带的数字化电信网络，我们将不仅居住在由钢筋混凝土构造的“现实”城市里，同时也栖身于由数字通信网络组建的“软城市”里。计算机网络像街道系统一样成为都市的存在方式，内存容量和屏幕空间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房地产。“建筑物会变成计算机界面，计算机界面会变成建筑。”[38]在米切尔构想的这个“比特城”中，有空间与反空间、物质与非物质并存的“电子会场”；有神经系统与身体网、大脑与人工智能、肌肉与制动器、手与远程操作机、耳朵与电话、眼睛与电视等永远协同的“电子公民”；重组的建筑里，有电子商场、远程医疗、娱乐设施、虚拟博物馆、虚拟校园、电子监视系统、自动柜员机和可程控的电子之家；走进电脑化的空间，街道就像“万维网”一样超级互连，处理邻里关系犹如玩“网络泥巴”，“网络规范”取代了社会风俗，“数字编码”厘定了人类法律，“电子表决”规约着政治选举，“电子边疆”开拓蛮荒西部，“处理比特”替代了移动物质，“比特业”重新打造了“电脑化空间的政治经济学”……[39]这种“数字化的媒介环境”就是科学诗意化、技术审美化的生活新境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这里以技术“灵境”的想象方式（也许将是现实的）实现了。
以数字通信为标志的现代高新技术满足并丰富了人类的诗意想象。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发展，正一步步把人的诗意想象和幻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让人的创造力去确证诗意的想象力，又让诗意的想象力去强化人的科技创造力。譬如，现代光纤通信技术将信号源（如话音、图像、数据等），经过电信号发送设备处理后加在光源上，通过光导纤维传到远方的接收端，再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还原成原来的信息。在一根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约为0.1毫米）的光导纤维上，却可以同时传递成千上万的信息，不仅容量大，传输距离长，而且还具有不受电磁干扰、安全保密性强等优点。如此神奇的功能已经使人类“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受到了新的挑战，就连包容宇宙的心灵空间也需要拓展新的诗化蓝天了！再如，过去我们在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读到过作者虚构的“小人国”，免不了笑谈想象的神奇和小说的荒诞，看到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变成一只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要挟借扇，既叹服孙猴子的精灵，也钦佩作者大胆的想象力。但它们比起现代纳米技术这个“科学小人国”来，又不免小巫见大巫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纳米技术制造的超微型遥控机器人，可以进入人体血管中穿行，用于消除人体癌变或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或程控糖尿病人胰岛素的注射量，这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力所不及的。还有如现代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通过对遗传密码的破译和对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切割与重组，可以直接操纵生物的遗传蓝图，设计和创造理想的生物新品种。这较之于希腊神话中的“两面人”，以及中国传说中的“隐身术”“七十二变”之类，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近年出现的生物“克隆”技术，更是现实地实现了昔日“拔毛成阵”“撒豆成兵”神话。科学的新发现和技术的新发明，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此在”的想象力，只有邈远悠长的诗化审美空间，才有可能汇纳这亘古旷世的绝妙美景。
数字科技的“虚拟真实”和“赛博空间”为人类营造了新的诗化境界在技术化社会越来越成为文化的现实。我们看到，现代可视化技术将计算机、胶片处理、视频影像的数字化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领域，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或超微观世界，甚至是一些抽象的科学原理、公式法则等，都实现了可视化处理。据载，日本正用可视化技术建立一座“科学通讯城”，人们进入这种影像数据基地时，犹如置身于深海之中、宇宙之中、梦境之中，抑或是到了细胞内部、原理迷宫，乃至数学公式里头……试想，这该是多么富有诗意啊！中国古代诗论家所推崇的那种“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诗味胜境，在这里被电子科技营造得切切诱人。再如，人们可以在电脑的三维时空中为自己设计最理想的住所，在人造的“生物圈”中模拟适于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乘航天器进入太空站“潇洒走一回”，用潜水装置进入海底去举行婚礼……还有，数码工作室制作的影视艺术，可以让人从摩天大楼飞身直下（如《超人》），让现代都市青年返回远古去体验“人猿相揖别”的生活历险（《勇敢者的游戏》），还可以在“侏罗纪公园”里让人去和恐龙周旋（《侏罗纪公园》），甚至让逝去的电影明星在数字技术下重新复活而再登银幕……数字化营造的这一个个充满诗意的神奇境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都能使人得到惬意的快感和新奇的美感。
数字化的美还表现在它为人类营造的科学与诗相结合的生存方式。科学与诗，本是人类生存的两极境界，而数字化技术以其穿越时空、启迪想象的新发明和新创造，让凝聚了人的智慧与心血的科技产品，以物质寄寓精神，用创造吐纳情怀，靠技艺达成美感，最终使科学与诗、精密的数学与抽象的哲学、毫厘不爽的设计与激情勃放的臆想、生命的新体验与畅神的美境界现实地融为一体，激活和鼓荡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之美，提升、引导并印证着现代人的生存幻想，让科学与诗的结合一步步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譬如，现代电子通信技术形成的“咫尺天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生物芯片这一代代电子计算机对于人的自我潜能的智限超拔；现代摄影术和电子存储带来的“瞬间永恒”，国际互联网络把世界“一网打尽”等，都是科学与诗的结合在人的生存方式上的完美体现。它们已经跨越了个人生存时空的藩篱，把生命的有限提升为生命创造的无限，把生存的需求升华为满足后的心灵享受，在改变世界图景的同时，又让人类乘坐睿智的“科学方舟”去畅游审美化的生存境界。
当然，毋庸讳言，技术文明的高速发展，有时可能会骚扰现代人的精神宁静，打乱竹篱茅舍下的从容意态，抑或挑去笼罩在某些事物上的诗意面纱。因为高新技术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在揭穿迷信、打破神话、终止愚昧的同时，也可能熄灭留存于人们心中的那盏诗意幻想的油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的降生和“克隆”技术对生灵的复制，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电脑传真、光纤通信、网络互动、电子邮件等确实方便快捷，却又消除了昔日那种“望尽天际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脸红耳热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竹杖芒鞋轻胜马”（苏轼）式的舒徐和随意。不过，现代高科技所蕴含的新的诗意和所创造的新的美（如电脑艺术）以及新的审美方式（如网络游戏），较之于它所淹没的那些带有古典情韵的小桥流水、昏鸦老树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保留一份对生活的挚爱，只要我们对快速变幻的现代科技抱有静观的心态并投以审美的眼神，数字传媒技术的声光电屏依然能辉映出人文精神的绿地，信息文明的管道网线传递的仍将是诗意的美和畅神的心灵享受。
1.4 重写文学史与网络文学的“入史”问题[40]
网络文学能否“入史”，固然取决于这一文学的史学价值，更取决于人们对这一文学价值的理解和持论者的文学史观。在确认网络文学是一种文学性存在的前提下，如果视其为一种历史性存在，需要我们对这一文学有客观的历史体认；要视其为一种价值性存在，则取决于人们秉持怎样的文学价值取向；而要研判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文学地位，便离不开对其在社会文化舞台上角色身份的功能辨析。故而，网络文学的“入史”之辨，实即社会历史观和文学审美观的“关系逻辑”之辨。如果说当代文学史不能回避网络文学的既有史实，那么，重写文学史就离不开对网络文学史绩的准确把握，并需要有史观和史识的持正立场。
1.4.1 入史前提：网络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任何事物，入史的逻辑前提都是史实。如此说来，无论时下的网络文学多么的芜杂、粗粝抑或稚嫩、肤浅，它都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一种现实性的历史存在，或历史性的现实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从1991年在北美诞生第一篇汉语网络小说[41]伊始，汉语网络文学虽然只走过了短短20余年历程，却创造了过去任何一种文学形态都没有的作品体量和文化声威。
切入网络文学现场，其史实、史料脉络清晰，不难廓清。[42]1994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公约》，成为世界上第77个网络会员国。1997年11月，由美籍华人朱威廉投资，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原创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其被认为是汉语网络文学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发展的起点。1998年台湾写手痞子蔡发表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爆了我国内地网络阅读和写作的第一波高潮。2008年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标志着主流传媒和传统文学开始关注和接纳网络写作，让网络文学成为可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或“纯文学”）、图书市场文学分庭抗礼的一种文学形态，开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版图，形成所谓“三分天下”的文学大格局。近几年来，由于数字媒体的强势覆盖和文学网站商业模式的日渐成型，文化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网络写作的强大引擎，刺激了网络文学前所未有的市场化繁荣。广大网民在数字终端（联网电脑、手机、iPad、电子书、电纸书等各种电子阅读器、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工具）阅读、写作和上传习惯的日渐养成，几乎拆卸了网络文学所有的技术壁垒，把文学行为从高高在上的圣坛拉回到“新民间文学”的草根丛林，不经意间，市场和技术的双重推力便将文学的大跃进和大普及变成了网络上的现实。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43]，我国网民已增至5.91亿人。在这些网民中，有网络文学用户2.48亿，网民的网络文学使用率为42.1%。这其中，有超过2000万人上网写作，网站注册写手近200万人，通过文学网站和各类数码接收终端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数日均超过10亿人次。这样的“文学爆棚”现象，让网络写作和数字阅读不仅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学存在方式。一些文学网站以作品收揽和版权转让为盈利手段，把文学电子商务玩得风生水起，激励着网络文学呈几何级数增长，仅盛大文学公司旗下的6家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小说阅读网、榕树下、言情小说吧、潇湘书院等，就已贮藏原创作品超过580万部，累计超过730亿汉字，拥有作者总数近160万人。[44]其麾下的“起点中文网”每天有超过3亿的PV流量，数以千万计的用户访问量，积累原创作品超过百亿字。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网”有注册用户240万，储藏的长短篇原创作品总量超过192万部（篇）。“晋江文学城”网站简介上写着：网站有注册作者40万人，小说65万部，并以每天新发表750多部的速度继续发展。网站平均每1分钟有一篇新文章发表，每3秒有一个新章节更新，每0.5秒有一个新评论产生。我国手机网民达4.64亿人，博客用户4.01亿人，微博用户3.31亿人，微信使用者超过4亿人，这其中的内容生产所蕴含的“段子”写作、审美元素和人文表达，与数百家文学网站、个人文学主页中的原创之作，汇聚为新媒体文学的强大洪流，以恒河沙数般的数量和巨大增幅源源涌向文坛，这样庞大的写作族群、海量作品和读者受众，共同打造了“赛博广场”网络文学的“人气堆”，已经构成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现象”。一方面，网络文学在冷眼和指责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对传统文学形成“格式化”般的整饬与解构，它们形成的文学冲击力和文化影响力，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容小觑的文学性存在——一种文学的历史性真实存在，或曰现实性的历史存在。故而，如果要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写史，就不能忽略网络文学的客观史实和不容小觑的史绩，没有网络文学史，就不是完整的当代文学史。英国历史学家霍列特·卡尔（E.H.Carr）说过，写史应该恪守实证主义原则，“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45]。今日的网络文学不仅是一种体量巨大、声威日隆的文学事实，还日渐在“边缘”与“主流”的博弈中，用不断攀升的业绩博取自己的文学身份和文化地位，并且与社会权力话语形成新的历史逻辑关系，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与媒介生态、大众诉求、文化表征、生活方式、社会变化乃至权力模式、观念转型、理论嬗变等形成一定的“关系场”和变化模式，从而让它们以“语境关联”铸造了网络文学入史的前提。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任何一个局部‘中心点’，任何一个‘变化的模式’，如果不通过系列连续的连接最终归于一个整体战略，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任何战略，如果它不以准确的、细致的关系为基础——后者不仅不是它的实施与后果，而是它的支点和锚地——它就无法获得整体效果。”[46]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正是在与社会文化和历史进步的变化模式和语境关联中赢得自己的入史前提的。
1.4.2 入史必然：网络文学是一种价值性存在
描述网络文学的历史存在性固然重要，但它能够揭示的只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从本体论上为这个时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史实、史料和史绩的镜像。深言之，网络文学要以合法性的身份认证介入或干预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工程，不但要廓清其已有的存在样态，体认其作为一种文学史存在的本体依据及可能性前提，更需要辨析其作为一种文学历史节点的价值属性和意义形态，厘清网络文学入史的理论必然性与观念建构性。
相对于现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网络文学的价值性存在要追求的是历史的合法性，它所达成的应该是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实践理性与意义理性的统一。价值论是关于社会事物之间价值关系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科学，它从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对象的意义，评价事物的价值作用。如此说来，我们考察网络文学“入史”的逻辑必然性，需要把握其对人类艺术审美的意义蕴含和对文学的价值作用。
窃以为，网络文学的价值属性应该包括“体制内价值”和“体制外价值”两层逻辑结构，前者是基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来看待和评判网络文学的价值，后者则是传统价值观在数字技术传媒时代的异变、拓展和创新。
从体制内的眼光看，网络文学的价值选择和功能模式常常是备受诟病的。由于媒介方式和传播载体的根本改变，又由于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多是源于“表达”的需要而非“文学”的动机，从山野草根和技术丛林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很少赓续传统文学观的价值“基因”，也无求“体制内”的意义认同，倒宁愿我行我素，快意表达，不求表意多么精致深刻，主旨多么宏大和崇高，唯求我手表我心，自娱以娱人，不管所写的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还是春花秋月、鸡毛蒜皮，只要能达成“孤独者的狂欢”或宅女宅男的交流，“写什么”和“怎样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不受任何羁绊。我们看到，网络文学生产方式完全是体制外的：数字传媒赋型，让作者以机换笔，改变了文学媒介载体；键盘鼠标的“比特”叙事，置换了文学的符号指涉方式；网络主体的间性特征，助推了虚拟现实的欲望修辞；自媒体发布和“拉”阅读的在线交流，用赛博空间解构了主客分陈的二元对立；而网络多媒体、超链接、交互性并存的电子文本，呈现出文学作品范式的艺术蜕变；更有文学传播的“非原子”介质和“无障碍”模式，让文学作品更廉价却更高效地抵达了它的消费客户……这一切，与传统的体制化创作模式和文学存在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不过这些巨大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没有任何价值关联，或网络书写就一定与体制内写作判若云壤。实际上，网络文学蕴含的文化精神——自由、平等、兼容、共享，其本身就包含着人类赋予文学的人文价值。例如，网络写作对个体话语、小众话语的尊重，是对主流话语权力的消解，同时也是对创作主体个性化的肯定、尊重与张扬；网络文学平民化的创作立场、平视审美的艺术精神，“渎圣”思维中的伦理情怀，还有“艺术平权”的文学机制等等，无不体现出文学回归民本、书写人文本性、尊崇人性本色、表征生命道义的价值选择，这不正是人类为文学逻辑原点所预设的价值性存在吗？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在网络里，许多人找到了情感发泄的渠道，任何通晓社会学的人都知道，众多网友对于现实的不满在网络中得到了发泄，它切实成了社会的安全阀，有效缓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个人心理压力。……在BBS上面，你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不必看任何其他人的脸色，你也看不到。你可以对抗权威，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想说BBS给中国的民众培养了民主的思维。”[47]
不过，网络文学的“体制外”价值取向更值得文学史的书写，尽管其中的某些价值选择未必都是支撑文学前行的正能量，需要我们切入现场，仔细甄别。这里有几个迥异于传统价值观的“体制外”观念取向已经初露端倪。
首先是网络技术实现话语权的下移，让大众书写的“新民间文学”时代迅速来临，其中蕴含的技术“草根”对知识精英的僭越，拆卸了既有的主体身份樊篱，颠覆了传统规制的文学秩序，以技术启蒙实施了一次文学话语权的大解放，昔日对文学无比神往却充满敬畏的“沉默的大多数”，终于有了写作机缘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尽管这种文学话语权向大众回归所由形成的“写作大跃进”未必就是真正的文学进步，但这一草根狂欢的技术模式无疑却是对千百年来社会分工导致的精英阶层“圈子文学”的一种反叛式矫正，它使文学行为重新回归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大众体制，对文学的“人学”本性回归终究是有历史性积极意义的，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砍砍伐檀”“七月流火”那个大众作诗时代的历史回声。
其次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动机，让文学生产从创作源头到消费终端实现目标明确的“产销对接”，形成文学生产“满足—供给”的反馈机制，读者需要怎样就怎样写，“粉丝”爱读什么就写什么，其意义不只是让文学作品找到了接近读者的最便捷的路径，消除了一直以来制约文学阅读的“传播壁垒”，更重要的是把“读者”的维度纳入创作环节，把对读者的尊重视为文学意义选择的基本路径，形成了文学的“后置型”评价模式和阅读至上、终端认同的写作立场。结果，文学读者开始真正成为创作者的服务对象甚至“衣食父母”，作者也秉持“眼光向下”的始源动机，以平视审美关注目标市场，用读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形成文学创作的“让渡价值”，使一直以来倡导的“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宗旨得到从自发到自觉的贯彻实施。这不仅是对社会公众文学阅读权的尊重，也是对不同程度存在的漠视受众、自娱自乐的“贵族书写”和“精英崇拜症”的有效矫治。网络写手菜刀姓李在与体制内写作的比较中分析过“读者中心论”形成的原因：“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真正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决定作品命运的人变了：以前是编辑决定作品生死，到了网络上更多的是由读者来判定作品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写手由迎合编辑或者文学期刊变成了直接取悦读者。”[48]
“读者中心论”创作动因背后的原因，便是网络文学“体制外”价值取向的第三个深刻变化——基于资本市场逻辑的商业价值营造，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呈现爆发式增长的经济动因，也是其中最直接、最具支配力的因素。时下的网络写作早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初创期的“无功利”写作了，而是一种物质功利多于艺术追求、市场价值先于审美创新的商业行为。当然，仅仅出于表达和交往需要的网络写作也是存在的（如那些富于文学色彩的博客、微博、微信写作，手机“段子”写作，文学性BBS跟帖，个人文学主页，以及一些基于特定“小众”的文学情趣类网站，如一些古典诗词网站、社交类网站的文学栏目等），不过它们远远逊色于那些商业性文学网站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构不成网络文学主流。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它是完全市场化的产物，属于新型传媒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支配着文学网站的生存和网络文学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利润最大化追求和产业化经营的成本核算原则，控制了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阅读的全过程。一般而言，网络文学公司对商业价值的营造多是构建“一体两翼”的商业模式：即首先以收揽原创作品为“体”，通过招募作者、签约写手和吸纳有创作潜质的文学网民投稿，尽可能地把文学写作的人力资源“一网打尽”，实现原创作品的“海量收藏”，以此奠定后续商业开发的作品基础。“在线阅读”和“版权转让”则构成这个商业模式的两翼。其中，在线阅读主要采用付费在线阅读、付费下载、付费包月阅读、手机短信订购（SMS）、网络定制版（WAP）、语音版（IVR）等实施各种信息增值服务。相比在线阅读的商业效益，版权转让是网络文学创造商业价值的更重要途径，也是网站商业模式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核心产业链。这在网站经营上被称为“全版权”，它采用不同媒介的多种版权转让方式对作品实施全方位经营，亦即“把网络作品转让给电视、电影、广播、手机、纸媒、网游、动漫等不同传媒领域，通过文字、声音、影像、表演、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路径、长链条的版权经营，在满足受众市场细分需求的同时，让网站、作者和作品经营者一并获得商业利益”[49]，从而形成同一作品商业价值开发的“长尾效应”。近年来在影视市场上热映、热播的作品如《杜拉拉升职记》《裸婚时代》《失恋33天》《后宫·甄嬛传》《步步惊心》《小儿难养》，以及《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光之子》《吞噬星空》《天珠变》《武动乾坤》等热门网络小说的产业链成功经营，都是网络作品版权转让的成功案例。其所创造的商业价值，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践履可能不足为训，但对于网络文学本身的激励与繁荣却产生了强劲的商业驱动力，并且是文学史书写不容忽视的一种价值结构形态。
1.4.3 入史意义：网络文学是一种功能性存在
考辨网络文学的入史资质，还需要从文学功能性维度探析其意义模式，以便从社会历史观和文学审美观的“关系逻辑”上把握其切入文学史的“史识”和“史绩”根据。相对于传统文学惯用的“宏大叙事”模式，网络文学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搁置”了教育、认知、审美等训诫性、规制性功能范式，而长于从“技术—自我”的双重维度表征“文学—社会”的功能形态，以此丰富文学史书写的新内容。
从文学意义上说，抛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功能相似点不论，网络文学特殊的功能性存在主要有二：一是充分利用数字媒体的技术自由达成网络写作的个性表意功能，二是用艺术形式的创新性试验实施文学的知识化生产。先说前者。网络媒体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普适操控性和自由表现力的传媒形态，它以技术平权的程序架构为基础，支撑文学话语权的大众化下移，用科技手段助推人类在文学生产和传播领域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把技术化自由理性赋予文化的价值理性，以此与文学艺术的自由精神形成天然暗合的“图—底”关系，让人类的文艺生产在一个廓大无垠的“赛博空间”追寻人文逻辑原点赋予的自由本性，实现自由的创作和创作的自由，表征艺术本体的自由品格。美国新媒体文化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说过，互联网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赛博乌托邦”（Cybertopia），他认为，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传播大量文化产品的效率，“突破了印刷模式和广播模式的限制，体现在：（1）使多对多交流成为可能；（2）使文化客体的即时性接收、转换和再传播成为可能；（3）使交流行为从国家的岗位和现代性的主权空间关系中脱离出来；（4）提供全球性即时联系；（5）将现代/后现代主体插入联网的信息机器设备。结果就是一个更加完备的后现代主体，或者一个不再是主体的个体，因为它不再像从外部而来似的与世界对向而立，而是作为电路中的一个点在机器中运转”[50]。这种由技术方式规制的后现代主体，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达和个性表意预设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它让文学生产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主体不仅拥有了写与不写的自由、写什么不写什么的自由，还突破了昔日文学体制下的“发表难题”和“传播樊篱”，网络用“比特”代替原子的“信息DNA”承载方式，打通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让文学写作者的个性表意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限制，乃至我行我素，兴之所至而畅快淋漓。如一位网友所言：“到论坛里走走看看，是自己的愉快，别人无权说三道四；到论坛里说不说话，是自己的愿意，别人无权指指点点；到论坛里大闹，是自己选择，别人无权刻意阻挡；到论坛里说话不多，是自己的习惯，别人无权要求改变。仅此而已。”[51]这样的上网心态用于文学写作，既可能让主体过于随意和即兴，漠视创作应有的艺术担当感，失去文学的深刻与厚重，也可能促使创作主体秉持人的生命本色去面对文学，让文学回归人性本真，给作品注入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生命感受，避免文学创作中的虚假和矫情，对其功能的价值判断关键要看创作者如何利用数字媒体的技术自由去表现什么样的个性蕴含。
再说后者。由于传播媒介和技术载体的置换，网络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实验性创新不断助推新文学的知识化生产。传媒技术对文学的深度介入和文学生产与“程序至要”的密切“联姻”，让文学的知识场出现大范围知识“内爆”和概念创生，许多传统的理论命题和逻辑范畴被搁置、被遮蔽或庋藏幕后，一大批与数字技术密切关联的知识性概念，如新媒体、数字化、超文本、多媒体、万维网、阅读器、赛博空间、虚拟现实、在线漫游、软载体、地球村等，成了了解网络文学的入门知识。一些贴近文学的新概念和它们背后蕴含的新知识，如以机换笔、读屏时代、数码文本、链接修辞、手机文学、博客写作、比特叙事、间性主体、签约作者、付费阅读，乃至感觉撒播、平庸崇拜、欲望修辞、程序创作、渎圣思维、脱冕写作、文学祛魅、新民间文学、全版权转让……无不超越传统的文学知识视野，让许多人在这些“陌生化”的术语和知识面前失去原有的文学自信。不过，网络文学中的知识更新通常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中呈现出来的，由于网络作品时常消弭艺术与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纪实与虚构、交流与表达的界限，让文学的固有形态出现衍生或异变，而网络视频、音频、符号链接技术的便捷使用，让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的“类综合艺术”跨越文学边界，使艺术形式创新成为文学知识更新的先导和引擎，又让形式创新、知识更新成为文学功能模式构建的新内容。于是，网络文学的形态变化和形式创新就成为文学史意义书写的组成部分。比如，仅从作品的文体和语言风格上讲，网络文学就陆续出现了聊天体、接龙体、知音体、梨花体、短信体、对帖体、后宫体、链接体、拼贴体、分延体、扮演体、废话体、凡客体、羊羔体、琼瑶体、红楼体、淘宝体、脑残体、乌青体……它们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还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文学写作有多少种可能，让网络文学知识生产成为其价值功能不断建构的基础，形成网络文学学术语法的意义关联体，进而为新型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提供观念范畴、意义选择和学理基础，也为文学史提供新的知识谱系。
在社会学意义上，网络文学作为文学史的功能性存在也有两种显著表现。首先是它的文化经济功能，这一点使它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如前所述，诞生于传媒市场、依托于文化资本的网络文学充分拓展和深化了文学的商业元素，它抽绎出作品中的经济因素以迎合市场需要，并且把产业化作为文学网站运营的终极目标，进而把利润最大化的文化经济当作网络文学生存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自2005年前后文学网站出现付费阅读和签约写手的经营方式后，一些大型文学网站便开始了“左手版权、右手金钱”的商业运营模式探索。其中，盛大文学成为近年来网络文学产业化运营的“领头雁”，其麾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小说阅读网、榕树下、言情小说吧、起点女生网、悦读网等，正是通过在线阅读和版权营销的商业推力而风生水起的，极大地带动了近年来类型小说写作和阅读的火爆。2013年，腾讯公司宣布投资百亿元进军网络文学领域，旗下的创世中文网宣称，将以培育“十万年薪作家十万名”为目标，大幅提高网络写手福利以招揽作者。盛大文学为巩固自己的“龙头”地位，宣布已融资1.1亿美元用于改善与作者的分成方案，新近又吸纳了新华新媒的战略投资，在资本和内容资源层面开展合作，在数字阅读、版权开发、信息服务和电子报刊分销平台等领域相互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网络文学市场的资源争夺，特别是对上游资源（写手和原创作品）的争夺，是数字传媒资本市场逻辑的必然反应，也是网络文学文化经济功能的具体体现。一批热门的网络作品如《杜拉拉升职记》《诛仙》《鬼吹灯》《星辰变》《盗墓笔记》《后宫·甄嬛传》《斗破苍穹》等，陆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或网游产品，抑或出版为实体书、二度加工为手机产品、有声读物、漫画、广播剧，以及海外版权等多种文化衍生品，有的还注册商标，开始文化产品授权。网络文学助推了文化产业，也活跃了文化市场，发挥了“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功能，不过如何在“市场化”与“文学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仍然是一个难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看，网络文学还显示出一定的社会舆情功能。“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这句话在网络文学身上得到生动的展现。由于网络的自由与开放和网络文学的“无门槛”与“零成本”，又由于网络写手身份的多样性、平民性和匿名性特征，写作者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随时随地发表自己想说想写的东西，使网络作品具有生活化特征和写实性品格，能够真实地反映作者的喜怒哀乐，记录社会的本来面貌。这在作为网络文学衍生品的手机文学、博客和微博文学、文学社区论坛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韩寒有微博说：“想要得到爱才学会付出；孤单才想念起你的朋友；有了职位才去努力工作；失败才记起他人的忠告；生病才意识到生命脆弱；分离后后悔没有珍惜感情；有人赞赏你才相信自己；别人指出才知道自己错了；腰缠万贯才准备帮助穷人；临死时才发现要热爱生活。”这些话包含的人生道理与社会语境是融为一体的。另外，每逢发生重要的公共事件，如近年出现的动车追尾、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郭美美事件、微博打拐、故宫失窃、免费午餐计划等，总会出现众多的手机段子、微博评述，乃至恶搞作品，网民纷纷用新的传媒方式表征社会道义和舆论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不愧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和真切的人生镜鉴。
如此来说，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其答案是肯定性的。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而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域。它们所形成的文学审美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关系逻辑”，让网络文学不仅足以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该具有自己的“网络文学史”，不是吗？杨义先生在论及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能否入史的问题时，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他主张应该“对百年文学多样、多层、多维的史料资源，进行卷地毯式，或竭泽而渔式的清理，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存在中，抽象出自身原创的原理、法则，用自己的声音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这才算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职责。如此，或能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52]面对体量巨大、影响力日隆、成长性极强的网络文学，我们要重写文学史也应该秉持这样的史观和史识。
注释
[1] 本节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3期全文转载。
[2] 1991年4月5日，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美国诞生，互联网上第一篇中文网络文学作品是张郎郎的杂文《不愿做儿皇帝》，发表于1991年4月16日《华夏文摘》第3期，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是小小说《鼠类文明》（作者佚名），发表于1991年11月1日《华夏文摘》第31期。
[3] 痞子蔡：《网络文学和我》，转引自吴晓明《网络文学创作述论》，《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 李敬泽：《“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文学报》2000年4月20日。
[5] 吴俊：《网络文学：技术和商业的双驾马车》，《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
[6]
[7]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4年1月15日发布的第1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国已有上网计算机3089万台，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8.3%，而上网用户数也升至7950万人，半年内增加了1150万人，与2002年年底相比增加了2040万人，增长率为34.5%。参见
[8] 李寻欢：《我的网络文学观》、Sieg：《反螺旋立场》，均载《网络报·大众版》2000年2月21日。
[9] 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318页。
[10] 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1990，p.111.
[11]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12] 参见欧阳友权等著《网络文学论纲》第四章“众妙之门——网络文学的学理分析”，中的“一、网络：自由的精神家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1996年《中国时报·资讯周报》推出了“网络文学争议”专栏，被认为是“网络文学”在我国印刷传媒中的首次正式采用。这次争议的缘由是杨照在该报“人间副刊”上刊出《身份与故事》《老狗》等文章，批评网络BBS上的作品质量不佳，引起BBS写手们的不满。争论焦点集中在纸媒介与网络的传播差异、垄断与开放、网络文学的品质等问题。参见
[14] 欧阳友权：《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5] 截至2004年2月15日，榕树下网站存稿量已达2456978篇，创造了网络文学火爆的奇迹。
[16]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17] 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1990，p.111.
[18] M.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Harper and Row，1971，pp.62-63.
[19]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咏、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0] 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1990，p.111.
[21]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7页。
[22] H.Gerth & C.W.Mills（eds），Essays on Socialol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46，p.342.
[23] 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The Comtinum Publishing Co.，1975，p.XIX.
[24] [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25] 本节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27] [英]詹姆斯·W.麦卡利斯特：《美与科学革命》，李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28]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9]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30] Martin Heidegger，“Overcoming Metaphysics”，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a Critical Rea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90.
[31] 本节原载《东方丛刊》2010年第1期，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06BZW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32]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8页。
[33] [德]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36] [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37] [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38] [美]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译者前言，范海燕、胡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页。
[39] [美]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范海燕、胡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全书分为“拉线”“电子会场”“电子公民”“重组的建筑”“软城市”“比特业”“获得好的比特”共7章，这里的描述就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该书网络查询地址：
[40] 本节原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
[41] 第一篇汉语网络原创小说名为《鼠类文明》，作者佚名，发表于在美国创办的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1991年11月1日第31期。
[42] 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脉络可参见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发展史——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马季《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年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43] 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7月17日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44] 该数据见盛大文学官网：
[45] [英]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46]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47] 苏三：《网络是虚幻的吗》，刘学红主编《网上江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8] 转引自王觅《网络文学：传递文学精神，提升网络文化——中国作协举办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文艺报》2012年7月13日。
[49] 欧阳友权：《当下网络文学的十个关键词》，《求是学刊》2013年第3期。
[50]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51] 白云：《随便说说》，刘学红主编《网上江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52] 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