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从郑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隐在心底的火苗扑闪闪旺盛地跳动，这一天，我等了三年。三年前的初冬，我偶遇一群刚从新疆拾棉花返乡的周口女工，她们一上公交车，大包小包的行李，连同毫无掩饰的说笑，顷刻间填满了整个车厢。我闻到一股新鲜棉花的味道，掺杂着丝丝好闻的阳光气息。这气味，是从我脚边两个鼓鼓的棉花包里溢出的，它来自遥远而神秘的新疆棉田。印花的包皮布上，仍沾着细碎、干燥的棉花叶片。
那一刻，我很认真地去看身旁女工的脸，她们粗糙的脸颊，留有高原阳光的印记。虽神色疲惫，却目光灼灼。女工们抓着手机高门大嗓地讲话，告诉家人在哪个路口接她，一副见过大世面、腰包装大钱的架势。那一刻，我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们，下决心，下一年棉花开的季节，要追随她们去新疆。也因此，我毅然辞去小学副校长的职务，借调周口市文联。一周前，我只身去新疆采访河南籍拾花工的申请，得到文联主席顺利批准，并给予全力支持。出发前，李主席把他刚买的新相机送到我手里说：“深入采访，留好资料，安全归来。”我抓了一把给女儿准备的嫁妆钱，买票、登机、飞新疆。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我随采棉女工跨越万里的脚步，随着这群勤劳候鸟不断扇动的翅膀，从河南周口来到新疆昌吉。透过飞机的小小窗口，皑皑白雪覆盖的天山尽显眼底。我的右侧，是飞机庞大有力的翅膀，我的心也插上双翅。我哼着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不辞长作新疆人”
飞机落地，我的心并没有落地。我随人流走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寒气很亲近地包围了我。十月的夜晚，在中原还是温暖如春，在新疆却是相当寒冷了，虽然有所准备，但仍是被寒流击中了。相比之下，我更不安的是，没找到前来接我的人。眼见得身边异乡口音的旅客，一一匆忙离开。我独自拉着行李箱的身影，在灯光下越拉越长。我从门口的暗影，退回出口的灯下，直退到两个全副武装的威武士兵身旁。他们年轻英气的面孔，还有他们手里紧握的钢枪，让我有些踏实。这时，手机传来《回族文学》杂志社买社长焦急的声音，他们已经在外边等我很久了。空旷的候机大厅，响起买社长急急奔来的脚步，她胸前飘飞的红纱巾，映红了我的1眼睛。
第二天，美丽的昌吉州，还有亲人般的买社长他们，都没有留住我匆忙前行的脚步。我在前往五家渠市的路口，松开了他们温暖的手，买社长对我这个普通的回族作者一再嘱咐：“随时保持联系，随时告知行程，随时派车接你。”
两个小时后，我在五家渠劳动宾馆，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主席。我把文联的介绍信呈给李主席，还出示了我的身份证，然后，又给他看了我的中国作协会员证。在新疆的当下，这些程序是很有必要的。午饭时，在招待我的饭桌上，意外地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宣传部长用家乡话对我说：“我也是河南人啊。”我惊喜，用家乡话问：“恁是河南哪里的？”“俺是周口的。”我大喜：“咦！原来俺家乡的人在这儿当官哩，这世界其实很小啊。”老乡高部长对新湖农场杨副政委说：“好好照顾俺这位作家老乡，她是回族，吃饭讲究。”杨副部长豪爽地用河南话答应着：“中！中！”我的一颗心，才真正安心地落了地。
可以说，在我登机之前，并不明确自己采访的方向，茫茫大新疆，不知道我们的拾花姐妹散落何处。只是在家打听到，农六师新湖农场有我们的河南拾花工，就通过昌吉文联联系到五家渠文联，又联系上了新湖农场。热心的杨副政委去内地开会前，让他的司机胡师傅找到我，说，这些天，听我调配，我要去哪里，他就送我到哪里。我说：“我要去新湖农场总部。”胡师傅说：“好啊，走吧！”
车子在油亮的马路上滑行，道路两旁的树木一排排涌过来，如一群身着彩裙、粉墨登场的美艳女子。榆树一棵棵敦实地站着，树干粗短，枝丫发育成一个蓬松的圆。树下的绿荫也是圆圆的，风摇下榆树青青黄黄的叶片。有几头黑花奶牛早已等在那里，晃着短尾巴舔着树叶，风不止，牛们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吃完。车子一晃，一排白杨树金灿灿地压过来，杨树穿成黄金甲的模样，片片金叶的明艳，亮得让我睁不开双眼。杨树的枝条刺破天空幽蓝的包浆，有大朵的白云飘出来，任性地铺开。十月的北疆，每走一步，就会掉进自然的画框，太阳光在路面肆意地跳跃。我的眼睛，还没有做好接受视觉盛宴的准备，目光竟有些惊慌失措。
视野更加宽阔起来，天和地，陡然大得无遮无拦。连路边的芦苇，都长成小树的样子，顶着满头的芦花自由摇摆。路面也更加宽阔，胡师傅开车很虎狼，一扭超过一辆车，一扭又超过一辆。小石子在车轮下发出嘣嘣的脆响，又在路沟边听到几声沉闷的跌落。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老师傅，性情里竟也豪放不羁。他说：“习惯了，这路我跑了大半辈子。十八岁当兵到新疆，一待就是四十年，再有两年就退休了，带老伴回南方老家住上几年。苏州的老爹老娘，临了没能见上一面。”
一声叹息，我的眼眶也潮热起来。
有蓝色路牌竖在路旁，上面几个鲜红的大字，如一排跳动的红心：新湖农场欢迎您！我的心忍不住狂跳，下车拍下几张照片，我喊着：“新湖农场，我来了！河南姐妹，我来了！”引得过路司机伸长了脑袋。
大车一下子多起来，新摘的棉花装满车厢，呼呼地驶过去，一辆接一辆，朝着新湖的方向。野外的风，好像被野蛮的汽车撞疼了腰，它生气地揪下车厢缝隙里的棉花，一把把甩上路边的野草棵。草棵上开满了白棉花，道路两边也是两溜雪白。我说：“像下了雪，到处都是棉花啊！”我有下车捡拾的冲动，还想带上我的学生，集体开车来捡，“做棉被也行，做棉衣也行，这么多的棉花，这么多……”又说，“真可惜了，怎么没人捡呢？”胡师傅说：“家家都有地，忙着呢，谁捡呢。”
路面突然变红了，星星点点的红，像燃放过鞭炮的红纸碎屑。我正奇怪，两辆大车呼啦啦开过，满车冒尖的红，是新疆尖头红辣椒成熟了，一路飞撒着。路边干枯的草棵，又挂上鲜艳的红，路面上的辣椒碾碎了。我可惜得不行，又要下车去捡辣椒，说，这辣椒炒鸡蛋很好吃。胡师傅说，那能吃多少呢？我说用盐腌上也好吃。胡师傅吸溜一下嘴，笑声辣辣的。
新疆就像一个富贵而大气的王后，她帅气得让人眼热心跳。
路过共青团农场，胡师傅兴奋地告诉我，今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农六师考察现代农业装备，在棚子里，看到整齐摆放的一台台农业机械。总书记还来到共青团棉田，察看地膜下的灌溉情况。胡师傅一指右边的棉田说，这就是共青团农场的棉田。我随即下车，跨过路旁不宽的土沟，小路上一层薄霜似的白碱，踩上去松松软软，脚后腾起一股面粉似的白烟。我蹚进棉田，猛然被无边的白棉花淹没，一时间我不会呼吸了，仿佛所有的雪都落在这里了，又好像天上的云都铺在这里了。想起刚才胡师傅所讲述的，习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微笑着对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人员说：“我当时插队在陕北，很向往这里。苏东坡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新疆有烤馕、抓饭、羊肉串、哈密瓜、葡萄，等等，咱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不辞长作新疆人’。”
“每一朵花都不一样”
新湖农场到了，开满花的小公园，大气的办公楼。新闻科长小张，迎风站着迎我，如一朵美丽的白棉花。
年轻的科长，听说我要下到棉田找寻拾花工，她瞪大一双小鹿似的眼睛说：“那太苦了，阿慧老师您能行吗？”我说，怕苦我就不来了，让她放心安排吧。她出去查了查档案，告诉我四分场住有不少河南拾花工。我兴奋得直冒汗，提包就走。
四分场的路途不远，拐几拐就到了。接近分场时，一个贫瘠的地弯里，隆起一大片坟包，落日下灰突突的凄凉。我小心地问起，张科长细声地介绍：这里睡下的，都是老一代建设新疆的人。每个兵团都有这样的坟地。我哪里知道，美丽的科长的爷爷，也长睡在新疆的黑土里，他老人家是最早来新疆的河南许昌人。
四分场的敬书记，把我们迎进后排的筒子楼。他五十出头，着暗格西装，人干练利落。他一边亲自帮我铺展被褥，一边朗声说：“我们这里很艰苦，作家别嫌弃啊！”楼房的确有些破旧，水泥地面脱落得斑驳，但小屋有暖气，感觉很舒适。我已相当满足，说，只在兵团偶尔住，我想找到老乡姐妹，同她们一起住。“啥？”敬书记说，“你没见那环境，能住吗？”
小张科长和胡师傅回总部了，他们的车灯一闪就消失在了黑暗中。敬书记送了一把手电筒给我，把电水壶里的水烧开，然后拿起一根带弯头的细钢筋棍，在门后比画说，从里面拌上就行了。那情景，使我误认为，我的奶奶还活着。最后，他在门口一摆手说：“我们几个场领导都住这儿，轮流值班，很安全，放心休息吧。”
早上七点我准时起床后，见楼道静悄悄的，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才想起，新疆时间比内地时差晚了两小时。小餐厅在楼道的尽头，早餐时我见到了几位领导。他们各自盛饭，然后围坐在一张圆桌旁，看起来，很像一家人。桌子上只有两盘菜，一盘是腌制的咸菜，另一盘，还是咸菜。领导们喝粥吃咸菜，我也加入他们，只是，我这客人，比他们多了两个白水煮蛋。我无法张嘴吃那两个煮鸡蛋，心里却大大的意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吃饭竟是那么简单。敬书记吃好后，端着空碗去刷，做饭的女师傅也不上前帮忙，其他领导也都排队刷碗。我呆望着他们，不住地感叹：恐怕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才是这样的。
敬书记的司机把我送到八连的棉田，我找到了一直想要找的人，她们大雁似的排成一字形，前头是无边的雪一样的棉花。我在她们身后高喊：“老乡，我来啦！”她们显然听到了久违的乡音，都站起来朝我看。
我走近一位大姐，她戴着遮阳帽和大口罩，我无法看清她的模样。但她显然看清了我，她在口罩下说：“老乡你来这儿弄啥哩？”我说：“我是来新疆找你们的。”说着，我举起了相机，她把身子一蹲，脑袋埋在棉花棵子里，说：“别照！俺这打扮像个要饭的，上了电视丢咱河南的人。”旁边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哩，村里人会说，还以为你们在新疆多光鲜呢，谁知都摆弄成这样子。”我说：“这样子怎么啦！你们现在穿得不好看，挣的钱可好看哩，粉红色的大票，哗啦啦的，干净又美丽。”姐妹们咯咯地笑，都说“对得很”。我轻松起来，融入集体很顺利。她们听说我不是电视台的人，是坐在家里写书的，来新疆找她们，是想写一本关于拾花工的书。她们才放了心，双手不停地在棉朵上翻飞，棉田里响起一片细碎的刷刷声，如蚕吃桑叶。
我放下相机，加入拾花的行列。这块棉田有两千多亩，棉株粗短，高不过人的大腿。我捡拾时，腰部的弯度很大。棉朵肉嘟嘟，活像一个个睡熟了的小鸡仔，抓在手心，有高烧的感觉，仿佛还有丝丝心跳，这感觉很奇妙。我仰面看头顶的太阳，只一眼，就泪流满面。那光芒如同千万根烧红的钢针，我的眼睛一阵热麻麻的痛。脊背像背着一团炭火，从脖颈到腰间，火灼灼的。新疆正午的阳光，是那种欺负人的火爆。“这还算热啊！我们初来时才叫热。”大姐说，她们九月份来时，新疆正是“秋老虎”。那时棉花叶子还绿着，花枝子缠腿，迈一步都费劲。第一茬棉花，多开在根部，拾起来很不易。但最难以忍受的是太阳的毒辣。中午，高温将近三十摄氏度，汗水顺着脊背流，连裤腰都湿了半截，每天喝五公斤的水，还是干渴。厚厚的帽子和口罩，叫人呼吸不畅，但仍免不了被阳光晒伤，一摸脖颈，满手是皮。大姐摘下口罩，我看见她的脸颊上，两块膏药似的黑斑，耳朵也黑紫了，有点像晒卷了边的棉花叶。
翟大姐五十五岁，是这里的老拾花工，她连续五年来新疆，年年都带来不少能干的大姑娘、小媳妇，是个小队长。她家住河南封丘农村，三个子女都成家了，老伴患哮喘，常年吃药。她说：“我来这儿抓钱哩！每天拾个一百多斤（公斤），老板给一斤一块钱，一天就是两张红叶子（百元人民币）。”她语气自豪，“一个棉花季能抓个一万多，顶一年的收成，在咱老家，哪个地方也挣不了这么多。”我问她不累吗？她说，怎么不累？浑身骨头疼，睡觉爬不上床。“今年手头没恁快了，盼到拾不到，顶多抓一万块钱了。”我问她吃那么多的苦，为什么还干？大姐说：“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趁自个儿还能动，多抓俩钱儿，老伴吃药打针、柴米油盐，不伸手给儿女要了。俗话说得好，‘谁家有，不如自己有；两口子有，还隔着手’。俺不给孩子们伸手要钱，这样俺活得硬棒！”
让自己硬棒、有尊严地活着，是翟大姐来新疆的目的。大姐系在腰间的棉花袋子越来越高，高过大姐的胸口，大姐倚靠棉花袋站立，棉袋支撑着大姐的疲惫，她亮闪闪的目光在棉田伸远。我上前按了按，袋子里的棉花塞得实实的，摸上去有些硬。我没想到软蓬蓬的棉花，还可以那么1硬棒。
我嘴甜地说：“大姐你年轻时候，肯定美得像花儿。”她的黑脸颊上突然涌上了红晕，她笑：“啥花？老柴火棒子花。”笑声硬朗朗的。
我走到一个叫爱叶的女工跟前时，她正一手抓棉花，一手打电话，白口罩在右耳边晃荡，声音柔软如棉：“好，乖儿子，妈挣钱了给你买。你妹妹呢？唉！妞妞，妈也想你啊，好，买棉袄，吃饱饭，妈妈记住了，好好听爸爸的话……”她年轻的脸上笑容生动，长睫毛颤颤地抖，小白牙亮晶晶。挂过电话，她的笑容仍没有收起。我趁机问：“是家里的电话？”她笑说：“儿子打的，六岁了，刚上一年级，要我给他买点读机。女儿刚三岁，一接电话就问，妈你都去了好几天了，咋还不回来啊！女儿还让我买件厚棉袄，别冷着，要吃饱，别累着。”我感叹：“小小人儿，那么懂事，到底是娘的贴心小棉袄。”她羞涩地笑：“是她爸一旁教她说的，女儿是传话筒，学舌小鹦鹉。”低头笑得幸福，“俺家老公，心里对我好，就是嘴上不会说。生俺儿子时剖腹产，麻药过了，还不醒，儿子在保温箱里也不醒，他上下楼跑着去卖血，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后来，俺稀罕人家有闺女，也想要，结果生闺女时大出血，我又睡不醒，又差点儿要了俺老公1的命。”
我问：“你老公没出去打工吗？”她说：“他在广州开大车跑码头，家里要种秋庄稼了他才回，他人没到家，我就随村人来新疆了，两头不见面。”我说，这也太残忍了，你们小两口也太不容易了。她说：“也没啥，农村夫妻都这样，一年只有收麦、种秋、过年时才团圆几天。”我有些埋怨她：“那你不好好和老公团圆，跑出来干什么？”她说：“不是趁年轻想多抓俩钱嘛，趁他在家看孩子，我出来挣点儿。俺来新疆还有一个原因哩！”她好像刚想起来似的说，“就是想来看看俺老公在这儿生活过的地方。”原来她老公在乌鲁木齐当过几年兵，俩人恋爱时，老公在信里常给她讲新疆，她知道天池山、巴格达，还知道烤羊腿、手抓饭。本来老公可以留新疆，为了娶她才复员回河南老家。“俺娘就生俺一个闺女，她死活不让俺来新疆。可俺这辈子，就是想来看看新疆，看看俺老公待过的地方。”我问：“那你这都看到什么了？”她站起来用手一划拉说：“看了大块儿地、大火车、大高楼、大西瓜，连野草棵子都长得像大树。新疆真是大啊！”她说：“新疆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梦结束的地方。”我说：“看样子你还要继续梦下去。”她说：“是的，我打算明年和俺老公一块儿来。”
我问爱叶：“你每天起早贪黑拾棉花，不厌烦吗？”她甩一下脑袋说：“不烦呀，越捡越喜欢。”我迷惑：“怎么会呢？”她说：“你仔细看呀！每一朵花开得都不一样，怎么都看不够呢。”
看着隐在棉花棵里的姐妹们，我重复着多多的那句话：“每一朵花都不一样啊。”
“满田都是小星星”
有人喊：“老板来送饭了。”很远的土路腾起一溜尘烟，一辆摩托车突突开来了。老板把车停在地头，他摘掉头盔，卸下两只塑料桶，一只装水，一只装饭。姐妹们立马丢下活儿，小溪归海似的朝地头聚拢。她们从自带的包里掏出碗筷，用手一擦碗边子上的土，筷子在胳肢窝里一夹一抽，就走到桶前打饭了。没有筷子的，咔咔折两段棉花秆子，立马天然的筷子就有了，用后顺手一丢，也不用刷洗。老板亲自掌勺，一人一勺，一勺正好一碗。菜是冬瓜炖肉，冬瓜多，汤也多，肉不多，但毕竟有肉，姐妹们蹲在棉棵里吃得很香。我没有饭碗，就没有吃菜，即使有碗，这菜我也不能吃，我蹲在地上啃馍。没想到，馍馍竟然那么香，只几口，一个大馍就下肚了。我伸长脖子瞅姐妹们，显然她们比我有经验。一只手抓了两三个，那馍馍眼看要掉地上，却始终没有掉下来。
老板也说河南话，他走到我跟前说：“来时才知道老乡是回民，对不住啊！你吃这个吧。”大手里两个青皮大鸭蛋，剥开皮儿，一口咬到蛋黄了，流油，咸咸的香。
午饭时间很短，没有人舍得浪费。她们站在水桶旁猛喝一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见马把头扎进水桶一气喝干一桶水的情景。她们再把自带的大塑料瓶子装满，急慌慌走了。
太阳刚斜到西边，天说凉就凉了。姐妹们开始一会儿一件地加衣服，先加毛衣，再加棉袄，等天完全黑下来时，她们连军大衣都穿上了。我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觉得羽绒袄太薄了。翟大姐说：“新疆温差大，早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呢。”
雾气大了，棉田越发朦胧，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叫声很短，好像被寒气冻紧了。姐妹们仍没有收工的意思，老板也随着大卡车来了。我渐渐没了耐心，疲劳沿脚底爬上了头皮，我钻进驾驶室避寒，头脑有些昏沉，后悔没在天黑前离开。
田野里突然闪闪地亮了，不知从谁开始的，一个接一个，半块棉地都亮了，灯柱时短时长。我忍不住跳下车，走过去，见姐妹们的额头，都顶着一盏矿灯，矿灯照亮黑夜里的棉花。光影里，棉朵开得如幻如梦。姐妹们仅有的体力都聚凝在指尖，没有人说话，连棉花枝叶都沓无声息。只听棉絮从花壳中抽出的咝咝声，这是棉花对手指的深情表达。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手采棉要比机采棉贵重，因为缠绕着拾花工与棉花的丝丝感情。
拾花的姐妹，头顶矿灯，扛着棉花包，歪歪跩跩朝卡车走来，远远望去，一亮一亮像落在田间的星星。
我听见自己在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田都是小星星。”
棉花和人回到住处，老板娘和一个当地妇女已经做好了晚饭。棚子里两口冒烟的大铁锅，一锅面条，一锅开水。姐妹们端来盆子，舀热水洗脸、洗脚，然后端着饭碗盛面条。面条已熬得不再成条，姐妹们端着碗蹲在墙根喝面条，呼噜噜一碗，呼噜噜又一碗，喝得脸上汗津津的。翟大姐手拿一个紫红的洋葱，一层层啃着吃，嚼得脆响。我正歪头吃馍，她说：“皮芽子就馍很好吃，你试试。”我说，这是洋葱。她笑，指指那个新疆女人说：“俺俩很要好，跟她学的。”新疆女人走过来问：“你俩说我撒呢吗？”
老板娘给我收拾好了一个单间，我说要和姐妹一起住，老板娘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那可住不得，没有下脚的地方。”我说：“我试试。”一迈进门槛，一股混杂的气味扑来。我止住脚，抬眼看，一个五六间屋子长的筒子房，紧靠两边墙，摆放三十多个高低床。中间的过道，排满盆盆罐罐，还有纸箱和鞋子。见我进来，姐妹们纷纷拍着床铺让我坐。床铺花花绿绿，堆着各色衣裤。我在翟大姐床边坐下，又立刻站起，来回走两步，才拿定主意坐下，掀开大姐的被子说：“我今晚就跟你们睡了。”这给姐妹们一个不小的意外，我也意外地得到两个酥梨、三个苹果、一把葡萄干，还听了几个荤段子。故事都发生在河南老家，满屋子都是河南话，若不是窗外呼呼的冷风提醒着，大家伙儿还真以为是在自个儿的家里坐着呢。
姐妹们沉入梦境，我无法入眠，听见小老鼠在地上窸窸窣窣；一个姐妹梦里还在拾棉花：“抓呀、抓呀、抓不动，哼哼……”把邻居抓醒了，啪地打了她一巴掌。
2015年1月28日《中国文化报》2015年第1期《散文选刊》（上半月）选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