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井都没水了。
准确地说，还剩一小股，小到一巴掌就可以堵住井口。那些当年昂首傲立的井管，个个都成了尽兴后的尘根。
好多年前，前辈人走出嘉峪关经过这个村庄，看到水草丰美，就抱着暂时停留的心态住了下来。看到泉水、井水喷薄而出，或许还有一点点的惰性和疲惫作梗，他们决定在这里永久地住下来。谁承想，这么大又多的水也会像世间最刻骨铭心的感情一样，日子久了，也渐渐变得淡如烟云，无迹可寻。在不经意中，在某个经过拷贝的时刻，我们也许会掬起心香一瓣，而捧起的水，却只会从手指间全部流走。
重新打井，是一件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的事情，简单到有钱就可以打井，复杂到即使有钱也不见得把井打成。为此，村里召开了村民大会。召开村民大会，充其量也只是一厢情愿。打井，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碰头，谁都没有权力批准。过度地开采地下水，使平原区的好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漏斗”。
近几年流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这种调整羞答答到达我们这个地处边陲的农业县，就简单到只是调整种植业结构。主要内容用乡亲的话说，就是要减少小麦的面积，扩大甜菜、亚麻及苜蓿和玉米的面积。甜菜和亚麻的价格高，苜蓿和玉米可以喂养牲畜，肉总比粮食值钱吧！那些翻身做了主人有了地加之三十年承包合同不变依旧沉浸在产粮大户的光环之中的农民脑筋总是不能猛然转向，世道怎样变，饭不吃了吗？而且农民总结出了经验，凡是政府大力引导和提倡的作物，待到秋后，市场价格总是低迷；凡是政府要削减和抵制的庄稼，价格都出奇得好。
小麦的面积降了下来，其中固然少不了干部们的政绩，但更重要的是水的原因。乡亲们几乎在一夜间同时发现，小麦与水，如同神怪与风；神怪迎风见长，小麦也是见水才往高里去。多年以来的不经意，突然发现水要与油等价，谁能接受。村西头赵老四的一地油葵唇焦舌躁地望着流水的渠，再无法享受太阳的激情，把头往西扭了过去，不再万朵葵花向太阳了。赵老四心如刀割，如同妻儿被欺凌，自己却无法出手。他知道，即使把油葵的秆子卖了钱，也不够支付浇水花的电费。
当初刚刚推广甜菜时，我们的那帮子乡亲也不轻易接受。种起来太麻烦，刚出苗的时候要间苗，收获前要打掉叶子，还要起挖，必得刮削干净，夏秋两季，甜菜仿佛要时刻踩着自己的脚跟，自己的时间居然自己无法做主了。根本比不了小麦，逮住时间还可以休闲一下。在糖厂的大力宣传鼓励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乡亲们带着将信将疑完成任务的心情试种了那么几片，抱着即便弄不好也可以犁了喂牛羊的态度种了一些甜菜，谁知卖了之后一算账，利润竟然比小麦、玉米高出好许。那些胆子大的人歪打正着立刻有了钱，说话的语气也粗了几许，胀死人呢！第二年，种甜菜的人剧增，糖厂开始提高收购标准，要求甜菜的个儿需一般大小，甜菜上不能见土而且顶部不能留有菜叶。我的乡亲们总是不能接受，他们与生俱来的小小狡黠心理让他们暂时不能形成企业+农户的模式。在红花价格好的时候，他们会把红砖磨成粉加进去；在羊毛俏销之际，他们会把黄沙掺入，并说明羊是在沙漠里放牧的，沙子免不了；在造纸厂急需小麦秸秆时，他们会比一比谁在车上泼的水多；在全国上下喝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重大历史时期，他们能把家中能找得到的锅碗瓢盆乃至所有容器排开，等牛奶上的奶皮子凝成捞掉之后再交给奶站。政府引导民间成立各种协会，起初的目的是让他们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按企业所定的标准生产，让好的东西优起来，让优的东西多起来，把工厂需要的产品做大做强，可事与愿违，他们利用人多势众抱成团与企业对抗，搞得不欢而散。
今年开春，糖价一路飙升，种甜菜的前景无限光明，糖厂心急如焚。我们的乡亲静坐观火，他们的心里也在说，收购条件太苛刻，土里长出来的东西能不带土吗？糖厂的电子磅秤总是不够精确，糖厂职工的脸色总是不好看。
他们就是要种大麦、小麦，糖厂就是需要甜菜。
僵持。等待。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墒情极好。播种机在地边待命，乡亲们在树下抽烟。
企业和农户的关系微妙到如同男女之间的爱情，说它牢固，可以经历无数风雨，也颠扑不破；说它脆弱，就是用心呵护几十年，也会因一些细微之事在一瞬间如玻璃般易碎。农民已不比往日，种什么或者不种什么由自己决定，三十年的承包合同，地在自己的手里呢，他们向来自由惯了。糖厂用企业生产的标准来要求种植，基本上可以接受，谁不想自己的孩子俊一些呢？但糖厂在收购过程中的那些坑农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些反击和报复，当场就可以发作和实现；有些却需要半年、一年、几十年或者一辈子。农民的报复往往只需一年，或者两三年就可以实现，就能很快感受到报复后的愉悦感。我吃饱了肚子，虽然钱不够花，但糖厂的机器吃不饱，我才不放在心上呢？
是一场时间的考验，也是一场智力的角斗，注定乡亲们占不了上风。
村里需要水，必须打井，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打一口井，需要好几万元，一户人家那是想也不敢想的；即使几家联手打一口井，也得掂量掂量。如果选址不准，几万块钱那是绝对撂在干滩上了。
世上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贺老二到我家来了，他是队长。糖厂承诺，谁愿意种一百亩连片的甜菜，就出资为谁打一口井。贺老二知道打井的最佳位置就在我家的地头，如果父亲愿意和他一起打井，至少在心理上不会落了单。他虽是队长，更重要的他首先也是农民。贺老大也来了，贺老大自然是贺老二的哥，在家里生在前面，他曾试图在村里横着走路。村南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堆，充其量算得脸上的一个痘，他自己找了铁丝把那堆土圈了起来，在村里逢人就说那堆土是他家的，并扬言谁要动土，他就用刀放谁的血。乡上土管部门并没有时间来确定那堆土的归属，反正既然他说是自己的，那就是他自己的吧！任何一个人，心理上还是怕刀的。那堆土的土质甚好，做成砖坯不够开窑，做成土块勉强盖间羊圈。那堆土谁都没有动过。后来，贺老大上大学的儿子千里之外写信告诉老子，住了多年的房子下的那块地都是国家的。贺老大自己也觉得没多大意思，铁丝网不但生了锈，而且有几处还开了豁口，他也无心去整治。他甚至希望有人赶快用了那堆土，可惜的是仍然没有人去动，也许是他的扬言寿命太长，一直在村子的上空回荡。我家的牛曾进过他家的玉米地，啃倒几棵玉米，他拿铁叉在牛屁股上狠狠扎了一下。牛流泪的时候我不曾见，血却一路淌到我家，他还忘不了让我们赔了一麻袋玉米过去。贺老大鬓边银丝渐增，与之相随的自然是凶狠之气逐日消失，扛大麻袋玉米和麦子的腰也略显佝偻，夹过生马驹的腿也有了罗圈之相。多年来一直试着横行的宏愿终不能实现，谁能斗得过时间？为了打井，他把当年因牛而脸红的事在心里掩藏得不露痕迹，他对父亲像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可我记得父亲一直跟村里的其他两个人要好，是无须表白只要一个眼神的老关系，是农忙时不用叫就会早早等你在地里的人，是杀了鸡宰了羊上宾保证是对方的人，是豪爽得立刻把自己舍不得喝的酒拿来让你喝的人，是上辈人和下辈人都不自觉效仿的人，是在时间的前头和时间之后等你和跟随你的人，这两个人却没有来。在我家地头打井，那个打井的位置早就勘测和论证好的，水肯定会有而且会很大，只要说服地连在一起的农户凑够一百亩，就可以凭空落下一口井。一口井的水来浇一百亩地绝对绰绰有余，井自己也不愿意闲着，我们更不可能让井闲着，浇完自己的地还可以浇别家的地赚一笔。而跟我家地紧挨着的，左边是贺老大，右边是贺老二，这么好的事，老一点的苍蝇也一眼看得出。父亲那两个老朋友的地又分别在贺老大、贺老二地的两侧，但他们并没到我家来。
父亲总也拿不定主意，在他前面没有现成的模式供他参考，后面也没有坚强的后盾，甚至连一点点催促都没有。合作社的日子已非常遥远，仿佛随着爷爷的逝去随风飘散，只有在夜间，一些残存的记忆会伴着入眠。父亲隐约感到打井是件好事，无论怎样，总有一口井实实在在地留在了自己的地头，甚至可以认为这口井是自家的，因为井离我家的地最近。贺老大把离家那么远的一堆土都能脸厚着说成自己的，况且这井就在我家地头。村里人总有一种想法，地上凭空多出一棵树，没有人考证这树的种子是飞鸟衔来，还是牛羊身上带来，只要离谁的房子近了，这棵树就属了谁。一堆土怎么会姓张姓王，它只是一堆土，它属于天地。即使你做成土块修了房子，盖了牛棚，时间一久，它会坍塌，会破败，谁都无法阻止它融入大地母亲的怀抱。而且，这边多出一堆土，那边肯定要陷出一个坑，这堆土肯定要去填平那个坑，随着时间它会长出无形的脚来。
村里有户本家，经商，也种地，父亲去征求他的意思。本家并不曾表态，含糊其词。本家有文化，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他顿顿饭里有肉的根本原因。他早就知道打井是件好事，但他不愿意清楚明白地告诉父亲，他不愿意别人家的烟囱和他家的烟囱同时冒烟。事实上，我们一直种着本家不愿放手的那几亩地。每年秋收，总是早早就把麦子收拾干净放入本家的仓房，以便来年还能种他的地。本家也不愿意欺骗父亲说打井是件坏事，他深知说的谎始终都是负担。他一折中，父亲仍是一头雾水，怏怏回家。
父亲去找那两个老联手，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联手儿子要结婚去了西边，一个联手女儿要嫁人去了东边，都很远，几百公里的路，没办法当面说得清楚。两个联手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父亲打井的决心。他深知他这两个联手的习惯和秉性，有好事的时候，他们会离得很远，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在他身边。他们的离开，岂不是一种暗示？父亲宽心之余，又有点埋怨，这么大的事，居然不来和他商议，来撑腰来壮胆，井打好了，难道不让你用水吗？
父亲去找我的干爹。干爹当过村里的书记，我就是那时候认他做干爹的。一起认他做干爹的同时有几个孩子，书记多少是有权力的，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说的话举足轻重。父亲和那几个孩子的父母亲总是存有狡黠之心，想通过这层关系得到点实惠，不论大小和多少。干爹突然从一个农民变成了管农民的书记，角色转换还达不到圆滑和顺畅，总觉得这么多干儿女自己分身乏术，会让多人失望。但来认干爹的人不会空了手来，至少烟和酒还是有的。杀猪之后，他总是座上宾。他一一笑纳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干爹基本上是挂个名，烟酒肉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干儿女应该多多益善。不料，农民的小小狡猾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我竟会成了干爹的关门干儿子。据我所知，我刚刚拜过干爹之后，干爹就不再当书记了，还原为本色，继续当他的农民。去他家的人少了，即使他家就在路旁的显要位置。那些干亲家学会了绕着走路，绕来绕去免不了迎面相撞的时候，就说有事疾走而行。干爹家没有养狗，倒有一只大公鸡。这只鸡比狗还厉害，啄人，我弟弟身上至今还留有它啄的伤痕。
父亲和我去看干爹。干爹躺在床上，他病了，已不能站起来迎接我们，还得干妈伺候他。他病后心情不好，加之门可罗雀和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巨大失落感，使他苍老了许多，连家里养的大公鸡也失了怙恃，独自耷拉着头在屋檐下踱步。干妈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干爹动不动还大发脾气。我和父亲手提两只肥鸡也无法将此局面改善。父亲说了打井的事，干爹根本用不着问及详情，他当过领导，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是他的特长，他只恨选井的位置为何不在自家地头。多年来，在别的干亲家逐日远离之后，父亲总将两家的关系努力维系。干爹是我的干爹，我是家里的长子，自然他也成为弟弟们的干爹。我们兄弟几个回家，无论多忙有再急的事，总遵父嘱，看望干爹。干爹多聪明，一比较就有差别，一分辨就有真假啊！
现在让他表态时，他只是说：“万一没有水怎么办？”
父亲在村里转了多天，到处征求别人的意见和看法。每家吃的饭不一样，想法怎么可能一致？但父亲打井的决定日益坚定，因为他的那两个老联手一直都没有露面。
决心已下，目标既定，井几日就打成了，有意思的往往是过程，无须赘述，可以想见。井水很大，引发多少怅惘和感叹外加嫉妒。干爹得的是癌症，无力挽回，给子女交代完后事之后忘不了一句：“那井，水大吗？”子女告诉他水很大，他拼出最后一丝气力咬紧牙齿，恨恨地“嗐”了一声咽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