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
十多年前我便认识李国超。记得他当时带了自己写的诗稿来我家，说准备出书，希望我看看，发表意见，评论评论。告别时，他说他会勤奋写作，等找好了出书的资助，便来见我。后来我这里便没有了他的消息。转眼已是十多年过去，那天他在电话里一介绍，我才知道大箴兄推荐给我，请我为之写序的这个书法家，正是十多年前的那个诗人。真是无巧不成书！
国超住在燕郊，离我的蜗居较远。按约定时间，他在一位画家朋友的帮助下，抱了将要收入这本书法集的全部一百余幅作品，打车到我家，怕时间不够，他们来得比较早。二人把带来的作品一帧帧展开、拉平给我看。有四尺宣、六尺宣和八尺宣三种规格，书体全部为左笔大草，我看可以称之为“狂草”。所书内容全部是国超自己的诗作，以近体五、七言律、绝为主，也有少量三言、四言、六言古诗，还有一些自拟的对联，用对开的四尺宣条幅写。怕我看得费力，国超不由自主地朗诵起来。朗诵很投入，带感情，得意处眉飞色舞，这让我想到杜甫当年“新诗改罢自长吟”的神态。杜甫说这话时在四川，而国超也是川北人。不同在于，杜甫是“新诗改罢”，国超则是“新诗书”了。随着他很带感情而又抑扬顿挫的吟诵，我仿佛同时看到了眼前草书字体在同一旋律节奏下的舞动。不是说“笔歌墨舞”吗？我看到的就是！
为了便于我写序时翻阅，国超还带来他的出版于2000年由沈鹏题写书名、汝信作序，并收录了不少名家评论的书法集《李国超书法艺术》，另有四本他的诗集：出版于2003年由贺敬之题名的《李国超诗集》、出版于2008年的《耕屋存稿》和《后石茵草》、出版于2011年的《飘流的云》。从这些材料看，国超虽然来自贫苦的农村，家境维艰，只上了六年小学，种过田，当过兵，在煤矿、学校、机关工作过。但是，他从小酷爱书法，工作之余，曾遍临古今名家碑帖，好学覃思，寒暑不辍。他重视承传，但不主一家一门，而以海纳百川之襟怀，转移多师。篆、隶、真、行、草诸书体，他都曾认真临摹，潜心研习，苦心孤诣，勇往直前，颇有建树。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超已是很有影响力的名书家了。我以为，当时诸家评论中，对他的书风评说最到位的是美学家王世德的文章《独树一帜，卓成一家——论李国超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王先生对当时国超书法的总体审美特征的把握是“雄奇豪放，气势磅礴，寓气象峥嵘、色彩绚烂于渐趋成熟的平淡之中”。我很赞成这个概括，只是稍有保留：当时国超的书作，恰与平淡无涉，哪怕用“渐趋成熟”的形容，有所限定，也不很准确。另外，王先生对国超书法拙、辣、涩的美学特色的分析，也很见光彩。只是我觉得十三年前国超是“辣”“涩”有余，而“拙”嫌不足。敛尽锋芒，返璞归真，才见稚拙之趣，如弘一法师晚年的书法境界。雄奇、峥嵘、辣、涩是很难“拙”得起来的。所以，我很赞成老马识途的题赠“拙非易”，那是一位长者对国超寄予的厚望和期许。
我一向不赞成把书法艺术当作纯形式的东西。那是因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汉字，作为汉语言的文字符号，从一开始就是表情达意的载体。汉代的扬雄说：“言心声，也；字，心画也。”强调的也正好是这一点。书法史上的许多名篇，都是与其书写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如果说，十多年前李国超的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大部分还不是他自己的诗文的话，那么这次收入的书法集中的作品，清一色是他自己的诗作。不仅书写的内容有变化，而且书风、书体也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苦攀登，国超的确前进了一大步，进入了新的艺术风格的境界。
像一切艺术一样，书法作为艺术，形式虽然带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也只有与其书写的内容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审美整体时，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在我看来，既可以从表现什么的角度，也可以从怎样表现的角度来对国超的119件作品进行分析与评价。就这些具体的作品而言，我想主要谈三个方面的读后感想：这就是国超的诗作、左笔和草书。
如前我述，国超的诗作几乎全是古诗，且以近体律、绝为主。律诗、绝句，是古典诗歌中格律很严格的体裁。可以看出，国超已经掌握得相当熟练，相当自如了。他是性情中人，写诗以“发愤抒情”（屈原语）为指归。不追求古奥，不讲究用典，多数写得明白晓畅，浅近易懂。
“决心志不移，沐浴到清池。看似闲庭步，好诗意更奇。”
“闲庭步”显然来自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用典，因而也不必劳神苦思去琢磨和求解。不过，把好诗和立意的奇特、奇峭，出奇制胜联系起来，倒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审美追求。
“诗言志，歌咏言”。读国超的这些抒情小诗，总能感受到他胸中有一股顽强向上攀登的进取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他在《直心肠》的三言诗里说：“直率人，事当真。苦为乐，图日新。平调仄，韵遵循。”直说的是作诗的认真与苦吟，实际上是说的他的从艺的原则，亦可当他的座右铭看。他相信天道酬勤，常吟诗以自勉。他的《功到》这样写到：“好诗是陈酒，绝艺难衰朽。妙手可回春，功夫九十九。”
最难得的是，无论攀登的道路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都能甘之如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生活上则是知足常乐，不追求口腹之欲，不羡慕高级享受。《知冷暖》写的就是这样的心境：“写诗读罢肠中软，夜色降临超市散。水面半斤加韭黄，热汤一碗浑身暖。”
辛苦写了一下午的诗，有一碗加了韭黄的热汤面，也就惬意得像神仙过的日子了。
语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又云“卖什么的吆喝什么”。国超作为书家，当然要把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的追求、爱好、理念等表现在他的诗作中，这一类内容的诗歌，可以名之曰“论书诗”。他把书法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愿意做全身心的投入，而不像某些人把它当作追逐名利、求得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所以他申明自己是：“天天伏案洗铅尘，久久追寻悟道真。没有功名不碍事，诗书做个自由人。”（《无为》）
在草书书艺的探求上，他像遍采百花的蜜蜂一样，临摹古往今来的大家，无分雅俗，只要是长处，他就学习，就吸收。《雅俗》一诗表达的就是他的这种理念：“雅俗选其长，深情意味尝。张芝称圣手，怀素更阳光。宋代推山谷，明朝数祝郎。清初王铎好，右任理当强。”
近十多年来，他临写《怀素小草千字文》和张旭《古诗四帖》无数遍，又取法张芝、二王、智永、孙过庭、黄庭坚、祝允明、王铎，特别是近代于右任。他认为近代以来，草书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于先生相比肩。为了寻求和规范草书，他在草书选字方面，最终以于书标准草书为准则，同时借鉴历代草书大家的草法，认真玩味。从国超书作的字里行间，绝对能窥见其先贤的笔意，又迥然不同地形成了自己的书风。
然而，国超绝不是在先贤之后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克隆者、模仿者、守旧者。他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有一篇《磨笔尖》的七言绝句，表达的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决心：“青莲斗酒成诗仙，我不贪杯别有天。最爱兰亭王逸少，求新求变砚磨穿。”
从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法集来看他多年来求新求变的成果，我可以用左、狂、奇、诡、险，五字来概括国超的书风。
先说左，即他与多数书家不同的是，用左手作书。汉字书法，包括笔顺，点、画、撇、捺的“永字八法”，还有草书的使转等，都是在无数前辈书家右手握笔的长期经验的积累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历来以左手为书的人，是十分罕见的。在国超之前，我只见过两个人的左书。一个是王昆仑家里见到康生写的“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落款注明“康生左书”字样，字体是金文古篆。另一个是报告文学家、写意画家我称之为“牛伯乐”的鲁光。他以右手作画，左笔行书题款，其字颇富拙趣。康生是极左派的代表人物，一辈子干过很多坏事，自然不足为法。但国超的苦练左笔，而今卓然有成，形成了特有的书风却十分难得。右手易工，而左书难成。但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人家看你书法好不好，无论用左手，还是右手，标准只是一个，决不因为你是左手，人家就对你降格以求。选择左笔，在国超，只能是“自讨苦吃”，因为这是一条窄径和险径。如今国超已经圆通自如，退尽了十多年前的某些生涩，并且具有了与此有关的许多书风特色。然而，看似容易却艰辛。对国超而言，也只能是此中苦乐自心知了。
我之所以把国超的大草书体名曰之“狂草”，乃是因为他确实曾取法于狂僧怀素和长史张颠。他自己也以狂草自诩，说是“狂草视为颠，胸中藏万千。线条讲韵律，气象贯全篇”。狂，就是不囿于任何拘系，率性狂放，不守成法，然而又有自己的狂法，不是脱缰的野马，不是出轨的火车。无法之法，大法也。
奇，是对着正说的。左笔对于右手来说，就已经是奇了。国超正是在左笔的基础上求新求奇的。新奇新奇，新就是奇，奇就是新。所以，在国超的诗作中，奇是非常重要的审美标准。
他说：“艺无涯，学解疑。陶有乐，胜之奇”（《品古》）；“执教彬彬礼，闲来意味奇”（《五更鸡》）；“静水清愁涨，奇峰峡谷幽”（《留住时间》）；“左笔一挥反正奇，右军凤雏尊为师。枯藤万岁已年久，日月出新花满池”（《枯藤奇》）；“挑战选择良机，创造发现奇迹”（联语）等等，不一而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超在其狂草书风的追求上，将奇、诡并提：“诡异笔开窍，神奇字变仙。超然法度外，功到自通玄。”（《惬意歌》）他是说，他要通过诡异、神奇的方式，超然于人们早已习惯了、并且认为“正”的法度之外，出人意表，另辟蹊径。他相信，只要经过锲而不舍的探索和勤学苦练，功到自然成，一定可以达到玄妙幽微的境界。验之以他的这些书法作品，无论在字的结构还是运笔使转、点画分布上，他都使出诡异、奇峭的法门，甚至不惜移位、变形，以营造自己独特的艺术效应与氛围。
诡异的路并不好走，实际上是与左笔联系在一起的险径，孙过庭称之为与平正相对的“险绝”。但国超已经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初步达到了履险如夷、化险为夷的境界。但他没有复归于孙过庭的“平正”，而是在圆润熟稔的使转中，在章法布局的流畅气韵中，磨去了大部分诡奇、险绝的棱角与锋芒，变成了一种藏露之间的美：夷中藏险，险而不绝。
借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话作结：“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墜其实。”国超其勉之。
2012年4月23日午夜于北京六砚斋
（何西来，已故作者，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