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能
经常有读者问我：“您对中华文明作出过很高的评价，请问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天下？”我的回答是：不仅毫无可能，而且一切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应该作这种幻想。任何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一样，都是邪恶的。中国自古至今的统治者，不管是明主还是暴君，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而且我查阅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也找不到片言只语这样的记载，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在本土上延续至今的原因。
我又说，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制造业。至于制造业的两端——上端的创新产业和下端的营销产业，才是真正高价值的，也真正地紧贴着文化。我们在这两端还刚刚起步。至于纯粹意义上的中华古今文化，国际间还非常陌生。我们很多人以为全世界都熟悉屈原、李白、《红楼梦》、鲁迅，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国际间知道较多的，还是功夫、中国菜、万里长城、舞龙舞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长期陷入自欺欺人的文化幻想中。
不会
有读者问：“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接受国外的文化和时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缺少热情，长此下去，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消亡吗？”我的回答是：不会。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大的面积中，即便再过多少年，真正熟悉国外文化的也只是极小的一个比例。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说，未来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中，中国输于印度的一项劣势就是外语水平。在正常情况下，外语水平是一种沟通能力，而不是一种文化臣服，对此，我们不应再有狭隘的壁垒意识。
对国外文化的接纳，只会增进对自身文化的认识。韩国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解除对日本电视剧和流行音乐的禁令，解除至今才几年，他们的电视剧和流行音乐发展如何？连日本，也被“韩流”席卷，并通过“韩流”，对韩国的传统文化、历史风俗都尊重起来。
因此，我认为，如果要让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更加像模像样，必须进一步加强文化开放的力度，必须有更多的年轻人熟悉国际文化。
构思过度
最近有很多朋友看到韩剧在中国的大成功，对比我国电视剧的差距，突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我二十年前在学术专著《艺术创造化》和《观众心理学》中一再警告过的“构思过度”的毛病，这使我很高兴。
韩剧的构思以简单明了取胜，即使篇幅很长，节奏很慢，波澜很多，在情节结构上还是简单明了的。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构思过度”了。
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普遍性。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
我们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很多中年人都在不断提醒年轻人：生活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于是，年轻人的目光也复杂起来；很多老年人在弥留之际告诉中年人：生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但是，他体悟出这个道理的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了。可怜的人们整个一生都在“构思过度”中度过，加添了多少破灭、纷乱和耗费。
乐观
前几天去了一次杭州，当地几位文化界朋友问我，现今报刊、网络上的文化话语中，充斥着那么多谣言、脏话、恶语、诬陷、欺骗、起哄、围殴，这么下去如何了得？中华文化的陈旧华丽，会不会就此埋没在当代的垃圾堆里？
我肯定地说，不会。
文化转型就像老屋拆迁，粗粗一看确实是一片混乱，顽童、乞丐、盗贼和那些看热闹的闲汉挤在一起，更是乱上加乱。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人世间总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形成新的秩序。人们不会因为拆迁而长久地栖存于瓦砾场中。
搬家迟早会完成。新屋子当然不会是老屋子的模样，却可珍藏老屋子的家具和照片。至于拆迁时的鸡飞狗跳、尘飞灰扬，可能偶尔会在说笑中提起，却不会进入历史。
这就是我对文化的乐观。
童话
人类精神的起点和归宿，都是童话。
不同的是，天真的孩子常常把童话看成真事，智慧的老人喜欢把真事看成童话。
而且世间总还有一些人，在由孩子变成老人的漫长年月中，一直被童话隐隐约约地控制着，让自己和社会，散发出善和爱的诗意想象。
一些海外朋友问：“你们究竟是凭着什么从艰难而封闭的童年出发走向健全的？”我回答说：“有一个安徒生就够了，何况我们还拥有一批中国的安徒生。”
他们大多都离开了，留下了永远快乐的我们，以及我们的晚辈——动漫一代。
……记得当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的时候对他说：我很喜欢你的书，把你的下一本书也送给我吧。结果那位作者送来了自己关于代数方程式的专业数学著作！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环境很封闭，生活很艰苦，但再封闭的时代，好像从来也没有能封闭住童话的流传，只要有安徒生、格林的陪伴，我们的童年一样过得很快乐。其实，童话不仅仅属于儿童；我们看一个成年人是否可爱，就看在他的心里还装着多少童话。
三本书
《论语》这部书被中国读书人背诵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在现代生活的浮华喧闹中，有谁突然说出《论语》中的一个句子，往往还能使现场安静下来，大家如见先哲光临，片言只语也要洗耳恭听。如果在海外，素昧平生的华人偶然见面，交谈甚欢，而其中有人引用了半句《论语》，立即会使大家觉得这次见面出现了非凡的深度，互相在目光间传递着有关中国人的确认。
有的书太轻薄，无视于中华文明的长寿，有的书很厚重，得力于中华文明的长寿；有的书最神秘，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寿。真有第三种书吗？有，《周易》、《老子》、《论语》。
知音
文人交友，颇为不易。从字面上看，“诗友”、“文友”都是彼此风雅的互证，其实在风雅互证的背后常常还有嫉妒的互证。因此，不少历尽人生甘苦的文化老人总会轻声告诉弟子：更可信托的倒很可能是“屠沽之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酒肉朋友”了。这种遗言，其实是道尽了文人的孤独。
文人之间当然也会产生很深的友情，那很可能是出现了某种精神激荡。当然，如果要在精神激荡和文化行为上同时合拍，那就太罕见了。中国古代留下的“高山流水”的佳话，正说明这种合拍以人亡琴毁为代价，极难重复又极难仿效。
闲的
我的朋友余光中先生曾幽默地说过：“天下的一切都是忙出来的，唯独文化是闲出来的。”我说他幽默，是因为他在故意极而言之。但毫无疑问，文化创造的重要部分，确实与宁静和孤独相关。我这个人看似有点儿热闹，例如也会到中央电视台的评委席上坐一阵，在凤凰卫视的山洞老柱间说点儿话，但往来无迹，出入无痕，杜门谢客，无敌无恨，坚持不读报纸不上网，不配手机不争论，为自己营造了一座心灵孤岛。
魔鬼看守的黄金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千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我亲身体验的另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的著作被盗版的现象比较严重，印数一直是正版的很多倍。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盗版者把我在初版时的不少排印错误都一一改正了，可见知识水平不错，然而请不要忘了，他们是盗贼。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儿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唯有真理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有学问
上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说，古人把最有学问的人说成是“学富五车”，是指这个人的知识简直惊人，把五车的卷轶都读完了。我考证了先秦时车的大小，再考证当时的竹简能刻写多少字，卷起来装满五车究竟有多少文字。结论是：文字之少，出乎今人的想象。
那么，我们能不能因此来嘲笑古人没有学问呢？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视为无法逾越的经典，今后世世代代还要注释、引申的哲言，正是从这些古人那儿来的。
今人炫耀自己的博学，每每搬出古人，但古人之所以可以在学问上傲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秘密，那就是：他们心头没有那么多文化垃圾。
换个地方吧
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我要说，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历史记忆各不相同，传记可以自由地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取舍；而传奇作品又与传记作品完全不同，更可以由民众和作者自由创造，例如诸葛亮、关羽、包公就是传奇式人物，他们的后代怎么可以根据什么“历史记载”与历代民间艺术家打官司？霍元甲先生有幸成为中国近代绝无仅有的传奇式人物进入文艺作品，而且不是“娱乐性传奇人物”（如电视剧中的纪晓岚），而是“精神性传奇人物”，实在是霍家的造化，令万家羡慕。如果反而要以艺术等同于历史的观点起诉，让霍元甲先生退缩成档案人物，则只能为他一叹了。
……有的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经典
由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对八个样板戏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们和那些恐怖的岁月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是个戏剧学者，我当然知道八个样板戏里有一些音乐和有一些表演都可以给予艺术上的正面评价，但是它的基本思路都是极左的、亢奋的，和我们所经历的那个灾难年代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不认为它有彻底抽离时代进行独立的艺术评论的可能。现在我担忧地看到，那些样板戏和与他们前后差不多时间的一些极左时代的作品都被当作经典著作在不断地弘扬，而且成为当代作品的典范，我认为是精神文化上的一种倒退。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深刻地认识“文革”灾难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方式带来的严重的毒害。这种毒害不是由于领导人宣布“文革”结束就能结束得了的。左倾保守的思想和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有根本的矛盾。我们不应该站在左倾保守的立场上，拖社会发展的后腿。一个社会也不应该让精神文化思维和社会发展现实成为两个方向的一种扭曲结构。
责任
我到大学演讲，经常会有女学生问我：“余教授，一个男人的第一魅力是什么？”
我回答道：“责任。”
演讲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先是女生，再是男生。
在另外一些场合，有职员问我：“一个企业家的最佳品质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社会责任。”
也有学界朋友问我：“在你的心目中，一个行业性领袖的最高素养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人文责任。”
责任，总是责任，而终点是人文责任。
人文责任，是对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需要，又最容易失落的，它是以人性、人道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主动承担……对此，我特别重视欧洲的经验。在欧洲，社会质量的快速提升，有赖于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文艺复兴是怎么起来的呢？是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吗？但这些艺术家怎么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画很大的壁画、去做很花钱的雕塑、去造既花钱又花时的教堂呢？如果没有力量做这样的大事，他们又怎么有可能唤起民众围绕在自己周际来集体地享受和推进人文主义的发展呢？答案是，在他们背后，有财团支持。
当文化、财富、权力三者结合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就成了事实。这中间，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佛罗伦萨财团已经被写入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册。现在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文的需求出现了。这种需求，企业家本身最迫切，因为他们不知如何离开了人文目标来处置自己的巨额财富。无法处理，就会像肥胖的躯体，或营养过剩的湖泊，对人对己都造成不便和伤害。而人文目标则是一种坐标，足以使自己的财富进入伦理，获取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