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接受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训练，特别是新闻和哲学两门学科的训练。北大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蔡元培“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不少名家学者聚集在北大；当时又正值新文化运动进入高峰期，旧学新知，角逐激荡，十分激烈。这就使青年毛泽东置身北大校园，有机会能接触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了解各派文化思潮，使他眼界大开，思想大进，知识大增，极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质。特别是他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已有探求世界“大本大原”的癖好并养成读报的习惯，因此，当他踏入北大，就立即利用北大的学术优势，加入由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发起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由杨昌济、胡适、马叙伦、陶孟和等发起的“哲学研究会”，对新闻学、哲学作深入的钻研。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多次听过蔡元培的讲演，与胡适、陶孟和座谈过“学术及人生观问题”，系统听过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程，从而使他在哲学、新闻学这两个专业领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以后，毛泽东在风雨兼程的革命生涯中，常常运用哲学和报刊这两个武器进行斗争，写出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哲学著作和报刊社论、评论、通讯、谈话等，笔锋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十分成功，这与青年时期他在北大的哲学课堂和新闻学课堂上受到的教育，应是分不开的。
关于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在北京在北大活动的情况，诸如北上时间，来回路线，在北大的任职、学习，人际交往，参加社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进行“驱张”运动以及所受思潮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经过许多学者的多年研究，现在可以说已基本弄清楚了。在这里不拟一一复述，而只想就五四时期毛泽东与北大发生联系的具体特征和毛在北大所受的熏陶、教育，在他尔后走上革命征程、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基础素质构成中，究竟占有何等分量、起过何种作用，再谈一点意见。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是他从湖南偏僻的山区走向全中国，以至于后来走向全世界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或许可以这样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代革命伟人、革命领袖毛泽东，而实现这样一个转换——从一个普通青年到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关键环节，是他早年任职北大，在北大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影响。
或许有人要问：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认真来说，只有三四个月。他两次北京之行停留在京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只有11个月，还不到一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大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影响，会发生那么大的神奇作用吗？这是一个值得做点分析的问题。
根据社会个体精英发展的历史经验，一个人要发展，往往取决于某种历史机遇，取决于客观机遇与主体状况的结合。这种结合实现得愈好，则个人发展的前景就会愈宽、愈大，以至于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影响其一生。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任职北大，从其以后的发展来说，他是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并把这种机遇和本身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从而实现了人生征程上的一次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