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同学洪堡大学的文凭到手后，开始全线撤离柏林。我们开车过去把他和他的软件一起运回来。那些沙发床、桌子板凳什么的，都送的送，卖的卖了。柏林比汉堡开放，随意，没那么多讲究，很对果同学的胃口。车子开过菩提树下大街，再远远看一眼洪堡大学的校门。再见，柏林。
柏林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出国进修，去的就是柏林，是西柏林。那时候，柏林墙还在。尽管没有多久就倒塌了，但说实在的，当时大家安居乐业，一点也没看出有什么崩溃的迹象。我和另一个中国学生，到了星期六就到东柏林那边去狠吃一顿，那里的东西很便宜。过柏林墙的时候，人家都排着很长的队等待过关，只有我们中国人来去自由，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同志加兄弟。年轻的我，在海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实在有点喜出望外。
记得有一次走过洪堡大学，校门口的雕塑充满了文化气息，我忍不住绕进去看一眼。主教学楼正面上楼的台阶那里，镶着一块大理石，我认出上面刻着马克思的名字，其他的字就不认识了。当时有个德国人在一边，用英文结结巴巴地跟我解释，大意是：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和感动。这个名字，这段话，对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亲切得如同乡音一样。在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很多年以后，我的儿子会去那里上学。
果同学先去了德国南部的一个大学，不喜欢那里，读了半年就自作主张，换到了洪堡大学。我们虽然很反对他的做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上大学的那个人是他，不是我们。
我第一次去柏林看他时，他带着我参观洪堡大学。一进主楼他就得意洋洋地把大理石上的马克思语录指给我看。他说：洪堡大学出了那么多名人，他们偏偏就把马克思的话刻在这里，而且坚决不改变。这就是我喜欢洪堡大学的地方。我站在大理石刻面前，惊得一时间没有说出话来。我看到岁月带着我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原来儿子上洪堡大学这件事很多年以前就注定了。
果同学后来去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他当时也申请了牛津，两个大学同时录取了他，他选择了前者。人家牛津给他打了几次电话，我也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希望他认真选择。他说我有家庭妇女的品牌观念。在他学的学科里，伦敦政经学院排名第一。我说排名的形式很多，说明不了问题。他说，英国女王为了搞明白金融风暴的起因，专门到伦敦政经学院去找专家请教，而不是去牛津。我说，那只是因为老太太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挑了个比较近的地方而已。费了半天口舌，他还是坚持他的选择。我这个当妈妈的，只能又一次选择沉默。牛津、剑桥是我的梦想，中国妈妈经常把自己的梦想让孩子去实现，我不能这样做。
其实我们早该明白，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父母与他妥协的过程。我们应该敢于妥协，善于妥协，乐于妥协，并且将妥协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