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阴影下的两个袖珍国铁
意大利怀抱中的两个“国中国”瘫
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列支敦士登糖
站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滔
无书的图书馆梯
在欧美看大字报台
威尼斯狂欢节看热闹讨
北欧的海盗文化摊
魅力无穷的郁金香蹄
感慨系之“叹息桥”瘫
大英帝国的马特罗炮塔烃
哥本哈根的两座女性雕像恬
法国阴影下的两个袖珍国
欧洲西南部有两个袖珍国，一曰摩纳哥，以赌博之邦名闻遐迩，二曰安道尔，因地处偏狭而鲜为人知。两国一东一西，均与法国为邻。法国是欧洲大国，历来难逃以大欺小的诟病。因此，要了解这两个小国，自然避不开法国这一话题。
摩纳哥是略大于梵蒂冈的世界第二袖珍小国。它从东北到西南地形狭长，东南濒临地中海，其他部分皆为法国所包围。国境最长处3公里，最窄处仅200米，总面积2.02平方公里，只有半个颐和园大。全境均为阿尔卑斯山余脉，临海多悬崖峭壁，被称为“悬挂在巉岩上的国家”。所到之处，无不青峰蜿蜒，绿水荡漾，两相交映，令人如置身风景画屏之中。记得初次往访，一因道路不熟，二因沉迷于路旁美景，从法国入境后不到十分钟竟又回到法国。再折回来，旅馆难找，且价格昂贵，不得不又回到法国解决食宿问题，第二天再回领略这一小国的芳容。就这样，一次访问，折腾来折腾去，出入境竟达三次。这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摩纳哥确实为一弹丸之地。
摩纳哥传说为古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所建。但有文字的记载是，这里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人居住。从公元前10世纪起，先后有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前来，临海修建城堡。到公元1162年，来自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人赶走阿拉伯人，把这里变成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1297年，热那亚的格里马尔迪家族独占摩纳哥，开始长达700多年的统治。在此期间，摩纳哥赢得法国承认，于1358年宣布为独立的公国，地盘比现在大好多倍。后来，西班牙王国和撒丁王国取代法国成为摩纳哥的保护国。法国于1861年又夺回对摩纳哥的保护权。此时，芒通和罗克布伦两个地区对格里马尔迪家族统治不满，意欲分立。摩纳哥统治者无力阻拦，就以410万法郎的开价将这两个地区卖给法国。结果，摩纳哥的领土由原来的2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不足2平方公里，基本形成现今摩纳哥的版图。1911年，摩纳哥颁布宪法，宣布为君主立宪国，君主称“大公”。
摩纳哥的统治者从血脉上讲是意大利人，但历任大公及其家族成员大多长时间居住在巴黎，并同法国贵族通婚，思想感情逐渐法兰西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摩纳哥表面宣布中立，实际上却一直为法国军队提供医疗帮助，路易斯亲王还作为骑兵上尉参加法国军队。战后，两国签订政治关系条约，法国承认摩纳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摩纳哥则承诺在尊重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航运利益的前提下行使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先后被德国和意大利侵占。战后，年轻有为的兰尼埃三世继承摩纳哥大公之位。他于1962年修改宪法，重申摩纳哥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大公即国家元首，实行家族世袭统治。2002年，摩纳哥同法国签订新的条约，规定即使格里马尔迪家族今后没有继任人，公国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从而消除了摩纳哥最终被法国吞并的担忧。但是，摩纳哥的主权终究有限，外交和防务均由法国负责，相当于首相的国务大臣由法国人担任。
摩纳哥人口3.64万，其中本国人8400名，占23%，法国人10200名，占28%，意大利人6200名，占17%，其余的来自上百个国家。摩纳哥人口虽少，但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期望寿命近90岁，失业率为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86万美元，居世界各国之首。这些成就的取得，摩纳哥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资金，二是空间。这就形成摩纳哥现今的两大特色，即兴建赌场带动全面发展，填海造地扩大生存空间。
摩纳哥早在19世纪初就提出发展赌博业缓解财政困难，但法国不同意。几十年后，摩纳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法国当政的拿破仑三世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摩纳哥于1856年颁发赌博业启动准许证，把特许经营权卖给在德国经营赌博业成功的法国人布朗兄弟。经过勘察，他们决定把赌场建在海边，并以执政的夏尔大公之名命名为“夏尔山”。此即后来以动辄挥霍万金而闻名的“国际赌城”蒙特卡罗。两年后，蒙特卡罗赌场正式开张，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赌客蜂拥而至。赌博业的开启很快带动旅馆、餐厅、海滨浴场、划艇俱乐部、歌剧院、夜总会的兴建。一时间，以赌博业为中心的各种服务业成为摩纳哥最大的经济增长点，税收最高占到国民总收入的70%。现在，赌博业税收虽然不再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旅游业被带动起来，年游客逾百万，收入占到整个国民收入的55%以上。摩纳哥因此被称为“世界富豪的游乐场，烧钱的俱乐部”。
摩纳哥不缺钱，但国土狭小，缺乏发展空间。兰尼埃三世继任大公之后，提出向天空、地下和海洋索要空间的设想。向天空，主要是修建高层大楼；向地下，主要是把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停车场等均修建在地下。这样，摩纳哥土地的使用面积成倍增长。向海洋，除在海上兴建游泳场、划艇俱乐部之外，主要是填海造地。从1964年到1972年，摩纳哥在南部的丰特维耶区展开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先后造地0.22平方公里，使国土面积增长十分之一。兰尼埃三世因此被称为“利用和平手段扩张领土的国君”，逝世八年后仍为其臣民所怀念。
与摩纳哥不同，安道尔是内陆国，历史与发展另具特色。
安道尔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东段南坡的山谷中，南北长48公里，东西宽38公里，面积46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全国平均海拔1300米，是欧洲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气候属山地型，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夏季干燥凉爽。积雪期最长可达8个月，即使初夏依然是一片银白世界。因此，安道尔是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地方。每年有近千万外国游客经法国涌入安道尔，旅游收入占其国民收入的80%。以人均接纳游客数量和人均旅游收入来说，安道尔堪称世界第一大旅游国。
安道尔人口8.5万，其中23%是属于加泰罗尼亚族的本地人，其他为外国移民，以西班牙人居多，其次是法国人。安道尔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只有父母双方均为安道尔公民的子女才有资格成为本国国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1万美元，在西欧属中等偏下。国民预期寿命高达82岁，则位居世界前列。
安道尔原是来自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农牧民的祖居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占领。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称帝，在当地居民配合下赶走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一些缓冲国，安道尔即为其中之一。819年，新皇帝路易一世（虔诚者）颁布“自由敕书”，授予安道尔独立权，但受西班牙北部边陲地区塞奥—德·乌格尔伯爵西塞布的辖制。西塞布的后裔则把安道尔交给乌格尔地区主教管理。1206年，封建领主卡斯特利布罗和卡贝强占安道尔。卡贝的后人因与相邻的法国富瓦伯爵联姻，逐渐把其所占安道尔的土地转移到富瓦伯爵手中。从此，富瓦伯爵同乌格尔主教为占有安道尔开始长期的纷争和冲突。1278年和1288年，法国和西班牙先后签订两个协议，决定两国分享安道尔的宗主权：法国的富瓦伯爵获得世俗统治权，西班牙的乌格尔主教获得宗教统治权。安道尔后来宣布为公国，但仍向宗主国缴纳象征性的贡金：每逢单年向法国缴纳贡金960法郎，每逢双年向西班牙缴纳贡金460比塞塔，另加火腿、山鹑、奶酪等一些食品。行使宗主权的方式后来几经变化，但纳贡的规定却始终未变，一直延续到700多年后的今天。
法国和西班牙分享宗主权之后，围绕安道尔的斗争并未结束。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新政府认为法国同安道尔的关系是“一种封建性安排”，遂放弃对安道尔的宗主权。17年后，拿破仑一世当政，又恢复两国的隶属关系。1868年，安道尔召开首届议会，制定新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属于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元首。法国实行共和制后，其总统和西班牙乌格尔地区主教同为安道尔国家元首，称为“两大公”。他们的权力由各自指派的常设代表行使。法国总统的常设代表是与安道尔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的省长，乌格尔地区主教的常设代表是教区助理主教。安道尔的立法和行政权由称为“总委员会”的议会行使，但重大事项须报请两大公批准。这些规定，至今一直在执行。
1993年3月，经全民公决，安道尔通过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宣布安道尔是独立、法治、民主的主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两大公”体制继续沿用，只是仅限于仲裁和协调作用。同年6月，安道尔同法国和西班牙签署三方协议，法国和西班牙在同安道尔保持“特殊关系”的同时，承认安道尔为主权国家，并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安道尔实际上是法国和西班牙共管的国家，不但没有自己的国家元首，也没有军队，只有少数武警和交警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安道尔也没有监狱，犯罪分子往往被送到法国或西班牙服刑。
安道尔和摩纳哥均生活在法国的阴影下，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法国。有人说，法国是这两个小国的保护伞，但“享受保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有人说，这两个小国犹如点缀在法兰西天边的两颗小星星，“发出的光亮再微弱，法国也要拿过来，烛照彻夜不眠的巴黎”。
（2013年7月26日）
意大利怀抱中的两个“国中国”
前往亚平宁半岛，当然首先会安排访问意大利。但是，且不要忘记，半岛上同这个南欧大国并存的，还有两个袖珍小国。它们不但有独特的历史，还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们展露的，既有世所罕见的精巧雅致，也有政治争斗的惨烈悲壮。
这两个袖珍国，一是梵蒂冈，二是圣马力诺。两者的四面皆为意大利领土所包围，有时被误称“位于意大利境内”。其实，它们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非属于意大利，只能说是“国中之国”。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还有一个，即被南非领土所包围的莱索托。这种“国中国”地缘现象的生成，说起来有点话长。
梵蒂冈的正式名称为“梵蒂冈城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山丘上，是世界上唯一偏安于异国都城之一隅的国家。它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是全球最小的国家，被称为“世界袖珍国之最”。人口1380人，常住居民540人，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少的国家，但按人口密度来说却位居世界前列。人口的85%来自意大利，百分之百信仰天主教，并从事与教会有关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纯天主教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教皇自称“基督在世间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也拥有最高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世俗之权。教皇由全世界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终身任职。过去出任教皇的都是意大利人，而从1987年起，教皇则分别来自波兰、德国和阿根廷。尽管他们原来都是外国人，而就任教皇后就成为梵蒂冈人，不但是这个蕞尔小国的元首，也是全世界8亿多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梵蒂冈这种世所仅有的宗教政治体制，是由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原来，梵蒂冈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西罗马帝国开始衰亡，罗马城的天主教主教乘机掠夺土地，随后自称为“教皇”。751年，教皇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共同对付来犯的伦巴德人。五年后，法兰克国王丕平（矮子）为酬谢教皇，将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拱手相赠，史称“丕平赠土”。教皇对“赠土”拥有世俗统治权，从而奠定了教皇国的基业。此后，教皇势力日盛，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一个以教皇为君主、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开始形成。历任教皇都居住在梵蒂冈，并在那里修建城墙、宫殿和教堂。梵蒂冈逐渐成为教皇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中心。
1870年，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实现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其统辖的罗马和其他一些地区被没收。只享有宗教特权的教皇被迫退居到狭小的梵蒂冈，原来的教皇国实际上不复存在。1922年，墨索里尼夺得意大利政权，血腥镇压反对派，积极寻求同教皇和解。1929年2月，他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教皇在其辖地享有世俗统治权。这样，梵蒂冈城国正式确立。
梵蒂冈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也没有工农业生产活动。其财政收入主要靠不动产出租、教徒捐款、银行盈利、邮票发行和旅游收入。它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还有100多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它每年的游客逾百万，具有宗教色彩、印制精美的邮票每年发行数百万套，也是一笔不菲的财政收入。梵蒂冈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居世界前列，高达10万美元。国民不向政府纳税，反而享受房租、水电、医疗等各种补贴，成为世界上“福利待遇最高的国家”。梵蒂冈没有失业现象，也没有犯罪行为，从1952年起不再设监狱。梵蒂冈也没有军队，只从瑞士雇用十多名警察象征性地守护教皇的驻跸之地。整个国家显示的是一片祥和气氛。
所有到访罗马的人，无不前往梵蒂冈一游。我曾有两次这样的经历。跨过流经罗马城的台伯河，穿过那扇日夜有人守护、终年总是洞开的城门，圣彼得广场、方尖碑、大教堂扑面而来，令人突然感到这个袖珍之国原来如此富丽辉煌。圣彼得广场呈椭圆形，长宽不过两三百米，面积0.08平方公里，说不上多么宏大，但就其占有全国总面积18.5%来说，这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广场中央是直插云霄的方尖石碑，石碑顶端是作为天主教象征的十字架。广场两侧是半圆形的大理石柱廊，284根圆柱和88根方柱，分排成四列，造型和谐，气势恢宏。广场的底端是世界上9亿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圣地圣彼得大教堂。教堂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风格为一体，辉煌壮丽。教堂不仅是庄严肃穆的宗教场所，还是精美绝伦的古典艺术的展厅。在其穹顶和四壁上，绘制有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等艺术大师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缺乏自然资源的梵蒂冈，原来却拥有无比丰富的人文宝藏。
与政教合一的梵蒂冈绝然不同，位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从罗马去威尼斯途中，可以看到西边蜿蜒有一座不高的山丘。沿着缓缓的山坡行驶，十多分钟后就看到一座用钢筋搭建的简陋门楼，旁边竖着一块醒目的标牌，上面用意大利文写着“圣马力诺海关”。海关其实只有这个牌子，没有任何设施，也没有值班人员，汽车可以长驱直入，不需办理任何入关手续。原来，这只不过是进入圣马力诺国境的一个标志，圣马力诺根本就没有海关。沿着山路再走十多分钟，就到达与国家同名的首都的城门。举目眺望，四野尽是青翠的山峦。据介绍，这个山丘之国南北长13公里，东西最宽处8.75公里，总面积61平方公里，比北京的西城区稍大一点。全国人口大约3万，90%是圣马力诺人。这个袖珍国拥有自己的主体民族，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历史比较悠远。
圣马力诺的建国，滥觞于一个悲凄的传说。这里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东边的亚得里亚海上有一个名叫阿贝的小岛，岛民以凿石为业。他们忍受不了领主的欺压，在一个名叫马力诺的石匠带领下，于257年驾驶几叶扁舟，来到亚平宁半岛上的海岸城市里米尼。岂料，逃离政治迫害不久，又遇到宗教迫害。罗马皇帝为维护传统宗教，大肆迫害基督教徒。信奉基督教的马力诺不得不再次逃亡，逃到西南方一个名叫蒂塔诺的荒僻山冈，隐居在岩洞中。他一边采石，一边宣传基督教义。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蒂塔诺山上修建起一座修道院，建成一个“石匠公社”。蒂塔诺山本是里米尼一位贵妇的领地。她看到马力诺尽做善事，广受拥戴，就把领地赠送给他。不久，马力诺病故，被追认为“圣徒”，获赠的土地被命名为“圣马力诺”。301年9月3日，圣马力诺宣布建国，圣徒被尊奉为“国父”。
圣马力诺不断发展，于1263年宣告成立共和国，改族长统治为两位执政官联合执政。此后，战争、入侵、掠夺仍不断发生，从罗马教皇到邻近的几个公国都想把圣马力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保卫自己的疆土，圣马力诺人先后在蒂塔诺山的三座峰峦上修建三座碉堡。他们利用几个公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拓展领土，大致奠定了现今的国家版图。19世纪中，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兴起，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小国均被纳入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圣马力诺因为从一开始就支持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意大利王国政府深为感激，没有将它兼并。双方缔结条约，意大利承认圣马力诺是主权国家，圣马力诺则把其外交、安全、海关等事务全部托付给意大利管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圣马力诺均宣布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意大利。二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力大增，圣马力诺共产党跟进，通过公民投票赢得国家政权，同社会党联合执政长达12年之久。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比较鲜见的。1971年，圣马力诺同意大利签订《睦邻友好条约》的补充协定，确定两国之间保持“永久性友谊”，外交关系由总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根据协定，圣马力诺不建正规军，仅设几十人的警察队、仪仗队和军乐队，安全事务仍由意大利承担。
作为现今世界仍存的最古老的共和国，圣马力诺有一整套独特的民主共和制度。全国人口虽少，却有六七个政党，通过直选争夺作为一院制“大议会”的60个席位。大议会选举两名执政官，作为国家元首联合执政。被选中者如拒绝出任或中途擅自离职，则要罚款。他们的任期是半年，不能连任，但卸任三年后可以再任。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双行制”，且任期如此短暂，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执政官月薪5美元，创世界上国家元首低薪之最。这种民主制在圣马力诺已实行几百年，其他国家都难以仿效。
圣马力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农牧业虽然比较发达，但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旅游业。走进首都圣马力诺市，可以看到并不宽阔的街道两旁到处是旅店、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铺。这样一个小国，据说有大小旅馆800多家，每年接待游客四五百万，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圣马力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万美元，虽然难以同梵蒂冈相比，但在世界排名中也处于前列。
大国有大国的辉煌，小国有小国的魅力。圣马力诺和梵蒂冈，历史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相同的是，两国均在政治旋涡中挣扎，历史的机缘使它们生存下来，且日臻繁荣。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意大利。因此，人称它们是“躺卧在意大利怀抱中过着幸福生活”。
（2013年7月26日）
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列支敦士登
离开瑞士金融中心苏黎世，汽车向东南方行驶，不到两个小时来到莱茵河边。只见一座灰白色的廊桥横跨河上，桥中间竖立着一块金属牌。牌子的这面写着“瑞士联邦”，另一面则标明“列支敦士登公国”。原来，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以莱茵河为界，桥中央就是两国的分界线。可是，国境线上既无士兵巡守，也不设关卡，无须出示护照就可驱车过桥，从一国直抵另一国。这样的经历，我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倒也并不感到惊奇。然而，令人纳罕的是，金属牌上为什么书写的是德文，文字上方飘扬的显然是国旗的上角为什么镶着一顶金冠。我后来发现，这两个问题的解析，却是了解列支敦士登的关键。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腹地，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它本身是内陆国，而包围着它的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双重内陆国”，世界上只有两个，另一个是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罕见的地缘现象，对列支敦士登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瑞士和奥地利均同德国接壤，瑞士东北部和整个奥地利都讲德语。列支敦士登总人口3.64万，大多属日耳曼族，也都讲德语。因此，列支敦士登虽然与德国并不搭界，但德语却是其母语和唯一官方语言。
列支敦士登国旗上的金冠，一般认为是这个公国元首的冠冕，是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象征；但也有人说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因为这个公国同神圣罗马帝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的阿勒曼尼人从北方迁徙到这里。12世纪，这里被神圣罗马帝国占领，随后作为采邑分封给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两个家族。17世纪末，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家族看中这两块领地。这个家族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地购得大片土地，但却没有从帝国皇帝那里讨到一块封地。根据帝国规定，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封地者，不管多么富有，都没有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列支敦士登家族一直寻求得到一块封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列支敦士登家族决定“以金钱买声望”，出高价购得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的两块领地。1719年6月，新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地利君主查理六世将这两块领地一并敕令为公国，并以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名字命名。从此，列支敦士登公国正式建立，并以一个主权成员国的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一席之地。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当今世界上除沙特阿拉伯之外唯一以家族名称作为国名的国家。但是，在公国建立之初的200多年中，作为国家元首的历任大公却从未踏上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在维也纳、捷克东南部的瓦尔季采等地修建城堡和宫殿，作为寓公长期驻跸在那里。这说明，建立公国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存需要。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之后，列支敦士登公国先后加入拿破仑控制的“莱茵联盟”和奥地利皇帝主导的德意志邦联。1866年，德意志邦联瓦解，只有6000人的列支敦士登正式宣布建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均保持中立。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列支敦士登摆脱长期对奥地利的依赖，转而接受瑞士的保护，同瑞士订立关税同盟，海关、邮电等部门均交由瑞士管理，使用瑞士货币，外交事务由瑞士代理。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列支敦士登面临亡国的危险。可是，德国担心同瑞士关系恶化，对列支敦士登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后，捷克和波兰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地的世袭土地，还有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些城堡和宫殿。这就迫使列支敦士登家族不得不回到其先人受封、但从未常住过的以瓦杜兹为首府的公国。现任大公汉斯——亚当二世是首位居住在公国境内的君主。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大公是国家元首，家族世袭。但是，与欧洲其他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政治实权的王室不同，列支敦士登家族拥有相当大的实际统治权。政府由五人组成，除首相和副首相之外，其他三人均为兼职人员。国家没有军队，边界、领空等国家安全事务完全由瑞士军队承管。这不由令人感到，这个大公国好似是瑞士的一部分。
汽车越过廊桥，景色同瑞士那边十分相似。远方高山回环，近处绿水萦绕。时值盛夏，山顶仍是皑皑白雪。白雪之下，松繁柏茂，一碧如黛。山脚河畔，绿草如茵，野花点点，牛羊成群。列支敦士登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开车两小时即可周游其全境。国虽小，但高山、绿水、白雪和青草交相辉映，好像增加了立体感，显得天宽地阔。
汽车径直开到首都瓦杜兹。瓦杜兹依山傍水，人口大约5000，犹如我国的一个乡镇。一条大街南北纵贯，若干小巷东西杂布。大街不宽，小巷幽深，全都掩映在红花绿树之中。街上车辆川流不息，挂的大多是邻国牌照，来去匆匆，阒无声喧。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多半为身负行囊的游客。全城建筑，大多是红顶白墙的尖顶小楼，楼前楼后有小巧玲珑的花圃环绕，雅致清幽。据说国家设有几十名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但我们一个也未看到。置身这样的环境，使人不禁顿生远避尘嚣、遁入世外桃源之感。
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列支敦士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战之前，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以农牧业为生，全国只有经营陶瓷和纺织的三家小作坊。战后，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全国人口中，从事农牧业生产者不到2%，其他都转向工业、金融业和服务行业。列支敦士登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集中精力发展的是精密机械、金属加工、光学仪器、陶瓷制品等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品的95%供出口。另外，最具特色的产业是邮票印制和假牙制造。列支敦士登印制的邮票种类繁多，设计精美，每年都有几百万集邮袋发往世界各地，成为各国集邮爱好者竞相争购的珍品。每年销售邮票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赢得“邮票王国”的称誉。列支敦士登的假牙产量据说占欧美各国假牙总产量的60%，每年制作5000多万套，行销全球上百个国家，收入几亿美元，因有“人类牙齿再生地”的美称。现在，一个原本以农牧业为主的贫穷小国，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富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仅有50亿美元，但人均却高达14.31万美元，排在世界前十个富国之列。
更令人惊羡的是，列支敦士登这样一个仅有30个居民点的“乡村国家”，竟有各种注册公司7.37万多个，人均两个，是世界上人均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政局稳定，银行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国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是欧洲鲜见的低税率国家，不少外国企业为降低税赋支出而到这个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登记注册，一些富商巨贾争相申请成为列支敦士登的国民。这就造成两大奇特现象的出现：一是外裔公民的人数超过本国居民，二是国家的最大项财政收入靠征收外国公司的税款。因此，有人说，列支敦士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靠外国公司大老板“自动掏腰包”来养活。
为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列支敦士登政府于2011年4月曾推出一项“国家出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任何人只要出资7万美元，就可把这个国家租借一天，当一天大公，“过一天国家元首之瘾”。这个方案实施的结果不得而知，其实不过是一种吸引游客的招数。这个看上去有点恶作剧味道的计划，恐怕也只有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袖珍小国才想得出来。
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蕞尔小国，处在大国争逐的夹缝之中，既要自尊自重，也要忍辱负重。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委实不易。
（2013年7月21日）
站在柏林墙的废墟上
35年前，一堵大墙，突然竖起，横穿柏林城；28年过去，这同一堵大墙，转瞬之间，轰然坍塌。这一竖一坍，集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两极集团政治的兴衰。其中的是非毁誉，自有人评说，且一直有人在评说。我本人曾两度访问柏林，一次踯躅在大墙的东边，一次脚踏在大墙的废墟上，所见所闻，迥然不同，俯首沉思，不禁感慨系之。
我初到柏林是1986年5月。准确一点说，我到的是东柏林。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雨，天还有点凉。许多人出城度假，街上灯光昏暗，几乎阒无人迹，给人一种荒寂的感觉。汽车向前行驶，不知到了什么地段，只见一个巨大的阴影猛然扑压到车窗上。我发现那是一堵墙，一堵看不到尽头的灰色大墙。“柏林墙！”我脱口而出，有点惊诧。“是的。”陪同的民主德国友人肯定了我的判断，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大墙的阴影在车窗上迅速闪过，历史的篇章在我头脑中缓缓翻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对德国及其传统首都柏林实行分治，德国一分为二，柏林也一分为二。东、西柏林遂成为东西方两大政治与军事营垒对峙的缩影。五十年代以后，东西方之间“冷战”加剧，东、西柏林成为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前沿阵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德国同苏联经过密商，决定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一堵高墙，将这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东部与资本主义西部完全分开。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民主德国在这个城市的东、西区边界线上堆石头、打木桩、拉铁丝网。随后，将一块块预先秘密制作好的水泥板竖起来，正式建成隔离墙。这种隔离墙后来又从柏林市向外延伸。到1975年5月，这堵整个以“柏林墙”名之的隔离墙全长达160多公里。墙高3.5米，钢筋水泥结构，墙顶呈圆管状，使人难以攀越。沿墙建有许多瞭望台、碉堡和警犬桩，军警日夜监视，防止有人偷越。
在柏林逗留三天，我几次从大墙前经过，但因那里属于军事安全要地，没能靠近。可是，每想到大墙的那一边就是凶狠的帝国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就不由产生一种如临大敌的恐怖感。当地的友人私下告诉我，沿墙有几个过境通道，经过特许可以到西边去看看。说实话，一墙之隔，两个世界，两重天地，这确实足以撩拨人的好奇心。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很想到“那一边”去看看。但得到的答复是：一般说是可以去的。但由于我们代表团的领导是位名人，从政治影响考虑，还是不过去为好。这样，大家也只好受其“连累”，未能过去，留下无限遗憾。
1995年底，我再访柏林，东、西德国统一，柏林也统一。我最惦着要看的还是柏林墙。我当然知道，1989年下半年，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剧变，民主德国也震荡起来，要求拆墙的呼声越来越高。11月初，民主德国政府经过讨论，决定拆墙。11月19日，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铲子、镐头、推土机并用。没几天时间，这堵巍峨的高墙就被拆除。我首先来到当年大墙封锁最严密的地段——波茨坦广场。我早就听说过，这里曾并列着修了两座高墙，两墙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地上布满地雷和防坦克用的三角铁，人称“死亡地带”。而今，墙拆雷除，地面铲平，形成一片真正的开阔地。据友人说，这片靠近市中心的黄金地皮已被德国奔驰、日本索尼等国际知名大公司高价买下，不久将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高楼大厦。我又来到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这座德国历史上颇多记载的门楼，位于菩提树大街的尽西头。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来访时，我不能接近它，只能离它100多米用长镜头拍个照，因为大门那一边是不容接近的另一个世界。现在，大墙不见了，几个门洞大开，人们可以自由穿过。我走过大门，发现西边几步之遥就是原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大厦在1933年2月被纳粹分子焚烧，现正修缮，准备1998年迎接德国国会还都柏林。就在离修缮大厦搭起的脚手架不远的马路旁，铁栏杆上挂着十六七个带黑十字架的大幅人头像。原来，这些人是当年不听劝告，在偷越大墙时被打死的东德人。在大墙存在的20多年中，遭到这样不幸的人有多少，没听说过具体数字。当年，这些人偷越大墙是单纯出于同亲人团聚，还是有什么政治原因，已难一一查考。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冷战”的牺牲品，这是确定无疑的。
柏林墙拆除后，那大量的水泥残料弄到哪里去了呢？一位目击者告诉我，墙推倒后，一辆辆卡车将残料运走，大多用于重新去修公路，特别是柏林通向各地以及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公路。这样，那些曾将柏林乃至德国分隔开来的东西，又把柏林和德国东西两部分连接起来。对此，一家德国报纸评论说，历史总是爱跟人开玩笑。水泥本是用来将不同的东西黏结在一起的，而“冷战”时期它却被用来将一个完整的东西分裂开来。而今，“冷战”结束，水泥被扭曲的作用终于又恢复过来。同一位目击者还告诉我，大墙推倒之后，一些颇有眼光的市民、甚至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将一块块水泥残片收藏起来，作为人类那段特定历史的纪念品。还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市民和无就业机会的外国难民，利用这些水泥的残垣断壁做起无本生意。他们把水泥板砸成碎块，稍加装饰，作为纪念品向外国游客兜售。这种独特纪念品的价格，按体积大小和质地不同而论定。所谓质地，主要是看采自何处和有无修饰。标明采自勃兰登堡门、波茨坦广场等著名地段的，或表面绘有优美图案的，特别受人青睐，价格因而也就特别高。我在勃兰登堡门前，亲眼看到许多小商贩在兜售这种“冷战纪念品”。我出10马克买了一件。那是一个不大的白色有机玻璃方盒，里边装着一块仅有掌心大小的水泥片。水泥片上嵌着一段长不足10公分的黑色铁丝，下边用红色油漆写着大墙修建与拆除的日期。我同小贩攀谈起来，得知他是来自土耳其和伊拉克边界地区的库尔德人。他向我解释，这块水泥片采自勃兰登堡门前的大墙，上边的铁丝来自墙上的电网，很有收藏价值。但一位颇为内行的德国友人说，这可能是赝品，因为当年的墙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铁丝网。他还说，大墙从1989年年底拆毁至今5年多，真正的大墙残片已经很难找到。于是，一些吃大墙饭的小贩就开始仿制水泥片，做成纪念品出售。听了这番话，我也怀疑刚买的纪念品是真货。但是，我还是把它带回国来，因为我认为，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反正一看到它，在我的头脑中总会唤起对“冷战”的可怕记忆，激起对和平的热切期盼。这样，收藏就值得。
柏林墙倒了，分裂的德国于1990年10月统一。我曾盘桓在几片大墙的废墟上，与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德国朋友交谈。我发现，他们对德国统一的看法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有形的墙倒了，但无形的墙仍然存在。柏林的东西两部分，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就业机会、工资数额到生活水平，都有很大差别。《法兰克福评论报》说，德国东西两部分“在若即若离的情况下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实际上仍存在一道深渊”。来自西部的人埋怨，为实现国家统一，在东部已投入几千亿马克，自己的实际利益受到影响。东部有的人原以为墙一倒，一切都会改观，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不免感到失望。有一位西柏林人说：“我们过去住在‘围城’里，面对苏联的威胁，整天战战兢兢，但我们同时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减收个人所得税，工薪比其他地区平均高8%。大家戏称这些为‘战栗奖金’。现在，倒是不再战栗了，但‘奖金’也就没有了，实际收入受到影响。”几位东柏林人则说，他们不但遭受高失业率之苦，而且政治上受歧视，心理上很压抑。虽然不再希望回到过去，但仍不时产生怀旧之思。
新华社驻德国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这种社会动向与个人心态，不仅嗅觉敏锐的大众传媒有反映，连动作总是慢半拍的文学作品也有反映。1995年8月，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出版长篇小说《说来话长》。小说以德国统一为主题，描写两个经历不同的德国人在大墙倒塌后漫步柏林街头，评说大墙的兴废史和德国近200年的分裂与统一史。一个是德国多次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其观点是，德国历史的延续就是分裂与统一的不断重复，德国目前的统一“很难说对将来意味着什么”。另一个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告密者，其看法为，统一的德国并不值得留恋，因而决定远走高飞，去西班牙谋生。作家对德国统一持批评态度，认为统一进程是上层权力机构操纵的，人民的意愿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作家这一看法，在德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这位老作家的新作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另有少数人对这位老作家的不同政见进行抨击，甚至提出要烧掉这本书。
我在柏林逗留两天，去了不少地方。我发现，柏林墙其实并未完全拆毁，至少有三段作为历史的见证保存下来。一段在柏林市的南部郊区。从原来曾是东柏林政治中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出发去滕珀霍夫机场的路上，我从车窗中看到，在马路右边一个较为空旷的地带，昏黄的天空下兀立着一段有四五十米长的灰色大墙，显得异常冷峻而孤寂。还有一段是在国会大厦附近看到的。并不太宽的施普里河从大厦旁边静静流过。隔河相望，有一段长约几十米的黑、红、白三色相间的大墙由东向西延伸，将原来位于西柏林的国会大厦与位于东柏林的一家工厂隔开。再有一段位于柏林市东南部的米伦大街。这里的柏林墙原来也是并列两堵，中间有施普里河流过，河中有雷区，河上的大桥被截断。现在，河中的地雷已扫除，河上的铁桥已连通，河西岸的大墙已拆掉，只剩下河东岸长约1000米的一堵墙仍留在那里。这堵墙里里外外涂画满各种抽象派图画，简直成了一个大画廊。这些画，多数是拆墙时所画，少数为后来所画，有的地方现在还在画。其实，有些是画的，有些不是画的，而是用油漆喷的。画中有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昂纳克等政治人物的变形头像，或加以嘲弄，或寄予某种政治含义。但大多为各种构思奇诡的图案，色彩斑斓，对比鲜明，据说代表了人们在大墙倒塌后各色强烈感情的宣泄。我们来到这里时，有两个土耳其失业青年正在墙上用油漆喷画。我问他们喷这干什么，其中一人说：“没有事干，心中苦闷，拿这开开心。”再仔细看，我发现图画的画面上或缝隙中还有一些文字，德文、英文、俄文、日文都有。有的写道：“由铁锁、栅栏、铁丝网封闭的大门，今天终于打开。”有的写道：“克里姆林宫的飓风已经逝去。”有的还写道：“在许多地方，许多小人物在做许多小事情，但却能改变世界的面貌。”这些文字，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某些图画的思想内涵。
米伦大街上这段大墙可以说是现今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一段柏林墙。它是整个柏林墙的缩影，是“冷战”的佐证，是历史的文物，也被称为“现代艺术画廊”。也许正因为这样，它成为柏林的一大景观，每天吸引成千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人们从不同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出发，评说历史，议论现实，展望未来，臧否人物，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不幸的是，据说在这“冷战”的废墟上，至今仍有人在鼓吹“冷战”。这不由使我想起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临终前告诫他的同胞那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但可要警惕啊。
（1996年8月）
无书的图书馆
馆舍内无图书却称图书馆，这有点不可思议。但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座图书馆，不久前我还参观过。它就在柏林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上。倍倍尔广场位于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前面。广场由一块块方石铺地，中央的地面上镶嵌着一块1.2米见方的钢玻璃。几经游人践踏，玻璃有点发毛。但透过有点模糊的玻璃面，仍可看到下边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5米，洞底是一个约50平方米的暗室。暗室的四周是一排排木制的书架。据说，书架上可摆放两万册图书，但却一本也没有摆。离这个别致的“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
图书馆 米夏·乌尔曼设计1933年5月10日焚书纪念碑1994—1995年修建
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
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这两块铜牌标明，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一座“焚书纪念碑”，是为纪念1933年5月纳粹分子焚烧图书于1995年修建的。原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于1994年达成一项共识，决定建立一座纪念碑，声讨法西斯当年焚烧图书、摧残人类进步文化的罪行，使后人铭记过去，并昭示未来。他们委托以色列著名雕塑家乌尔曼进行设计。考虑到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委托他来完成这一任务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没有辜负重托，提出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方案，以当年的焚烧图书事件为题材，设计出一个无图书的图书馆。当年的焚书事件发生在倍倍尔广场，无书的图书馆当然就放置在那里。但是，为不破坏广场的整体性，没有将图书馆修建在地面上，而是安置在地下。这个别致的地下图书馆，只摆放一些书架，书架上空荡荡的，没有一本书。这就昭示人们，无数的图书均被法西斯党徒们烧毁。德国文化艺术界人士非常赞赏这一设计方案，认为它“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揭示了六十多年前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摧残人类文化的罪行。这座创意独特的“图书馆”于1995年3月20日正式建成。
曾是无赖和流氓的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政府总理宝座。为巩固他及其纳粹党的统治，他旋即制定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签署了所谓“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声言要“切除民主制的毒瘤”。为此，他指使其党徒在40天的时间里放了两把火。
第一把火是焚烧国会大厦。1933年2月27日晚上9时许，在希特勒的头号帮凶赫尔曼·戈林的指派下，一伙纳粹党徒从地道偷偷溜进柏林的国会大厦，洒上汽油，摆上易燃化学品，然后点着火，大厦很快被焚毁。他们随即嫁祸于德国共产党，逮捕其领导人，查封其报刊，捣毁其办公室和印刷所。在不到六周的时间内，1.8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下狱，工会被解散。全国上下立时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把火是焚烧进步图书。如果说第一把火是纳粹党徒们玩弄的政治阴谋，矛头所指是德国共产党，那么，这第二把火却是在光天化日下点燃，搞的是“阳谋”，攻击的目标是坚持进步与正义的知识界。希特勒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生存空间论”等沙文主义思想，否定德国文化上的人道主义传统，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文化人士。1933年5月10日，这种摧残进步文化的活动达到高潮。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约瑟夫·戈培尔策动成千上万名大专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把，高唱《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进发。倍倍尔广场旁边是1809年由普鲁士著名学者威廉·洪堡创办、大哲学家黑格尔曾任校长的洪堡大学。在游行队伍到达之前，法西斯党徒们已奉命将这所大学收藏的200多位作家的两万多册图书堆放到广场中央。游行队伍一到，火炬抛向书堆。顿时，烈焰升腾，火光冲天。这时，又有一辆辆满载图书的卡车从其他地方开来。一些受法西斯蛊惑的年轻人爬上卡车，发疯似地将车上的图书扔进火堆。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市又一次陷入烈火的恐怖之中。
这天晚上，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焚书行动。在被焚烧的图书中，有德国和其他各国大量文史哲名著，还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及德国共产党作家贝托尔特·希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史太凡·海姆、路德维希·霍恩等人的文学作品首当其冲。德国进步作家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安施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的作品，甚至连一向宣称“不问政治”的著名作家埃利希·雷马克、厄尔恩斯特·维歇尔特、埃利希·凯斯特纳等人的作品，还有包括亨利希·海涅、阿诺尔德·茨威格在内的几乎所有犹太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烧掉。包括举世闻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和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其著作也被付之一炬。未能幸免的还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安德烈·纪德等一大批欧美著名作家的作品。参与焚书活动的学生们发表的一份宣言称，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破坏作用的，或者动摇德国思想、家庭和人民的动力根基”的作品，统统属于被焚毁之列。面对广场上几万册图书化为灰烬，戈培尔宣称：“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他所说的“新时代”，其实就是希特勒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遭殃的不仅有图书，还有图书的作者。在刻有这座焚书纪念碑修建日期的那块铜牌的上方，还镌刻着德国19世纪大诗人海涅的三行诗：
这不过只是个前奏：
在焚毁图书的地方
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海涅确实伟大，在德国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就以非凡的历史眼光洞察到它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走向反动的必然。他这一预言，没想到近百年后竟应验了。被法西斯分子焚烧的书籍的作者，有的受到骚扰，有的遭到通缉，有的则被捕入狱。一时间，德国成为著名女作家莉卡达尔·胡赫所说的“地狱帝国”。几年内，有几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忍受不了法西斯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被迫逃离德国。连被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作家雷马克都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受到威胁，虽然我既不是犹太人，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法西斯党徒加给他的罪名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反英雄主义态度”，将他的作品烧毁的同时，还向他本人下达了通缉令。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爱因斯坦等也都先后流亡国外，最终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
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作家、科学家的事件，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曾经发生过，但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不及这一次。其实，大规模焚毁图书和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只在欧洲，在我国也曾发生过，诸如“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书籍是永远也焚烧不完的，书籍的作者也是永远坑不完、杀不绝的。但这种事件的一再发生，确实值得全人类警惕。“无书的图书馆”，或称焚书纪念碑的建立，我想其意义正在于此。
（1999年12月）
在欧美看大字报
大字报在世界上之缘起，实难考稽。但大字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泛滥，作用恶劣，恐怕为其最“鼎盛”之时。现在，大字报在中国已被禁绝。可是，这几年到国外访问，我发现它在欧美一些地方仍在流行。每当看到，总不免唤起昔日的记忆，心头一阵震颤。但细读之下，又总觉得其中隐含一些问题，令人思索。
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大字报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那是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友人带我去市中心的十月广场瞻仰列宁雕像。广场虽然难同我们天安门前那片水泥地相比，倒也还算宽阔。广场四周大厦林立，中央有五彩的瀑布流泻。列宁的雕像在广场的一端，高大雄伟。广场上游人如鲫，但他们似乎对那里的景物都不大感兴趣，而是涌向广场的东北角去观看什么。友人带我也走上前去。透过人墙，我惊奇地发现，人们原来在围观我们已久违了的那种大字报。一张张白色的新闻纸，有的摆在地上，有的贴在木板墙上。纸上用黑墨水或蓝墨水写满俄罗斯文字或乌克兰文字。两种文字的字母差不多都是核桃大小。按照我们“文革”中的分类，这些洋大字报严格地说也许可称为中字报。贴在墙上的最长的一份用了18张纸。精通俄文的友人告诉我，那是十几位参加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老红军战士所写，讲述他们的光荣历史，陈述他们对目前政治与经济待遇的不满。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胸前的军功章今天竟成了一堆废金属，我们存在银行的卢布成了一叠废纸。对此，有谁给我们解释，我们又该到哪里去讨个公道？显然，字里行间充满激愤。这是苏联解体之初在一些原加盟共和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向身边的一位看来是当地的老人探听他对大字报的反应。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他用手有力地指点一下大字报，扭头就走了。那意思好像是说，还说什么呢，都写在大字报上面了。他的那一份无奈表露得一览无余。
我们于是转到广场上另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只见几十个人围着铺在地上的一张大字报，旁边站着两个中年妇女提高了嗓门在激动地讲话。原来，她们是大字报的作者，正在宣讲其作品的内容。大意是说：她们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新上任的校长“政治上很反动”，“经济上又很不干净”，“弄得老师们既没法工作又没法生活”。她们曾告到有关当局，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她们反而丢了饭碗。她们要求社会舆论主持公道，给有关人员以应有的谴责。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当然无法判断。但可以理解的是，在社会大变动的年月，出现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她们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据友人后来告诉我，她们在答观众问时就曾说，过去有不平事，憋在心中不敢说；现在敢说了，但说了又有何用！看来，她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把大字报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的。但这种武器能否解决她们的问题，只有天晓得。
我又一次看到大字报是在北美。去北美之前，我听说美国一些图书馆收藏有我国“文革”期间的大量文字材料，包括大字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时，我倒是意外地看到“文革”期间我国各地出版的一些小报，但没有看到大字报，不免有些遗憾。后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这种遗憾得到一点补偿，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美洲式的大字报。
那是在参观加拿大国会大厦时。大厦位于水流湍急的渥太华河畔。在那片被称为国会山的高地上，有一群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那里。国会大厦南边，是群众经常聚会的联邦广场。那一天，听说国会在开会辩论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能不能独立的问题。大厦内在辩论，大厦外的广场上则有一帮青年人在示威。他们来自魁北克，有男有女，三四个人一组，每组都抬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详细地写着他们要求独立的主张和理由。他们绕着广场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让四周的观众仔细阅读大木牌上的文字。他们一声不吭，读者也一声不响。即使有不同意或反对他们的主张者，也不过一笑了之，掉头走开，并不像我们“文革”时期那样，跳出来高声辩论或指责。双方的认识和感情就这样在无声中交流。观众读罢，他们又继续往前走。他们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劳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木牌上的文字被称为“流动的大字报”。
看完这种群体性的流动大字报，我又看到一种个体性的流动大字报。那是我从联邦广场来到国会大厦正前方的时候。我举起相机正想拍照，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闯入我的镜头。他独自一人，步履蹒跚，胸前挂着个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两个英文大字：No Abortion（反对堕胎）。加拿大是个英、法双语制的国家。这个老人据说是讲英语的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他对由民族和文化引发的魁北克问题显然毫无兴趣，但出于宗教热情却对堕胎问题情有独钟。其时，国会并未辩论堕胎问题，他不过是在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只见他在国会大厦前面的台阶上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走来走去，表情严肃，目不斜视。他不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什么人打扰他。据说，他这样独自示威每天五个小时，已进行七八天了。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他的主张，他表现的那种执着精神却实在令人钦敬。与我同行的朋友将这一独特的场景，戏称为加拿大“活的大字报广告”。他说，这就是西方一些政治家所宣扬的“尊重少数”的原则的展示。只要不危及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任何人都可自由地表明自己的主张。至于有关当局听不听，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最让我难忘的大字报是在德国的科隆市看到的。那是前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周末的工作活动不便安排，朋友们就建议我去参观科隆大教堂。科隆位于德国中西部的莱茵河畔，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浓厚的现代化气息。德国人说，不去科隆，就等于没有到过德国。而到科隆，必得参观科隆大教堂，因为大教堂向来被称为科隆的标志。远远望去，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高达157多米的双塔，显得威武而壮观。大教堂内部，金碧辉煌，壁画精美。据说一周七天，来这里祈祷或参观的人，天天如潮涌。奇怪的是，我们来到教堂时，里面却很空旷。原来，我们进的是旁门。待走出正门，我才不由一惊，那里人群熙攘，简直像个闹市。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嬉戏，但更多的人却簇拥在门口左边的台阶上在观看什么。
好奇心驱使我走上前去。啊，原来那里是一堵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墙。几根木杆子竖立着，上面拉着一道道铁丝，铁丝上挂着一块块规格一致的硬纸片，纸片上写着不同文种的字迹。这是德国式的大字报。我后来数了一下，书写大字报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鲜文，作者恐怕来自几十个国家。这简直也可以说是“联合国大字报墙”了。仔细瞧，各种文字书写得大小不一，大者如拳头，小者如红枣。我粗略地数了一遍，大字报共有三百多张。那么，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就我所能看懂的中文、英文以及勉强能懂的法文浏览了一下，内容大致可分四类：一是议论时政的，如“新纳粹该死”、“法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试验”；二是祈祷和平与吉祥的，如“人人献爱心，个个是兄弟”、“天下太平，永久和平”；三是感戴上帝和向上帝忏悔的，如“感谢万能上帝，我们夫妻已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请我主饶恕”；四是抒发个人感受的，如“今天的阳光明亮又温暖，让我们尽情享受吧！”另外，还有向亲友表示祝福或问候的，也有给旅伴留下游踪的，如“施特劳斯，明天早班飞机去柏林”。单就中文的大字报而言，作者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大多赞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也有少数反华、反共的。许多德国人和外国旅游者聚集在大字报墙前面，认真地阅读，有的还在抄录。
德国报刊将科隆大教堂门前这堵大字报墙称为“和平墙”。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称呼，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六十年代，在首都柏林东西部之间修了一道大墙，世称“柏林墙”。那实际上是一堵“战争墙”，因为它是东西方之间“冷战”的产物。而科隆这道墙是九十年代人们乞求和祝祷和平的产物，因而称为“和平墙”。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科隆市同其他德国大城市一样，被盟军炸得一塌糊涂，90%以上的建筑毁于炮火。科隆市原有的150多座教堂，91座被炸毁。作为城市标志的这座双塔大教堂虽然没有被炸掉，但也中弹14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1965年才修复。后来，有人将包括大教堂被炸的六七张有关战争破坏惨景的图片贴到大教堂门前的墙上，以期引起人们对昔日战争的记忆，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照片贴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也写在纸上贴了上去。这样，连图片带文字满墙都是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纸片，被人称为“和平墙”。
“和平墙”原来只是教堂门口左侧那面墙。墙上的东西越贴越多，越贴越乱。这时，大教堂的管理人员就出面干预。他们为了使大字报更有秩序，就用木杆和铁丝在教堂门前搭起一道新墙，专供人们贴大字报使用。后来，他们又置备了长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的硬纸板，供人们写大字报使用。为防止日晒或雨淋，他们又置备了规格一致的塑料薄膜，用以套在写好大字报的纸板上。这样，大字报又可以长期保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带塑料薄膜的大字报非常整齐地挂在墙上。一位管理“和平墙”的神职人员对我说，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谁要想写大字报，只要在他那里登记一下，就可得到几块硬纸板和塑料薄膜，还有几段细铁丝。大字报写好，不管什么内容，都可以用铁丝挂到墙上，但要挂整齐。新的大字报无处挂时，就把一些旧的拿下来，腾出一些地方。他带我到他的储藏室看了一下，我发现，那儿的确有许多供写大字报用的硬纸板和已经摘下来的大字报。
“和平墙”现在正式由大教堂经管。那么，大教堂对此怎么看呢？那位神职人员对我说：“过去，人们有话不便对他人说，就悄悄来到教堂对上帝说，向神父忏悔。现在，教堂里神父少了，上帝自己也忙，哪能听那么多人来说话或忏悔呢。给他们一堵墙，让胸中有话要说的人把话都倾吐到墙上，自己图个痛快，也同别人交流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这位神职人员的话看来说得很轻松。对一些逢场作戏的外国旅游者来说也许是如此。但对德国人来说，这里边恐怕还有并不轻松的深层次的原因。友人告诉我，这几年，德国虽然统一了，陆地上的边界去掉了，可是，东部和西部人们之间“心理上的边界”并没有消失。德国政府为东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支付了7000多亿马克，西部人不满，说这样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每年有45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9%，在欧盟国家中居首位。同时，有报道说，在每年的16万名适龄青年中，至少有7万人拒绝或逃避服兵役。从1985年至1993年，全国7800万人口中，已有320万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放弃任何宗教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加。过去心中有事还可以去教堂，向上帝诉说。现在，不信宗教或宗教信仰淡漠了，心中的愤懑情绪无处发泄，大字报于是就成为一种宣泄的出口。
这种分析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恐怕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德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位丹麦朋友同我谈及这种现象时，曾将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字报称为“规范化的政治橱窗”。他说，那其实是一种政治展览，以显示西方的民主。人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展览是被有形或无形的手“规范”过的，因而它的民主就打了折扣。我同意他的见解，因为西方某些政治家对大字报的宽容，就含有其不便明言的深意。少数人借大字报得到了一点说话的民主，但他们可能不会料到，他们得到的那一点民主，却在广泛和深刻得多的层面上被用来掩饰了西方民主虚伪的实质。这样，欧美国家出现的大字报，实质上就成为点缀西方政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97年10月）
威尼斯狂欢节看热闹
我去威尼斯，本为寻访中国—意大利人民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的遗迹。岂料，他在那里的唯一遗迹、传说中的故居正在修缮，停止向游人开放。初衷未能实现，未免令人遗憾。但是，我却有个意外的收获，长久难忘的惊喜。这就是，我们在那里巧遇一年一度的盛大狂欢节，亲历了10多万人如醉如痴的狂欢场面。
那是去年2月26日。汽车一到威尼斯，只见这个著名水城的大街小巷，船头桥尾，到处是彩旗飘扬，气球高悬，人流涌动。原来，从2月14日到27日，欧洲规模最大的狂欢节在这里举行。当晚是最后一个狂欢之夜。我们一行人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狂欢节的场面，没有亲身经历。因此，不顾旅途的劳顿，放下行装，带上几个面包，我们就乘高速火车直奔狂欢活动的中心、著名的圣马可广场。到达广场，已是晚上九时许。能容纳几万人的广场上，只见灯火辉煌，明亮如同白昼；只闻鼓乐震天，人声喧腾如同海潮。走近来看，广场上挤满了人，几乎都是年轻男女。他们几十人一团，几百人一伙，有的放开喉咙高歌，有的扭动腰肢狂舞，有的抱着酒瓶豪饮。那一片又一片欢腾雀跃的气氛，那一个又一个狂放不羁的神态，使人感到如堕忘情的仙人之境，再也不知人间还有什么烦恼。什么是狂欢节，我平生第一次初步有所领略。
威尼斯狂欢节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欧洲的狂欢节据说都起源于古代的神农节。每年的冬去春来之际，人们自动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欢庆新的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而威尼斯狂欢节的起源则另有一说：公元12世纪，古老的威尼斯城邦共和国日渐强盛。1162年的初春，它战胜附近的阿奎莱亚封建城邦国，称霸一方。为庆祝这一胜利，威尼斯人走上街头高歌欢舞，一连数日不休。从此，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举行欢庆活动。时到100多年后的1296年，这个尊崇天主教的城邦国根据宗教节日的安排，正式把一年一度欢庆活动的时间固定下来，即从2月初到3月初之间到来的四旬斋的前一天开始，延续大约两周时间。到18世纪，狂欢活动盛极一时，欧洲各国的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绅士淑女都赶到威尼斯，观赏精彩的室内音乐和戏剧演出，参与街头和广场上的民众狂欢。威尼斯遂赢得“狂欢节之城”的称号。19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逐渐衰亡，狂欢节逐渐失去活力。直到近20年，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威尼斯的狂欢活动才重新恢复，而一经恢复，就更加多姿多彩。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中，已有五六十万人前来参加狂欢活动。这样，只有40多万人口、平日相当宁静的威尼斯，就陡然喧闹起来。从室内到街头，音乐会、戏剧演出、歌咏比赛、服装表演、化装舞会，一场接一场，每天都不断。2月27日是狂欢节最后一天，也是狂欢活动的高潮。这一天，将在全城举行化装大展示。
这天的一大早，我们就赶往威尼斯城内。为了一览这个水城的旖旎风光，我们以步当车，边走边看。一路之上，尽是幽静的小巷，整洁的广场，狭窄的河道。而河道之上，尽是造型别致的小桥，桥下清幽的河水中尽是首尾高高翘起的小舟“贡多拉”。若是在平日，我们满可以尽情领略这座古城的建筑之美，这座水城的灵秀之气。但这一天却不同，因为更为惹人注意的，则是那满街满巷、满河满舟参加狂欢活动的男女。他们身着奇装异服，脸挂怪诞的面具，头佩奇特的巾饰。他们边走路边与围观的人群打趣，边划桨边与河岸上“作壁上观”的人招手。他们的装扮，他们的做派，给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带来勃勃生机，给这座恬静的城市平添浓烈的欢愉气氛。
很明显，所有的人流，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河中的，都在向作为市中心的圣马可广场汇聚。几百年来，这个曾被拿破仑赞叹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一直是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瞩目的中心。广场四周矗立着一座座体现欧洲古典建筑艺术风格的佳作：既是宗教纪念性建筑、也是威尼斯城邦政治权力象征的圣马可教堂；既是雄伟的宫殿、威严的城堡，又是辉煌的艺术殿堂的总督宫；100米之高、500年之久的圣马可钟楼，既是城市的制高点，也是威尼斯城的象征。平时，游人观赏的是这些建筑的艺术之美，而这一天，艺术之美却被汇聚在这里的狂欢人群的海洋所淹没。在东西长175米、南北宽57米的圣马可广场上，在这个广场东面的另一个小广场上，在广场东、西、南三面的拱廊上，参加狂欢的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还涌到广场东边大水道旁的空地，涌到广场周围的街巷。据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在狂欢节达到高潮的午后时分，仅圣马可广场就聚集有近10万人之众。
这10万人，除了像我们这样的极少数看客之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化装。其中，一部分人是简单化装一下。他们或在脸颊上画个逗乐的图案，或在头顶上扎个怪诞的发式，或在身上披件奇异的外衣。这些人基本面目可见，真实人形可辨。他们有的是早有准备，带装而来；有的是逢场作戏，临时在路旁的店铺买个面具套在脸上，或者到现场后请人在脸上描画几笔。我看到，在广场的各个入口处，在广场的一些边缘地带，摆放着一排排专门代人化装的摊位。只要交上折合一两个美元的意大利里拉，不消五分钟时间，那些技艺娴熟的化妆师，就可根据顾客选定的图案或顾客特定的脸型，给他或她画上一副动人的脸谱。
当然，聚集在广场上的狂欢者大多是浓妆艳抹。据说，为了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他们往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自己动手或请人代劳设计脸谱和服饰。他们刻意追求的是，脸谱和衣饰要与众不同，要怪诞离奇，有的还要求具备一定文化品位。他们化装之后，近的从城区，远的从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赶来。一路上，不知招惹多少人围观，不知赢得多少人的激赏。他们当中，有的扮装成动物，诸如憨态可掬的企鹅、纵身欲跃的花豹、双目炯炯的老虎、踽踽独行的大象；有的扮装成各种肤色的靓男美女，诸如袒胸露臂的黑非洲班图族少女、头插五彩鸟羽的南美洲印第安射手、脸罩流金溢彩面纱的穆斯林贵妇、热情奔放地狂舞不休的吉卜赛女郎；有的化装成不同类型的古代人物，诸如眉慈目善的神父、风流倜傥的骑士、凶神恶煞般的蒙面人、热恋中的公爵与贵妇；还有的化装成童话或神话中的角色，诸如金发双面武士、红衣双身女妖、振翅欲飞的天使。而最引人围观的则是坐卧在小广场中央的一个妖魔。她金身青面，头发是一堆纠结盘绕的毒蛇，浑身披着鳞甲，上肢长着利爪，下肢有三米多长，拖在地上缓缓蠕动。原来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墨杜萨。她作恶多端，后来被英雄佩尔修斯斩杀。所有这些奇形怪状的狂欢者，都不露一丝真容，都不说半句话语。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形体和动作作出种种猜测，但最后还是分不清他们究竟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这就愈发增加了观众的好奇心，也愈发增加了表演者的神秘感。一位装扮海神的女士在散场后显露出真容时说，她对这样的自娱又娱人，甚感欣慰和开心。
参加威尼斯狂欢节的人，自然大多来自意大利。但是，也有不少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周边的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凑热闹。据记载，1769年，连奥地利的皇帝也曾乔装成平民前来威尼斯参加狂欢节。而今，有些西欧国家的皇室成员和达官显贵，据说也有化上浓妆，隐去真身，混迹于狂欢的普通百姓之中。我在广场上碰到两位讲法语的女士。她们告诉我，她们是母女关系，特别喜欢读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她们经过精心设计，特制了各自的衣帽，母亲兼扮两部作品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女儿则兼扮两位女主人公。她们两情依依，在“热恋中”来到狂欢节，“重新回味”那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动人的浪漫故事。我问她们的来历，回答只有“巴黎”二字，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从她们雍容的举止、不凡的谈吐和高雅的意趣来看，我敢断言，这母女二人肯定是来自法国的上流社会。
威尼斯狂欢节为什么竟如此吸引人？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回答。如果说几百年前举行狂欢节是为了奉天祭神或欢庆战争胜利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狂欢节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现在都已很淡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参加狂欢节就是为了娱乐。在这个冬去春来的时节，敞开胸怀，彻底放松一下，抛却烦恼，抖掉积淀一冬的沉郁之气，以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当然，这也不单是一种寻欢作乐的纯娱乐活动。从节日期间的文艺演出来看，这也是一项颇具思想底蕴、各种艺术形式纷呈的积极文化活动。从上演的诸多歌舞节目来看，从化装展示中那别致新颖的衣饰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也是意大利和欧洲各国人民聪明才智的一次集中大展示。
俗话说，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威尼斯狂欢节当然是热闹非凡，但它毕竟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认真研究。我对意大利的社会文化了解不多。因此，在威尼斯狂欢节上，也就只能是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
（1999年1月5日）
北欧的海盗文化
海盗是一种野蛮的海上劫掠行为，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吗？在世界别的地方，我没有调查，不好作答。但在北欧，我惊异地发现，许多大城市都有海盗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海盗使用过的船只、武器和各种生活用品；许多地方都有海盗墓葬，并作为文物完好地保存下来；以海盗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比比皆是，受到人们的喜爱；连海岛的形象也备受崇奉，不少组织、团体、球队、旅店竞相以其命名。这一切表明，海盗在北欧确实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海盗是伴随人类航海活动的出现而产生的。史籍记载，早在三四千年之前，爱琴海和地中海水域就出现挥舞着棍棒或刀剑杀人越货的强盗。他们大多是腓尼基人、摩尔人、希腊人或罗马人。后来，海盗活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并越来越猖獗。北欧的海盗产生较晚，但来势凶猛，组织化、甚至国家化色彩较强，影响深广。
所谓北欧，现在是指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等五国，古时则指挪威、丹麦、瑞典等三国，因为当时冰岛尚无人居住，芬兰比较弱小，依附于瑞典。三国居民不同，但皆属日耳曼人的北支，统称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诺曼人。公元9世纪之前，他们尚未建立各自统一的国家，社会分裂为不同的氏族。他们利用濒临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同周边其他民族进行海上贸易。当时的欧洲，西欧和南欧比较发达，但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日渐成为落后但勇猛的北欧“野蛮人”的掠夺对象。起初，这些野蛮人大多是单枪匹马，以劫掠财物为主，后来发展成团伙行动，开始抢占土地。793年6月，有组织的丹麦海盗从日德兰半岛出发，跨过北海，侵占英格兰东北部的霍利岛，摧毁那里的基督教修道院。西欧人感到无比震惊，没想到那些野蛮人竟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后来的欧洲史学家就将这一事件作为北欧“海盗时期”的发端。从9世纪末开始，丹麦、挪威和瑞典先后建国，北欧的海盗活动开始演变成国家行为，向海外进行移民和殖民扩张。他们兵分两路，西路以挪威和丹麦的海盗为主，活跃在北大西洋地区，向北征服和占领法罗岛和冰岛，侵入格陵兰和纽芬兰，向西征服英格兰和爱尔兰，向南在塞纳河流域建立诺曼底公国，并试图进入地中海。东路主要是瑞典人，先是侵扰和占领相邻的芬兰，然后跨过波罗的海，占领爱沙尼亚和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现今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再沿着伏尔加河和黑海南下，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侵扰君士坦丁堡。1066年，来自欧洲大陆的诺曼底公爵威廉跨海西征，征服英国，赶走丹麦占领军。从此，北欧的海盗活动渐趋衰微。史家将此视为前后持续近300年的北欧“海盗时期”的终结。
海盗在英语中一般称为“pirate”，而北欧的海盗则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作“viking”。这个称谓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说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有人说来自古英语。在瑞典发现的古代鲁纳文碑刻中，其本意是海上距离的计量单位，后转意为“海外远征”。也有人说，其本意是“海湾”，即船舶停靠或遭受袭扰的地方，在冰岛的英雄史诗中则演变成海盗活动。还有人说，这个词原是瑞典西南部的一个地名，因为那里的人经常到海上进行劫掠活动，后来就用它专指海盗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北欧人海上活动的客观描述，不含任何贬义。到18世纪，这个词被收入英语，还隐含“浪漫的海上英雄行为”的意蕴。到20世纪，词义又加扩展，不仅指北欧的海上袭扰活动，还指“海盗时期”的北欧人。
北欧人特别注重海盗历史的研究和文物的收存，挪威、丹麦和瑞典均建有多座海盗博物馆。其中，有的是综合性的，展出有与海盗有关的各种文物；有的是专题性的，以展出海盗船只和墓葬者较多。位于首都奥斯陆的挪威海盗博物馆规模最为宏大，展出的不仅有多种海盗船，还有海盗的武器、赃物、葬品、生活用品等十多万件，都是研究海盗活动的珍贵文物。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航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大多也是与海盗有关的文物和资料。丹麦的罗斯基勒海盗船博物馆规模较小，但其展出的海盗船只不但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是了解海盗航海活动的重要资料。丹麦还保存着一座海盗城，那是海盗活动最猖獗时期修建的一座城堡，保存有当年海盗修建和居住的房舍，使用的刀剑。类似的博物馆还有不少，因为北欧国家总是在哪里发现一批重要海盗文物，就在哪里修建一个博物馆。因此，北欧的海盗博物馆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统计。
海盗文物中最重要的是海盗船。从现在的发现来看，海盗船主要有两种，一种称长体船，另一种称木节船。长体船，顾名思义，就是船体长，装备有桨和帆，行驶灵巧快捷，便于调头和登陆，用于征战和探险。木节船船体较宽，吃水较深，桨数较少，主要用于运送货物。在罗斯基勒的海盗船博物馆，展出有1962年发掘出来的5艘海盗船，用爱尔兰所产的木头建造。时逾千年，尚保存完好。2007年7月，其中一艘重修后命名为“海马号”，从罗斯基勒还能直航都柏林。在挪威海盗博物馆，陈列着3艘“海盗时期”曾出没于北欧海域的海盗船。其中最古老的一艘建于公元800年，长约20米，船身宽大扁平，首尾尖细，向上高高翘起。船舱中心竖立着一根很高的桅杆。这三艘海盗船是从奥斯陆峡湾打捞出来的，据说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海盗船。
海盗船不仅是航运工具，小型的还是殡葬用品。对海盗来说，船只是其一生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海船情结”，认为今世和来世生活均离不开船只。因此，在北欧三国和德国北部，许多海盗，特别是海盗头目，还有一些氏族头人，死后都要用船来安葬。他们生前就为自己准备好木制或石制的小船，死后将骨灰或遗体安放进这种特制的棺椁，或就地土葬，或放到海上水葬。他们相信，船葬不仅可以使逝者乘船顺利到达阴界，到阴界后还可像生前一样继续从事海盗活动。
说到海盗的船葬，就不由使人想起海盗的墓地。在瑞典第三大城乌普萨拉，在丹麦的西兰岛和德日兰岛，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座座冈丘，或一片片土堆。据友人指点，这些要么是实行土葬的海盗的孤坟，要么是他们家族的公墓。坟茔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完全依照死者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来确定。在丹麦的林霍尔姆地区，许多坟茔前竖立着船形的石碑，或者用石块在地上摆成的船只模型。这是生者在祝祷死者乘船顺利到达阴界。死者不同，坟茔中祭献的物品种类和数量也不同。从现在挖掘的情况来看，作为祭品的武器、食物和日常用品，任何坟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个别尚有妻室陪葬，富裕和官宦之家更有女性家奴殉葬，以便逝者在阴界仍有人侍奉。据古籍记载，有些地方还有一种恶俗，即女奴殉葬时当众用药酒被灌醉，然后让她同在场的男子一一交媾。人们相信，她在人世间的欲望得到充分满足，到阴间后才能更好地为主子效劳。据说，这是动荡不定的海盗生活所生成的一种奇特的人生信仰。
北欧海盗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不多，主要是在冰岛发现和整理的一些神话和英雄史诗。冰岛人大多是挪威移民的后裔，其先人把北欧大陆上的神话和史诗带来，本意是通过阅读来度过极地那漫长的黑夜和冬日。不料，现在却成为研究北欧“海盗时期”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此外，瑞典也发现一些“海盗时期”用古文字鲁纳文镌刻的石碑，碑文虽然都非常简短，但提到海盗的生活或征战情况，也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还有少数关于北欧海盗活动的材料保存在诺夫哥罗德的纪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的游记以及一些基督教神父遗留的文献中。关于海盗活动的正式出版物，最早是13世纪丹麦历史学家萨科索·格拉马提克斯编撰的《丹麦人的业绩》，后来则是瑞典历史学家奥劳斯·马格努斯编著的《北方民族史》。这两部史学著作搜集、整理、记录下大量北欧海盗活动的珍贵史料，成为北欧海盗研究的奠基之作。
以北欧海盗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公元991年，在英格兰与海盗发生冲突的莫尔登，有人写了一首题为《莫尔登战斗》的纪念诗，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海盗文学的发轫之作”。11世纪以后，冰岛整理出大量神话和英雄传说，德国出现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谷德命》，其中都夹带有不少北欧海盗事迹的记述。当然，大量海盗文学作品是在18世纪之后出现的。当时，欧洲各国向海外大肆扩张，引发一股“海盗复兴”热潮，人们竞相进行海盗考古发掘，竞相创作以海盗为题材的作品。在瑞典，诗人兼历史学家埃里克·古斯塔夫·耶伊尔的抒情诗作《海盗》较早地宣扬海盗的勇猛精神；诗人埃萨亚斯·泰格奈尔根据冰岛英雄传说创作的《弗里蒂奥夫英雄史诗》，成为描写海盗活动的著名诗作；作家维克多·累德贝里的《波罗的海上的海盗》和诗人兼小说家弗兰斯·本特松的《长体船》，则都是根据真实的海盗事件创作的历史小说。在深受北欧海盗之害的英国，赞颂海盗“忠勇精神”和谴责海盗“罪恶行径”的作品同时出现。其中，有作家威廉·吉尔伯特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写的讽刺轻歌剧《彭赞斯海盗》，作家弗里德里克·马里亚特、罗伯特·迈克尔·巴兰坦等创作的情节惊险曲折的海盗小说。作家詹姆斯·巴里1904年发表的剧本《彼得·潘》，描述北欧海盗蒙住受害者的双眼，强迫他们沿着悬在船舷外边的跳板前行，最后落水而亡。这种残忍的谋财害命的方式，创造了“走跳板”（walkthe plank）这样一个英语新短语。
北欧的海盗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南北的交流，但总体上却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人们普遍对其持批评态度。可是，在北欧及其邻近地区，不少人则对其持肯定态度，甚至视之为“民族的骄傲”。受北欧海盗影响较大的法国诺曼底和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均将海盗船奉为地区和城市的标识。在同属日耳曼人的德国，北欧海盗是某些种族优异论者的崇奉对象，纳粹分子曾借助他们宣扬征服世界的法西斯思想，至今甚至还有人将其组建的政党命名为海盗党。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向火星发射的两个航天器，均以“viking”命名。对此，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而美国人的解释是，他们崇尚北欧海盗当年的“勇敢探索精神”。
北欧的海盗活动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确实值得认真研究。
（2012年10月9日）
魅力无穷的郁金香
又值郁金香盛开季节。在北京和我国其他一些城市，又出现万众竞观的热闹场面。大家都知道这种雍容华贵的“洋花”来自荷兰。可是，其原产地是哪里，如何成为荷兰的国花，它给人带来多少忧伤与欢乐，则未必人人都清楚。
荷兰有“郁金香王国”之誉。抵达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却并未发现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郁金香。原来，郁金香大多集中在荷兰西部沿海从哈勒姆到海牙的沙土地带。有的在田野栽种，有的在温室培植。海牙北面不远的莱顿，是集中产区，公路两边姹紫嫣红，一望无际，尽是郁金香花田。在一个名叫莱斯的小镇，我发现，街巷两侧，房前屋后，到处都栽种着一片片郁金香，连门楣、窗棂和电线杆上，也都悬挂着一盆盆郁金香。镇郊的哥根霍夫公园，占地30多公顷，更是一个郁金香的世界。那里栽种有郁金香上千万株，花色艳丽，有雪白、金黄、粉红、深红、天蓝、赤褐、深紫等几十个色调，被冠以金皇帝、雪王子、月夫人、红火炬、紫星辰、黑云影等富含诗意的名字。娇艳、富态、高贵，确实不负“花中之王”的赞誉。
郁金香在植物学分类上属百合科，多年生草本，靠地下球茎繁殖。每株基部萌生两三片肥厚的叶子，呈浅蓝绿色；叶间于春初抽出高高的花茎，花茎顶端绽放出一朵朵像高脚酒杯一样的花枝，亭亭玉立，光华照眼。郁金香的根与花虽可入药，但主要还是供观赏之用。作为世界花卉生产大国的荷兰，郁金香种植面积一万多公顷，每年生产球茎33亿个，鲜花50亿支，80%以上供出口。郁金香年出口收入大约7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2%。
荷兰是世界上郁金香栽种与出口大国，但却不是这种花卉的原产国。这种花卉原产在亚洲，具体是哪个国家或地区，人们却莫衷一是。有的说是现今的土耳其。早在公元10世纪，那里就开始栽种。郁金香学名tuG lipa，是突厥文tulpen（缠头巾）的变异形式。有的说是伊朗及里海沿岸，从那里传播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地中海东岸一带。还有的说是中国，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带。法国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所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考证：郁金香在波斯文中的意思是“中国罂粟”，是公元八九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从中国传入伊朗，又从伊朗传到小亚细亚，最后传到欧洲。这在14世纪的《农艺学》、《珍品荟萃》等波斯典籍中均曾提到。但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征引，一说郁金香来自中国史称的大秦国，即位于小亚细亚一带的东罗马帝国，一说来自位于现今克什米尔一带的罽宾国，还有说来自曾向唐太宗献贡的伽毗国。三种说法不同，但结论相同：此花卉“越自殊域”，“国人种之”。
不管郁金香原产地是哪里，史家的一致看法是，它是经由现今的土耳其传入奥地利，再从奥地利传入荷兰。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有两个历史人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位是奥吉耶·吉兰·德·比斯贝克。比斯贝克1522年出生在比利时靠近法国边境的科明地区，自幼兴趣广泛，好学博闻，对考古学、动物学、植物学均有深湛的研究，深受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赏识。从1554年起，他奉命两度出任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的一天，他游访离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不远的阿德里安堡（现今的埃迪尔内），看到一簇簇漂亮的花枝怒放，酷似穆斯林男子的缠头巾，遂以此相称。这就是郁金香学名的由来。他喜爱这种花卉，就索要了一些球茎送回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时为1556年，亦即郁金香在欧洲传播的开端。很快，郁金香从维也纳传到瑞士、捷克、法国等国，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人士观赏的一种奢侈品，富贵与荣耀的一种象征。
如果说是比斯贝克最早把郁金香从亚洲引进到欧洲，那么，将其在欧洲推广的则是卡洛鲁斯·克鲁西乌斯。克鲁西乌斯1526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先学法学，后改学医学和植物学，精通至少八种语言。1573年，他受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的继任人马克西米连二世的邀请来到维也纳，担任御医和皇家花园主管。他同比斯贝克是好友，将其从伊斯坦布尔带回的郁金香球茎精心培植。1587年，他因宗教原因辞职，辗转来到荷兰的莱顿大学执教，不久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植物园园长。他把从维也纳带来的郁金香球茎栽种到园中。荷兰湿润的气候非常适宜郁金香生长。经过几年的辛勤培育，郁金香的品种很快从原来的几十个发展到二三百个。这些郁金香新品种，有的以高价出售，有的则不时被人窃走。不几年时间，郁金香就植遍荷兰，名扬全欧，并发展成为一种生产与销售产业。
荷兰当时不仅是世界上的殖民强国，也是世界上的海上贸易强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信用、保险、证券等金融体系在荷兰迅速兴起，人们投机发财的心理加速膨胀。这种大的情势，促使荷兰出现一个崭新的郁金香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不同花色品种的郁金香需求极为旺盛，而供给却远远跟不上。特别是一些稀有品种的球茎，更是一块难求。这就导致价格飞涨，爆发一场“郁金香投机狂潮”。
17世纪初，有的郁金香感染病毒，花瓣上出现条纹。起初，人们担心这将把花枝毁掉，岂料，后来发现，花枝不但没有毁掉，反倒因条纹而平添美艳。这种变异的植株被称为复色郁金香，更是受到人们如醉如痴的追捧。它的一块球茎，在荷兰可以充作富人迎娶新娘的一份厚礼，在法国可以换取一座兴隆的酿酒厂。到1633年，这种郁金香的价格进一步暴涨。据1942年出版的《荷兰郁金香投机生意》一书记载，一株比较罕见的“总督”品种的郁金香，竟卖到近2500荷兰盾。这相当于两车小麦、四头肥牛、八头肥猪、十二只肥羊、两桶葡萄酒、四桶啤酒、四吨黄油、上千磅奶酪、一张婚床、一个银杯，再加上拉走这些东西的一辆大车的价值的总和。而带火红条纹的白色“永远的奥古斯都”品种的郁金香，其球茎不是论个卖，而是像黄金一样按盎司起价，一块中等个头的球茎可卖到近6000荷兰盾，相当于阿姆斯特丹两座不错的房产的价格。
高档郁金香价格暴涨，也引起一般郁金香价格的浮动。这就不仅只涉及富人，也涉及普通百姓，几乎是人人都想借助郁金香寻求发财机会。这种情况颇似我国多年前出现的那场“疯狂的君子兰热潮”。不少荷兰人将首饰、房产、店铺、作坊作抵押来购买球茎。一见价涨，就转手以高价出卖。有的种植园主，甚至球茎尚埋在土中，就标价出售。这就出现了最早的期货交易，不少买主买到的实际上只是一张期票。就这样，郁金香就从一种观赏花卉变异为一种金融投机的筹码。而最后拿到球茎或花枝者，往往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倒卖出去。这种情况促使不少人警觉：郁金香的超高位价格究竟能维系多久？怀疑情绪一露头，极度敏感的市场就出现价格暴跌风潮。1673年3月，泡沫终于破灭，郁金香的价格一跌千丈。上千美元一个的球茎，竟跌到只有几美分。不到两个月时间，成千上万人因此而破产。他们手拿球茎默默流泪，慨叹心爱的郁金香竟成为“无情的草芥”。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投机狂潮就这样过去。可是，郁金香仍为人们所钟爱。通过异株授粉等多种手段，又培育出多种花瓣肥大、色彩斑斓的新品种。现在，荷兰的郁金香已经有3500多个品种。为保证花种不退化，荷兰建立诸多花卉研究机构，建立了检验和保障花卉质量的组织。每年5月中旬，荷兰都举办郁金香节，组织花车巡展。荷兰驰名画家，诸如伦勃朗、莫奈，均有以郁金香为题材的画作传世。1998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以郁金香为题材的各种画作就有几百件。一种墨色的郁金香，被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看中，以其为题材创作了名著《黑色的郁金香》。不知什么人还编造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古代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同时被三位勇士追求。一位送她一把宝剑，一位送她一顶桂冠，另一位则送她一块金砖。岂料，这些她都不喜欢，弃之如敝屣。花神深感其情趣之高雅，就把宝剑变为绿叶，把桂冠变为红花，把金砖变为球茎，合在一起成为一朵芬芳馥郁的郁金香。
郁金香被荷兰奉为国花，成为宣示和平与友好的使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军队入侵并占领荷兰。为确保王位继承人朱丽安娜公主的安全，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将她送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1943年1月，朱丽安娜怀胎十月，即将临盆。根据荷兰王位继承法，王子或公主必须在本国出生方能被视为王室成员。可是，朱丽安娜这时根本不可能返国分娩。为解决这一难题，加拿大破例通过一项法案，把渥太华一家医院的一间产房的主权临时给予荷兰。这样，朱丽安娜才在“自己的领土上”顺利生下第三个女儿。1945年5月，纳粹德国被打败，荷兰解放。这时正值郁金香盛开之季，朱丽安娜公主回到祖国，代表荷兰政府将10万个郁金香球茎赠送给加拿大，感谢在困难时刻的友好相助。朱丽安娜1948年9月登上王位后，每年还赠送加拿大上万个球茎。象征和平与友谊的郁金香在加拿大扎根，加拿大成为世界上除荷兰之外拥有郁金香最多的国家。
现任荷兰王太后贝娅特丽克丝1977年5月作为王储访问北京，带给中国人民的珍贵礼物也是一批郁金香球茎。这批球茎栽种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每年春季鲜花怒放，给公园增添无限光彩。近些年，中国从荷兰进口大量郁金香球茎，全国各地到春季都能见到郁金香娇艳的花枝。现在，荷兰的郁金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土耳其、匈牙利等国也都将郁金香命名为国花。魅力无穷的郁金香的光影在全球闪耀。
（2014年4月10日）
感慨系之“叹息桥”
一生跨越过多少桥，实在说不清。只记得有的高大雄伟，将隔海的两大洲连成一片；有的风姿绰约，将隔河的两个国家系在一起；有的小巧玲珑，将两条街道结为一体。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也渐趋模糊。唯有一种微型小桥，名曰“叹息桥”，仍不时清晰地映现在脑海，令人慨叹不已。
叹息桥最早见于意大利著名水城威尼斯。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之滨，除西北角有一条长堤与大陆相连外，四周皆为海水环绕。这里有170多条大小河道纵横交错，把全城分割成120多个小岛。岛与岛之间有400余座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小桥相连。其中，最小的一座联结的是隔水相望的两座建筑。一座是融拜占庭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四层楼宫殿，那既是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的总督官邸，也是法庭所在地；另一座则是关押各种罪犯的三层楼监狱。1602年，为方便法庭和监狱之间的来往，在水上半空中修建了这座小天桥。桥面朝西，是观看夕阳西下美景的好去处，故而定名为“落日桥”。桥用白色石灰石修建，长30多米，宽11米，离水面20米。桥体呈拱形，上下两层，除两侧开有两扇石制小花窗外，整体紧密封闭。这座特制的石桥，实际上多用作提审和关押犯人的专用通道。被判徒刑者，获准通过花窗向外张望两眼，算是向自由的告别，然后被关进潮湿的牢房；被判死刑者，则获准通过花窗向外多看几眼，从而告别美丽的威尼斯，告别苦难的人世。而每到此时，无论徒刑犯人还是死刑犯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几声沉痛的叹息。因此，人们就把这座落日桥改称“叹息桥”。
叹息桥上走过多少人，谁也说不清。历史记载，从桥上走过的最著名人物是贾克莫·卡萨诺瓦。他是18世纪的意大利人，具有教士、作家、军人、间谍、外交官、企业家等多重身份，但主要以冒险家和浪荡公子为世人所知。1755年5月，时年30岁的他被告发从事巫术诈骗活动，判刑五年，关进大牢。次年10月，他串通难友巧妙越狱，逃到巴黎经营彩票，不日之间变成百万富翁。他于是衣锦还乡，不但徒刑撤销，还成为威尼斯当局的座上客。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详尽地描述了坐牢的经历。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国家这才知道威尼斯有这样一座风情独特的小桥。
真正使这座叹息桥扬名的是一些骚人墨客，特别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戈登·拜伦。拜伦由于政治上不为上流社会所容，于1816年4月愤然离开伦敦，几经辗转于这年的11月来到威尼斯，一住就是三年。在此期间，他熟悉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接触到那里的秘密革命组织。同时，他继续写作记游性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他在其中写道：我站在威尼斯的叹息桥头，一边是宫殿，一边是监牢。据说，这是“叹息桥”一词最早从民间口头传说正式见诸文人的文字记载，并很快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流传开来。
英国最早采用这一说法的是拜伦的母校剑桥大学。剑桥大学位于剑河之上，其中的圣约翰学院1820年扩建。新建的校园与原来的校园被剑河隔开，师生活动很不方便。1831年，剑河上架起一座小桥。小桥是单孔拱形封闭式的廊桥，两厢各有五个落地式玻璃窗。小桥的式样虽然同威尼斯的叹息桥不完全相同，但名称却一样。有人说，这是沿袭校友拜伦在其诗作中的称谓。有人说，这是学生们对它的虐称。它位于学生宿舍区和教师工作区之间。平时，学生很少见到老师，只有考试过后才不得不去找老师查看成绩。去时，有的担心成绩不好遭受训斥，有的担心不及格要留级。因此，一踏上小桥，他们都不免长吁短叹。小桥因此被称为“叹息桥”。现在，“叹息桥”已成为这座小桥的正式名称，并被列为剑桥大学的一个旅游景点。
英国另一名校牛津大学也有一座叹息桥。在这所大学的赫特福德学院，新学院路的南北各有一片楼房，分别是行政办公区和学生宿舍区。两个楼群之间虽无任何水道相隔，但为办事方便，1914年修建一个拱形的封闭式天桥。天桥离地面不足5米，两廊各有四个落地式玻璃窗，桥上与桥下的行人相互都看得一清二楚。学院将这座天桥命名为赫特福德桥。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改称其为“叹息桥”。一个学校不大认可的传说是，此桥建成不几年，学院进行学生健康状况调查，发现学生体重普遍增加，原因很可能是天桥修成后爬楼减少。因此，学院决定将天桥关闭，迫使学生们在两座楼之间活动时不得不爬楼梯。可是，实验的结果并未如愿，学校当局和学生都不免长声叹息。从此，天桥恢复使用，大家不约而同地改称其为“叹息桥”。而今，这座天桥已成为牛津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有了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名校作攀附，世界上出现不少以“叹息”相称的小桥。在德国、瑞典、秘鲁，我都见识过。但最多的恐怕是美国。在大都会纽约，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在汽车城底特律，在宾夕法尼亚州名城匹兹堡，在名不见经传的加利福尼亚州小县城圣巴巴拉，都有出于不同因由而得名的叹息桥。在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联结两个陡峭岩壁的大石头，大概是人见人惊叹的缘故吧，也被称为“叹息桥”。在内华达州西部城市里诺，特拉基河静静流过，河上有一座修建于1905年的钢筋水泥双孔桥。离桥不远的地方是法院。当年，里诺的离婚率很高，在美国有“离婚之都”的谥名。办完离婚手续的妇女，走出法院大门，大多经这座桥回家。既然前情已断，她们过桥时往往摘下手上的结婚戒指，随手扔到桥下的河水中。开始这只是个传说，有的人不大相信。后来，清理河道的潜水员从河底捞出不少戒指，人们才信以为真。此桥因而被称为“婚戒桥”。1961年，好莱坞利用这个情节拍摄电影《乱点鸳鸯谱》，由著名女影星玛丽莲·梦露扮演的女主角在抛却婚戒的时候，发出一声声令人神伤的叹息。此后，人们也称这座桥为“叹息桥”。
当然，文学艺术中的叹息桥远不止此。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就创作有一首题为《叹息桥》的诗篇。这首诗描写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女子，绝望中悲叹一声，旋即从伦敦的滑铁卢桥上纵身跳入泰晤士河自溺身亡。诗写得悲凉，韵律美妙，流传很广。此后，以叹息桥为题名或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当代英国女作家简·凯恩、美国作家奥伦·施泰因豪尔、理查德·拉索等出版的长篇小说，还有19世纪法国著名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人们钟情于叹息桥，但期望的却不是悲苦的叹息，而是欣喜和欢愉。但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跨过人生中一座座叹息之桥，走向美好的未来之路。
（2014年3月12日）
大英帝国的马特罗炮塔
在英国和爱尔兰九曲八弯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座圆柱形的古老建筑。外来游人大多指其为“碉堡”，本地人则纠正说，那是“马特罗炮塔”。“炮塔”原本一听就明白，加上个修饰语“马特罗”，则把许多人给弄糊涂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建筑？
碉堡在西欧各国极为常见，孤零零的一座又一座，大多是封建割据时代庄园主为求自保而修建的防卫设施。马特罗炮塔不同，一座座联结在一起，属国家为防备外敌入侵而打造的军事体系。英国和爱尔兰皆为岛国，爱尔兰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长期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欧洲逾千年的封建体制被打破。作为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英国联合欧洲其他封建专制国家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除陆上的军事进攻之外，英国还于1794年派遣舰队从地中海上包抄法国。这年2月，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塞缪尔·胡德率领两艘军舰炮轰法国统治下的科西嘉岛。法国军队利用位于小岛北部莫泰拉角上的炮塔顽强抵抗。英军从正面攻打不下，就采取迂回战术，从背后发动奇袭。经过两天激战，炮塔被攻破。英军惊异地发现，岛上坚固的炮塔，原是由长期统治科西嘉的热那亚人修建，是一种少见的坚固防御设施。两年后，英军撤离该岛时，命令工程兵将炮塔的结构记录下来，然后将其炸毁。遗憾的是，记录时有点疏忽，将莫泰拉角的原文Mortella拼错，结果成为Martello（马特罗）。英国人后来就将错就错，把按照其样式所建的炮塔一律称为“马特罗炮塔”。
英军撤离之后，科西嘉又回到法国统治之下。不久，出生在科西嘉的波拿巴·拿破仑掌握法国的军事大权。他于1800年6月打败奥匈帝国的军队，迫使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结成的反法联盟解体。两年后，他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终身执政，准备攻打英国。他在法国北部同英国仅有很窄的一道海峡相隔的港口城市布洛涅集结了13万军队和2.2万艘战船。英国紧急应对，一方面派遣军舰封锁法国港口，严防法国舰只进入英国水域，一方面筹划在自家的海岸上修建防御工事。1804年9月，海军准将威廉·特威斯经过周密考察提出，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在东南部面对布洛涅的多佛尔海峡修建马特罗炮塔式防卫链。这样，从锡福德到福克斯通之间6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每隔55米修建一座炮塔，到1808年共修建83座。随后，又用4年时间，在英格兰东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吉利海峡中一些小岛上又修建几十座。这样，前后8年时间，英国在其本土共修建马特罗炮塔140多座。所有这些炮塔，都按顺序编号，相互守望，彼此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卫链条，被称为维系英国本土安全的“海上长城”。
同时，英国担心，军力部署较弱的爱尔兰也许会成为拿破仑进攻英国的突破口。这样，在爱尔兰南部和东部海岸上，先后也修建炮塔60多座，其中28座位于现今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海岸上。到后来，英国还把这种做法向其海外殖民地推广，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牙买加、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等地也修建不少马特罗炮塔。这些炮塔群落，驻扎的是英国殖民军，成为维系大英帝国统治的“海门岗哨”。
所有这些炮塔，形状、大小、结构、功能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英国人所说的马特罗式。塔体看上去是圆柱形，多数用石块垒砌，少数使用烧砖和石灰。塔高约12米，周长约13米，墙壁厚约3米。面向大海一面的墙体较厚，便于抵御敌人炮火的攻击。墙体面向陆地的一面，离地面3米高处，开有一个悬门，守卫人员借助悬梯进入塔内，其他任何人休想进入。塔内面积大约120平方米，没有窗户，显得甚为幽暗。炮塔分为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既陡且窄的楼梯相连。底层是弹药库，下面建有储存饮水和食物的地下室。二层是显得极为逼仄的守卫人员的住室。守卫人员根据任务的不同配备一个班，15人到25人。炮塔的中央有一个圆柱，支撑着塔顶。塔顶外部是一个露天平台，周围修有堞口，便于向来犯者射击；中间摆放着一个或两个木制的旋转架，架子上一般安置滑膛式火炮，个别安置榴弹炮。炮架旋转起来，炮弹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射。
炮塔可谓坚不可摧，具有很大的威慑力。法国人得悉，将这些炮塔称为“海上恶狗”，“进攻的可怕障碍”。拿破仑虽早就做军事准备，却不敢轻举妄动。后来，英国、沙俄、普鲁士、奥匈帝国等重新结成反法军事联盟，拿破仑疲于在大陆上应对，腾不出手来从海上进攻英国。再后来，他头脑膨胀，想称雄欧洲大陆，举兵进攻沙俄，结果于1812年全线崩溃。从此，他再也没有进攻英国的机会。182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被英国和普鲁士联军打败。英国从此彻底解除了对法国从海上进攻自己的担忧。
对法国的戒备解除之后，英国觉得再也不需要那些马特罗炮塔，就把其中一部分移交给新建的海岸警卫队，用来对付猖獗的海上走私活动。到19世纪中叶，剩余的炮塔也大多弃之不用。有的逐渐被海水淹没冲毁，有的年久失修沦为废墟，有的干脆拆掉，把砖石改作他用。少数完好的，国防部就作为休憩或疗养之所出租，或干脆作为住宅出售，借以筹得一些额外的军事费用。这样，炮塔就逐渐失去建造时的军事防御功能，成为海岸线上一道凋残的历史古迹风景。
现在，较好保存下来的炮塔大约占原有数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在英国有47座，在爱尔兰有20多座，在其他国家还有20多座。这些炮塔，经重新改装，普遍是加高顶层，增添门窗，装上空调，修建车库。有的变成私家宅第，有的变成假日别墅，有的变成诊所，有的变成学校。位于伦敦东部滨海克拉克顿的圣奥西斯炮塔，由于一架飞机曾在附近失事，就改建为一座小型航空博物馆。而其邻近的贾维克炮塔，则于2005年由一些艺术家集资改建成画廊。位于都柏林南边的布雷炮塔，上世纪80年代被爱尔兰著名乐队U2的成员邓恩·劳格海尔买去，经过豪华装修，成为轰动一时的摇滚乐演出场地。当然，最有名的是都柏林南郊的桑迪考夫炮塔。1904年，一个年轻人以每年8镑的租金将其租下，邀请后来成为爱尔兰大作家的詹姆斯·乔伊斯等朋友前来小住。18年之后，乔伊斯以这段经历为开篇，创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小说用“意识流”手法写成，被誉为欧洲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这座炮塔因此遐迩闻名，1962年辟为“乔伊斯炮塔纪念馆”，成为世界各地乔伊斯粉丝们的“朝觐之所”。
斗转星移，200多年的时间过去，以马特罗炮塔为标志的“大英帝国海岸防御体系”就这样由迅速构建而逐渐瓦解。今日尚存的一座座孤零零的炮塔，似乎要我们再把大英帝国由兴而衰的那段历史重温一遍。
（2014年3月28日）
哥本哈根的两座女性雕像
世界各国首都均有一些所谓“地标建筑”。巍峨的宫殿象征权力的威严，壮丽的教堂代表信仰的诚笃，宏大的博物馆展示文化的璀璨，高耸的纪念碑伸张民族的尊严。这一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也都有，但算不上地标建筑，因为还有另外两座建筑更广受关注，一是芬妮喷泉石雕，二是美人鱼石雕像。
丹麦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由日德兰半岛大部、西兰岛、菲英岛、洛兰岛等组成。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哥本哈根处于西兰岛的东部海岸。这里原来是一个小渔村，而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到12世纪成为商业城镇，1443年成为这个北欧国家的首都。此后，宫殿、城堡、教堂、大学、博物馆等相继兴建。这些建筑或设施也有一定规模和特色，但在欧洲毕竟是普通又普通，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哥本哈根兴起街头雕塑建筑热潮，在丹麦语中意为“商人之港”的哥本哈根，骤然增添浓烈的文化艺术气氛。在总数有上百座的街头雕塑中，坐落在东海岸的杰芬喷泉和小美人鱼雕像最引人注目。
杰芬喷泉位于游人如织的朗厄利尼海滨步行大道上，紧靠游船码头。宽阔的林荫大道中间，有一座用石头垒砌的圆形大水池。水池四周有高达几米的喷泉涌射，形成一道道银灰色的云幔雾帐。帐幔围拢的水池中央有一个圆形的石台，石台上面矗立着一座深褐色石雕群像。群像中最突出的是一位名叫杰芬的中年女性。她头颅高昂，秀发飘飞，左手扶犁，右手挥鞭，驱赶着四头黑牛在犁地。四头牛形态各异，但都是躬身蹬腿，抻头抵角，奋力在拉犁。一道道水柱从黑牛的鼻孔喷出，落下来潴成一泓池水，象征浑身流淌的汗水汇集。同时，犁杖后面也荡起一团团水花，四处飞溅，好似犁起的大量泥土在翻滚。整个雕塑群规模不大，但气势恢宏。在大海岸畔，何以雕制这样一座女人驱牛耕地的雕像？许多人在欣赏之余不禁疑窦骤生。
原来，这座雕像的创意来自北欧的一个古老神话。神话最早见于9世纪冰岛的英雄传说《埃达》，但记载非常简略。13世纪，冰岛诗人兼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海姆斯克林拉》中才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说，很久很久以前，丹麦屡遭劫难，作为其领土一部分的西兰岛面临沉入海底的危险。北欧人崇拜的丰腴大地女神杰芬见此情景，就想方设法援救。她知道，邻国瑞典地广人稀，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她还知道，瑞典国王戈尔菲为人慷慨，喜欢游乐。她于是就投其所好，先为他歌舞一番，然后向他求助。戈尔菲表示，给她一天一夜时间，能拿走多少土地就给她多少。她于是就将自己同大力神所生的四个儿子招来，把他们都变成力大无比的公牛，拉着犁杖在瑞典西南部翻掘土地。翻掘起来的泥土，径直向南方抛去，把下沉的西兰岛填满。西兰岛得救后，杰芬被丹麦人崇奉为“赐惠女神”。这位女神后来又嫁给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的儿子斯考尔德。他们夫妇被丹麦人推举为国王和王后，在西兰岛建都。丹麦的王位从此在他们的子孙中传承。
这实际上是一则勤勉兴邦的传说，深受丹麦人喜爱。在哥本哈根兴建街头雕塑的浪潮中，丹麦著名的嘉士伯啤酒集团创始人之子卡尔·雅各布森看中了其精神内涵，慷慨捐资为杰芬女神修建雕像。从1897年起，热衷神话题材的丹麦雕塑家安德斯·邦加德用两年多时间完成女神和神牛的设计和制作。整个喷泉工程则到1908年才完成。这座石雕是人与牛共生，犁与水交并，浑然融为一体，巧妙地表现了杰芬女神拯救和开发西兰岛的历史功勋。西兰岛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哥本哈根的历史，整个丹麦国家的历史。杰芬女神不仅只是丰腴土地之神，还被奉为民族再生之神，国家复兴之神。在喷泉四周，我们可以看到，杰芬女神的崇拜者总是将大把的硬币投放到她脚下的泉水中，祈求得到她的保佑。
杰芬雕像的修建给日益商业化的哥本哈根注入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嘉士伯啤酒集团来说，则无疑是成功地做了一个隐性商业广告。这使其老板雅各布森深受鼓舞，不久又采取一个更受人欢迎的行动，在离杰芬女神雕像不远处又修建一座小美人鱼雕像。
小美人鱼是享誉世界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1837年创作的童话《海的女儿》的主人公。她是海底王国的公主，出落得楚楚动人。一天，她发现来自人间的一位王子落水，就舍身相救。王子得救，她爱上他。为了得到他的爱情，她舍命割掉自己长长的鱼尾，呈现真正的人形。为了从水下来到人间，她还按照巫师指点，割掉舌头，换得双腿。但是，王子却移心他恋。这令她无比伤心，从不落泪的她落得个泪流满面。最后，她告别海底宫殿和亲人，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苦痛，化为一团白色的泡沫，终日在海上漂游。
丹麦作曲家费尼·亨利克根据这个悲剧性的童话创作了芭蕾舞剧《小美人鱼》，于1909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上演。雅各布森观看后深为小美人鱼的人格魅力和悲怆命运所打动。他决定再次捐资，给小美人鱼也制作一个雕像。他邀请著名雕刻家爱德华·埃里克森做雕像师，饰演小美人鱼的芭蕾舞女演员艾伦·普莱丝做模特。埃里克森计划制作小美人鱼的裸体雕像，可是普莱丝不愿在雕刻家面前展示自己的酮体。结果，雕像的面容是普莱丝的，而躯干则是雕刻家的夫人艾琳的。好在两相适应，天衣无缝。雕像用青铜浇铸，高1.25米，重175公斤，于1913年8月23日正式展出。
小美人鱼雕像安放在朗厄利尼海滨步行大道东侧的浅海中。深不足一米的海水中，堆放着几块花岗石作底盘，上面安放着一块椭圆形的大石板作基座，其上则摆放着古铜色的小美人鱼雕像。雕像的上半身为一少女，整齐的秀发束在脑后，丰满的乳房高高隆起，右手抚在基座的石头上，左手搭在右腿上。下半身似人又似鱼，修长的双腿呈跪姿，腿的下端没有脚，而是细长的鱼尾。小美人鱼背对大海，面朝海岸，头颅低垂，似有所思，若有所待。她来自大海，但向往的显然是人间。她双眸脉脉含情，眉宇间隐含几分忧郁，恍若在等待心上人前来相迎，但却始终不见其踪影。
小美人鱼的单纯与善良，痴情与哀怨，不知打动多少人的心，赢得多少人的同情。据统计，每年至少有500万旅游者前来把她看望。他们同她合影，将她拥抱，与她亲吻。每年8月23日的雕像揭幕纪念日，被视为她的生日，有人给她献礼，有人跳到水中同她一起欢庆。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不但是自己的亲姊妹，更是忠贞与爱情的象征，一切美好品德的体现者。
小美人鱼备受人们喜爱，但也屡遭磨难，成为某些不同政见者或社会流氓的袭击目标。从1964年4月起，她的头颅两次被人锯掉窃走，一次找回后复原，另一次则始终查无下落，幸好当年的模具仍在，重新浇铸加以修复。后来，她的右臂被锯掉窃走，两天后找回复位。她的整个身躯还被人用炸药炸倒，掉到海水中。打捞起来之后发现，她的手腕和膝部均严重损伤，费了好大力气才修复。这仅是破坏行为中荦荦大端之举例，小的破坏行为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有人在其身上喷洒彩色油漆，有人给她戴上穆斯林头巾，有人给她穿上神父的道袍。丹麦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文化多元社会的常态，一方面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也表示宽容。结果，在破坏与修复的恶性循环之中，她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声誉日隆。她被视为为民族的骄傲，她的雕像则被奉为国家的瑰宝。
小美人鱼不仅受到丹麦人的喜爱，还受到其他不少国家的欢迎。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等欧美国家都竖起她的雕像。2010年，她作为丹麦的“国家首席代表”来到上海，出席世界博览会。这是她诞生近90年来首次出国旅行，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为期6个月的世博会期间，她在丹麦展厅接待仰慕者550万，几近丹麦全国人口的总和，为扩大丹麦的国际影响力“取得童话般的成功”。她因此被誉为丹麦的“最佳友谊使者”和“最佳公关大使”。
哥本哈根码头之外的水面上，商船往来如梭，汽笛冲天长鸣。船只运送的是物质财富，这对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来说当然不可或缺。海岸畔的杰芬女神和小美人鱼，傲然挺立，万人争睹，蕴含的是精神财富。这对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记得一位丹麦朋友曾说：“船只运送的财富代表现世，文化蕴含的财富则预示未来。”在哥本哈根和丹麦的存在与发展中，这两个传说中的女性已成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2012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