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一代文化人，常常被人们称为“最后的士大夫”，是最后的一代，也是最后的几位——寥落的、寂寞的，像黎明寒星；又如同初冬落日，已经沉没在地平线下，暮色苍茫的西天，却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
他们是典型的中国文人，旧式文人，固守着一份君子的愚直和文人的澹泊，坚守着一份孕育于农耕的虔诚与传统的纯真，是士大夫的传统，链接于遥远而又遥远的文脉。在漫长的专制时代，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是不断的，就如同人的血脉不可断裂，生命靠它维系，文化、文明靠它承传。或者说，它就是文化与文明的本身。可是，新的时代注定要来临，那种走马灯式的花红热闹不属于他们，那种推杯换盏的茶酒吃请也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打心底排斥。自然，这样的人珍稀动物般濒临绝境，红极一时的热门人士不会瞧得上，他们正得宠，奔着自己的锦绣前程。而一般的市民也不理解这些人，自己的柴米油盐已够操心烦神，谁有空在意那些既梗且愚的夫子？这最后的一代就这么慢慢消亡——就如同沈从文笔下那一条条蓝带子一样的清清流水，就如同汪曾祺笔下的那一片芦花飘飞的汤汤大淖。他们本来就如同一条条小鲤鱼，活泼游荡于水清草绿的春江里，如同黄梅戏里唱词：“小小鲤鱼红红腮，上江游到下江来，上江吃的金丝草，下江吃的水青苔——”可是，大淖渐渐就干了，青江慢慢就枯了，这些小鲤鱼都成了涸泽之鱼，哪里能活下去？鱼和水的关系就是人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全变了，人自然也得随之演变。这么说其实不对，新的人群出现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嬗变，时代除了鲜活的人物，它就是空壳。你看看这个时代的当红角色，他们身上哪里能觅到一丁点士大夫的影子？
这才是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价值所在，这才是人们喜爱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原因，也是我写这本《最后的士大夫》的理由。顾城说：“每次去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的眼睛。”那纯真的、孩子式的透明眼神，是没有被灰尘遮蔽的心灵的投射，这就是灵气，来自于山川草木，也来自于日月星辰，灵气最终衍化为文墨之气，感化众生。沈从文得灵气之先，他传染给了弟子汪曾祺。他们一个是另一个影子，一个是另一个母本，一个是另一个原版，一个是另一个底片——风气就这样在氧气稀薄之地单个承传，而他们的源头，分明是流水丰沛的大江大河，沈从文的源头是先祖周文王，而汪曾祺的源头则是文风浩荡的古徽州。满盈的流水就这么浅了细了，眼看着就要断了。但是，即便是斜阳，即便是余晖的最后一抹，因为它曾经如此绚烂，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彩霞来看。彩霞满天，虽然注定会要消失，但它毕竟千真万确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