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欣
1961年5月，张逸生同志从唐山市副市长兼农工部部长到刚恢复建制县的迁西县任县委第一书记。我那时在迁西县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我与逸生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缘分中，多年相处，多处相随，至今想起来仍然恍若昨日、如在眼前。
我虽然小逸生同志十几岁，但性情相投，情感真挚，在工作上是好搭档，在生活中又是好兄弟。“文革”时期，逸生同志被打倒批斗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打倒张逸生，先打倒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是其中之一，也自然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我们俩人一直到上了年纪，感情一直很好。逸生同志革命一生，“杰作”很多，我这里只介绍他领导平反“柏各庄新线国民党”案吧。
一、假案起因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柏各庄农场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新线国民党”假案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深远，在唐山地区是空前绝后甚至耸人听闻的。“文革”开始后，“斗、批、改”（指所谓“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简称）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清理阶级队伍”是开展“斗、批、改”运动的一项前提性工作，主要任务是清理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以分清“阶级阵线”，纯洁革命队伍，为巩固政权打好基础。
1967年3月，解放军“支左”人员进驻柏各庄农场，统揽了党政大权，对农场全面实行军管，党委被解散，党政领导“靠边站”，全场“文革”运动进入高潮。
1967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讲话，对冀东党组织定下这样的调子：“你们冀东这个党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陈伯达的错误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故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柏各庄农场的运动也进一步扩大化，以至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先是在大中学校，然后是机关、分场、村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无止无休地揪斗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个个冤假错案也相继发生了。
1968年4月26日，国家外贸部来人通过总场中学校长刘某某调查了解解放后唐山市第一任市长李一夫的历史情况。此时农场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就“怀疑”刘有历史问题，开始借机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假供自己是老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并违心地供出“柏各庄农场有个潜伏的国民党组织”。据说当时的军代表、总场革委会主任欣喜若狂，公开散布：“要通过搞柏各庄农场‘新线国民党’案件创造奇迹，在《人民日报》登头版头条！”接着就层层组织专案班子，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攀出一个，揪斗一个，大搞刑讯逼供，使事态扩大起来。在短短几个月里，原总场党委中的7名常委，一批分场党委书记、场长，机关单位和村队干部及工人，莫名其妙地被诬蔑为“新线国民党”。此案共涉及2000多人，立案审查900多人，秘密关押120多人，惨遭毒打的500多人，被迫害致死130人、致残170多人。当时的区直和分场两级党员干部，随时都有进“审讯室”的危险，气氛十分恐怖。
几个月内，经过一攀十，十攀百，越攀越多，不仅农场一大批干部被诬陷成“新线国民党”党员，还牵连到了一些兄弟市、县、农场的领导干部。这股歪风越刮越玄、越刮越凶，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后来，省委、地委觉察到此案有假，进行了干预，要求柏各庄农垦区（1968年6月18日柏各庄农场更名为“柏各庄农垦区”）将此案彻底查清并予以解决。迫于上级的压力，垦区革委会召开会议，否定了这一案件，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制造假案的责任人和打人凶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受迫害的人也没有得到平反安置。整个垦区局势混乱到基本失控，人们已无心工作和生产，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都是“新线国民党”假案。
1970年，唐山地区革委会曾派工作组进驻农垦区，试图解决假案问题，但工作组遭到围攻，不能开展工作，时间不长被迫撤离……
二、张逸生上任
在这种大背景下，省地委决定采取措施，调整农垦区的主要领导成员。
1973年4月2日，唐山地委派张逸生到垦区担任党委第二书记。一个月后，撤销“军管”，解放军“支左”人员陆续撤离，由张逸生任党委书记，主持垦区全面工作。当时我已在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到任之前，地委领导曾明确交代给逸生同志两项主要任务：一是落实政策，二是发展生产。
张逸生第一天赴任，是地委组织部派人派车送他去的。据说到了那里就遇“闭门羹”，党委成员连面都见不到，甚至晚饭都不管吃饱。送他的同志和司机师傅本计划住下，第二天返回唐山，一看这情况，吃了个半饱就连夜赶回了市里。后来还听说在张逸生居住的招待所房间，电话线被人掐断。造反派气焰十分嚣张。
刚一到任的张逸生感觉到自己的到来是“不受人欢迎”的，他已经看出了自己面临的局面是多么复杂，也掂量出地委撂在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面对的分明是一个多年形成的“烂摊子”，更加印证了省地委决策的正确。张逸生也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他开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省地委的指示，组织召开各阶层人士座谈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寻求落实政策问题的有效途径。受害者的亲属发觉新来的张书记是真心代表上级来落实政策的，就纷纷到他招待所的住室，争相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满腹委屈。他们请求张书记为他们作主，为死难者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昭雪平反，还他们的一身清白，并对致死人命者作出应有的惩处。
在关键时刻，省委、地委给予垦区党委和逸生同志很大的支持。唐山地委很快调整了垦区党委班子，调离了曾经参与假案的制造而不能认识错误的个别领导干部，将陈维山、任荣福、李佩章等同志调到垦区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落实政策工作领导核心。根据省委指示，唐山地委组成专门的工作组，由我任组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志国任副组长，组成六人小组。这次率领工作组去垦区协助解决假案问题，是逸生同志和地委争取的，因为这件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解决起来太麻烦，才提名把我派去了。
三、遵化办班
张逸生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他是个“硬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当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既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招惹“四人帮”，还要平反“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把握好这个火候，既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又需要驾驭复杂局面的超常能力。逸生同志同时具备这些素质，党委会上，他巧妙地把问题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来统一班子思想。但是毕竟有那么多的干部搅和进去了，有些造反派领导人物还在班子和基层领导岗位上，阻力依然很大。怎么打开突破口？垦区党委的常委会研究这件事时，我们工作组也参加，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我们能不能集中起来给这些人以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转化工作？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在办学习班的选址问题上逸生同志颇费了一番脑筋，选了好多地方，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遵化县，因为那里有个全国闻名的“王国藩”，可能会保险点儿。址点就在远离县城20多公里的赵家沟，这里原来是座金矿，废弃后留下些厂房，已成为遵化县委党校校址，四面是山，环境也好，又挺封闭，能排除外界干扰，是最理想的选址。我和逸生等同志一起去看了，上报地委同意。同意后，我们于1974年“五一”前，从全区抽调了50多名骨干成员，集中了近百名参与制造假案的人员，历时50多天时间，开展了封闭式的学习教育活动。
办学习班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有些人拒绝参加学习班，即使到遵化后，一些人不是认真反省、认识错误，而是与学习班领导对着干，甚至气势汹汹地向学习班领导发出挑衅性的质问：“你们这样搞，是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于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难以作答。而此时学习班的领导头脑是冷静的，他们认为：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只能是中央的事情，我们下级组织还没有这个权利。我们现在不是讲“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的时候，而是要解决“新线国民党”假案的问题。毫无根据、无中生有地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所谓“新线国民党”假案，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平白无故地给干部职工扣上“国民党”的帽子，打死打伤那么多人，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应不应该进行纠正？
这切中要害的反驳，使“造反派”无言以对，尽管他们内心不服，却是理屈词穷，嚣张的气焰也逐渐被压了下去。
在遵化学习班上，主要是运用学习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开那些人思想上的“疙瘩”，提高他们的觉悟。对犯有打人错误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检查错误，检查自己在参与制造假案过程中给他人带来灾难的错误，以悔过自新、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于在假案中受迫害的同志，主要是引导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把千仇万恨记在林彪反党集团的账上，摒弃个人恩恩怨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这一期学习班原计划办半年，结果只办了3个月就结束了。后来，在垦区又办了3个月，同样收到很好效果。假案中有500多人犯有打人错误，经过教育有400多人不同程度地端正了态度，转变了认识。
四、平反昭雪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艰苦细致工作，“新线国民党”假案总算水落石出了。之后，在张逸生的主持下，对运动中犯有错误的人按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进行了处理，对那些证据确凿，手段残忍，打人致死，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给予应有的惩处。经唐山地委批准，其中7人追究了刑事责任，31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另有20名党员和16名非党干部职工因认错态度较好而免于处分。这次落实政策尚未涉及“文革”是非，仅限于在“新线国民党”一案中的人员，当时河北省委给此案定性为“清队”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同时，为所有被诬蔑为“新线国民党”的同志恢复了工作和党籍；为死难者作出了文字结论，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的补助和安置；对“新线国民党”假案中的各种伪证材料进行了清理和销毁；对受害者在审讯关押期间被扣发的工资和口粮，核实后给予了补发；对因此案影响而使用不当的干部工人，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安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垦区大多数干部职工对落实政策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全区呈现出较为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氛围。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6月，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垦区党委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专门班子，进一步解决“新线国民党”假案遗留问题。同年10月30日，唐山地委在柏各庄农垦区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宣读了地委《关于为柏各庄农垦区“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正式宣布垦区的“国民党”案纯属假案，由此而强加给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彻底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根据地委《决定》精神，垦区党委为在假案中受迫害致死的同志重新作了结论，对其家属子女的抚恤以及工作和生活再次作了妥善安排，对在此案中犯错误的人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了严肃处理。到1979年6月，前后共处理67人。至此，这起在冀东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影响较大的“新线国民党”假案终于被彻底推翻了。
解决和处理柏各庄农垦区“新线国民党”假案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作为当事人之所以至今难忘，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特别棘手的难事。“文革”时期连说句错话都关系身家性命，张逸生处于中流砥柱的位置，受命而来，临阵不乱，一直到拨云见日，实在是功不可没。张逸生的到来，等于提前结束了柏各庄农垦区的“文化大革命”，提前解放了成百上千无辜的干部职工，提前拨乱反正步入了生产生活的正轨，这是一起典型的明知有错却知错难纠的事件，一般人望而却步甚至知难而退，但张逸生义无反顾地做了，历史不会忘记，并将为他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朱长欣，1930年7月生，原河北省滦南县柳赞镇蚕沙口人（今属曹妃甸区）。1948年在冀东十三军分区任班长、连长、政治侦察员，1949年9月转业后在迁西工作，先后任公安局看守所长，组织部干事、副部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迁安大化革委会副主任，唐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迁西县委第一书记，遵化县委书记、县委顾问，1990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