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昏主多 克己明君鲜
成编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的《全唐诗》，集诗48900余首，涉及诗人2200余人，可见有唐一代诗潮之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上至帝皇，下及平民百姓，凡有诗句留世者，均为之捜罗入编。
唐诗之盛，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诚如清圣祖玄烨在《衘制全唐诗》序中所指出：“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彥，悉从事於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唐的许多帝皇也十分好诗，《全唐诗》中就汇集了十位皇帝的诗作，其中以唐太宗李世民居首，集诗69首。帝皇们对吟诵的爱好，无形中起了很大的示范推动作用，能者自然趋之若鹜。
一、人道虑高危 虚心戒盈蕩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626-649在位]的文治武功历史早有定论，在位二十四年，史称贞观之治，自秦汉至明清，在文治方面，似无那一个皇帝可以与之相匹。其实早在登极之前在秦王位时，已在秦邸开文学舘，召当时名士十八人为学士；一即位，即于殿左设置弘文舘，命内学士轮番宿值，自己则于更休听朝之间，与之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仄夜艾，未赏少怠，诗笔草隸，卓越前古；至於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注1]
诗言志。这在我国诗歌创作中一向奉为圭臬。在李世民的诗作中，“言志”占有很大比重。在《帝京篇十首》的序言中他指出：“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历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帝京篇》第四首临乐舘有句云：“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去茲郑卫声，雅音方可悦。”从怀史的高度表示了对阳春白雪与靡靡之音的爱憎。在第十首：
以茲遊观极，悠然独长想。
披卷览前纵，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
人道虑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
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
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表达了抚今追昔居高思危精励图治的抱负。尤其是四、五、六三联告诫自己要“虑高危”，“戒盈荡”；“竭诚敬”，“思惠民”；“纳忠谏”，“慎刑赏”。第七联之“六五”“四三”，前者系八卦之卦爻，六五为大吉之象；后者指古代圣贤，“三”指伏羲、神农、夏禹，“四”为伏羲、文王、孔子、周公。并自知“诚难继”、“非易仰”，但还是有充分信心“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以继承尧天舜日。用典如此纯熟，可见其第二联“披卷览前纵”并非妄言。
《赋尚书》一诗更展示其阅读之勤，涉猎之广：
崇文时止步，东观还停辇。
辍膳翫三坟，晖灯披五典。
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缅。
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
《尚书》为我国最早之史书。“三坟”“五典”为夏朝前之史书。诗之前二联表示自己一到崇文馆前常止步停辇，进去翻阅里面的经典，一当接触三坟五典，竟忘记了用膳乃至挑灯夜读。第三联：在读史过程中看到那些沉缅于奢靡中的昏主，如商纣王之酒池肉林，惊悚得心寒魄飞。第四、五联：“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这是太宗读史得出的结论。他深知做一个“克己明君”之难，但自己“既承百王末”，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当应“战兢随岁转”，年年岁岁月月日日地坚持下去。吐露了他身居高位战兢惴惴的心声，决心做一个克己的明君。
为了治理好国家，在诗中，他多次提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意在“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示出求贤若渴的胸怀。如在《春日登宣州城楼》结尾有句云：“巨川何以济，舟楫佇时英。”然而怎样才能求得“时英”呢？在《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中自己作答：“庶几保貞固，虚己厉求贤。”因为求贤治国有果，《登三台言志》欣然唱出“所欣成大厦，宏材佇渭滨”。《过旧宅》则更上一层：“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山河一统，群英毕集，看来已达史所称颂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不但将“虚己”贯串于整个求贤过程，也常依此来对待臣下的批评。魏徵是个敢于当众犯颜直谏的大臣，常常使皇帝面子上下不来，有时甚至恼得李世民拂袖而退，但事后以“虚己”的态度冷静下来，认真对待魏徵的批评与建议。魏徵既歿，太宗一次临朝对群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朕亡一镜矣。”在《望送魏徵葬》一诗中，流露出他对魏徵的深厚情感：
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
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
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
哀笳时断续，悲旂乍舒卷。
望望情何极，浪浪淚空泫。
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望望情何极，浪浪淚空泫。”为失去能照出自己过失的“一镜”而无限伤感。
《赠萧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这是对萧瑀极高的评价。诗的上联首句出自《后汉书·王霸传》：汉光武谓王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始验疾风知劲草。”第二句中的《板》与《荡》，是《诗·大雅》中的两首诗，专咏周厉王无道引发的政局混乱与社会动荡。李世民从历史的视角，将两者巧妙地组成一联，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而萧瑀在历史上是一个可以与魏徵并列的鯁直之臣，诗赠萧瑀，遂使“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尤其是首句，几乎无人不知。
作为帝王，唐太宗的诗中也并非一味言志，而有时也流露出个人的感情。如《月晦》中有句：“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欢眺望，极目畅春情。”《初秋夜坐》：“……露结林疏叶，寒轻菊吐蕊。愁心逢此节，长叹独含悲。”前后两诗，时景有别，欢悲各异。《初晴落景》尾联：“寄言博通者，知予物外志。”则表达了他欲摆脱尘务超然物外的意念。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发生在那时可见并非偶然。
诚然，作为帝皇，他的诗作也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套用时下的行话，也就是所谓套话空话。但大多数诗作还是言志寄兴，有时对事物的观察还相当细腻，《春池柳》：
年柳变池台，隋堤曲直回。
逐浪分阴去，迎风带影来。
疏黄一鸟弄，半翠几眉开。
萦雪临春岸，参差早梅间。
诗之中间两联简直将池柳初萌写活了。当然写景也有大气的，《于北平作》：“遥山丽如绮，长流縈如带。海气百重楼，岩松千丈盖”。这后一联可谓气势似虹。
贞观之治，主要源于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但两者相较，前者要远远高于后者，这在他的诗中也可窥豹一斑。
写至此，忽然想起已故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一词的下半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具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觉得就“文采”“风骚”而言，将唐宗与秦皇、汉武、宋祖置于同一个层次，无疑有所降格。但这毕竟是作词而不是写史，不然，“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更不可理解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既不能苛求于古人，也不能苛求于前人。对《沁园春》这样居高临下俯视历史人物的词作，在艰难的征途上自是能起到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作用，但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以这般姿态看待历史，就会发生如“文化大革命”这样不该发生的错误。而对于今人，即使你自觉是个“风流人物”也罢，不论是写史还是作诗填词，凡是涉及古人或是前辈的，还是应抱一种客观求真的态度而字斟句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二、虚誉不可饰 清知不可忘
唐玄宗李隆基存诗63首，仅次于太宗。其他八位皇帝，除德宗李适存诗15首外，其余均不足十首，如睿宗李旦仅存诗一首。这倒不是说明这些皇帝只写过这么几首诗，许多诗作应是失传了。如高宗李治[628-683][649-683在位]原有诗文86卷，但现仅存诗8首。其中《七夕宴悬圃二首》其二：
霓裳转云路，凤驾临天潢。
亏星凋夜靥，残月落朝璜。
促欢今夕促，长离别后长。
轻梭聊驻织，掩泪独悲伤。
对每年只有七夕才能与牛郎一会的织女寄予很大同情，尤其是颈联的“促”与“长”两字，用得相当精彩，尾联“轻梭聊驻织，掩涙独悲伤”，表达了织女独特的寂寞与悽凉。尚可一读，余皆平平。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开元之际，励精政事，海内殷盛，旁求宏硕，讲道艺文，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全唐诗》对玄宗的这一评价，在他的诗中也可得到反映。如过《晋阳宫》诗有句：“运革祚中否，时迁命茲符。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阁。……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躕”表明自己既登高位，不但常怀怵惕忧虞之心，而外出巡行，还向黎人[民]询问习俗，慰问地方官员，最后一联既是对自己的勉励，又是对治理的思考。从中似可窥见唐太宗的遗风。
在《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中，玄宗对亲自挑选委任的十一名州官谆谆告诫：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佇康。
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
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
讼獄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孕且存老，抚弱复绥強。
勉者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诗中提及的不可贪图“誉虚”[“政绩”]，讼狱应“必以情”；要关爱孕妇[恤孕]，善待老人[存老]，抚弱绥強，最后一联告勉即将履新的州官们要明白各自的使命，以深体皇帝眷眷万民之意。作为一个皇帝，对臣下的告诫能如此到位，可谓语重心长。综观全诗，对今日的领导者亦仍有一定的启示。充分显示出玄宗对治理地方与治理全国关系的认识，表示出“开元之治”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在《早登太行山言志》中当他亲见“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时，自觉“凉德惭先哲，徽猷慕昔皇”，表白“不以今展义，何以冒垂堂。”
在《幸凤泉汤》更提出：“不重鸣歧凤，谁矜陈宝雄。願将无限泽，霑沐众心同。”表示了泽被万民的意愿，并且深知“所宝者粟，所贵者贤”，自己当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春中兴庆宫酺宴》序]。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这是玄宗在《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中两句，随着时代的前进，文章也在逐渐发生变革，较之贞观时代，开元时代诗风渐变，一方面七言诗渐多，诗的言语也更显通俗，题材也有所扩展，这在玄宗的诗中也可略见端倪，如《题梅妃画真》：
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梅妃之美，画像之真，玄宗的思念，无不跃然纸上，更难得的是吟诵朗朗上口，听者雅俗能赏。
《傀儡吟》似更进一步：
刻木牵线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将一场木偶戏描写得活灵活现，后一句更是意味深长。
论玄宗之诗，不能不提及那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这是唐帝皇诗入选《唐诗三百首》中唯一的一首，而且放在“五言律诗”之首：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窮。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叹”是情感的抒发，或悲叹，或赞叹，或慨叹……玄宗抒发的又是怎样的感叹呢？诗的首联似较易理解：孔子你究竟为了什么，而栖栖奋斗一生。第三句中的鄹是鲁邑名，孔子父叔梁纥曾任邑大夫。四句“宅即鲁王宫”，系指汉鲁恭王刘余为扩大宫室而欲毁孔子住宅，刚拆外墙，忽闻丝竹之音而停。显然含有赞叹与缅怀之意。“叹凤”句典出《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伤麟”：有人在野外获麟，众人不识，孔子往观，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唐虞世兮麟凤遊，今非其时兮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叹凤”“伤麟”，引发孔子自叹：吾已矣夫！吾道窮矣！凤与麟均是传说中的灵物，象唐虞这样盛世才有“麟凤遊”。玄宗在诗中专挑这两个典故，意在慨叹孔子之生不逢时，叹孔子之所叹。诗之尾联典出《礼记檀弓·上》：孔子语曾子：“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两楹”是中堂的两根立柱，孔子梦死后坐在堂上受人祭奠。“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玄宗当时率众隆重祭奠孔子，觉得孔子在天之灵应该看到，当可圆梦矣。诗仅五言八句四十个字，虽未具体涉及孔子的种种遭遇，但孔子的一生以至整部《论语》，似尽涵于诗中矣。
玄宗之叹，当是对孔子深怀敬仰而又叹其生不逢时。历代帝王多有尊孔者，如鲁哀公谥孔子为尼父[公元前479]，北魏孝文帝谥为文圣尼父[公元492]，唐太宗登基不久即谥为至圣[公元628]。玄宗祭孔子作此诗是开元23年[公元735]，四年后又尊谥孔子为文宣王，由此可见他对孔子的崇敬。
三、推诚至玄化 天下期为公
明皇以后，有肃宗李亨诗4首，德宗李适诗15首，文宗李昂诗7首，宣宗李忱诗6首，昭宗李晔则仅存诗两句。
肃宗李亨[711-762]《延英殿玉灵芝诗三章》，据《全唐诗》注：御座上生玉灵芝一茎三花。李亨观之，题诗三首，其中第二首末联：“天心有眷，王道惟直。”将其归功为上天眷顾，并表白自己将遵行“王道惟直”。
德宗李适[742-805][799-805在位]《丰年多庆九日示怀》有句云：
爽气肃时令，早衣闻朔鸿。
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
…………
惠合信吾道，保和惟尔同。
推诚至玄化，天下期为公。
这是徳宗癸亥[公元783]重阳节赐群臣诗，这最后一句典出《礼记·礼运》：“天下为公”。德宗在中间加一“期”字，将“为公”升为天下百姓对皇帝与大臣们的殷殷期望，若与前面三句联系起来，如可闻其谆谆告诫臣下及自己的心声。
宣宗李忱[810-859][846-859在位]《弔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颈联首句之“长恨曲”即白居易之《长恨歌》，玄宗李隆基因宠幸杨贵妃而招至安禄山叛乱，弃京城长安而逃往蜀中，唐王朝几近颠覆，“长”诗虽集中描述了帝妃之间的真挚爱情，但也暗含对朝政的讽讥。对于这样一首涉及先皇声誉的长诗，作为李姓皇帝后人，宣宗不但不怪罪诗人，反而极力崇扬，可见有唐一代帝皇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宽容，这当是唐诗占有中华诗歌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弔白居易》在拙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篇“座中泣下谁最多”一章中亦有提及。宣宗的另一首《瀑布联句》也值得一读：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据诗史称，宣宗遊方外至黄檗，与黄檗禅师联句，前两句系黄檗禅师所作，后两句为宣宗所续。但全诗浑然一体，前呼后应，自然大气，且寓意深远，以今天眼光观之，也不失为一首好诗。其他几位帝诗，似少有可称道者。
纵观唐帝皇诗，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大凡能放下皇帝身架，回归到一个普通人时，他的诗才有人情味，诗句也显得自然流畅，今天读来依然具有某种活力；但一当端起帝王架子，诗中便充斥着宫庭流行语，有的看似深奥，实为空洞呻吟，而诗意全无。这类诗在当时就曲“高”和寡，更不要说流传后世了。不过以帝皇而言，大唐自太宗始，多数都爱好诗文，这就为唐诗的繁荣开启和创造了优雅的环境。
最后，对本篇的标题议论几句。“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前文已有提及，是唐太宗在《赋尚书》一诗中的诗句。不难理解，这是太宗对唐以前历史上所有帝王的总评，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勉励，更是对后世帝王们的警告。可惜连他的儿孙也未能遵行，如前面提到的玄宗李隆基，开始确是一个“克己”的明君，于是有了开元之治，可是后来变成了一个“纵情”的昏主，招致安史之乱。此类“始克后纵”的帝王在历史的长河中时有出现，可见一个至高无上没有任何监督的极权者，能“克己”始终者是多么可贵。其实这种警告，乃至对当代对世界仍有某种警示作用，似最近中东一些国家的动乱，大多与“昏主纵情”有关，诚然，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时代的变迁，这“纵情[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更与扩展，因此“克己”的内涵也应有相应的更新。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课题了。
[注1]第一函第二册“太宗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