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谢青第一次来到巴黎，这个时候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两百多年。谢青没读过维克多·雨果那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九三年》，也不知道有法国大革命这件事。他甚至也没察觉到一九九三年将是他时来运转的关键性一年。仅仅一个多礼拜前，他在中国南方崎岖不平的沙石公路驾驶着沉重的集装箱大货车时，心里对遥远的法兰西共和国还充满着一种莫名的嫉恨和愤怒。但是一切就如鬼使神差，在九三年的这天上午，按照车队调度室的安排他这忽应该在东湾港码头拖货柜，谁能想得到，此时他却坐在波音747客机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呼啸着降落在戴高乐机场。
谢青一走下飞机悬梯，马上有两个穿制服的法国警察走过来，还有个穿西装的华人译员随后。他们检查过谢青的护照核准身份后，即让他坐进一辆大警车后排，飞速离开了机场。
车内空间很大，有一种皮革的气味。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个香港口音的译员像机器，只有在警察问话时才开口翻译。谢青侧脸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的建筑物，并没看到想象中的摩天大厦，只是些陈旧的房子。不过他还是看见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路上很少行人，十字街头没交通警察，到处开满了鲜花，连电线杆上都装饰着花篮。他看了看挡风玻璃上方的后视镜，发现前座上的法兰西警察正从镜里看着他，谢青把视线避了过去。
“我们现在去哪？”谢青用胳膊肘碰碰旁边的译员，问。译员往边上退缩，对他的这种身体接触行为显示出不快。
“去巴黎警察局十五分局。”他回答。
“她在那边吗？”谢青问。
“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译员机械地回答。
车子里又是一片沉寂，这种沉寂加深了谢青对即将面临的事情的不安。
“这个车子是什么牌的？”谢青想摆脱车内僵硬的气氛，试探着又提了个问题。
“你说什么？”译员听不明白。
“我是说这部车子是什么厂牌。”谢青出于专业驾驶员的职业性，还是对汽车有兴趣。
译员探头问了下前座的警察，然后说：“这是PEUGEOT，在你们大陆叫‘标志’。”
谢青点了点头。他想起了在广州有个合资的“标志”车厂，原来法国警察也用这车的。
他看到开车的警察把着方向盘的手，觉得有点手痒。他有这样的习惯，只要在开动的车里，把着方向盘的应该是他的手。他不习惯让别人把着方向。
车子开了大概一小时，在一座灰色的堡垒式建筑物前停下。
谢青下了车，看见门口站着几个穿着防弹衣，端着冲锋枪的警察，门廊上方飘着法国三色国旗。带他来的警察出示一种牌证，那玻璃门就自动开了。一进去，里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地面是坚硬的水磨石英。两个法国警察的皮靴踏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在长廊里回响。在这尽头，是一扇不锈钢的大门。警察在门边的一排键盘上按了几个数字，门自动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福尔马林的气味。
一个穿白衣的碧眼女人出来迎接，带他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间里很冷，中间有一张活动的床。上面睡着个人，盖着雪白的被单。碧眼的女法医掀开了被单一角露出死者的头部。现在，谢青看到了三年多未见的杨虹。她似乎睡得很深沉，脸色发青，嘴角还带着那种任性和嘲讽的曲线。谢青只觉得一阵忍不住的悲伤，眼泪大串大串掉下来，尽管在一个礼拜前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怨恨着她。他伸手摸摸杨虹的脸，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冰凉坚硬。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法国警察通过译员问道。
“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的妻子。”谢青回答。
“她叫什么名字？”
“她姓杨，木易杨。叫杨虹。”
那翻译转着眼睛想了半天，翻不出一个字来。他有点不快地说：“你说的木易杨没有意义。请你用拼音。”
谢青想想也是，这个翻译怎么也难以翻译“木易杨”的意思给法国佬听。
“你记得她的出生年月吗？”
“1954年8月15日。”谢青能这样清楚记得这个日子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日子和农历中秋节一样。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八五年。”
警察经过一串盘问，似乎对谢青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的回答证实了他的确是死者法律上的丈夫。现在，警察对着译员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话。译员翻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
死者杨虹三年前进入法国，持有法国居留证，住在巴黎郊外的维纳柰尔镇。在靠近大西洋的海边小镇瓦茨拥有一个小生意。十天前，杨虹在深夜时分开车从一个小山坡下来，在一个转弯处车子冲出公路，掉进路边的小河里，沉没在约三米深的河底。她刚掉到河里时，车厢里还没进水，还有空气。她打出了911的求救电话。当警察在河底找到她的车子，车子已完全进水，她已溺毙。
谢青发呆似地听着，杨虹怎么会这样死掉呢？她为什么要在深夜时分独自开车？是什么原因车子会冲出公路？她在水底下怎么还可以打电话？那译员见谢青在发愣，就停了一下，问他听明白了吗？
谢青点点头，说听明白了。他有点心不在焉，还在想着杨虹的车子在水底时的那种情形。他脑子里浮现出一段遗忘已久的记忆。那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小人书。故事是一艘日本巨大的潜水艇在二战结束后还不愿投降，继续在太平洋海底徘徊，最后所有人都慢慢地闷死了。
警察咕噜咕噜又说了一通，译员继续翻译道：
警方在经过现场勘查和专家鉴定之后，确认杨虹的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在她的身体内法医发现有超高浓度的酒精，所以判定她是在酒后开车超速导致了悲剧。在这个事故中，责任人只是死者本人。由于杨虹没有直系亲属在巴黎，警方只得通过中国驻巴黎的领事馆寻找杨虹的直系亲属来法国料理后事。作为死者的丈夫，现在法兰西警方要请他签一份材料，证明死者家属已认可死者是属于事故身亡。在签过字之后，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杨虹的遗体很快就会火化。她的骨灰可以运回中国，也可以葬在巴黎，政府会提供必要的方便。
“当然，在案件结束后，死者亲属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保险赔偿。”译员继续说着。“很幸运，杨虹汽车保险里有人身保险。死者家属可得到四十万法郎的保险赔偿。另外，你的来回机票会额外支付给你。你可以在巴黎逗留两周，巴黎政府会提供免费的旅馆，包括免费的早餐。”
她为什么要喝酒呢？为什么喝了酒还在深夜里开车？以前从来没见她喝很多酒啊！也许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吧？谢青听着译员说话，一边还在想着。他有一种坐在别人开的车子里，看着人家把着方向盘开往他不喜欢去的地方似的不舒服感觉。
“那么，如果你没有异议，就请你签字了。”译员把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
谢青低头看了看文件，全是密密麻麻的字母。他知道，只要他一签字，事情就结束了。四十万法郎值人民币七十来万，当时也算是个不小的数字。还有两周别人出资的巴黎旅行，包括免费的旅馆，免费的早餐。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但是这就是杨虹生命的代价！虽然他在不久前还怨恨着杨虹，现在当他看到她冰冻的身体停在这个空阔陌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她的丈夫。
谢青这个时候心里十分冷静。他知道在和人谈判时老实人吃亏的原则。作为职业驾驶员，他在自己的车队里协助处理过很多车祸事故。那些老实的死者家属只能拿到两千多元人民币的赔偿费，而那些不合作的一心把事情闹大的死者家属则能得到好几倍的赔偿，有的人甚至还得以终身的供养。尽管他是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也知道应运用这个普遍原则。他这时已感觉到，巴黎的警方似乎急于把事情了结掉。这样他越加觉得不能做一个容易合作的老实人。他要了解杨虹详细的死因。杨虹出国三年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也没写过信。对她的生活他几乎是一无所知。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文件拿在手里，装着很认真地看起来。那译员拍拍他的肩，让他把文件倒过来，谢青才知自己出洋相了。那法国警察嘴角露出点讥笑，这种讥笑惹得谢青生了暗火。他能觉察得到警察的眼睛一直在瞄着桌上那支笔，他顺着警察的意思把手伸向那笔。他把笔拿过来，打开笔盖，想了想，好像要签字的样子。他看到警察的眼睛都睁圆了，有一个还往下咽了口口水。谢青停顿了一会儿，又把笔盖套上，直起了身。
“你们认为杨虹是死于事故的结论是怎么出来的？”谢青说。
“这个结论来自现场专家和法医的鉴定。”
“我不相信杨虹会死于这样简单的事情，她的死可能另有原因。”
“这不可能，专家和法医的鉴定有法律的效果。”
“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怀疑她的死亡背后一定有复杂的原因，甚至有可能是被谋杀的。”谢青看到那警察又咽了一下口水，看来这个家伙急于要结束案子，去海边度假去。谢青有了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他们这时还在一辆车子里的话，现在他的手已经摸到方向盘了。
“我要求你们重新调查案子，查清真正原因。在此之前，我不会给你们签字。”
两个警察显然有点乱了方寸。他们互相讨论了一下，然后说：如果谢青不签字，死者的遗体就不能火化。这对死者是不公平的。谢青马上回答：如果死者不明不白就被火化，那对死者将是更大的不公。
警察又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就拿不到那四十万法郎的保险赔偿金，他的机票也不能报销。甚至连已安排好的免费旅馆包括免费早餐都要取消掉。
谢青心里暗暗冷笑，觉得这两个法国警察看起来身高马大，其实智力还不如中国派出所的那些小民警。他现在隐隐约约感到：杨虹的死因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事故，他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才能作决定。而且，他相信他从这件事中最终所能获得的一定会比现在法国政府开出的价码高得多。
他拒绝了和警察合作。暂时没有免费的旅馆免费的早餐无所谓。在巴黎，他能找到好几个朋友。所以他不怕会露宿街头。
这天，在离开警察局之前，他打通了老同学阿志的电话。阿志很快开车过来接他走了。
杨虹的尸体又被放回了冰库。
谢青在国内起飞前，已和阿志说好让他来接机。阿志没有车也不会开车，所以叫来表弟文春开车来接他。他们在机场等了两个小时，看着这班从上海来的法航班机旅客都走光了，还没见谢青的影子。阿志回到家，下午时接到谢青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他只好又把表弟文春叫来，再去接谢青。
谢青多年没见阿志。阿志偷渡到巴黎已有十多年，可居留证一直搞不定，所以回不了国探亲。谢青曾听说他在外边生了三个孩子，在巴黎市区还买了一座洋房，大概是很发财的样子。现在谢青见到阿志，只觉得他变得有些臃肿，鼻头发红有点酒糟鼻的迹象，人显得懒洋洋的，好像还醉着未醒。倒是他的表弟文春十分干练，会说流利的法语。
不久车就到了闹市区，左弯右拐，最后拐进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街。下了车，众人穿过一条窄得只能一人通过的小胡同，才到了阿志家。阿志家的洋楼和谢青想象中的相距甚远。这只是座占地十多平方米的两层房子，外带个小阁楼。第一层是会客室兼厨房餐厅，阿志十七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女儿睡在二楼。由于谢青的到来，阿志买了个新床垫，铺在二楼的楼梯边，这样空间就更加小了。阿志夫妇和小儿子睡在阁楼上，那上面谢青没上去过，不知是什么样子。在通往阁楼的楼梯拐弯处有一个坐便器，那是全家唯一的卫生间。使用时，要拉上两边的活门，这个时候阁楼和楼下的交通要暂时中断。只有听到抽水马桶“哗”地一下响起冲水声，才表示上下的交通即将恢复正常。
在刚刚到达阿志家时，谢青并没感到居住空间狭窄的局促。阿志的老婆丽珍很是热情，早已备下酒菜，大家围着桌子吃饭，说的都是家乡的方言。
“阿青兄一路辛苦，敬你一杯，希望你接下去诸事顺利。事情已经出了，你难过也没用。还是要想得开。”丽珍起身劝酒。阿志只闷头喝酒，不知道说话。
“多谢，多谢。我现在初来乍到，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还靠大家扶一把。”谢青说。
“阿志和文春早上就去机场接你了，谁知警察会直接去机场带你去了。警察带你去做了些什么呢？”丽珍说。
谢青把上午在警察局里的情况复述了一遍。他不知自己对付警察的办法对不对。
“你做的一点没错，你要是签了字，他们就不需要你了，很快就要赶你回国。”文春开始插上话。
“可是我不签字，杨虹的尸体就不能火化。她看起来真的很可怜，身体冻得像石头一样，睡在一个不锈钢的匣子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想起来我觉得心里真不好受。”谢青说。
“人都已经死了，早几天晚几天火化没什么关系。活人的事总比死人要紧。你在巴黎的签证有多久？”文春说。
“只有两个礼拜。”
“你想在巴黎呆下去吗？”文春问。
“我还没想过，这个事情来的太突然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来到巴黎。”谢青说。
“你是来得太突然了，脑子还没转过来。我们以前出国要申请好多年。就是偷渡，也得准备好一阵子呢。”文春说。
“我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呢？我能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现在所能想到的只是要把杨虹的死因查清楚。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谢青说。
“你现在不要急，只要还没给他们签字，事情就了结不了，他们不能赶你走的。你要争取到最有利于你自己的条件。”文春说。谢青连连点头称是。他对文春的话很注意，他觉得文春是个有脑子的人。
“真是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她好端端地开车怎么一下子就开到河里去了？”丽珍说着。把话头引到了杨虹身上。“这个事情巴黎的电视报道过，还播放了她的照片。很多人都十分震惊她在水底还能打出求救电话。她一定是个特别镇定的女人，可惜她还是死了。她这样死掉真是让人难过。”
“她去了巴黎之后，我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其实在她出去之前，我们已经分居了。也不知这些年她的生活过的怎么样？”谢青说着。“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脾气不好，心气很高。你们知道她在巴黎的情况吗？”
“不怎么了解。只听人家说她原来是个高干子弟。她好像是很高傲，不和我们同乡人往来。”文春说。
“我倒是见过她几次，她和一群说北方话的外地人到我做工的酒店吃过饭。她看起来不像是我们AC地方上的人，像个北方人，个子那么长，鼻子那么高。”阿志的老婆丽珍插话说。
“她的确不是南方人，老家在山东青岛。”谢青说。
“听说她阿爸过去是个大官。”丽珍对杨虹的身世十分好奇。
“这也没错，她爸原来是AC地区的地委第一书记，还兼着军分区的政委。”
“那怎么没让你也弄个官儿当当。”丽珍好奇心越来越强。
“她爸在一九六七年就死了。是自杀的。那时我才十多岁，也不认识她。”
“你们家是本地人，你阿爸好像也不是当官的，你怎么会娶了她呢？”丽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