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亚模式”本身，事实上也存在诸多争论。有的认为东亚的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275。
有的认为，东亚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而非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现，所谓东亚奇迹是虚构的神话，是“纸老虎”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1994：10—11。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东亚模式”当头棒喝，彻底暴露出外向型经济的弱点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体制弊端。美国《外交》杂志曾因此庄严宣告“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美〕唐纳德·埃默森。亚洲美国化了吗。外交双月刊，1998年6、7期。
正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固有弱点，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贸易就出现了巨额顺差，导致两国贸易摩擦不断，日本逐渐认识到要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走协调发展的道路。
到1985年日本自信地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他们了，于是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共同达成了“广场协议”，通过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被转移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东亚就形成了日本学者所谓的“雁行阵势”，日本是头鸟，后面跟着东亚“四小雁”和其他经济体。
这些国家都以出口为导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依存度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对美国市场存在很强的依赖性。此后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就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东亚过剩产能之间的失衡，失衡的结果最终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四小龙”效仿日本的做法，在经济上顺应自由化与国际化趋势，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政治上则顺应民主化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化转型。伴随东亚地区的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贸易摩擦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则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受益者，不仅成为其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对美出口总额也从8。6%飙升至26。4%，东亚国家退出美国市场的份额很大部分被中国占据了。
中国及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出口额占各国（地区）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2007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IMF，2007年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DATABASE。
这种产业转移使整个东亚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链条：美国（基础研究）—日、韩、新、中国台湾（应用开发）—中国和东盟（制造生产）—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却并未改善，只是中国被绑在了失衡的中心位置，自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对东亚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对美国、欧盟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整理而成。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正是被亚洲金融危机给绊了一下，因此方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种偏差开始似乎微不足道，但到后来已大相径庭。历史可能真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几乎正是在中国1997年决定大步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一时内外交困，经济发展在1998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速，GDP增长率只有7。8%，且出现了通货紧缩。
为应对金融危机，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一方面加强市场化改革，继续执行国退民进的策略，对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强化自身约束，努力建立良好的企业治理机制；同时实行西部大开发，希望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国内大市场；此外，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增加基础建设投资，进行房改、医改和教改，推行房地产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将国务院所属的41个部委一下子减少了12个，被撤掉的部委集中在经济领域，国务院系统一级公务员减少一半，政府对经济过多的介入一时得到很好的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空前强化。
但遗憾的是，国内市场不是一个晚上可以建成的，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改革开放之前，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产业结构，造成了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也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但也有一个好处，地方自足的经济结构使得各地自然形成了市场分割。
而我们进行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权让利给地方，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各地竞相追逐GDP和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的背景下，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造成大量新的毫无必要的浪费，地区之间产业趋向雷同，全国市场因此变得更加零碎，对内部市场的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至此，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体系宣告暂时失败。
国内市场的分割，使我们在危机中也只好继续沿着外向型经济前进，依靠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加紧拓展拉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来稳住出口。出口受抑，内需又不动，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自然也就成为吸收过多产能的重要手段。
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8406亿元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较1997年增加了14%，固定资本形成占当年GDP的36%以上，自此之后，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到2009年已达到近50%。
1997—2010年我国全社会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选择渡过危机的方法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表现出了明显有别于“东亚模式”的地方。东亚国家在危机应对中选择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制度性改进，尤其是政体的转变，最终走向了民主政体下的市场经济。
而中国则逐渐走上了一条离“东亚模式”越来越远的发展道路，政府在危机中对经济的强势介入，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以消化过剩产能的临时举措，在危机后被当成政府参与经济的常态，于是新一轮投资大潮开始全国性上演，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常态化本质上与政府转型和精简政府机构是矛盾的，正是这个矛盾，导致我们一度向“小政府”转变的格局慢慢出现了逆转，对国有企业的认识也逐渐从“退”转变到“进”。
肇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政府首次“试水”强力干预渡过危机，尝试的成功客观上加强了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信。从2001年开始，中国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走出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到2003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过热迹象，对于“经济发烧”，政府“退烧”是很有经验的，那就是进行宏观调控。
在很多政府官员以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需要用行政手段进行强行控制，由于政治上的集权，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被看做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调控得多了，似乎也就越来越得心应手。
经过几年国企改革攻关，国有企业的效益从2003年开始好了起来，因为效益转好，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的缺点似乎已不再是经济效益提高的障碍。既然如此，国有企业“退”的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自然也得到了提高，甚至被提升到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高度看待，于是“国进民退”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也就成为必然。
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以及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进一步刺激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并使之从一个原本已计划要缩小的“有限政府”又回到了实际上的“无限政府”，政府开始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但这不是政府的过错，GDP数字的持续增长本身提供了证明。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很多原东亚国家政治上顺利完成了从威权到民主政体的转变，原教旨的威权体制下的“东亚模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东亚模式”兼容似乎变得遥远了，在此之后，中国官方也甚少提及“东亚模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继1981—1984年、1989—1992年之后，爆发了历时两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2004—2006年），争论的焦点最终又回到改革开放是否正确，我们是否还需要坚持改革开放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财经，2009年第20期。
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坚持改革开放肯定是不容否定的，暗藏在背后的忧虑其实是“东亚国家转型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场争论由于中共十七大的正式回应而告一段落，会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这种忧虑并未因官方的正式回应而得到消解。
被误读的“中国模式”
2007年，新一轮金融危机来袭时，我国政府依然是老办法新用，依靠2008年4万亿元的投资和10万亿元的新增信贷，政府对经济持续的行政干预，以及国有企业的不退反进，我国依然实现了GDP的高增长。当别国还在苦海挣扎时，我们早已爬到岸上了。
利用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中国渡过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给了我们政府足够的强力干预经济的理由。渡过一次危机，可以说是偶然，渡过两次就变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继承的“东亚模式”于是摇身变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赢得了世界关注的目光。在不少人看来，这也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甚至可以挑战一下高高在上的“华盛顿共识”。真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美国和西方该感到有危机了。
但他们不。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虽然赢得新的光芒，但中国依然“不断崛起却又脆弱”盘点外媒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新华国际，2010年11月27日。而其主流社会对于“中国模式”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以为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既没有道德上的诱惑力，也没有人权上的优势。
他们的国务卿希拉里甚至高调宣称：“有些人注意到了中国，说‘天啊，他们的年均增速有9%、10%，盖过了别人’。如果你有独裁主义心态，或者历史上存在独裁主义心态，觉得这种状态更加舒服，那么‘中国模式’就可能有吸引力。”
她还告诫受到“中国模式”引诱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匹配”。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
你看，这个女人说话多气人，但我们是大国，一般不与人计较，自然更不会与一个女人计较，尽管她曾经是美国的“第一夫人”。
在美国看来，除了它的盟友之外，其余都是需要它关照的对象，要么你来给我打工赚点美钞养家糊口，要么你来学学我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两样你都不愿意，自己要关起门来瞎搞，那对不起了，我得做好世界警察的本分，要来修理你。
世界经济秩序的更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遵循“小政府大市场”的基本原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俄开始了社会主义尝试，也就是计划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基本分成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各自按照内在的逻辑进行经济比拼，但很遗憾，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尝试宣告失败，市场经济一统江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顺着市场经济这条路一步步前行，从计划体制内徒劳无功的改良，到发展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层次分明，目标清晰，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更多集中在经济发展路径上，不管是“东亚模式”也好，“中性政府”的良治也好，还是“渐进制度观”、“低人权模式”也好，大家比较趋同的是中国改革还在半途，“中国模式”尚未定型。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这场争论从经济方面延伸到了政治体制，变成了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延续，只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从改革是“进”还是“退”变成了“进”或“停”的问题。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呈现出了相对衰落的趋势，我国则用老办法快速跳出了危机，外界因此欢呼“中国模式”的胜利。我们一些人也就认为既然我们两次战胜了金融危机，那足以证明这个模式具有良好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是中国最好的发展道路，以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模式继续走下去，也就是继续采取集权政治下的有限市场经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