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
杨炼
什么是诗歌精神？当我想到这个句子，自己都哑然失笑。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谁敢这样提问呢？对于习惯肢解诗歌器官的学者，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诗人团伙，这个问题太宽泛了。简单地说，它太“大”了，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诗歌分类学。这个问题，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一种观念、一个流派。恰恰相反，它之提出，正在于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或许，发明“诗”——“寺中之言”——这个汉字的人，也已一举造就了我们的命运：像一名巫师，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我们知道，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个句子，就通过写，在贴近它、确认它。我们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这是为什么我写得越多、越久，离所谓“当代”越遥远，却感到屈原、杜甫日益亲近；同时，也对是否“中国”愈不在意，因为诗歌比国界、语种深远得多，它的精神血缘，毫无障碍地流注于不同语言之间，构成一个只有诗人能被允许进入的国度。和《离骚》的纵横神话、历史、现实、自我比，和《神曲》的穿透地狱、净界、天堂比，“诗歌精神”一词太大了吗？或相反，远远不够？对那个潜藏于诗人心底、不停向地平线驱逐我们、同时保持着最高沉默的“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阿多尼斯语），我仍在像老子一样“强名之”。这个寒冷的冬日下午，我在伦敦寓所近旁的公园散步，心中沉吟着电话里那个声音：阿多尼斯请我为他的中译诗选写一篇序言。
诗人相遇，总是既偶然又必然。我之认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绝非因为他被称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基于中文的经验，我们已经很了解，所谓“代表”能误会得多远。和阿多尼斯交往，一言以蔽之，有种精神上的全面满足。两个诗人，跨越地域、年龄、语言、文化，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词是：美。不仅仅是巧合吧，“阿多尼斯”在希腊神话里，恰恰是令维纳斯神魂颠倒的美少年。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8月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上。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在“9·11”之后，到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点，探访世界上最古老却也最陌生的文化传统之一，让抽紧的神经因为神秘而加倍兴奋！事实也不让人失望：死海上的载沉载浮，“摩西谷”讲述的《圣经》故事，古罗马大理石的废墟，阿拉伯市场的五光十色，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溅的贝都因民歌……可惜，这类异国情调，对于背后站着中文背景的我，有趣但是不够。我并非仅仅到此旅游而来，正像我不希望外国诗人只把对我作品的理解，停留在文化观光层次上一样。再借用屈原，我想接触当代阿拉伯诗歌的“内美”。特别是，在中东纠缠成死结的现实处境下，一位阿拉伯诗人怎样做到精神上充分独立同时艺术上自觉保持丰富？就是说，拒绝被无论什么原因简单化。这与其说在问别人，不如说干脆就在问我自己。这问题压根就是“中国的”，没有那些中文语境中痛苦的记忆，我也不必寻找它山之石。更进一步，这问题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的。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而直接检测一位诗人的精神质地。你如果没深思在先，对不起，就没法掩饰头脑中那片触目的空白！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我在约旦见到了阿多尼斯。我至今记得，在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的诗歌节开幕式上，老诗人端坐于一张阿拉伯地毯（是飞毯吗？），吟诵之声低昂苍凉，缓缓流出。周围上千听众屏息凝神。那张音乐的飞毯，托起所有人，包括我这个此前和阿拉伯文无缘的中国“鬼佬”，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
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1]，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我说“诗人”，而没说“诗歌”，是因为对我来说，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与其说是诗歌状况，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处境：我们和自己语言、文化的紧张关系，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这里的“首次”，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心对心地直接交流，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阿拉伯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意象”和“比兴”。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全部隐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使诗与人本质合一。和阿拉伯环境相比，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但请想象，一个诗人要有多大勇气，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不”，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的、积极的含义，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战的急迫，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它决不只是装饰品，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尽劫难。
那么，什么是诗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这时，他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爱情和色情的。一句话：整个生活。这种视野，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而一个“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幻象》时的震撼，它让我懂得：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虽然，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我在别处说过，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儿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现实冲突太激烈，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要想“自觉”，谈何容易！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稳定与变化》，但，他的主题直逼核心：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压倒了变化的可能。这简直就在对中国诗人说话：“文革”后，我们睁开眼睛时，与其说看见了“时间的痛苦”，毋宁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所谓怪圈，究竟有没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动？那么，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这个“有形”背后是何种“无形”？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原版”是什么？历史活着、疼痛、困惑、终至肯定，真正的文学，哪有不“宏大”的叙事？
一个问题中的问题：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没办法，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天问》，变成史诗。命定如此，否则什么都不是。
阿多尼斯对我说：“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这又心有灵犀了。长，不是为长而长，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长诗之美，正在他强调的“整体”。犹如群山中有流云、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经验，提取哲学意识，建构语言空间，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话：“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就是说，它必是一种语言的观念艺术，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们得小心区别“玩意儿”和“镇国之宝”。一位当代阿拉伯或中国的诗人，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诗歌是有“第一义”的，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听其言，阅其文，如聆仙乐，汩汩灌来。此中精彩，岂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配得上”这动荡时代的诗。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哪有“文化的冲突”？离开了冷战的或阿拉伯——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我们把公约数定在“个人的美学反抗”上，这被分享的诗意，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诗歌精神的全球化。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多么像。同理，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间读出“我自己”：不安，震荡，追寻，超越。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一次次濒临“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2]，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
诗歌精神的语法，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通透璀璨。它，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伦敦，2009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