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除非能超越自我，否则就极其可悲。”——丹尼尔[1]
“品格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它通过个人本性为介质表现出来……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品格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良知。”——爱默森[2]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岁入的丰盈、国防的坚实、建筑的华丽，而取决于国民在文化、思想和品格上受教育的比例；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主要实力和真正力量所在。”——马丁·路德[3]
品格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它不遗余力地彰显着人性，以最完美的形式，最高贵的具象诠释着人性。
真正有品格的人，无论贫富尊卑，都是勤奋的、正直的、高尚的、磊落的，令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景仰和信任，人们自然也乐意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支撑着世界上的一切真善美，没有他们的存在，人活一世将毫无意义。
天赋固然令人钦羡，品格却最能令人尊敬。前者多为脑力的产物，而后者是心力的结晶，从长远来看，心力才是人生的主宰。有天赋的人靠智力立足于社会，而有品格的人凭良知行走于世间。前者令人钦羡，而后者值得师法。
伟人总是超乎凡人的，但伟大本身又是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多数人的人生阅历都是有限的，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成为伟人。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活得真实、体面、极尽所能。一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不可以此为资本而胡作非为。他能努力去创造最美好的生活，哪怕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他也能做到真诚、正直、诚实和守信。总之，人能在上天为他安排的那个世界里尽到自己的职责。
这些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一个人对职责的履行却体现了他对人生和品格的最高追求。这也许体现不出英雄气概，但许多普通人也并非英雄。责任感从主导态度上支持着人，同样，它也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支撑着人。人的生活是“以一些普普通通的职责为中心”的。最有魅力的美德就是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必须的美德。这些美德最平实，也最长久。惊天动地的壮举使人们高山仰止，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它们只不过是诱惑和危险。伯克曾说过，“一个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其上层建筑必定是羸弱和松散的。”
在评述已故老友托马斯·萨克维尔的品格时，艾伯特博士，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没有过多地夸赞他作为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才干，或者作为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天赋，而是着重谈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履行平凡生活职责时所表现出来的美德。他说，“他身上的珍贵的品质太多了！有谁比他更爱自己的妻子？有谁比他更爱自己的孩子？有谁比他更忠于自己的朋友？有谁比他对敌人更温和？有谁比他更信守诺言？”实际上，我们总能从人们对待最亲近的人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看似平凡琐碎的日常职责的履行中，而不是从他作为一位作家、演讲家或者政治家的公众形象中，了解和体察他们的真正品格。
职责不仅是普通人处理平凡生活事务的重要工具，也是圣贤们不竭的力量源泉。他们可能没有金钱、财富、学识或权势，但他们可能拥有强大的心智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诚实、正直、尽职尽责。任何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的人，都是在向着目标和品格前进的人。有许多人，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除了品格以外一无所有，然而，他们却因品格而顶天立地，不逊于任何一位帝王。
一个人智力状况与其品格的纯洁和优秀没有必然联系。在《新约》中，人的心智和“精神”经常被提到，而智力则极少涉及。乔治·赫伯特[4]说：“生活中的点滴善行抵得上满腹经纶。”这并不是说知识无足轻重，而是说知识必须用来行善。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学识渊博，品格却很卑劣，在高权重位面前卑躬屈膝，在草根布衣面前却又趾高气扬。有人也许在艺术、文学、科技领域成就非凡，然而在诚实、道德、正直和责任感方面却远不及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
伯瑟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主张应该尊重有学问的人，可是我要说，阿门！可别忘了，博大的心智、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见识、得体的举止、熟练的技艺、行动的活力，还有对真理、诚信和友爱的热爱却很可能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所欠缺的。”
有人在沃尔特·司各特[5]爵士面前谈到了文学天才及其创作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似乎要表明他们是最应该受到尊重和敬仰的人，但司各特爵士反驳道：“天啊！如果这真是世间公理，那这世界可就糟糕透了！我读过不少书，关注过不少声名显赫和学识渊博的人，还跟他们交谈过，但是我敢说，我听过的最有见地的话却出自于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穷人之口。”
财富的多少与品格的提升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财富多半是精神腐败和堕落的根源。财富与腐败，奢侈与罪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那些心术不正、自律不严、放荡不羁的人手中，财富是一种诱惑、一口陷阱，也可能是于人于己祸患无穷的根源。
相反，较为贫困的境况与品格却能最完美地匹配。一个人可以只拥有勤劳、节俭和正直的品格，但他却能到达纯粹人性的巅峰。伯恩斯的父亲给他提出的忠告十分精辟，“他嘱咐我要有人格，虽然我不名一文，因为一个没有正直品格的人，是不值得尊敬的。”
据伯瑟斯了解，品格最纯粹、最高尚的人是一位生活在北部某郡的劳动者。他每周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十先令，可他就是用这点钱体面地养家糊口。尽管他只在普通教区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他却是一位睿智而有思想的人。他的藏书有《圣经》、《费拉维尔》和《波士顿》等等，除了《圣经》，其它的书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
正如遗嘱上申明的那样，路德死后没有留下“现金和任何其它形式的财产。”他曾一度穷得不得不靠为别人侍弄花园、修理钟表来维持生计。然而，他正是在辛勤劳动期间，为整个国家塑造了国格，他精神力量胜过了所有德国王公，更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推崇。
品格就是一种财富，也是最贵重的财富。它是善良的载体，它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任何投入其中的人，尽管无法得到物质上的富裕，却能得到尊重和名誉。
在生活中，以诚实为目标的人，只要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毫不动摇地坚持信仰，就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诚实使人正直，给人以力量和支持，是人奋进的动力。本杰明·鲁迪亚爵士曾经说过：“人不一定要富有、伟大或者聪明，但他一定要诚实。”
除了诚实以外，为了达到目的，人还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决不能偏离真理和正义的轨道。没有原则，人就如同一艘没有舵手和罗盘的船，任凭风浪摆布。没有原则，人就像生活在没有法律、没有纪律、没有秩序、没有管束的状态下。休姆说：“道德原则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在道德原则的约束和规范下，人以某种方式组成群落，以对抗邪恶和混乱这种人类的公敌。”
因涉案而奔赴罗马的一位著名演讲家去拜访爱比克泰德[6]，想从他那里学习一些斯多葛派的学说。由于不相信来访者的诚意，爱比克泰德冷冷地接待了他。爱比克泰德说：“你只会批评我的处事原则，并不是真的想向我学习。”演讲家答道：“可是，如果我像你那样处事，我也会像你一样，变成一个乞丐，没有餐具、马车和地产。”爱比克泰德说：“我并不想要这些东西，即使我没有它们，我都比你富有。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庇护人！可你在乎这个。所以，我比你富有。我不在乎凯撒怎么看我。我也不会谄媚任何人。这就是我所拥有的财富，而不是金银餐具。你的器皿是银的，可你的理智、原则和欲望却是土做的。我的心灵就是我的世界，它赋予我充实而快乐的事业，而你却碌碌无为。你的财富在你看来还不够多，而我的财富在我看来已经价值连城了。你欲壑难填，而我知足常乐。”
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并不少见，甚至天才也绝不少见。可是有才能的人就值得信赖吗？天才就值得信赖吗？不值得，除非他为人正直诚实。诚实的品格，比其他品格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敬仰和信任。诚实是一切美德的根本。它体现在人的行为上。它是正直和真诚的行为，它在一言一行中闪光。诚实意味着可靠和说服力。如果众所周知的是：这个人值得信赖，心口一致，并且信守承诺，那么，他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因此，可靠是赢得人们普遍尊重和信任的通行证。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更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德”而不是“智”，是人的“心”而不是“脑”，是判断力掌控之下的自制、耐力和自律，而不是天赋。因此，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拥有一份由正直品格引导的平凡良知最能使你受益。良知，酿于经验，发于善心，表现在实践智慧中。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善良意味着智慧，卓绝的智慧，是世俗与神圣的结合体。亨利·泰勒爵士说：“智慧与善良息息相关，它们表现在多个层面上，彼此相辅相成，这不仅仅是因为智慧使人善良，反过来善良也使人聪慧。”
真正有品格人得到人们的认可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他身上的闪光点是遮掩不住的。他们也许会被别人误解，有时甚至会陷入不幸和灾难，但只要有耐性和韧性，他们终将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回报。
据说，如果谢里丹拥有令人信赖的品格，他本来是可以统治整个世界的；然而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品格，他那过人的天赋并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他的戏剧引人瞩目、令人捧腹，但在生活中、在政治上，他却不是一个有份量、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那个贫穷的哑剧演员特鲁里·莱恩也自认高他一等。因此，有一天，当戴尔皮尼由于薪水被拖欠向这位经理施压时，谢里丹厉声斥责他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戴尔皮尼回击道：“没有，谢里丹先生，我当然没有忘记。可我非常明白我们俩之间的差别，论出身、家庭、教育，我不如你，但是在生活中，在品行上，我都比你强。”
不同于谢里丹，他的兄弟伯克却是一个极具品格魅力的人。35岁那年，他就当上了议员，并使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在英国政治史上。他拥有伟大的天赋，还具有卓越的品格力量。然而，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性情急躁，他的天赋就被这种性情毁于一旦。没有忍耐性这一看似不重要的品格，哪怕再伟大的天赋，对它的主人来说也较为无用。
品格的形成会受到诸多微妙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它或多或少还是要受人的调控。或好或坏的品格，都是日复一日地逐渐形成的。事情再小，也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毛发再细，也会投下阴影。希默尔彭宁克夫人的母亲的话充满睿智：决不要因为事小而听之任之，尽管你可能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可它却能决定你的成败。
每一种行为、思想和感受都归因于人在性情、习惯和判断力上所受的教育；它们也必然会对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因此，人的品格会不断地改变，变好或变坏，升华或堕落。罗斯金先生说：“在生活中，没有哪些犯下的过错、做过的蠢事不曾给我带来麻烦，影响我的心情，腐蚀我的自制力，模糊我的视野，削弱我的判断力。在过去的生活中，我所做的每一次努力中的真善美的闪光，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机械原理同样适用于伦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仅如此，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会在主体身上产生对等的效应。人既不是环境的产物，也不是环境的造物主；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引导行为，所以人能够做到趋善避恶。圣伯纳德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对我造成伤害。我从来没有真正受过伤害，除非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
然而，完美的品格不通过努力是无法形成的。它需要自省、自律和自制。你也许会犹犹豫豫、磕磕绊绊，你也许会暂时遭受挫折，还要顽强地抵制各种诱惑，克服各种困难；但是，只要精神是坚定的，心灵是正直的，成功必将如愿到来。正是这种追求进步的努力——力图超越现有的品格——使人奋发图强。即使达不到预期目标，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次诚实努力，都会为自己带来品格的提升。
在伟大的榜样和完美人性的化身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应该——而且必须——力求使自己的品格达到最高境界：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而是精神上的充实；不是地位的显赫，而是名誉的美好；不是学识，而是美德；不是权势，而是诚实、正直和忠诚。
虽然榜样的力量对一个人品格的形成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产生于人自身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和耐力才是中流砥柱。它可以独自支撑起人的生命，使人自立，给人激情。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位诗人丹尼尔曾说：“人除非能够超越自我，否则就极其可悲！”意志是品格的根本，智慧是品格的枝干，二者结合，才能产生一定的实际效能，没有了它，人生将变得飘忽不定，漫无目的，犹如一潭死水，不能形成溪流，无法进行有益的工作，无法驱动机器的运转。
当一个人的品格要素在坚定意志和崇高目标的支持下发挥了作用，人便能走上一条履行人生职责的道路，英勇无畏地走下去，不会为任何世俗功利所诱惑，走向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就是人们的榜样。他们的话语会流芳百世，而人们会为之付出行动。因此，路德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声号角，响彻整个德国。路德就是德国人的榜样，当代德国人仍然传承着他的品格。
有品格的人就有良知。这种良知体现在他的工作、言谈和行为中。当克伦威尔[7]要求国会征召新兵，以取代共和国军队里那些腐败的跟班和酒鬼的时候，他规定这些新兵必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良知。”他麾下著名的“勇士”军团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
意志力——自我引导的力量——是一切伟大品格的灵魂。哪里有它，哪里就有生命力；哪里没有它，哪里就只有懦弱、无助和消沉。有一句谚语说：坚强的人和汹涌的瀑布都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意志力这种崇高精神的引导者，不仅能为自己开辟道路，还能带动他人。它的每一次行动都有独特的意义，展示出活力、独立和自信，还能无意赢得尊重、敬仰和威望。路德、克伦威尔、华盛顿[8]、皮特[9]和威灵顿[10]等一切杰出的领袖都拥有坚强的意志力。
伟大的领袖总会吸引品格相似的人，这就磁吸引铁一样。因此，约翰·莫尔[11]爵士很早就在他周围的一群官员中注意到了纳皮尔三兄弟，而纳皮尔三兄弟也对约翰·莫尔爵士佩服有加，被他的礼貌、勇敢和高尚所折服，很快便成了他们一心想要效仿的楷模。威廉·纳皮尔爵士[12]的传记作者说：“在他们品格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中，莫尔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成为这三个人的偶像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然而，当初莫尔发现他们三人在心智方面的品质，也证明了其本人品格的渗透力和判断力。”
每次勇敢的行为都会产生感染力。勇敢的人对于怯懦者是一种激励，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会促使怯懦者站起来追随他们。因此，纳皮尔提到了维拉战役：当西班牙军队的核心被冲破且出现内讧时，一位名叫哈维洛克的年轻军官杀出重围，挥舞军帽，号召周围的西班牙士兵跟随他冲杀。他快马加鞭，突破了保护法军前线的障碍物，一路勇猛拼杀。西班牙军队立刻士气大振，跟随他奋勇前进，并高声欢呼“好男儿！好男儿！”。经过这场突击，他们终于战胜了法军，并把他们赶下了山。
当华盛顿答应担任总司令一职时，人们觉得美国军队的力量似乎猛增了一倍。多年以后，即1798年，华盛顿年事已高，他离开政治舞台，退居弗农山庄，这时正是法国可能向美国宣战的时候，亚当斯总统写信给华盛顿说：“如果承蒙你的同意，我们一定要使用你的名义；因为你威名远扬，胜过万千大军。”可见，这位伟大的总统的高贵品格和杰出能力令民众十分敬仰。
在品格方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伟人的一生是永垂不朽的丰碑，它展示了人类无穷的力量。即使那些伟人已经逝去，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还活着，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的精神被永远流传和延续下去，成为人们思想和意志上的楷模，并影响着人类品格的形成。那些品格高尚的人，是人类进步的指明灯。他们就像高山上的灯光，在自己周围营造出良好的道德氛围，这种精神光辉也将继续照耀后代的心灵。
品格体现于思想和行为中，它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会数百年根植于人们心中，并最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产生影响。它跨越历史长河，仿佛是一个来自远古的声音，影响相隔几千年的人们的心灵。因此，摩西[13]、大卫[14]、所罗门[15]、柏拉图[16]、苏格拉底、色诺芬[17]、塞涅卡[18]、西塞罗[19]和爱比克泰德，仍然每天在坟墓中与我们对话。尽管他们的思想以一种无声的语言传递，这种语言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并不为人知，但他们仍然吸引着后人的注意力，影响着后人的品格。
伟人的精神风貌会在同时代和民族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正如路德在现代德国人、诺克斯[20]在苏格兰人身上留下烙印一样。没人比但丁[21]能更深刻地影响现代意大利人的心灵。在那个漫长的世纪中，意大利人堕落到了极点。他那激情的言论对所有品格高尚的人来说，就像一堆营火和一盏灯。他是民族自由的先驱者——勇敢追求自由，勇敢面对迫害、流放和死亡。在意大利诗人中，他是最具民族特性的一个，他最受人喜爱，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自从他去世以后，所有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都能背诵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并从中受到鼓舞，最终影响了其民族的历史。1821年，拜伦写道：“意大利人谈论的是但丁，写出来的是但丁，思考着和梦想的也是但丁。这似乎有些过于极端，但他确实值得人们崇拜。”
华盛顿在其死后为国家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遗产：完美人生的榜样，伟大、诚实、纯洁、高尚的品格以及供后人仿效的典范。华盛顿跟其他许多伟大领袖一样，他的伟大不在于智慧、能力和天赋，而在于正直、诚实和坦率，在于高度的责任感；总之，在于他真正崇高的品格。
这样的人是国家真正的力量源泉。他们为后人树立了人生和品格的榜样，鼓舞着人们的精神，支撑着民族的脊梁，使国家变得强大、尊贵和荣耀。一位杰出的作家曾经写道：“伟人的名字和事迹是一个民族的宝贵遗产。”无论孤立、颠覆还是奴役，都不可能夺走一个国家拥有的这笔神圣的遗产……每当一个民族快速发展的时候……那些已逝的英雄就会重现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仿佛在一旁静观，并不时表示赞许。有了这些光荣见证者的督促，任何国家都不会迷失方向。无论是生前还是生后，他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坚力量。后人永远都应该把他们的事业继往开来；作为榜样，他们将永远活在国人心中，永远激励和鼓舞传承了他们伟大精神的子孙后代。
当然，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品格时不能仅仅考虑那些伟人，而要考虑民众的主流品格。华盛顿·欧文在游历阿伯茨福德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把他介绍给了许多朋友，不仅有附近的农场主，还有勤劳的农夫。司各特说：“我想让你看看我们最优秀而又最普通的苏格兰人。你不可能从那些名流、绅士和淑女身上了解到一个民族的品格，因为这些人比比皆是，而且千人一面。”虽然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是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那些工业家、创业者和普通的劳动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生力军，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脊梁。
国家如同个人，也是有品格的。在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体中，社会各阶层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行使政治权利，国家的品格必然取决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道德素质。因此，决定个人品格的素质也同样决定了国家的品格。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高尚、诚实、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国格，才不会受到他国的轻视，才能在世界上取得重要地位。一个国家要想拥有自己的国格，必须是可敬的，必须做到自律、自制和尽职尽责。
国家如同个人，其能量和支持力源于一种觉悟——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杰出的民族，是伟大人物的继承者，必须把这种荣耀传承下去。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伟大的、值得回顾的历史，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国家通过回顾过去的伟大功绩、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先辈们的辉煌成就，来巩固、提升和支持当前的生活。国家的历史如同人的生活，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明智地运用它们，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反之就会带来幻觉、错觉，导致社会的没落。跟人一样，历经考验，国家就会变得纯粹而强大。苦难的历程，构成了国家历史中最辉煌的篇章，而国格正是在苦难中历练而成的。人民对自由、对国家的热爱可能已经成就了许多事业，但他们历经的考验和磨难所成就的事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许多人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其真实面目却纯属偏执和狭隘；它表现为民族偏见、民族狂妄和民族仇恨。这种狭隘和偏执的民族主义并不表现在具体行动上，而只是自吹自擂、狂呼乱叫、装腔作势、摇旗呐喊、反复咀嚼那些早已成为历史的冤屈和早已纠正了的错误。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可能为一个国家招致最深重的灾难。
既然存在着这种卑贱的爱国主义，当然也存在着高尚的爱国主义。高尚的爱国主义激励和鼓舞了人民，使他们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过着诚实、冷静、端正的生活，全力以赴地充分利用各种机遇力求上进。
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领土的辽阔，尽管人们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一个国家的领土也许幅员辽阔、人口芸芸，但这绝对不是“伟大”。以色列可谓国小民寡，然而它的人民却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命运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希腊不算大，阿提卡[22]地区的人口还不及南兰开夏[23]的人口多，雅典更是不及纽约，但是，在艺术、文学、哲学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希腊的伟大不可比拟。
但是，雅典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雅典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或者“家庭生活”，雅典自由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奴隶的数量。如果说雅典的公职人员在道德方面还谈不上腐化，那也称得上轻佻。雅典的妇女，即使是那些最有造诣的，也并不贞节。因此，雅典的没落不可避免，其没落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崛起的速度。
同样，罗马的衰落与灭亡可以归因于罗马人的普遍堕落，他们贪图享乐，无所事事。在罗马帝国最后的日子里，人们竟然还认为唯有奴隶才应该工作。罗马人不再以先辈们的优良品格为荣，所以，帝国的陨落在于情理之中。一个贪图安逸和挥金如土的国家，一个老伯顿形容的“宁愿在战场上流一磅血，也不肯在劳动中洒一滴汗”的国家必将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勤劳的、积极向上的国家。
路易十四请教考伯特，一个统治着像法兰西这样一个伟大而人口众多国家的人，为何无法战胜一个像荷兰这样的小国，这位大臣答道：“陛下，那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版图的大小，而取决于国民品格的好坏。因为荷兰人勤劳、节俭、充满活力，所以陛下会认为他们很难战胜。”
1608年，西班牙国王派遣斯皮诺拉和理查德特两位大使去海牙进行签约谈判。有一天，他们看见十个人左右从一艘小船上岸，走到一块草地上坐下来，开始用面包、奶酪和啤酒做饭。大使问一个农民：“那些游人是谁？”农民答道：“那些都是尊贵的长官，国家的使臣。”斯皮诺拉马上对伙伴耳语起来：“看来我们不得不求和了，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事实上，一个稳固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稳固的个人品格的基础之上。任何单元的腐败，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实力。尽管它的人民看上去高度教化，但是一旦有灾难降临，就会四分五裂。没有个人品格的统一，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强大、团结和坚定。他们也许是富贵、有礼、风雅的，但却濒临堕落的边缘。如果他们人人为己、各自为政、除了享乐以外别无他求，那么，这个国家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格，人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行将灭亡了。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和奉行正义、诚实、正直和公平这些美德，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变得物欲横流、骄奢淫逸、勾心斗角，而荣誉、秩序、纪律、忠诚似乎都成了历史，那些忠诚的人就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去找寻彼此的双手，他们仅存的希望就在于修复和提升民众的个人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品格不可逆转地丢失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走上了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