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不能作现场采访的题材，作家也要设法尽可能地去掌握第一手材料。英国作家科·瑞安为了撰写《最长的一天》，曾经做了十年的准备工作。这是一部真实地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转入反攻，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作品。为了能够真实地再现和报告这一重大事件，作者查阅了美、英、德三国的有关报刊，研究了大量公开和尚未公开的文件档案，包括德军将领冯·伦德斯泰特与隆美尔的作战日志。更加令人钦佩的是，作家挖掘“活资料”的顽强精神。他根据官方资料，也通过别的渠道获取线索——如他曾在德国的二百五十家报刊上登载广告——寻访D日（当时的作战代号——指1944年6月6日——引者注）的幸存者。他与三千个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并亲自采访了其中的七百人。像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种对于采访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学习的。
另外，还有像德国作家君特·瓦尔拉夫，为了搞清外籍人在德国工作时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幸的遭遇，他就曾经装扮成一位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各地打工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此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在德国打工的外籍人的生活境遇作出了真实的报告。这就是他的着名报告文学作品《在底层》。我国的作家，也有为了采访到真实的生活资料，亲自深入到有一定危险性的环境中去的事例。如贾鲁生，为了采访大陆和台湾的群众在私下进行的民间往来情况，就曾经私闯台湾海峡；为了搞清“丐帮”的内部生活运动情况，就装扮成乞丐随丐帮活动了一段时间，有了许多的发现和新的认识。这些为了获取最真实的素材而采取的行为，虽然不一定提倡和鼓励，但是应当受到肯定的。
练就突击采访的本领
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有些题材是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反映出来的。有的机会甚至是一闪而过的。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具备一种适应突击采访的本领。请看傅溪鹏采访世界着名拳王阿里的一次采访情形：
1979年底，阿里首次访华。日程只有一天，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有文字记者采访的余地。老傅考虑再三，决定在阿里离京返穗时，登上去广州的飞机随行采访。那正是一个雪后的夜晚，阿里白天游览了故宫，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和宴请后，来到了机场。飞机又因故拖延了起飞的时间。此时，已是夜里的十点多钟。
这时，一位负责人找到了准备登机的傅溪鹏，说：“今天阿里先生实在太累了。晚宴吃烤鸭时，他已经打瞌睡了。你的采访恐怕是办不到的，因为一上飞机，就快午夜了，他得休息。你就不要上飞机了吧。”
这话着实令老傅大吃一惊。为了采访阿里，他已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查阅资料，拟定访问提纲——这些难道全都付之东流吗？
他据理力争。
那位负责人还是说：“要从大局出发嘛。”
好在这位负责人跟老傅是熟人。老傅便来了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们直接与阿里先生商量一下。如果他不欢迎，就此作罢。”
人家拿他软绕硬磨的劲也没办法，只好答应。
没想到，阿里是一个好客而喜欢接见新闻记者的名人。他一点也不拒绝老傅的采访。飞机起飞十几分钟后，他就把老傅请进了自己的座舱。一场空中采访开始了。在那星光点点的蓝天上，阿里不仅回答了老傅提出的各种问题，还为他题了一首小诗：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
人生应尽的职责，
是为大众尽义务，
为正义而斗争。
——傅溪鹏：《北京生命线·后记》，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人是很少遇到的。但是，这种突击采访的意识和思想准备，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都要具备的。突击采访，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采访。这是报告文学作家要时常遇到的现象，也是磨练采访基本功的好方法。
在采访中要有一定的感情投入
文学不是无情物。在什么时候，它都需要作家的激情和感情介入。感情内容对文学的介入是每时每刻、随时随地的存在着。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尽管要求作家要有冷静客观的对待所有题材的态度，但是，作家的感情成分和感情趋向依然是不会、也不应消失的。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作家的情感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在采访的过程中，作家事实上也是不能对自己所面对的事、所面对的人无动于衷的。感情的投入对强化和激活采访活动有重要的作用，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都因为作家的感情成分以一惯之的存在而有了奇异的效果。
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说：“我回过头来看这篇稿子，使我更明确了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劲，人家读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用不着说了。这儿，我还要加一句，就是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访也有关系。就拿在战士中的采访来说吧，你跟他们谈得深，你对他们了解得深，他们的气质、思想、感情，就会感染你，使你也沉入到他们的情绪中。也就是说，使你感受得更深些。”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见《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版。魏巍的经验说明，作家采访生活对象的同时，也就是在认识和感受生活对象，如果只有对生活对象的刻板了解，而没有一定的身心投入，那是很难真正认识和把握住生活的对象的。所以，要采访的深入，就必须有情感的投入。一个采访者，在他的采访对象面前，不能做好双方沟通的工作，往往是难以取得理想的采访结果的。而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若是不能很好的解决采访这个问题，那么别的一切也就无法进行了。有了好的选题，采访也非常的顺利，此后的写作就不是个大问题了。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其选材上很有个性，在她的采访与表现上也是有分明的特点的。黄宗英的采访，几乎都是感受式采访。她总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和对象的沟通与融合，在对象的深层和内质上感受和认识对象。从而把对象表现与描绘得十分的准确和充分。在黄宗英的作品中，作者本人，时常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成为接触、感受和观察事件与人物的主体及视点。作者在自己的接触、感受和观察中来报告事件和人物，读者则在她情绪、情感、认识的变化中了解着事件和人物。黄宗英的采访，不光是感情的投入，她在许多时候，还是行为和思想的投入。因为这种多方面的主观投入，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吸引和感染作用。
有些具体的事情，你了解了，并不说明你理解它了。只有用心感受了它，你才能切实的认识它和理解它。要求作家采访时的情感投入，其目的就是要作家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报告对象。在有些时候，作家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力量都要投入到作品中去的。这样，才可能真正地体会到矛盾事件的内质，体会到当事人的内心和所有的行为。但是，作家在采访中要有情感的投入，并不是说作家在任何的对象面前，都要有一种认同感，都要介入事件之中和人物的行为活动当中。而是说作家要用正确的情感和判断来接近对象，把握对象。要尽可能地与采访的对象发生某种共鸣或共振的现象。
及时地总结采访成果，使采访不断地走向深化
不管多么简单的事件或人物事迹，靠一次采访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对事件和人物作反复的采访是经常的事。要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使自己的采访富有成效，就必须有边采访边总结的工作。一般说来，第一次进行采访的时候，因为双方初次接触，相互还有一个认识熟悉的过程。涉及到采访内容时，所交谈的也大都是时间的大概轮廓或人物的基本面貌。这些内容对于作家是有用的，但却不一定是都有用的。为了能够有所重点的迅速深入下去，作家就要及时地发现重点问题，抓住关键的地方进行提示和追问。既要让被访者说出自己了解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要信马由缰地随意泛泛而谈，而要有针对性的就作家的提问和追问来回答有关的事项。在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事迹已经搞清楚之后，作家就应当尽可能多地深入事件和人物事迹的细部进行访问。应当充分的掌握那些看来细小但却是至关重要的细节。这是此后写作时特别有用的东西。有许多人，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因为缺乏对于细节的认识和了解而使作品无法写下去，或是作品表现空洞，无法述事表情。这是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不允许作家进行虚构而发生的困难。其实，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最有效的还是应当从生活中来发现和采集。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是作家无法虚构和创造出来的。而细节在报告文学中的重要性又是非常重要的。它使读者发现真实，也会使读者发现虚假。所以，在采访中，一定要多多地记录事迹和有关人物的性格行动的细节。
采访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活动。采访的过程，也是作家不断对题材了解和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作家开始找寻艺术结构方式的过程。因此，随时的在采访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也是逐步深化主题完善构思的过程。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在开始的时候是有感于中、小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太少，家境贫寒等状况而发的。可是，在做过更加充分和深入的采访之后，许多事实使他们认识到：这种看得见的经济危机倒不是最根本和重要的危机，根本和重要的是一种多少年来形成的教育神圣和教师光荣的观念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损害，而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经济上的不足，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解决，而多少年才形成的一种认识观念如果遭到破坏，那就很难将其修复了。所以，作家把自己的作品题为“神圣忧思录”。这种认识的深化过程，就是伴随着采访的具体和深入而出现的。有了这个得到了深化的主题，再加上作者动情地、形象地描绘与表现，这篇作品就明显地好于此前的那些近似题材的作品，在社会公众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这篇报告文学，冰心先生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7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的题目是《我请求》。冰心先生说这篇文章使她“动心而惊心。虽然这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这题目使我专心致志地看下去，看得我泪如雨下！真是写得太好了，太好了！——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对于这一件有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的‘报告’文章，我还是请广大读者们自己仔细地去考虑、思索”。这篇报告文学，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采访一定不要只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要随时进行总结，注意和发现现象后面更加重要的东西。
报告文学的题材设定和采访的过程，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带有基础性的工作。这个工作做的好坏，是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质量和水准的。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说，作家“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这个意见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实用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许多现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少的作家在题材的设定过程中是不严，或是十分随意的。这种现象较多地表现在那些报告企业经济活动和名人的行迹的作品中。在表现企业经济活动的作品中，很多的作品是只有企业经济活动的报告而没有文学的表现的；在不少对名人行迹的报告中，相当多的作品报告的是名人的经历过程。报告文学固然是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实的真实报告，但是，这种报告不完全是纯粹客观地对一切事实的反映，它是作家在对社会生活中大量事实进行了文学的筛选之后的一种反映，所以，其中是有着作家的主观性内容的。报告文学是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或是某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现象，而要有透析社会生活的力度，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力，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向事物的纵深开拓，掌握和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自我，只是为了企业或名人的张扬而服务，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了创造的意义，只是一种投靠和宣传而已。在作家和题材之间，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的，事实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互的选择过程。近视的人，小气的人，就发现不了那些有着重大社会性的题材，不敢去涉及这样的题材；平庸的人，世俗的人，自然会靠近那些带有明显功利性的题材。因为他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当然也就和文学无缘了。所以，在题材的设定过程中，也是有着作者的人格显示的。采访活动，也是一个作家创作作风的表现。采访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不能认真对待采访的作家，他是很难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所成就的。离开了认真的采访，报告文学的创作就无从谈起。
报告文学作家，要像任何一个从事美术创作的人不断地进行素描练习一样地对待采访，把采访这个关把握好。把好了这个关，作家可以得到许多的益处，会省去许多的麻烦。采访的过程，是作家和社会生活不断发生联系的过程，它不光对文学创作有利，对于作家的人生也是益处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