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讲过一个故事：柳下惠是贤人，他弟弟盗跖是鲁国大患。有人说，舜能感化他的弟弟，你为何不去感化你的弟弟呢？柳下惠心下怅然，前去盗跖营帐。盗跖命手下严阵以待，放他进来。盗跖问：“圣人是怎样聚集天下人的呢？”柳下惠说：“聚君子用道德；聚小人用财货；聚中间的人用制度。以此三端，天下之民无不可聚。”盗跖说：“我聚人完全不同于此。我用刀逼迫他，用血玷污他，从我者活，逆我者死。我烧毁他的田舍，杀光他的妻孥，荒芜他的田地，割断他的恩爱，斩绝他的顾念。使他不抢夺就没有饭吃，不跟从我就没有活路，我以此横行天下，哪里像兄长那么迂腐！”
我读学前班时，同桌的姑姑是班主任，胖胖的，有点凶。有天我爸给我买了个新书包，非常好看，但凑巧和同桌的是同一个款式。虽然怕和他的弄混，但想到自己的新他的旧，况且各自装着各自的书，就安心背着书包上学了。中午到班里时我还特地跟他说，这是俺爸给俺买的新书包，跟你的一样。下午第二节下课我去上厕所，回来之后就被他和一群小朋友抓住了，说我偷偷换了同桌的书包，我说我的新同桌的旧，我干嘛换他的。他们一群人把我拽到办公室，跟班主任说我就是换了。班主任命令我换回来，我只好背着旧书包回家了。回家跟爸妈说起，爸妈说人家是老师的亲戚，我们也不能得罪老师，就算了吧。
高中时，桌凳是每个学生自己买的，学校统一定制。为了避免混淆，很多同学把桌子上锁，凳子背面写上名字。我坐坏了一把凳子，然后让我舅给我找了把新的，他是学校的老师。新凳子拿来后，我翻到背面一看，觉得不用写名字，因为特征太明显了，没刷漆的木质一半黑一半白，泾渭分明。于是就没写。第二天，凳子不见了。中午大扫除，所有凳子都倒立在桌子上面，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凳子，上面已经写了Q同学的名字。我说凳子是我的，他说：“你瞎啊，没看见我的名字吗？”我说：“你拿了我凳子写上你名字就成你的了？我的凳子背面一半黑一半白。”他说：“一半黑一半白的凳子多了，都是你的？”班主任到教室时，我叫住他，他眯着眼睛听我讲完事情，停了一小会儿，总结说：“你的意思是Q的凳子没见了，他坐的是你的？”我说是。班主任说：“嗯，知道了。”然后转身走了。
我读朋友的日志，其中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书，看书时把雨伞挂在书架上，不留神被人拿走了。结账时发现前面排队的老头手腕上挂着他的伞，他犹豫了好久要不要去问，他怕万一不是，反倒冒犯了人家。后来他想到自己作为记者，如果连这点面子都抹不开，就没资格再吃这碗饭了。于是恭恭敬敬去问，老头一口否认，他忙向老头道歉。道歉之后，从伞柄的小划痕上，他发现那把伞确实是自己的，却又不好意思再开口了。回到家一直闷闷不乐，在日志里他说，感到自己像鲁迅笔下不敢抗争的奴隶那样屈辱。
日志下有人留言说，她儿子和别的小朋友玩，因为太文静，总被人欺负。人家把他的吃的和玩的夺走，他也不敢上去抢回来，因为在家妈妈说要友善，不要打架。看到这则故事，她突然怀疑自己的教育是不是正确。
我小时候也是被这么教育的。我上学早，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比我大，即便我不去找别人的事，也总有人来找我的事儿。我被他们欺负得很惨。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爸妈生我养我送我来学校并不是让我来受欺负的。他们说不要欺负别人，没有说要忍受别人的欺负。于是我果断跟那帮熊孩子对着干，很快我的世界就平静下来了。这也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我爱打架。一直到很多年后，这一点才不大被人记得。当然，这一切我都不会让父母知道，我在父母面前仍然乖巧听话。我只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世界的糟糕，明白礼让友善、诉诸道理未必能解决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我在教育孩子时会鼓励他们和人打架。我仍然会像我父母教育我那样，让我的孩子对小朋友和善友好，不要打架。当他受到欺负时，自然会明白，父母教导的话并不是全然有道理。但是，我只能告诉他一半，另一半要由他自己去体会，他要吃亏，才能明白；他要碰壁，才能成长。否则就是揠苗助长。那些道理不应当由最亲近的人来教，而应当由社会来教。很多事情，唯有通过挫败才能明白，唯有通过受伤才能理解。
友爱和善良永远是对的，世界却常常有不对的时候。如果事先告诉他这个世界的混乱和糟糕，谦让和善的人常常会吃亏，他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落、悲观乃至绝望，而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能带来的欢乐便被遮蔽了。如果你对丛林法则笃信不疑，你可以在物质上得到很多，并免于伤害，但生活将因之黯淡无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到两三岁的年龄差距不足以再受人欺负时，我又不爱打架而且厌恶打架的原因。
把一个年幼懵懂又聪颖的孩子丢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上，即便他能侥幸存活下来，他也绝不可能学会谦恭友让这些美德，以及这些美德带来的温馨。必须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下才能学到这些。所以，我依然认为，父母应当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善，隐匿这个世界的恶。尽管世界的恶丝毫不比善少。不必教他，他终有一天会明白：善良的人有时吃亏，并不意味着善良错了，只意味着世界有糟糕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