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记者手记 胡翼
2014年3月6日
2014年3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近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梁特首不吝言辞、直面问题。他阐述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分析了发展中两地民众的分歧与矛盾，以及备受关注的香港2017年政改咨询。
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过程中有欢声笑语，也有问题的交锋，有对香港发展的畅想，亦有生活琐事的描述，使得受众能够全面、立体地了解香港特首。于我们而言，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很多交谈中的细节，比如，采访开始前，他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戴耳机，声音大小合不合适；采访过程中，他没有参考任何文件资料，却能准确地说出每一个数据；虽然很怕热，但为了减少录制现场的噪音，他依然坚持关掉冷风等等。
这就是梁振英，他说最喜欢梅花，因为扛得住严寒！
梁振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华夏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记者：您小的时候，在家里和父母说威海方言，在学校说粤语，是这样的吗？同时出现两种语言？
梁振英：我在香港出生，我的父母二十岁不到的时候，大概1930年左右，就从家乡山东威海到了香港。所以我们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是“一家两语”，我和姐姐、妹妹跟父母讲广东话，父母跟我们讲威海话。那个时候父母老是想着回老家，经常用威海话说：“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威海方言）。我还能稍微记得一点点，大概是这样。
记者：现在听您说，感觉有点像广东话版的威海话（笑）。其实小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也会给您今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吧？您二十三岁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就开始到内地讲课，而且都是义务的，甚至有时候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那个时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交流往来还不像现在这么顺畅和便捷，应该会有很多困难吧，您当时怎么就义无反顾地做这件事情呢？
梁振英：先说困难啊。那个时候从香港到深圳，光手续就要跑三个小时，过关很不方便，没有现在的回乡卡，每次都要填那个所谓“回乡介绍书”，然后跑公安派出所盖章，还要到银行去换人民币，手续很繁琐。这个是困难。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英国念书的时候，离开香港，离开中国，回头一看，知道了我们的落后，知道自己落后就是一种动力，所以当时我们在英国留学的一帮香港学生都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帮国家做点事。
现在回头看呢，确实感到心里非常满足。人嘛，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有一天要是双腿一伸的话，除了回想起自己父母、太太、孩子之外，我这辈子还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参与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参与了香港的回归，这两个都可以说是躬逢其盛。
记者：当时您想象的以后的香港，比如说2014年的香港，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是现在比当时想象的还要好？
梁振英：当时想象的没现在这么好。当时的目标就是维持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什么当时想象的没有现在这么好呢？因为现在的中国比当时想象的中国要好得多，要是没有中国内地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今天的香港不可能成为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所以，由于内地的发展进步，香港也取得发展的动力。
记者：所以我们经常说，香港和澳门是中国这辆高速列车的两个轮子，一起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您怎么形容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梁振英：香港是我们国家这辆高速列车很多个轮子的其中一个，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应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香港和整个内地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香港作为一个比较先进的城市，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应该可以给内地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改革开放提供一些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向内地学习，这里面的空间还很大。双方关切的本质是互惠互利，通过香港的贡献，国家发展得更好，香港也因此取得更大的发展动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把香港与内地，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总结得非常精彩，他说：“国家好，香港更好。”我觉得是至理名言。
记者：我们来说一些具体合作的事情。您初任特首时就表示，要把国家的一些支持，转化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果。在您看来，国家给予香港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梁振英：在很多方面。香港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就是很大的支持。这是国家对香港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以外，具体的就很多了，比如2003年我们签署的CEPA，中文全称是“关于建立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记者：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安排。
梁振英：对。这个安排是贸易协定的一种，基本上是给香港和澳门其他经济体没有的在一些部门和领域市场准入的待遇。
记者：说到CEPA，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嘛。但对于一些老百姓，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您觉得CEPA对他们的影响在哪里？
梁振英：CEPA其中一条就是从2003年开始，允许内地某些城市的居民以个人身份来香港旅游。
记者：自由行。
梁振英：我觉得这对于这四十九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多了一个旅游上的方便，也就是说不必随着旅游团团进团出。我们正式的说法叫“个人游”，社会上也有人说是“自由行”。因为这个安排，香港旅游业2003年以后有很大发展，现在每年大概有四千万人次的内地居民到香港旅游。
记者：身处四十九个城市当中的一个，我们也是自由行的受益者。
梁振英：你们都去过？
记者：都去过，还带着父母去过，都是自由行的方式去的。其实说起自由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做有关香港的节目，“非典”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去香港，街道上几乎都是说粤语，都是本港人，现在香港街道上说的都是内地的普通话。
您看香港回归快十七年了，两地的合作也日益密切，那么现在两地合作需要怎样的拓展呢？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呢？
梁振英：全方位的，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的合作。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只有七百多万。仅仅就经济发展来讲，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到内地的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最近，我们开了一次会，把香港大大小小企业的负责人找来座谈，发现什么呢？现在香港到内地投资的，首先从地理来说，已经不限于沿海城市，而是到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甚至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有香港的投资、香港的项目。同时，投资的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了，房地产大家都知道，金融也发展非常快，也开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了。所以现在不管是从地理上来说，还是从产业面上来说，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已经是全方位的了。除了经济之外，现在越来越多香港的学者跟内地的高等院校合作，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内地学生到香港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个人层面的，现在每年在香港注册结婚的总人数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香港与内地通婚的。
记者：估计我家就有亲戚在这三分之一里。
梁振英：是嘛！有这样的情况。
记者：对，我的叔叔和婶婶就是，我叔叔在深圳，婶婶在香港，是香港人。
梁振英：有些新郎新娘，我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一了解，他们很多是一起念书的，有些在香港念书，有些在内地的学校念书，还有一些是在外面留学的时候认识的，这也算青梅竹马了，很正常。
记者：不过，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随着两地的交往越来越多，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像“蝗虫说”、“限奶令”，还有“双非”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觉得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梁振英：在这个互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处理。香港这个地方，面积比较小，公共场所、街道等等都比较狭窄，而且香港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香港人往往对各种各样的服务，效率要求比较高，速度要求也比较高。现在确实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由于内地来的旅客，再加上其他旅客人数比较多，原来中午吃饭的时候本来不必排队，现在有些香港的白领，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还要在餐厅门口排很长时间的队，等等。这些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理解，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旅游城市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旅客人数增长得太快，确实会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我们要进行平衡。这跟政府很多的公共政策一样，我们要发展，同时也要保持平衡。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我们要平衡香港居民每天生活的需要，还有旅客的需要。其中一个比较积极的做法就是，扩大我们的接待能力。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非常关注香港的这个问题，比如，我刚才说有四十九个内地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游的方式来香港旅游。这个数字过去七年一直没有增加，这就是中央政府考虑到香港的接受能力、承受能力的问题。
记者：现在，香港正在进行政改咨询。您觉得2017年的特首普选，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梁振英：对香港的意义非常大。在香港历史上，“一人一票”选举地方政府的首长是没有过的。所以，基本法的这个规定，最终实现普选这个目标，对香港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好。同时，我们也知道，香港这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跟很多外国城市的地方首长选举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首长选出来之后，他是通过中央授权，在香港实现高度自治的一个地方政府的首长。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双重的：第一就是普选这个选举方式；第二，通过普选这个方式，选出来的地方首长享有高度自治权。
记者：当然，现在是在政改咨询阶段。既然是咨询嘛，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怎么面对的？怎么看待这些声音？
梁振英：这很正常，香港是一个完全多元化的社会，我们非常欢迎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求同存异，必然可以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
记者：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一直是在做港澳和内地交流的工作，接触香港特首的机会比较多，我采访过前面两任特首。说实话，给我感觉是，在任特首的几年中，好像苍老的过程会快一点，真的会有点这种感觉。我们也经常观看特首的活动，我们觉得做香港特首是很辛苦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您觉得香港特首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先有好身体？
梁振英：每个人都应该有好身体（笑）。这么说吧，首先，政治上，基本条件是爱国爱港，拥护基本法。另外，体力，有比较好的身体状况来应付不仅是比较繁重的工作量，同时还有比较长的工作时间。为什么工作时间长呢？因为香港社会节奏非常快，社会上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不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把它处理好，尤其是应对好新闻界的提问或者是立法会议员的关注，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不会令大家满意。所以，不管我们主观愿望怎么样，到最后工作量还是比较大，工作时间还是比较长。
记者：刚才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以往的交流合作，我们说说未来的。您今年的施政报告讲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给予了香港一些新的契机，要把握好这个新的机遇，也要有些新的变化。我们想知道，您指的这个新的机遇、新的变化，具体是什么？
梁振英：很多，各个方面的机遇。我刚才说了，香港现在在内地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铺开了，是全方位的，接下来不管是城镇化也好，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好，我相信香港的企业界，我也希望香港特区政府，都可以参与这个伟大的工作。
记者：您在施政报告中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接下来粤港合作的方向。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您说要打通粤港澳商贸的一个脉络。我反向理解，“要打通”，那就说明现在还有不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指的是什么？
梁振英：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香港与广东之间的交通往来已经非常方便了，将来会更方便。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建港珠澳大桥，香港到广东的珠海、到澳门的大桥，长五十五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海上大桥。大桥三年后可以落成通车，通车之后，就把香港的大屿山跟整个珠三角连成一块了，这是脉络的一个例子吧。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政策。比如说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对香港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的GDP里面有百分之九十三来自服务贸易，来自服务业。所以，我们跟广东之间有一个协定，就是在今年2014年内，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也是脉络的一部分。
记者：然后，2015年可能会有更大范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梁振英：对，在全国范围内。
记者：现在，特区政府有一个驻北京办事处，还在广东、上海和成都设有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您在施政报告中提到会增加新的，那接下来的布局是什么样子？它们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梁振英：刚才你说的四个现有的，就是东、南、西、北各一个。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部再有一个，计划设在武汉，我们准备今年就在武汉设一个新的办事处。除了这五个办事处之外，我们还准备在每个办事处负责的地区的每个地方下设联络处。不过，相对于香港与内地现在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这五个办事处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将来能够设置更多。
记者：我们再说说向外发展的问题。我了解到，香港一直在努力地和东盟进行谈判，希望能够有一个香港—东盟自由贸易的协议。这是不是也是香港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要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梁振英：香港完全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我们是主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所以，对外——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内地的关系、外国的关系等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盟是亚洲地区一个比较主要的经济体，我们跟他们最近几年的经贸往来也发展得相当好，我们现在争取与东盟展开谈判，跟东盟签署“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我相信，不管是对东盟来说，还是对香港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一个年轻人——潘家穰先生。作为一个在广西创业的香港人，他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年轻人。您觉得，年轻人怎么能在两地共赢的进程中把握方向，找到自己发展的机会或者机遇呢？
梁振英：我建议大家有机会访问一下他，让他现身说法。其实像潘先生这样的年轻人不少，特区政府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据说长期在内地生活工作的香港人大概有三十多万，很多都在内地找到事业发展的空间。潘先生只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在内地有很多类似潘先生这样的。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这么做，因为香港毕竟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国家这么大，我很希望年轻人不要把自己事业发展的空间局限在香港这一千平方公里上。
记者：您觉得香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对于祖国和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寄语？
梁振英：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分享着我们国家发展的巨大潜力。我们作为国家一分子，是与国家拥有共同命运的，也拥有共同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