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晚清时，孙中山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主导者角色，尽管孙中山、革命党的功能非常重要。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排满革命理论，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也并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孙中山、革命党从外部对清廷政治改革施加压力，促动了清廷的改革。但当清廷改革发生后，比如预备立宪运动开始后，孙中山、革命党实际上又被宪政改革边缘化。革命、改良，在清末最后十几年处于跷跷板状态，此起彼伏。孙中山的意义，只是在这十几年中，没有机会回国，没有机会跻身于社会主流，清廷即便在宪政改革开始后，也没有大赦天下，特赦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孙中山坚持革命十几年，不如说他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等待机会。革命的机会，不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坚持，而是对手——清廷出错。从这里可以领悟清廷宪政改革最终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原因，还是心胸狭隘，没有在改革开始时大赦天下，全民和解，开放党禁，将一切反对派容纳进体制，成为体制内合法反对派。这一点心得，也是受到严复相关论述的启示。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过去二十多年探讨晚清史时，与过去革命叙事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不再从革命者、孙中山视角叙述晚清史事，而是从清王朝视角，从王朝史观重构叙事模式。所以，孙中山、革命党不再是事件史主体，不再是历史主导力量。晚清政治史的主导力量，还是清廷，还是慈禧太后、光绪帝。
为慈禧太后说句话
慈禧太后、光绪帝，在过去上百年被严重虚化了。不论是影视、文学作品中的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是革命叙事中的他们母子，与历史上的真实形象都有很大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旧戏码：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清朝作为消失的过去，最没有话语权，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的结束辩解。
胜利者当然有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清末的斗争中攻击清廷，攻击慈禧太后、光绪帝，都属于政治斗争，从历史的观点看可以理解。作为政治反对派，除了亲历王爷不杀之恩的汪精卫，没有谁真正与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帝有过正面接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攻击这对母子。比如章太炎，不止一次咒骂慈禧太后，甚至在外国人的法庭上公开指责光绪帝是菽麦不辨的“小丑”。革命党人对慈禧太后母子的攻击，属于阶级分野，不存在什么依据不依据，不能作为史料看。
但是，如果仔细体会革命党人描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革命党人并没有将他们母子看作视若仇讎的两极，而是将他们母子看作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谁好谁坏，或者谁更坏。将他们母子视为冲突双方，不共戴天，主要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描述。这在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说得最直接，最极端。他们视光绪为英主，视慈禧为清廷不改革的总后台，必须承担自甲午以来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康梁师徒这个看法深刻影响了晚清叙事，似乎清廷内部真的有两个权力中心一直在较劲。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康梁师徒毕生都只见过光绪帝一次，康有为的时间稍长些，梁启超的时间更短。他们都没有见过慈禧太后，因此他们的描述在很多时候都是出于想象、推理。这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已经被逐步证实。当然，历史学家没有见过的历史人物多得很，不能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见过。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史料接近历史人物，但历史学家不会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康梁则不然。他们对慈禧太后、光绪帝的爱与恨，主要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现实政治。这是后来研究者阅读康梁留下的那些言说时必须谨慎辨别的，绝不能将他们的政治诉求作为历史事实。必须从康梁营造的晚清话语中走出来。
历史学当然以追求历史真相为唯一诉求。晚清的历史，绝对不能诉诸于更多的情感，研究者应该很严厉地检验每一条有关的史料，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近距离接触过慈禧太后、光绪帝的人留下的史料。
当然，在过去很多年，特别是20世纪有一段时间无限度地鼓励什么人都可以写回忆录，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太监、宫女也出了不少回忆录。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回忆，他们的说法非常可疑，许多说法不过是将一些传闻借助于他们“身边人”的特殊身份说出来，其实并不可信。以溥仪的回忆录为例。
溥仪回忆录应该是晚清时期所有回忆录中最严肃的，也有历史学家参与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溥仪回忆录尤其是关于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比如他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视若仇讎，说光绪帝临死前有杀袁世凯的安排。这些说法都相当荒唐，与历史不符。溥仪和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人可能没有阅读摄政王留下的日记，也没有读过那些“天子近臣”留下的文字。假如他们读过鹿传霖的日记、许宝蘅的日记，特别是如果能够仔细体会与两宫都有许多直接接触的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等人的记录，大约就不会如此轻率断定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是你死我活，二者只能有其一。因此，要说清晚清史，就必须从最关键的慈禧太后、光绪帝说起，而且必须说清楚。
我在讨论慈禧太后时，曾经借用陈寅恪先生“同情的理解”为讨论的前提，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其实，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陈寅恪的这些说法既合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知人论世”的现代转化。用这些观点去观察研究历史上的人物，就是一种比较合乎日常情理的方式，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不要恶性去揣摩历史人物的心境、用意，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然而，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我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最高当家人，就像《红楼梦》中贾府的老太太。不能说慈禧太后拥有多少决策权，但其对大清帝国拥有最后否决权，应该不必怀疑。作为最高掌门人，慈禧太后不可能不希望大清帝国中兴、繁盛，事实上，也正是在她的领导下，才有了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同光中兴”，与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乾隆时代遥相呼应。因而，革命叙事、康梁师徒将慈禧太后视为万恶之源，是近代中国最邪恶的象征，肯定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对的。至于最近若干年，有研究机构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测定，光绪帝遗骸中残留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有剧毒，因而有学者认定这就是慈禧太后谋杀光绪帝的铁证，前提是他们母子有权力冲突，而且他们还不是亲生母子。即便是亲生母子、父子，在中国严酷的宫廷政治中，惨遭杀害的并非孤证。
这个传说流传了一百多年，但经过如此科学的检测和研究，如此郑重其事，据有限阅读，一个严肃历史学家对一个荒诞说法予以认同，这在历史上大约还是第一次。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这个说法的正误，只是想指出这个判断其实是基于一种“恶”的历史观，缺乏“同情之理解”的历史学风度，从大历史层面误读了慈禧太后，误读了近代中国。
几年前，另一种看法也在悄然传入，就是一度热播的《苍穹之昴》。这部根据日本作家浅田次郎同名小说改编，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电视剧，艺术再现戊戌变法、戊戌政变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其大的历史脉络当然还可以讨论，只是这部电视剧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慈禧太后。日本著名艺术家田中裕子对慈禧太后人情化、世俗化的塑造，较之过往刘晓庆等人政治化、妖魔化、非人化的塑造，看来更可信更合乎人们的审美要求。
其实，从历史视角重新观察，慈禧太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她或许说不上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英主明君，但她决不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如果我们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必须承认近代中国的转型大体上完成于慈禧太后当国的四十多年，那四十多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工业化从零起步，至1908年太后去世时，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中国的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进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慈禧太后执政、操心的四十八年，哪一项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慈禧太后如果没有一个包容的、进取的心态，如果没有一点世界意识，如果她像她的夫君，像她的公公等列祖列宗那样不思进取，不让变革，这些进步显然都不可能。我在研读晚清史料时，并不存心刻意为慈禧太后辩解，我只是将其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
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观察。从小的视角说，慈禧太后也真的不容易，值得同情，她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之一，因为中国女人最忌讳的几件不幸差不多都被她遇到了。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1835年生，满洲人。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1856年，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这段时间大概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使身体原本就很虚弱的咸丰帝心力憔悴，终于在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奇耻大辱后，第二年黯然病逝于热河。年仅二十六岁的慈禧太后就此开始了漫长的守寡生活，在皇叔恭亲王帮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的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一个年轻的寡妇渐渐成为政治家，守护着大清江山。
孤独寂寞的日子度过了十年之久，1872年，十七岁的载淳长大成人，开始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颐养天年，可惜天不假年，仅仅三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却一命呜呼，于1875年年初病逝，年仅十九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四十岁。正应了中国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就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从同情立场去观察，应该说慈禧太后真的是不幸。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往深了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读李鸿藻等人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因为咸丰帝早逝，大约也因为同治帝年幼丧父，使慈禧太后觉得小皇子也怪可怜，于是在小皇子的成长过程中，慈禧太后更多采取的是溺爱是纵容是听之任之，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终于在这些佞臣宵小的影响下，走上堕落之路，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常常在几个小太监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在南城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潜回宫中，以至召见军机大臣时仍处在醉酒状态，语言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知道贵为皇上这样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自己的“众爱卿”，那样的话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所以他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避开大臣们常去的著名妓寮，专觅那些下等私娼取乐，天长日久，终于染上了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清廷官方解释说是天花。这在翁同龢日记以及时人笔记中都有记载，大致可信。
同治帝之死说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而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在中国社会也并不鲜见。年轻寡妇不能见到自己的独苗吃苦受累，更不愿让自己的独苗受到什么约束。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大概不难明白她的这系列遭遇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小皇帝光绪
十九岁的同治帝死了，也没有留下儿子，且同治帝为独根独苗，无兄无弟，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惯例由皇子顺位，也无法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找其亲兄弟继承。不得已，清廷只好从最亲近的亲属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载湉生于1871年8月，他的父亲醇亲王奕为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的弟弟，所以从皇族关系论，载湉为慈禧太后的侄子。而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胞妹，载湉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1875年2月25日，年仅四岁的载湉正式继位，这就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小皇帝应该说是有真情实意的，绝不会像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决断，她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找任何一个借口撤换皇位继承人。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也不可能都是那样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不足怪。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光绪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个方面将要负起的责任，因此对于皇太后是尊重的敬仰的佩服的，对于皇太后的所有安排嘱咐一般地说来是照单遵守认真执行的，因而其性格或者说生活习惯中就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有着本质区别，慈禧太后鉴于同治帝的惨痛教训不再娇惯纵容这个领养的儿子，也是人之常情，是任何做母亲的本能。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从血缘上是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是老太太自己的未来和大清王朝的希望，是老太太的所有寄托，老太太严格要求皇上并没有错，这是任何正常人家都会做的事情，而且慈禧太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独往独来自行其是，她不仅要受制于皇族近亲、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制约，而且她很快将光绪帝的生身之父提升至非常重要的位置，奕自1884年取代恭亲王奕成为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和总理衙门的领班大臣，直至1891年去世，一直位居清王朝的权力中枢，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康有为等人后来所编造的谎言，说什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不共戴天视若仇雠。
1886年，慈禧太后五十一岁，小皇帝满十五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找皇上生身之父、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商量让小皇帝早日亲政的事情。几经周折，这件事情终于在1887年成为事实，慈禧太后只是在各方面要求下继续帮助小皇帝拿拿主意，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逐步向光绪帝手中转移。应该承认，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后来许多文字描述的那样卑劣，她要真的想赖住权力，大概完全可以不这样做。
执掌大清国的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慈禧太后准备结束一个时代，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国的整体利益，慈禧太后再次出山，走近前台，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
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上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性和不可分割性，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的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之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是相当克制、相当节制的，她并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的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及那些“天子近臣”的记录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
皇上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的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羞耻，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的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医学、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的肾病对光绪确实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也是光绪一个很难说出口的尴尬，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最重要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的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之后就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医疗待遇，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精心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的巧合在于，在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好长一段时间了。拉肚子可以致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上的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还在于，慈禧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慈禧太后大概也不致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慈禧太后的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后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命苦，所有的希望均成为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年仅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后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之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和逻辑。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政治反对者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散布皇太后谋杀皇上的传言，只是这个说法太过古怪，太没有根据，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不料一百年后，康有为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知音，慈禧太后再次“被妖魔化”。
恭亲王
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一样，清帝国也是打天下坐天下。爱新觉罗家族拥有最大的“股份”，但并不是自家的“私人企业”，而是有一大批拥有不同份额“股票”的大小“股东”，爱新觉罗的后人只是终身“董事长”，而那些大“股东”，也拥有不同程度的发言权、决策权。最大的几家“股东”，无疑属于那些“铁帽子王”。
所谓“铁帽子王”是指那些世袭罔替的王爷。这个制度源于满洲人的封爵制度，铁帽子王比一般亲王享有更优厚待遇、特权，比如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奉禄优厚；享有世袭罔替的王府。铁帽子王爷在整个清朝历史上共有十二位，其中八位王爷受封于清初，均属于立下战功的皇亲国戚，为大清帝国开国功臣，有配享太庙的殊荣。这八位王爷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亲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另有四位属于恩封，即怡贤亲王允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很显然，他们属于清代中晚期的皇亲国戚，对于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立下了大功。
这些王爷都属于大清帝国的大“股东”，他们对于清帝国的发展具有高度责任与自觉，不论他们内部有多少矛盾，但在清帝国发展上，他们可以有意见分歧，但其诚意并不需要去怀疑，过去一些研究者刻意寻找慈禧太后与诸位王爷的分歧、冲突、斗争，甚至研究其权谋，我总觉得错误估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他们的意见分歧视为根本冲突。因此，说晚清中国就是一隅中国、自大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话，我们就不能无视这些王爷的力量。
晚清王爷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恭亲王奕。不研究奕，晚清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都很难弄清。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恭亲王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时，奕受命留守北京，负责与联军议和，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同意外国公使永驻京师，开放天津等为新的条约口岸。
经过1860年外交危机，奕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的态度，并掺和着仇恨、恐惧。但自《北京条约》签订后，奕的态度改变了。当他对英国人有更多了解时，就开始赏识他们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即便不是坦率地赞扬。奕首肯英国人李泰国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信任李泰国继任者赫德等，足以证明奕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转变。
《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政治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奏请，同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等。初设时，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桂良及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十人；额外章京，满汉各八人。
《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各国要求进行改革，新建与各国一致的外务部，废止统领对外事务四十年的各国事务总理衙门。在往后四十年，由恭亲王奕担任首席军机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没有看到总理衙门被废止，但他几乎与这个重要机构相始终。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那些年，他与汉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在慈禧太后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体制，踏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实际走上霸道政治的道路，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清王朝不仅平息了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之乱，而且在对外交往中尽量放下身段，致力于构建大清王朝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不仅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而且重振了大清帝国的雄风，大致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应有的地位。
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大清王朝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恢复，国际社会比较公认的评论，认为大清国依然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强国地位。清政府主持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招商局等近代企业，不仅为大清王朝创造了财富，而且通过近代企业的发展，引进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
大清王朝生机与活力的恢复发展是无数中国人的集体创造，不过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认知，没有恭亲王奕主持，这一过程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恭亲王奕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我在研究中也充分注意到了恭亲王的价值与意义，注意他是怎样与外国人与汉大臣合作的。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也必须指出的是，恭亲王在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在恭亲王的理念中，经济的、科学的、军事的落后，都不是问题，都是可以学习追赶上的。唯在政治的体制上，恭亲王自信清帝国的体制完美无缺，中国的改革绝对不能以牺牲既有体制为代价。所以当康有为1889年初提出重构中央政治架构时，恭亲王敏锐意识到，康有为用心极为险恶，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在这一点上，恭亲王又是晚清政治变革的阻力，由此，也就好解释为什么恭亲王一死，政治变革如脱缰的野马迅猛奔腾。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认知与支持，恭亲王奕当然没有重建大清王朝雄风的机会，事实上，奕的政治命运始终与慈禧太后纠葛在一起，成为晚清政治棋盘中的关键者。
1861年8月21日，在热河病危的咸丰皇帝在临终前遗命其子载淳承继大统，并任命御前大臣肃顺、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等八人为顾命大臣，由他们共同辅助幼主。同时也约定，在同治皇帝未成年亲政前所发布的重大命令，也应该征得孝钦、孝贞两宫太后同意。
然而，这些赞襄政务大臣根本不理会这些限制，遂与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两宫太后发觉顾命八大臣难以驾驭，或者根本就无法驾驭，便召奕密谋去之。稍后，在奕等大臣帮助下，两宫太后下令将肃顺等顾命大臣予以逮捕，并对清廷权力结构作出新的安排，由两宫太后摄政，恭亲王奕为议政王。
新的权力结构导致孝钦皇后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政治地位逐步上升，成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不过在最初那些年里，慈禧太后非常仰仗奕，奕不但拥有议政王头衔，而且继续担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并入主军机处，兼领神机营。
恭亲王奕在朝中的权力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也形成了制约，于是二人遂产生了一些矛盾。1865年，当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慈禧太后借机罢免了奕的全部职务，含糊指责他偏袒亲戚及在朝廷中行为欠慎。后因廷臣强烈要求，奕得以再任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和首席军机，但不再具有议政王头衔，不过依然是清廷决策层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起到约束作用。故而当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时，慈禧太后借口奕处理不善，遂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大员全部撤职或降级，任命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庆亲王奕劻入主总理衙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手里，直至他1891年初去世。恭亲王奕由朝中重臣一下子成了赋闲的亲王。
直至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际局势、内外压力，在朝一些要员想到了最具世界眼光的老政治家奕，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慈禧太后同意已赋闲十余年的恭亲王奕官复原职，主持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日常事务。
权力获得逐步恢复的恭亲王奕是一个比较重视实际的务实政治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一贯以和解为基础，这也许得自1860年与英法联军打交道的惨痛经验。所以，重新出山的奕和李鸿章一样，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应该贸然与日本开战，而是应该尽全力寻求外交解决，依赖列强的干预与调停。当战争在主战派的不断鼓噪下终于爆发后，奕依然期待能够在战争的间隙寻求外交妥协。当这种期待完全破灭后，他坚定支持李鸿章不惜代价进行议和，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奕、李鸿章等人艰辛努力下，中国虽然在《马关条约》中受到极大损失，但中国也由此赢得了此后短暂的和平，中国这个东方漏船在经过简单修整后又开始了自己的航行。
在甲午战争善后工作告一段落时，恭亲王奕也曾想过利用这一次奇耻大辱进行内政改革，改变原来行政效率低下，重建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即便是翁同龢也总是劝他从大清王朝根本利益着想，宜权衡大势，毋作进退之词。所以，指望年迈的奕还能像先前几十年那样精力充沛地推动、领导清政府进行变法维新，无疑是困难的。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在这相对平静的三年中，奕也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只是改革内政、重建高效廉洁政府的承诺并没有实行。中国这艘漏船随时都有分崩解体的可能。德国人不宣而战强占胶州湾后，这种可能突然加快。
对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政治家来说，胶州湾危机或许并不像国内激进分子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危害中国利益和安全，在他们看来，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将旅顺、大连湾租让给俄国，将威海卫从日本人手里收回后转交给英国人，将西南大部分地区向法国人开放，这不仅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能正是中国利用外国力量进行开发的绝好机会。落后的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要想尽快踏上工业化的快车，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用现代手段去开发自己的资源。而要开放自己的资源，修建自己的铁路网，在在需要大量资金。而资本的本性就对利润的追求，中国不作出某种牺牲，就指望列强向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德国人制造的胶州湾事件在大清王朝政治高层虽然觉得很不愉快，但也没到根本无法接受的状态，更没有由此引发中国将亡的预感。
然而，胶州湾事件激起了国内民众特别是中下层人士极其强烈的反对，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人对奕所领导的这个腐朽政府进行了严厉指责、批评，强调年迈的奕知识褊狭老化，精力不济，并不真正了解国内外情况，致使中国一误再误，错过了一系列获得发展的良机。他们呼吁清廷尽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新的行政体制和政府。
这些批评，特别是改革呼吁逐步赢得了清政府政治高层的关注，光绪帝下令奕应该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但年老体衰、精力明显不济的奕不仅无力推动和领导大清王朝政治改革，甚至他的思想里似乎也不认为康有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的主张能够拯救清王朝。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有关政治改革的指示，研究是否可以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
在这次会议上，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有为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可行。而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叛徒，坚决反对派遣他出洋考察。
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奕在后来的裁决中采取折中调和的看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出决定。
奕的建议是一比较稳妥的办法。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奕因有其他要务或身体不适等原因而没有参加这次问话。不过作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对这次问话的具体内容肯定知道得比较详细。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总理衙门大臣听取汇报，翁同龢就双方所谈内容作了说明，并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自己的改革方案书面条陈，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
奕的建议合乎体制的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康有为参与的变法运动在后来因各种原因结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的呼声很高，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维新志士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不仅不能完全赞同，甚至反对清政府按照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进行变革，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所以他在弥留之际不忘谆谆告诫光绪帝，称自己通过对康有为的观察，总觉得康有为人品不太靠谱，其改革方案不太可行。清政府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关头，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慎之又慎，尤其“不可轻信小人言”，不能因改革而葬送大清王朝，因改革而损害满洲贵族利益。
几十年宦海生涯尤其是主持朝政的非凡经历，使奕在晚清政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多年来与慈禧太后有许多意见分歧，而他在甲午战争前重新出山据说也是年轻的光绪帝为了制衡太后过于强大的权势而采取的一个阴谋。不过，奕毕竟是道光皇帝的儿子，是大清帝国的大股东，他不会为了朝廷中的权力斗争而牺牲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在他重新出山后并没有完全听从光绪帝的摆布，相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诸如甲午战前主和、战后议和等事情上，他本着自己的信念，倾向于支持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帝。他甚至觉得光绪帝身边的几个心腹尤其是那个老师翁同龢居心叵测，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将这些见解都告诉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这也就为后来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奕的一生与慈禧太后确实存在着许多恩恩怨怨，慈禧太后也确实在许多时候存心打击、折磨奕。这在先前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揭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先前的研究过多注意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冲突，相对忽略了二人之间的一致。事实上，慈禧太后与奕的矛盾是慈禧太后不太喜欢奕对她的一些重要决策的否定与反对，但慈禧太后清楚奕对大清王朝乃至对她个人的忠诚是不值得怀疑的，更不会听进任何人的挑拨，毕竟他们是一家人，是叔嫂。
基于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奕在晚清政局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他的存在就是政局稳定的象征和保障，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就很难保证政局的稳定一如既往。所以，当奕患病的消息在京城和晚清官场中不胫而走时，有人高兴，有人失意，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必将因此而发生一次大的变化，有人则意识到奕去世可能会对政局造成极大冲击，甚者将危及大清王朝的安危。
进入1898年，奕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国内政治局面却因胶州湾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奕在勉力处理好日常政务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怎样借助于胶州湾事件带给人们的震动去激活人们的政治热情，重振大清王朝的辉煌，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借助于这个机会把某些制度进一步调整，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康有为的那种激进政治体制改革，他以为如果采取康的激进改革方案，不仅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混乱，而且势必削弱国家行政能力，损害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他在生命最后岁月所念念不忘的变化、改革与康有为的主张有本质不同，他当然希望他的这种改革能够在他去世后继续获得执行。
5月26日，恭亲王奕进入弥留状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闻讯在此后几天里先后多次前往探视。在弥留之际的恭亲王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对清廷的未来尤其是用人方面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相信大清王朝终有重振雄风的时候，不要急功近利地相信那些政治小人的蛊惑，更不要将政府的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
恭亲王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与其共事和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所谓聚九州岛之铁不能铸此错者，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也相当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奕临终时对朝中人事的评价虽然只是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的，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秘密，作为正当红的军机大臣、帝王之师的翁同龢不会不知道这些谈话，即便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所以当光绪帝5月26日向他问及康有为时，他的本能反映就是抹煞自己与康的任何关系，并指责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光绪帝或许是听了恭亲王奕的忠告对翁师傅进行试探，而翁的反应则是本能的自我保护。至于翁同龢将这些责难与冲突详细记载在自己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也有很多推测，我的看法是，翁同龢这样做，那也不过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康有为真的出事了，能够由此证明他与康有为等人确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知道他与康有为几次直接接触这样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都没有反映，他何以要将皇帝对他指责详细记载下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显然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尽其所能给了恭亲王至高至上的荣誉。只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向着奕的期待走，晚清政治走向却因他的逝世而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场政治风暴在他去世后短短十三天就正式开始。奕最不希望看到的急剧性政治变革却在他刚刚去世后就突然提速。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又一次促成了历史的必然。
奕去世本在意料中，他在久病了几个月后去世按理说已给慈禧太后、光绪帝乃至清廷中的重要决策者们留下了足够的应变时间。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并没有急于安排继任者，清政府的日常运作实际上因奕逝世陷入某种程度的程序性混乱。
恭亲王奕对慈禧太后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对年轻的光绪帝有着仁慈的保护功能，对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更有着一种难得的亲和力。说他守旧，他有新思想，是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说他趋新，他又不相信康有为等人类似于“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怀疑乃至讨厌康有为这班年轻政治人物的个人操守；他甚至非常讨厌貌似趋新的翁同龢，以为翁同龢对年轻皇帝已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根据与李鸿章、张荫桓的交谈得出印象，慈禧太后原来就是喜欢革新派的人，而光绪帝常常掣肘于左右守旧派，反而比较守旧。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光绪帝幡然醒悟，倾心于革新，于是帝后之间的感情亦由此而加深。特别是恭亲王奕逝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权力中心亦由此发生些微偏移，太后的权力明显增大，改革的启动也就在太后的推动下加速进行。所以，如果往深处追溯后来新政的渊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之死这个偶然因素。
奕之死在朝野内外激起巨大反响，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走向。朝中比较活跃且与恭亲王奕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有接触的大臣张荫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担忧，以为未来政局走向可能因恭亲王逝世而发生改变。四川维新志士宋育仁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顿足叹息，以为大局从此危矣；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的张謇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就预测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怎样变，张謇似乎还难预测。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先前几十年只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经济的所谓洋务运动必将随着奕的去世而寿终正寝，中国的政治体制必将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中国的政治局面也必将根本改观。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奕的死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难得一遇的良机，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光绪帝利用奕去世后的政治权力真空从速变法，勿失时，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天下更始。
醇亲王与光绪、慈禧
咸丰帝是道光帝第四子，慈禧太后掌权主要是因为她是咸丰帝的未亡人，且生有小王子同治帝。恭亲王奕为道光帝第六子，精通与洋人打交道，因而被称为“鬼子六”。醇亲王奕为道光帝第七子，他与恭亲王奕，都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
咸丰帝生于1831年，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恭亲王奕生于1833年，小咸丰帝两岁，大慈禧太后两岁。醇亲王奕生于1840年，小咸丰帝九岁，小恭亲王七岁，小慈禧太后五岁。属于最高统治层中年龄最小的。而且，醇亲王奕的大福晋为慈禧太后的胞妹，因而奕对于这位嫂子兼姐姐抱有敬意、好感，也显得很听话。而恭亲王奕则不一样，他的年龄比慈禧太后大两岁，时时处处有家长的气派与感觉，况且其确实有能力。他们两人之间有点意见分歧，完全可以理解。
恭亲王奕1884年中法战争进行时退职赋闲，并没有被剥夺王爷的特权。接替他的一是他的弟弟醇亲王奕，一是礼亲王世铎，一是庆亲王奕劻。
礼亲王世铎生于1843年，为礼烈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九世孙，年龄比醇亲王奕还小三岁。他在同治年间只是出任内大臣，在宗人府任职。至恭亲王奕被罢免，奕重组军机处，方才被奕举荐入值，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任领班军机大臣，代表皇室主持政务，遇事与奕商办，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独立见解，属于碌碌无为的贵族，出任高官仅因为其血统纯正。
庆亲王奕劻属于恭亲王奕之后最有能力的皇族成员，但他真正发挥作用在恭亲王奕去世后。他此时介入奕的班底，主要带有见习的性质。
奕因各种原因，与慈禧太后相处不错。他大概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事事，事实上，在1861年辛酉政变中，奕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与其兄奕、其嫂慈禧配合得天衣无缝，甚得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赏识。1875年，其子载湉登基后，奕加封亲王世袭罔替，并受命负责海军建设。北洋海军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国家实力增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奕的督促、规划。当然，他最受世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主管海军事务时，挪用海军费用整修颐和园。不过，这件事也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据光绪朝《东华录》，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年过半百执政已经二十六个年头的慈禧太后看着年轻的光绪帝出落成了大小伙子，她遂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还有十五岁的小皇帝光绪。这次会面的主旨，就是慈禧太后不想再垂帘听政，希望将清帝国日常事务处置权交给小皇帝。慈禧懿旨说：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四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小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最近也能自己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这当然是国家之福。慈禧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所以慈禧表示将遵守当年约定择期归政，请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某时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带有“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革命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此地此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着什么“微言大义”或矫情，更非虚情假意，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清鼎盛时代，接近于三十年的洋务新政给大清带来了一番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得到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是功成身退，就是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我虽女流，但决不是权力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要替慈禧太后翻什么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因为在那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政治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操劳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从太后立场进行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的还是为大清王朝长治久安考虑，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历练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然而，从小皇帝立场看，不论已经学到了多少知识，十五岁就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委实有点太累太恐惧，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亲爸爸”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在醇亲王敦促下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亦以时事多艰，万几繁钜，小皇帝在皇太后指点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精进不止，不断进步，是有了相当能力，不过学无止境，如果皇太后能够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送一程，将来皇上躬亲庶务，必能贯彻无疑，益臻上理，有助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实为大清王朝之福、天下臣民之幸。
醇亲王是小皇帝的亲爹，也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好。何况，醇亲王奕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谨慎。
醇亲王、礼亲王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皇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小皇帝及醇亲王、礼亲王等人的恳请。慈禧太后向他们解释说：十二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皇太后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龢日记》等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揣测太后归政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其实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书生之见或臆想。
根据《翁同龢日记》，醇亲王奕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龢等人商量对策及善后，醇亲王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龢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求皇太后抽个时间接见并一起讨论。醇亲王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龢对此似乎还是不死心，他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龢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龢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龢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僚同仁。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日），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进行讨论，各位阅读后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联衔上，并以此请示醇亲王奕，奕以为然。当天各方面的酝酿基本成熟，但能否如愿还要看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
7月15日（六月十四日），醇亲王奕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二十岁时；后半段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务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醇亲王的这个折子似乎已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并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礼亲王世铎等重臣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呼吁、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在这些呼吁请求后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或有未及周知的事情，但只要各位重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是朝廷重要凭借，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责无旁贷。各位只要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不要因循推诿，致负委任。至于皇帝求学，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国际事务，仍由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为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将平日所学付诸实践，以回应天下臣民对皇上的期待。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醇亲王奕等人继续训政数年暂缓归政的建议，不愿就这个事情再作任何讨论。
至于醇亲王奕在奏折中提出的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凡宫中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以便皇帝能够专心于大政。对此，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接到宫中由她自己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决定，不必赋予历史文献本身所没有的涵义。
这一天，钦天监选择的黄道吉日提交上来了，小皇帝的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龢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感动。这一天，翁同龢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内外重要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向皇太后请示汇报。对于翁同和的这个建议，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慢归政步骤，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17日（十六日），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然是大清过去几十年的权宜之计（权），但并没有违背大清规矩（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各种事务及战守机宜等，期望未来还能仰承皇太后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这个奏折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龢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着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为大清王朝继续负责任。翁同龢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呼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7月19日（六月十八日）不得已答应勉为其难，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真的是扶上马再送一程。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期待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政治层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预感，皇太后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参照内阁等衙门提供的相关文献和规则，于1886年11月21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现在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需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十五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醇亲王奕所期待的那样，再过五年时间，待光绪帝二十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三十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筹备着进行着。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一大早，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一脸肃穆亲往大高殿拈香，寿皇殿行礼，然后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毕，御太和殿，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朝贺。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慈禧太后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负最后责任，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敦本务实，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从理论上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小皇帝亲政，随着小皇帝成长，帝国政治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尽管继续为帝国政治负最后责任，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相信一个时代必将终结，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所以，她要主动让位，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自己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皇儿尽早“断奶”，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光绪帝亲政后不久，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发布一道谕旨，宣布将清漪园加以整修，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我圣母皇太后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实在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乾隆爷曾经在这里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园中万寿山前的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帝为庆祝其母六十大寿修建的。现在整理后由皇太后使用，敬踵前规，也是一个吉祥去处，只是将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将酌情加以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一般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明确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然而这个工程在后来却备受批评。批评者指责醇亲王奕滥用职权，挪用海军银两整修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在稍后的黄海大战中丧失了取胜的机会，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奕。
颐和园的整修工程是与光绪帝亲政、大婚，以及慈禧太后完全归政联系起来的，环环相扣。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整修颐和园，是因为皇帝真的长大了，成人了，要结婚了，要完全主持帝国政务了，为了帝国权力中心的一元化和唯一性，慈禧太后确实准备迁出皇宫了。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懿旨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日。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懿旨择定明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周时间，慈禧太后也就将帝国的所有政务统统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这一次是真的下定决心退出政坛，荡漾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而我在阅读这些史料时，总觉得过去那些怀疑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1889年2月20日），御史屠仁守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慈禧太后在这次完全归政后，继续操控或者说实际上掌握政权，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上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应该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及时干预朝政。
屠仁守的建议出于挚诚，是对清帝国未来的关爱，但是这个建议却惹恼了慈禧太后，太后看了奏折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现在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规定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根据皇太后的建议，屠仁守为此丢掉了御史职务，并被开除公职，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也就是醇亲王奕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也都很难说。清末掌故《异辞录》在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时期的一些做法，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乃至《辛丑条约》规定的数十年期限，本息加在一起多达九万万两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就时断时续居住在颐和园，尽量不再过问帝国日常事务的细节。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光绪皇帝的新时代就此正式揭幕。
从这些讨论回看醇亲王奕，他确实不是一个具有大格局的政治家，没有像他的六哥奕那样开辟一个新时代的魄力。他本来可以在洋务新政十几年成就基础上推动中国的转型，让中国像日本那样加入全球化竞争。毕竟此时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大殖民时代，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国如果在醇亲王奕接手后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内外兼修，参与全球竞争，那么在此后数年，中国绝对不会与日本拉开如此大的距离，一战即溃，打回原形。
不过，这些情形醇亲王奕并不知道。1891年元旦，醇亲王奕就因病去世。
奕病逝后，代表皇室处理清帝国中央日常事务的为庆亲王奕劻。奕劻生于1838年，乾隆皇帝曾孙。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改组政府时，受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4年受封庆亲王。1898年成为铁帽子王，也是清帝国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由此也可见庆亲王奕劻在晚清史上的地位。
读晚清史料，庆亲王奕劻是一个被高度妖魔化的满洲贵族，最流行的说法他是最贪腐的王爷。我们当然不能说奕劻清廉，说他不爱财，毕竟晚清言官举报最多的首推庆亲王。但是说他为清末贪官第一人，其实是严重低估了清帝国反贪腐的制度安排，低估了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奕的政治判断力，因为如果仔细复查那些言官的举报为什么最终并没有撼动庆亲王，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非常多，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言官制度安排存在先天性不足有关。记得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话时，李鸿章曾对这一制度安排予以批评，伊藤也毫不客气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废除这个制度，因为言官们以抓贪腐为其职责，为其考核的标准，抓的越多，功劳越大，因而言官体制下被诬告，主要是被夸大的官员不知凡几。庆亲王、李鸿章、袁世凯，都是晚清时期最能干的满汉能臣，但他们几个被举报的也最多。李鸿章赢得最高层充分信任，但他在处理事务时也不能不考虑言官，读恭亲王在甲午年让张荫桓前往天津面交的一封密信，恭亲王主要是叮嘱李鸿章要从国家大局考虑处理外交，不要顾忌那些言官，那些无稽无根的舆论。恭亲王知道很多言官就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但制度安排又赋予言官这样的特权。庆亲王的情形，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读张謇的记录，他1911年进京曾与庆亲王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说到伤心处，庆亲王“一个老男人”竟然号啕大哭，可见其内心的委屈，决非外人所能理解。
庆亲王是晚清能臣，但他真正发挥作用并不是在醇亲王奕去世后。奕去世后，政府并没有进行大改组，一切似乎都在如常进行。
恭亲王奕去世后的清廷政治格局失去了平衡，与慈禧太后、光绪帝血缘关系最紧密的两位王爷恭亲王、醇亲王都不在了。而两位王爷的后辈，光绪帝是当今皇上；恭亲王奕健在的儿子只有载滢，而载滢早就过继给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詥为嗣；奕的几个儿子，即光绪帝的弟弟有载沣、载洵、载涛三人，他们都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深度介入，但此时年龄尚小，不足以应事。载沣生于1883年，1898年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载洵生于1885年，此时只有十三岁；载涛生于1887年，此时只有十一岁。两位王爷的后人都无法此时出头组织政府，如奕、奕那样在朝廷中负责。
历史的机遇如此就落到了庆亲王奕劻的肩上。在恭亲王奕去世后，代表满洲贵族、皇室出面领导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就是庆亲王奕劻。
奕劻生于1838年，小慈禧太后三岁。奕劻年轻时就深得慈禧太后信任，1884年罢斥奕后，因慈禧太后、奕的原因，奕劻开始步入政治高层，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主持外交事务，与汉大臣李鸿章为晚清外交最高负责人，相互配合，对晚清发展、海军建设、交涉等都负有相当权势，属于皇室的重要代表。
许多研究者认为奕劻在戊戌事变发生后，坚定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反对光绪帝，后来又支持慈禧太后操控大阿哥的选择。这个说法并不真实。假如我们仔细阅读那时与庆亲王有许多直接接触的外国人，比如英国公使的外交报告，比如赫德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奕劻始终站在清帝国的立场上处理政务与外交，不论是戊戌时期，还是义和团战争时期。至于在大阿哥问题上，我反而倾向于认为庆亲王第一可能如研究者所说并不反对为光绪帝物色一个接班人，过继一个王子；但第二，庆亲王并不赞成让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第三，在庆亲王心目中，假如一定要为光绪帝过继一个王子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他的儿子？所以我在将戊戌事件与义和团事件进行综合研究时，有一个直觉判断，就是端郡王载漪在这之前并没有主持过外交事务，并没有表达过对政治、外交的看法，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认定载漪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因而不愿意承认端郡王领导的政府，不愿意承认大阿哥，进而导致中国外交停摆，冲突爆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有意，或者无意编排载漪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不敢进一步推测，但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我觉得庆亲王奕劻在这件事情上最可疑，因为第一，他是那时外交事务最高负责人，与外国人交往最多；第二，庆亲王奕劻对于清廷没有从他的孩子中选择王位接班人相当不满，因为他的儿子载振远较溥隽优秀，仪表堂堂，能力也不错，再后来的政治变革、政治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载振的障碍有两点，一是年龄偏大，他生于1876年，仅比光绪帝小五岁；第二，载振与光绪帝载湉同辈，过继为大阿哥显然不合适。但是从当时要设大阿哥的理由看，主要是因为光绪帝在戊戌事件后身体不佳、情绪不好，有撂挑子的意思。再一个就是光绪帝已经结婚十年，还没有龙子龙女。至于同辈，其实也不是根本障碍，光绪帝与同治帝就是同辈，并不影响光绪帝继位，关键是清廷的解释。
至于为什么庆亲王家没有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反而让一个并不显山露水的端郡王家占了优势，我在阅读相关史料时觉得唯一的原因不应该从端郡王方面分析，而是因为庆王爷在政治高层太久了，自1884年至今十六年了，风头出尽，拉拢了一些人，得罪了更多人，两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在1899年最后几天清廷履行最原始的军事民主，由慈禧太后向各位王爷、各大家族征询意见时，在以某种方式对大阿哥选拔时，庆王爷不招人待见，太顺理成章了。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史料作支撑。不过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是，越是重大问题，越是关键史料，越是无影无踪，历史总是有意无意考验历史学家的智力。
注释
[1]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