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的大厅里，一位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的高个子男人站在人群的外围，上身微倾，凑近一位身穿红色丝绸衬衫的年轻女人；他低着头，侧对着女人的面孔，不时睿智地点点头，礼貌地回答几声。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位已经下班的牧师，在晚会的中途被女人拦住倾听她的忏悔，或者以为他是一位心理医生，被对方哄着为她做免费咨询，其实不然；男人之所以站成这种姿势，也不是为了更好地一窥女人胸前衬衫内的风光，虽然就他的情形而言，这会是一种意外的收益，其实也是唯一的收益。他保持这种站姿，是因为大厅里太过喧闹，吵吵嚷嚷的说话声从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的坚硬表面弹回，在宾客们的脑袋旁回荡，为了让对方听见，他们只好不断地提高嗓门。这种现象被语言学家称为朗巴德效应，它得名于埃田·朗巴德。在20世纪初，朗巴德提出，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避免自己的信息被理解不清，说话者会提高自己的音量；当许多说话者不约而同地做出这种反应时，他们自然就成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的噪音源，使得噪音越来越大。男人现在已经把右耳进一步凑近红衣女人的嘴边，他的嘴巴几乎蹭到了她的胸部；对他而言，喧闹的声音早在此前就已经超出了一定限度，她说的话他只能偶尔听见些许只言片语。Side这个词似乎经常出现——但会不会是cider？还有flight from hell，也可能是cry for help。[1]你瞧，他“听觉不好”，也可以说“有听力障碍”，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他是聋人——并非完全失聪，但也比较严重，使得大多数社交场合中的交流受到影响，有时甚至无法交流，就像今天这样。
他戴着一个助听器，米色的塑料小耳塞像藏在壳里的小蜗牛一样稳稳地塞在他的两只耳朵里。这是一种昂贵的数字化工具，设有一种可以降低背景噪音的程序，但前景声音也会同时降低，而且达到一定分贝时，背景噪音甚至会完全盖住前景声音，眼下就是这种情形。就朗巴德反射原理而言，女人似乎是个例外，可这无济于事。她没有像房间里的其他人那样提高音调和音量，而是说话的声音保持不变，犹如在安静的休息室里喁喁私语或者在客人稀少的茶馆里促膝谈心。现在他们已经交谈了——准确地说，是她已经谈了——十来分钟，虽然他尽力去听，但还是没有弄清谈话的主题。是关于墙上的艺术作品——城市荒地和垃圾场的彩色放大照片吗？他想不是，她朝它们既没有看过一眼也没有指指点点，而从他勉强听得出来的她的语调来看，也不是大谈艺术——或者借用他偶尔跟他妻子开玩笑时所用的不恭之词，即揶揄艺术——时所特有的陈述句式。那语气更像是关乎什么私事、趣闻或秘密。他瞥了一下女人的脸，想从中看出一二。她的蓝眼睛真诚地盯着他，停住话头，似乎期待着某种回应。“我明白了。”他一边说，一边调整着表情，做出既若有所思又表示同情的样子，心里希望无论她说了些什么，他的神色总有一种会显得合适，至少不至于错得离谱。反正她似乎还感到满意，并接着说了下去。他没有保持原来的站姿：当聚会上乱哄哄的说话声不断涌入他的左耳时，指望靠右边的耳塞来听清她的话其实已经毫无意义，而如果试着用手捂住左耳，只会让助听器发出巨大的嗡嗡声，而且姿势看起来还很怪异。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她又停顿，他该说些什么？说出真相已经为时太晚。“嗯，很抱歉，刚才的十分钟里——”到现在可能有一刻钟了——“你跟我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你瞧，我是聋人，这么吵吵嚷嚷的，我什么都听不见。”她自然会纳闷他为什么没有尽早说明，为什么让她不断地讲呀，点头呀，喃喃称是呀，仿佛他都听懂了一般。她也许会懊恼、难堪和生气，而他不希望显得失礼。一方面，她没准儿是他妻子的一位顾客；另一方面，她似乎也很漂亮，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皮肤白皙光滑，中分的亚麻色直发长及肩膀，还天生有一副好身材——透过衬衣扣子松开的缝隙，她的乳沟隐约可见，他不难看出那对乳房没有被人工填过硅胶，也没有用胸罩钢托衬得高耸挺拔，而是显示出未被束缚的真正肌肉所具有的震颤的弹性，皮肤的表层有着几分透明，犹如上好的瓷器。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不嫌麻烦地跟他这个糟老头子聊天，他可不想给她留下坏印象，就算这只是一次不大可能重复的偶然邂逅。
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之后，再一次顿住，有所期待地望着他。“真有趣，”他说，“真有趣。”为了争取时间，以便看看这样说是否合适，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却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他不得不把杯子举成几乎垂直的角度，并停留几秒钟，让几滴残存的智利夏敦埃酒[2]流进他的喉咙。女人好奇地望着他，似乎认为他会表演什么绝技，比如把酒杯顶在鼻子上。她自己的杯子里几乎还是满满一杯白葡萄酒，从开始交谈之后，她连一小口都没有动过。所以，他不能提议他们一起去吧台续杯，而如果他独自去续杯或者要她陪他同去，似乎都有失礼貌。好在她似乎明白了他的窘境——不是他真正的窘境，即对她说的话一无所知，而是他需要再来一杯——并指着他的空杯子微笑地说了句什么，他很有把握地理解为让他再去倒一杯。“我想是的，”他说，“我能为你带一杯吗？”问得真蠢！她要两杯白葡萄酒干什么，一只手一杯吗？而她显然也不是那种贪杯者——当你去为她拿另一杯时，连忙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不过她又莞尔一笑（笑得很迷人，露出一排细密平整的白牙），摇摇头表示谢绝，然后出其不意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她说话的升调、稍稍睁大的蓝眼睛以及扬起的眉毛来看，他知道她提了一个问题，而且显然要求回答。“是的。”他说，只能是碰碰运气；她似乎很高兴，于是他壮着胆子又加了一句：“那当然了。”她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同样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接着，让他吃惊不小的是，她竟然伸出一只手。她显然是要离开了。“遇到你我很高兴。”他一边说，一边握住她的手，感觉那只手凉悠悠、汗津津的，“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这儿太吵了，恐怕我没有听清。”她把自己的姓名又说了一遍，但是毫无用处：她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儿像Axe[3]，但这肯定不对，而她的姓则完全听不见，但是他不可能要求她重复第三遍吧。“哦，是的。”他一边说，一边点点头，似乎为得到这一信息而感到满意，“嗯，跟你交谈真是太有趣了。”
“刚才跟你聊得很投机的那位年轻的金发女郎是谁？”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弗雷德问我。开车的是她，因为她没怎么喝酒，而我却喝了不少。
“不知道，”我回答说，“她告诉过我她的名字，事实上还说了两遍，可我听不清楚。她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太吵了……”
“都是因为那些钢筋水泥——容易产生回音。”
“我还以为她可能是你的哪位顾客。”
“不是，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你觉得展览怎么样？”
“没意思。很无聊。只要有数码相机，谁都能拍出那些照片。不过，你干吗问这个？”
“我觉得它们带有一种有趣的……伤感。”
这是我们谈话的压缩版，而实际情况则大致如下：
“刚才跟你聊得很投机的那位年轻女人是谁？”
“什么？”
“刚才跟你聊得很投机的那位年轻的金发女郎。”
“我没看见斯朗啊。他在那儿吗？”
“不是斯朗。我说的是跟你聊天的金发女人，她是谁？”
“哦，不知道。她告诉过我她的名字，事实上还说了两遍，可我听不清楚。她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太吵了……”
“都是因为那些钢筋水泥。”
“根本就不关暖气的事儿，实际上就我看来，总是觉得热得慌。”
“不，是钢筋水泥。墙壁，地板。容易产生回音。”
“哦……”
（停顿）
“你觉得展览怎么样？”
“我还以为她可能是你的哪位顾客。”
“谁？”
“那位年轻的金发女郎啊。”
“哦。不是，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你觉得展览怎么样？”
“什么？”
“展览——你觉得怎么样？”
“没意思。很无聊。只要有数码相机，谁都能拍出那些照片。”
“我觉得它们带有一种有趣的……伤感。”
“伤口能有趣吗？”
“是伤感，一种有趣的伤感。亲爱的，你戴助听器了吗？”
“当然戴了。”
“好像没什么作用啊。”
她说的一点儿没错。我用指甲敲了敲右耳的耳塞，听到一下沉闷的声响。电池用完了，我却没有发现。不知道是晚上什么时候用完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听见金发女郎说的话。不过我觉得并非如此。我想应该是我上厕所时发生的事情，当时她已经离开。厕所里面很安静，我注意不到声音的消失，即使注意到了，我也会将其归于厕所里的安静与展厅里的喧闹所形成的反差，而当我重新回到聚会上时，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任何人交谈，而是假装对那些照片感兴趣，那些照片不管是带有伤感也好，伤口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其实并不有趣，有的只是平淡乏味。
“电池用完了，”我说，“要不要换新的？在黑暗中有点儿不大好换。”
“算了，别费神了。”弗雷德说，她近来常说这句话。比如说，有时候我正在电脑上忙着，没有戴助听器，因为它会把键盘的柔和敲击声变成刺耳的咔嗒声，响得像老式的台式雷明顿打字机，这时她会走进我的书房，对我说句什么话，而我却听不见。于是我得飞快地做出决定，到底是停止交谈、翻找装助听器的小袋子并戴上耳塞，还是不用助听器去连蒙带猜。通常我会连蒙带猜，于是就会有一段类似如下的对话：
弗雷德：嗡嗡嗡嗡。
我：什么？
弗雷德：嗡嗡嗡嗡。
我：（用拖延手法争取时间）啊哈。
弗雷德：嗡嗡嗡嗡。
我：（猜测着她的意思）好吧。
弗雷德：（惊讶地）什么？
我：你刚才说什么？
弗雷德：你如果没听见我的话，又干吗要说“好吧”？
我：我去拿助听器。
弗雷德：算了，别费神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我们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到了家。我走进书房，给右耳的耳塞——使用指南上颇为夸张地称之为“助听仪器”——换了一粒新电池。我用完的电池数量大得惊人，因为当我把助听仪器放进装有拉链和泡沫里衬的小袋子时，经常忘记把它们关掉，然后电池就会无谓地耗尽，除非弗雷德碰巧听到它们在袋子里发出尖锐的反馈杂音并提醒我注意。这种情形在晚上时有发生，只要我上床前把它们取出来放在书房或浴室里，使弗雷德听不到它们像蚊子般兀自乱叫的呜呜声。实际上，即使在我刻意避免这样做之后，这种情况仍然频繁出现，有时我不禁以为在我关掉开关后，可能是有一种什么助听器幽灵在夜里又把它们打开了。我明明记得已经关掉，可早上打开袋子时却发现它们开着，简直难以置信。在我的神经通路上肯定有个纽结，让我在有意识地关掉开关之后，又无意识地重新打开。这是拇指的一种反射动作，即使在我把它们放进人造泡沫的小窝里安睡时，仍然把电池盖滑到“开”的位置；也就是贝茨反射，因德斯蒙德·贝茨而命名，他在21世纪初提出，使用者对自己的助听器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敌意，致使他们粗心大意地让电池耗尽，以“惩罚”这些仪器。这其实是自我惩罚，因为电池非常贵，六粒差不多就要四英镑。它们装在一个透明的圆形塑料小包装里，分成六小格，巧妙地置于一个旋转式传送带般的纸板底座上，轻轻转动，就可以通过包装背后的翻盖取出新电池。每粒电池都贴有一个褐色的塑料片，以防止漏电——也可能只是我的理解——而在把新电池装入助听设备之前，必须取下塑料片。这些黏乎乎的小圆片很难从手上弄下来处理掉。我常常将它们转移到手边任何能找到的东西的表面上，所以，我的台式电脑、文件、活页夹以及其他家庭办公用具上都满是褐色的小圆片，仿佛被某种夜间活动的啮齿类动物随地大小便而弄脏了一般。包装后面的说明指出，取下塑料片后，至少要等一分钟才能把电池装入助听设备（别问我为什么），可我为了让自己摆脱那些小圆片，所花的时间往往更长。
换好电池后，我走进客厅，但弗雷德已经上楼去床上看书了。即使她没有说，我也知道她已经在床上看书了，正如夫妻双方不用明说，也了解彼此的习惯性打算一样，而如果你碰巧耳聋，这一点就更为有用；事实上，如果她用语言告诉了我她的打算，我反而更可能理解错误。我不想上去陪她，因为我在床上看书不到五分钟就会睡着，而这样未免太早，我会在下半夜醒来，躺在那儿翻来覆去，既不愿在寒冷的黑夜爬起来，又无法再次入睡。
我琢磨着是否该看看《十点新闻》，但是这些天来的新闻实在是让人郁闷——爆炸、谋杀、暴行、饥荒、流行病、全球变暖——任何人都会在深夜避开这些新闻，觉得应该等它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和更加冷静的印刷媒体上。我走回书房去查看电子邮件——“没有新邮件”；然后，我决定把我在艺术复兴中心预展上与那位年轻女人的对话——或者说“非对话”——记录下来，那一幕回头想想似乎颇有意思，尽管当时让人很有压力。我先用平常的日记体写了一遍，接着又用第三人称现在时进行重写，以前在文体学的讨论课上，我就经常给学生布置这种练习。将第一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将过去时转换为现在时，或者反其道而行。它们在效果上有什么不同？对原来的经历而言，一种方法是否比另一种方法更合适，或者是否有哪种方法是阐释而不是重现那种经历？讨论一下。
如果是说话，选择就更为有限，不过我的继孙丹尼尔——玛西娅的孩子——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已经两岁，准确来说是两岁半，就这种年龄而言，他掌握的词汇量已经很可观，但说话时，他总是以第三人称现在时来指自己。当你说“该上床睡觉了”，他就会说“丹尼尔不累”；当你说“来亲外公一下”，他就会说“丹尼尔不亲外公”。当然，代词对小孩子来说是很棘手，因为用我们的行话说，它们是指示词，其意义完全取决于使用者：“你”出自我的口中时指的是你，而出自你口中时就成了我。因此，在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中，对代词总是掌握得比较晚，可丹尼尔在这个年龄一概用第三人称还是相当少见。玛西娅对此很担心，问我是否认为这也许是某种症状，像孤独症什么的。我就问她，当她跟丹尼尔讲话时是否也用第三人称来指她自己，比如说“妈咪累了”，或者“妈咪得做饭了”，而她承认有时的确如此。“您是说这该怪我？”她有些忿忿地说。“我是说他在模仿你，”我说，“这很常见。但他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我告诉她，就这个年龄而言，丹尼尔的句子已经组织得非常好，我敢肯定他能很快学会使用代词。事实上，当他说“丹尼尔渴了”“丹尼尔还没收拾好”“丹尼尔今天害羞”时，开口前总是明显地因为思考而暂停片刻，我觉得那种神态很可爱，近乎有一种王者的庄严和仪式感，仿佛他是一位小王子或皇太子。我称他为丹尼尔皇太子。但现在的年轻父母，起码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父母，都非常神经质，他们从媒体上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孤独症、阅读困难症、注意力缺乏症、过敏症、肥胖症，等等等等——因此总是处于恐慌状态，时刻盯着自己的孩子，就像保持警惕的老鹰一般。这种心理还具有传染性：安妮那个即将出世的宝宝让我特别紧张，而梅茜以前怀孩子时我却从来没有这样。三十七岁才生第一胎未免晚了一些。
注释：
[1]这两组词发音相近，第一组分别意为“旁边”和“苹果酒”，第二组分别是“逃离地狱”和“呼喊救命”。
[2]一种产于智利、类似夏布利酒的无甜味白葡萄酒。
[3]意为“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