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自短篇系列“厚土”之后，接连创作了《无风之树》、《旧址》等作品，似乎已把长篇小说作为他写作的基本体裁。但我总顽固地以为，李锐的几部长篇，虽然篇幅大、分量重，但在小说文体的革故鼎新和个人风格的独标一格方面，他的如许长篇，未必抵得过短篇系列“厚土”。“厚土”当时给我的巨大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如今，这样的短篇没有了，那时的李锐不见了。这一切，真让人留恋，令人怀念。
2002年底，李锐又以《银城故事》一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再次露面。带着满心狐疑读过作品之后，我不无满意地发现，李锐还是李锐，写“厚土”的李锐又回来了。
“李锐回来了”的一个显见信息，是他那种以感性与理性相杂糅的语言所构成的味道十足的叙事。作品一开首，既不讲人述事，也不描景抒情，而是以“如今的银城人已经闻不到烧牛粪的味道了”一句，波澜不惊地就拉开了故事的帷幕。有了这比较具象又颇具悬念的开头，李锐便以环环相扣又悬河泻水般的语言，从银城人主要靠干牛粪烧火做饭说起，由牛屎饼说到牛屎巴，由牛屎巴说到牛屎客，由牛屎客说到牛屎坡，由牛屎坡说到牛尾巷，接下来，又由养牛、卖牛、杀牛、牛市和加工牛肉、牛皮、牛油、牛角、牛骨，说到声名远播的牛边子牛肉及银城的沧桑演变。这样，银城的历史，就由牛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而且，举重若轻，别开生面。
好的小说，须有好的语言。而支撑着《银城故事》的，正是打着李锐印记的小说语言。像描述银城牛事，“银城漫长的历史就充满了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三万头黑灰色的水牛，晃动着庞大的身体和它们好看的弯角，眨着善良温顺的眼睛，不动声色地将银城拉进残缺不全、真伪难辨的往事里去”。像说战事将临，“一场真刀真枪的血腥战斗，马上就要在别人书写的历史里开始了”。像写到连失两子的刘三公在银城牛市的再次露面，“人们赫然看见在血红的珊瑚顶带下面堆满了如雪的白发。在忧心如焚的悲绝中，刘三公煎熬出满头白发，猛然间变成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语言表象极其感性，而内里却极其理性；准确而又富于力度，浑朴而又卓具厚度。这样的小说语言，读起来引人人胜，品起来耐人咀嚼，本身就构成了作品的亮点与审美的对象。
《银城故事》还表现出李锐以往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既有特点，这就是叙事的浑象性、氤氲性，也即无论大的故事、小的情节，作者在叙述中，一般不说破、不说满、不说透、不说完，总要给读者酌留一些想象的余地和填充的空间。像同盟会员、越侨学子欧阳朗云（也即鹰野寅藏）如何自行其是地去刺杀袁知府；银城大户刘三公如何贿赂清兵统领聂芹轩从而破财免灾，这些实属作品关键部分的描写，都似有一定的叙述指向，却又无明确的文字交代。这种实有的结果与虚写的过程之间的空白与缝隙，读者需要在情节与细节的仔细阅读中，运用想象去连缀和填充。这样的作品，光靠松心的阅读显然不行，还需要用心去品味，再度去补写。
正因作者从不向读者明示什么，要读出《银城故事》的真义与深意，恐怕还要到作品那氤氲不明的故事之中去努力寻找。而不直接说出其意义，却又把你领向意义的藏匿处，这才是李锐的真正厉害之所在。
清末民初的银城，因处于改朝换代之际，旧的秩序在打破，新的秩序未建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而又因为富户巨商刘三公、清兵统领聂芹轩、草莽英雄岳天义等不同势力，在这一时刻，既彼此缠结又相互角力，使得动荡的银城更加混乱不已，紊乱不堪。但肩负“革命”使命、决意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党”人一一同盟会会员欧阳朗云、刘兰亭与刘振武，既不去审时度势，认真了解国情；又不去启蒙民众，切实把握民情；他们只想通过暴力的手段和暴动的方式，刺杀朝廷官员，夺取银城政权。结果，除去欧阳朗云侥幸地炸死袁知府并无奈自首外，刘兰亭、刘振武都先后含愤自尽和被入刺杀。充满了“烟火气”的银城，一如既往地充满“烟火气”，一年两度的银城牛市仍在按部就班地举行。而银城的革命党人却一一罹难，“革命”也以胎死腹中而含恨告终。银城的“革命”失败，当然是一出悲剧。但这悲剧之悲，不仅在于“革命”英雄的无畏又无谓的牺牲，更还在于这种“革命”脱离国情与民情的盲目与蛮干。作品里一再写到同盟会会员出自到日本留学的学子，而指挥他们“革命”的种种指令也来自于建立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总部。这种在本土无根又与现实隔膜的“革命”者和他们的“革命”行动，最终的结果与其愿望大相径庭，就丝毫用不着奇怪了。银城同盟军的悲情覆没与他们的“革命”的悲壮失败，寄寓了作者李锐对清末到民初的中国这段历史的深入观察和大胆反思。这种反思的最大成果与直接效益，便是借《银城故事》引动读者同他一起进人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革命的深深思索。而这，正是《银城故事》一作含而不露又饶有价值的新意与深意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