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这个阶段的创作的时候，冯骥才曾指出：我们“一开始写作，就与祖国、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当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大胆直面人生，由生活获得的实感出发，进行创作。因此，我们感到，我们与中断了若干年的真正的革命文学传统联结起来，并在文坛上筑起了现实主义的新的阵垒”。是的，冯骥才的这种感受和体会是准确的。他和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出现，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是离不开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潮流推动的。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个作家仅有适宜他生长的环境，仅有独到的见解，毕竟还是写不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来的，他还需要对生活人物有切实的认识和感受。当然，感受不等于亲历。可直接的感受与间接采访领会总是有区别的。冯骥才是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人始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生活的，他能创作出以上这些反映“文革”中真实生活人物的作品，是他多年生活感受孕育的结果。《铺花的歧路》萌动于他的一位朋友曾有过的奇特遭遇和他自己的某一些体验；《啊！》里他个人的体验则更加明显一吴仲义的那种惊慌不安、忧心不定的恐惧心理，冯骥才在“文革”中是不难看到和体会到的。
多年来，我们在不少时候曾不正当地干预了作家个人情感在作品中的流露，这种不加分析的偏颇做法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作品流于绝情或矫情，失去了本可能会有的光彩，严重地妨碍了优秀作品的出现。事实上，文学创作较之其它工作更带有明显的个人劳动的成份，怎么能设想让作家把自己的感情同劳动的对象分开呢？人们也许不难看到，一切成功的作品、一切成功的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作家自身的激动和爱憎烙印，完全离开作家主观成份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当然，大凡优秀的作家总不会离开某一特定的时代生活而缩进纯粹的自我感情中，他往往是通过自己来感受并认识时代，又在时代的激流中审视自己的情感，看其是否同时代的大潮合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利益相系。如果自己的感情同时代、同人民的利益是相通相系的，那么不管他作品中溶进了多少主观的感情成份，他的作品也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时代的一面，给人以启示。这同那种主张脱离社会生活去写“自我”的倡导是根本不同的。冯骥才在自己的作品中注进了主观的激动，非但没有降低它的思想艺术水平，反而明显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这其中包含着的思考和爱憎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流贯着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激情。
在众多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小说中，冯骥才的小说有它分明的特点。这种特点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作者不循从程式，也不大量地罗列“文革”中人们遭受的各种皮肉之苦，机械地记叙事件的进程和一些生活表层悲欢，而是独辟蹊径，着力从人们灵魂所道受到的残虐来控诉“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深重灾难。因之，他的小说揭示的问题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质方面，更能唤起人们的心灵颤动和沉思，是独树一帜的。已有不少评论文章指出《铺花的歧路》中的白慧、《啊！》中的吴仲义、贾大真等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它所包含着的丰富社会内容，对冯骥才创造这些形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我看来，冯骥才的作品除了单个人物的典型性外，还具有一种整体典型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啊！》中表现得最为分明。什么是整体典型性呢？整体典型性就是作家不是企图通过对作品中某几个人物、某几件事的着力刻画达到深化主题、反映生活的目的，而是在认真描绘几个人、几件事的同时，注意调动一切手法，利用所有的情节、人物创造一种特有的典型环境气氛或情调，从而使读者不仅是通过几个人、几件事认识生活，而且更能从一种整体生活面上感受认识生活。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尽管某一单个的人物如九斤老太、赵七爷等都有典型性，但只从这些单个的人物形象身上似乎还不能完全领略“风波”的影响。然而，假如从整体性上感受并认识这个作品，则对张勋复辟在江南农村产生的那股特殊的“风”就会体会得比较细微深切了。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就在于鲁迅要造成一种整体效果。《啊！》除了具体的人物吴仲义、贾大真形象外，还始终迷漫着一种让人感到压抑、恐怖、紧张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带有很强的典型性的，它对于表现“文革”中那独有的生活是极有力量的。但是，这种氛围不是仅通过叙述描写或某一个人物表现出来的，这种氛围有时候是可视的，但还有不少是看不到但又随时能感觉到的。它是情节、人物心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等等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一种整体效果。人物、情节造成了特有的氛围，特有的氛围下又活动着不同的人物，从而使作品达到了一种整体典型性。我以为，契诃夫的《草原》、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乃至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都可以认作是整体典型性很强的作品。理解、评价这些作品，就不能着重从形象或结构情节上去把握，而应该注意总体感受。
在《铺花的歧路》、《啊！》和《雕花烟斗》等作品获得成功后，冯骥才的名声大长，读者和评论界的欢呼和赞扬及殷切期望曾使冯骥才深深地激动。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写出越来越有分量的作品来。就是在这前后，冯骥才为自己构设了一幅颇能鼓舞人心的创作蓝图。他计划在“非常年月”的总题下，写出一系列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描绘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从而为认识这场历时10年的“浩劫”留下一块形象的路碑。可惜，这个计划作者未能付诸实践。自然，作家在一个时期写什么，这不仅是领导不能限制，而且连他自己也是难以限制得住的，这要看一个时期作者的创作情绪到底被什么吸引，写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倒不必拘泥于计划的改变。
自1981年始，冯骥才的作品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写人生”创作主张的提出和实践。他在“81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的《下一步踏向何处》一文中说，前一段“创作的路子存在一些问题”，“比较偏重4社会问题”，“常常把社会问题作为中心”，“时间一久，缺陷就显露出来。这样下去，路子必然愈走愈窄”。尽管他声明自己“不是反对写4社会问题”，但他却强调今后要“写人生”。冯骥才这些意见的提出并非完全没有合理的成份，作者渴望创作前进一步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可是也不无偏颇之处。冯骥才说他自己不主张“只注重人的社会性，即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态度观点”，而主张写“人的复杂性”。这意见就未必准确周全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怎么可以设想脱离开他的“社会性”去表现他的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呢？诚然，创作主张常常有同创作实践脱节的时候，最主要的还在于看作品，但也不能忽视创作理论对实践的作用。
在冯骥才不少立意于“写人生”的作品中，《酒的魔力》、《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两个短篇及中篇《爱之上》是受到人们称赞的。《酒的魔力》写一位老领导平时拿腔拿调，总以领导的姿态出现对待别人。只是，当他在喝醉了酒的时候，他才能使自己恢复到一个正常人，才会使别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作品巧妙地指出了世俗气对人的污染和某些身居领导岗位的人堕入世俗却习以为常的可悲情形。《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则通过对一对夫妇身高超出了平常人的习惯情形，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受到嘲笑、猜疑以至打击迫害的情状，用充满敬佩同情和严厉谴责的笔，赞美一对感情诚笃然而却总是遭到不幸的夫妻，揭示出某些人身上的愚昧、庸俗气，让人看到习惯势力的可怕。在艺术地表现人的心灵情感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两方面的成功，使得这个短篇成为人们久远难忘的精彩之作。中篇小说《爱之上》描绘一位女篮球运动员在爱情、事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经历。小说主人公肖丽为了自己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当然不是无可能的空想和个人奋斗，而是把它同祖国的荣誉结合到一起），在忍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以后，决定暂时割裂自己与靳大成之间的感情联系，后来又因为意外的事故未能取得成绩，转而把全部的身心投向对下一代人的培养上，并建立起一个较为美满的家庭。肖丽先是为了事业毅然放弃了爱情，后又因为事业得到了爱情。在事业与爱情生活中，她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强者。作者用肖丽把爱情与事业、生活同哲理之间的关系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肖丽这个形象虽然带有某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她是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是一个性格特点很强烈的人物。从她的身上、从她的感情痛苦中，我们看到了情感的升华，意识到爱情的纯洁和美好。她给予人的奋进激励是十分明显的。《爱之上》发表后没有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并接受，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观、爱情观以及经历都是很不相同的。然而，不管以为它图解概念也好，以为它不真实也好，但它所提示出来的人物故事和包括在其中的意蕴，总是会让人深长思之的。这在还有不少人把爱情庸俗化的今天不无有益。爱情绝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媾合，高尚的爱情总是和人的理智、感情、事业粘连在一起，只有正确地处理了这三者间的关系，使之吻合统一的人，才有可能达到爱情的完美境界。
冯骥才企图从某些生活现象中发现人生的哲理，从而见出人的复杂性和生活内容的驳杂，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以上小说的成功却清晰地表明，它们主要得力于作者把发现的生活哲理同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接通了，不仅仅是“人的复杂性”。如果只是发现了“酒的魔力”而没有发现不良作风对那位老领导的污染的话，《酒的魔力》也不会有如此的警示力量；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爱情当然令人钦佩，但只有当我们看到这种爱情受到不应有的刁难，看到弥漫在他们周围的那种陈腐气时，感情才会被震动。《爱之上》自然不纯粹是理性的说教，它对于肖丽的赞美明显带有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呼吁，它所爆发出的激情也不只是个人的情感，而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心声。由此看来，无论是“写社会问题”还是“写人生”，都不应是孤立的，而应当把它们相互贯通起来，写出一定社会生活中的人生面貌来才好。冯骥才以上作品较好地贯通了这种联系，所以它在广度与深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结合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但是，冯骥才并不是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圆满地处理了这种“社会问题”与“人生”的贯通关系。因之，某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就较为狭窄，内容单薄，时代生活气息贫弱，减低了感染人的力量。个别作品则还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环境写人的感情、性格的“复杂性”的弊病，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短篇小说《在早春的日子里》、《老夫老妻》，或以清丽的笔致追忆幼年时代男女交往中纯净的友谊和朦胧的性爱，或以深情凝重的文字描绘一对老夫妻多年的隐蔽然而炽热的爱情，读来也都韵味甚浓，但终觉有点轻，难以令人咀嚼。1981年10月，冯骥才出访英国，归来后依据见闻和生活的积累写出了中篇小说《雾中人》。小说主人公简梅小时候是一位颇具音乐才华的儿童，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她变得玩世不恭，厌弃祖国，以至为了能出国生活，草率地嫁给一个外籍人居住到伦敦去了。然而，在伦敦她并未能找到理想的绿洲，如今依然过着一种动荡不安、也不时充溢着辛酸的生活。她既不满于现状，时时念起故土亲人，又不愿叶落归根返回祖茵，整天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打消着时光。冯骥才希望通过一个真实复杂的人物生活情境，来解剖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给人以启示，用意自然是很好的。小说笔致细腻，描绘精密，有理解，有同情，也有谴责和遗憾。可惜，作品浓重的情感掩蔽了理智的分析，致使作品对这个特殊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影响了本应有的分析和批评，使得一个并不难认识的复杂形象罩上了雾影，削弱了能动反映生活的作用。短篇小说《金色的眼镜腿儿》写一个人千方百计地抚摸了一下别人的“金色眼镜腿儿”，终于满足了自己那怪异而强烈的好奇心。这里的人物几乎全脱离开周围环境社会，那些纯心理动作的描绘尽管不无真实地写出了某些人的莫明的行为，但是意义毕竟微细得很。
冯骥才小说在“写人生”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出现的这种成功和不足的现象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可这种成功和不足产生的原因包括冯骥才自己也许并不是充分明确的。我以为，当冯骥才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看待人生、描绘人生情态的时候，他的作品就比较充实，易于读者理解并接受；而当他可能是从一个稍微单纯的艺术家意识出发的时候，他看到和描写的对象就多带有静止的、孤立的乃至奇异的现象一一虽然作者把这些现象描绘得并不板滞或粗疏，但给人的影响毕竟有限。如此看来，主张“写社会问题”还是主张“写人生”，虽然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到底不是最根本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些主张是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运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