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严谨着述，一边外出奔波、考察验证两者贯穿着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之始终。他披阅了八百多家着作，深入北京、河南、湖广、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群众。直到五十多岁了，他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地行走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间，向农民、猎人、樵夫、渔民求教，向大自然寻找正确答案。即使回到家中，他也要亲自栽培、炮炙药物，对比野生、家莳的异同；掌握播种时间、收获季节对药效的影响；弄清土壤、施肥、灌溉等因素对药物生长的作用；研究炮炙的不同方法、工序繁简、时间长短、配料不同对药用的改变；他还对矿物药亲自炼制，曾将铅炼成胡粉、黄丹、密陀僧、铅霜等多种化合物……李时珍将这些反复验证的实践经验一一写入《本草纲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系统、丰富、完整与正确、有效、实用。
初稿完成后，李时珍又作了三次较大的修改，直到1578年，《本草纲目》才最后定稿。此时，李时珍已是一位六十一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若从三十五岁那年挥毫写下“本草纲目”四个大字算起，这部医书，整整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七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时珍一生勤奋，着述很多，见于文史记载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集简方》、《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白花蛇传》等，但大多现已失传。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三书。
《本草纲目》自1596年问世以来，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在中国世代相传，共有六十多种版本。并以英、德、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节译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对东西方医学界、生物学界、矿物学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即将中国本草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医学界研究本草学蔚为成风，使得本草学臻于一门成熟的独立科学。
1956年，郭沫若为李时珍墓碑题词时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本草纲目》最早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地，被视为药物学宝典；后来通过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受到西方科学家的普遍重视。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称赞《本草纲目》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并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的变异》一书中引用了有关《本草纲目》的资料。
鉴于《本草纲目》长期享誉世界并为东西方学者所共同推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1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一致决议将李时珍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那么，《本草纲目》何以具有如此长久的魅力？它究竟包含了哪些方面的科学内容？
《本草纲目》分为五十二卷，约一百九十多万字。全书正文收录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每种药物都有详尽的释名、集解、气味、主治等解说，大多药物后面还附有历代经验药方，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此外，该书还选介了四十一部历代诸家本草，从一些医药名着中摘录有关药物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列举了各种疾病的名称和治疗这些疾病的主要药物种类，附有图示三卷共一千一百六十幅。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医学方面。它建立了本草新体系，内容全面，论述系统，增加了新药，纠正了错误，发展了药性理论；它既论药又论医，是一部医药结合的宝典，创立、发展了新的医学理论与思想，贡献了大量临床医疗经验。《本草纲目》实为历代研究中医学、中药学及中国医学史、药学史的必读书目。
同时，《本草纲目》也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
它运用了通常达变的辩证思维方法，体现了李时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16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成就。无论研究哲学，还是宗教、民俗，都可从中发现有用的资料。
它记载的十六部六十类中药，包括了无机物、有机物、动物、植物共一千多个品种。李时珍在分析、论述这些药物时，涉及了动植物的生态、生长环境、培植繁育方法和矿物的特性、产地、采制手段等许多科学知识。它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地质学、物候学及农林牧渔生产技术、冶炼技术具有研究价值。
它对每一种药物的历史渊源、主要产地、发现过程、贸易交流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记载，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历史、地理、文字学、训诂学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
难怪《本草纲目》初版时，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即在序言中称赞此书“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又说打开此书“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备悉。”可见此书一出，即光采灼灼，使有识之人、有学之士、方家学者为之倾倒。
从黄石顺流而下，不过两个多小时的水路，蕲州镇就到了。
上得岸来，行不多远，便是“李时珍医药一条街”。街道笔直，由西而东向雨湖伸展。街道两旁，耸立着清一色的具有明代风格的仿古建筑。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朱色门窗，虽为后人借重李时珍之名所建，但也甚为别致，颇有几分看头。医圣楼、时珍大药店、药商楼等建筑，将历史与现实、医药与贸易、纪念与商业、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街道长长的，我缓步而行，感到脚下伸展着的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长街。鄂东重镇古蕲州，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了，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该晃动过多少英雄人物的身影，留下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呵！可是，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与选择中，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一时的显赫、外面的虚华、多余的杂质全被历史冲刷得一干二净，而经受住考验存留下来的积淀与结晶，总是一些亮闪闪的无价之宝。在一个封闭、隔绝的明代皇朝，在一个科技饱受冷遇的社会，李时珍凭着个人的天才禀赋、社会良知、坚韧毅力，垒起了一座个人的、时代的高峰。历史选择了他，历史造就了他，同时，历史在将他身边的一些杂草败絮、浮华喧嚣冲洗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也更加凸显了他。观赏街道两旁的景致，我仿佛看见了李时珍无所不在的身影；略显湿润的空气里，我分明嗅闻着一股浓烈而熟悉的草药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百年来，蕲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流水，包括头顶的天空，都浸润在李时珍的氛围之中。蕲州以它的灵秀与丰韵推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医圣，而这位医圣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蕲州、改变着蕲州，同时塑造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的新型蕲州。
走过长长的医药一条街，尽头便是雨湖了。李时珍正是诞生在雨湖西畔的瓦硝坝村，其煌煌巨着《本草纲目》，也是避开闹市、结庐雨湖潜心构撰而成。雨湖在李时珍的一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今日雨湖，依然是那么清秀，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渔舟往来，湖边已无昔日那茂密的芦苇，但岸畔的依依杨柳与水边的田田荷叶、艳艳荷花，更具风采。
一条名为“李时珍大道”的土路横穿雨湖，它像蕲州农民扛在肩头的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李时珍陵园，一头担着蕲州镇区，将它们紧紧地连为一体。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的李时珍陵园。
1593年，七十六岁的李时珍与世长辞，后人将他安葬在雨湖东畔的蟹子地，与故居瓦硝坝村隔湖相望。解放后，以墓区为基础逐步扩建为李时珍陵园，由药物碑廊、纪念馆、药物馆、百草药园及墓区等五部分组成。
陵园入口处便是山门。每到一处风景名胜，我总是绕不过“山门”这一极具民族特色却又千篇一律的建筑。山门之本意，原为佛寺大门，因佛教寺庙多建山间，所以就有了“山门”之称。无山无寺，为何也要建一山门？对此，我未作过较深的研究，只有归于佛教普及与世俗化的结果。
进入山门，即为药物碑廊，长方形院落，三面长廊，内壁嵌入镌刻着的《本草纲目》序言、蕲州八景及药物图案一百八十多种。纪念馆内立有一座两米多高的李时珍全身塑像，陈列着大量介绍李时珍的实物与图片。百草园占地十五亩，植有中药材一百多种。
最为丰富的，当数药物馆。呈“Ｕ”形的两层建筑内，共分四个展厅：历代名医塑像及其着作展厅，这些名医包括神农、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苏敬等十人；植物药物标本展厅，共有标本一百八十多种；矿、动物药物标本展厅，有虎、熊、鹿、扬子鳄、各种鸟类及“蕲州四宝”中的蕲蛇、蕲龟活标本；中成药成果展厅。
来到李时珍墓区，见到的是两座合墓，一为李时珍与妻子吴氏合葬，一为其父母合墓。墓后树木苍苍、青翠欲滴；墓前耸立着一座洁白的李时珍半身塑像。我抬头仰望塑像，久久地凝视着，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严峻的面容一时间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医圣的，除李时珍外，还有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晚期的着名医学家，河南南阳人。他从小就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现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诊断与治疗两个方面。他建立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诊断八纲”及汗、吐、下、和“治疗四法”，已成为后代诊断治疗之准绳。
两位医圣，中间相隔着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时代迥异，专攻有别，一为诊断治疗，一为中药本草，但透过表面深入内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研究的课题实则同一：整理前代的医学成果，纠正谬误，清除日渐附加在医学上的巫气、仙气与妖气，正本清源，补充新的发现和内容。也就是说，医中之圣者如张仲景与李时珍这样的杰出人才，在中医学这一领域所能做的，并非开拓性的研究创举，而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此外，中医学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在大集成的过程中清除巫术风水、道教仙怪等神秘之气侵袭而笼罩其上的迷障。
中医何以一至于此？
考诸起源，中医与我们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神农尝百草这一远古传说，就已包含了中国传统医学诞生的基础——丰富的草药资源。形形色色的花草植物所具有的各种药物效用，在生产实践中为人们一一掌握，日积月累，中医学渐成胚胎与雏形。如果没有广袤的国土、优越的环境与繁多的植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个狭小的国家、单纯的海边区域或沙漠地带无论怎样也产生不了中医科学。
由草药到人体、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中医的源头一旦形成，日益丰富的经验与不断提高的认识便亟切地呼唤着理论的升华与总结。这时，中国早熟的传统哲学思想便介入其中了。对此，我们也可视为中医理论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哲学、文化予以指导、把握、涵盖。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形成过程，也即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思想与文化的整合过程，精华与芜杂共生共存。
于是，中医理论直接引进了朴素的“元气”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这些理论用某些特定的属性和关系解释所有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事物的不同属性与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比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归类万物，未免牵强附会；把事物运动的周期性视为五行相克的封闭圆圈，不免平衡绝对，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得出荒谬的结论。再则，神异巫术、风水学说、道教仙丹等封建迷信大多也建立在元气、阴阳、五行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也就难怪中医学不时充斥着一些邪端异说了。
与中国的儒、道、墨等传统哲学相仿佛，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构架一经形成，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修改增删古人建立的理论原则与框架，而是通过运用已确立的理论来解释具体的、新的经验事实。具体而言，中医学的理论集大成主要就是一部《黄帝内经》，我们可以将这部着作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圣经。比如说，明清以后的中医对各科疾病的分析诊断治疗肯定超过前代，但这并不等于明清的中医理论已超越过去，只是明清的医家运用中医理论对这些疾病做了具体的、前人所未及的解释而已。而张仲景、李时珍所做的，也只是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解释。直到今天，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大体仍在沿袭《内经》。
而西医理论的发展就不仅表现为对新事实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更通过新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使原来的理论得到补充或修正，甚至推翻重建。中医理论属思辩型，而近现代的西医理论属实证性，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中医发展影响最大当数儒学，儒学崇古尊经的保守主义作风阻碍了中医的创新；儒教的“孝”、“恕”伦理观阻碍了解剖学的产生，导致了形态医学的窒息；儒家重实用的作风决定了中医学朝着实用化、经验化的方向发展，束缚了理论医学的进步……
对中医的理性分析至此，我的思维又回到了李时珍身上，不禁想起了当代着名科学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他的评价。
李约瑟不仅认真地研究过李时珍，还于1980年9月亲身前来蕲州，考察李时珍故土，参观李时珍陵园，并兴致勃勃地站在一株被他称为“奇草珍药”的蕲艾前留影纪念。
他在其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的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攀登到本草着作之顶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