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发现了红铜，因此，我们可以将红铜的使用视为青铜时代的先声。红铜就是天然纯铜，外观呈红色，故名。它往往夹在山间的石块里面，原始人在选择石器材料制作工具时，自然会碰上这种天然铜块。开始，他们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石材加以处理。在长期的捶打、敲击、剥制与琢磨过程中，他们发现红铜具有与普通石材迥异的性质，不易劈裂，可以锤薄、延展，并且具有爽心悦目的光泽。于是，他们就把它制成小小的器物，或精美的装饰品佩戴在自己身上。后来又发现了红铜所具有的另一独特性质，它经过烈火熔化后不仅能够重新凝固，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原来的形状。人们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演进，慢慢就发明了熔铸术，掌握了从天然铜矿石中提炼铜质、冶铜成器的方法。自此，人类对红铜的利用才与石器的打制最终区别开来，进入真正的金属时代。
红铜虽然不像石块那样易破易碎，不像石头那样难以改变形状，不像石器那样一旦破碎就要报废，但是，它的硬度较低，一般不宜于制作生产工具，并且天然铜块极为有限，这些弱点都限制了其优越性的有效发挥，没有引起社会经济面貌的重大变革，在生产工具史上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时代。因此，考古学家将这一独特时期称为“金石并用时代”，附着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对石器获得彻底性的征服并取而代之的不是红铜，而是青铜！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红铜与锡都属软金属，但二者按照适当的比例配合炼成合金后，就具有了硬度高、熔点低、便于铸造、轮廓分明、不易锈蚀、外观美丽等兼有石器、红铜器的长处而又克服了二者不足的优越性能。于是，青铜被用来大量地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攻守武器，它的广泛使用，不仅促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更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更。
我国约在公元前21世纪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至公元前５００年结束，共一千五百年时间，历经了夏、商、西周、春秋等朝代，至战国末年即告结束。
我以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震天撼地的时期，当属那些历史的转型与变革时代，其中尤以生产力的革新并推动、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为最。以近代为例，西方的坚船重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物质文明的侵入给广大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无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与迷惑、失落与彷徨。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中，他们震惊他们选择，终而发愤以图强盛，于是开始了巨大且艰难的变革与转型。依此类推，青铜这一先进生产原料的发明、出现与使用，也必然带来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更新；而生产力的发达，又将导致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建立，这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事实也正是如此，青铜大量使用的结果，便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与演变。
颇有意味的是，我国奴隶制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不仅与青铜时代相始相终，还与青铜时代最具典型代表性的青铜九鼎相生相灭。
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步架空了舜帝，接管了他手中的实权，然后将他流放于南方的蛮荒之地。后人为了美化大禹，便篡改为舜帝巡行至苍梧之野染病而亡。大禹治水成功后，便“收天下美铜铸九鼎，列分野以像九洲”。因此，我们可以将大禹时期视为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而到了他的儿子启，就干脆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置极有可能禅让接班的伯益于死地，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执掌大权，确立了世袭王权制，成为父权家长制的始作俑者，开创了中国历史“家天下”的先河。至此，我国原始社会宣告结束，正式进入奴隶制国家社会，与其相生相伴的青铜时代也拉开了厚重的历史帷幕。
此后，青铜九鼎便成了王权的象征，为历代统治者所收藏。
战国时期，楚庄王曾挥军北伐，陈兵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子便询问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与大小。楚子问鼎，即含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意思。后来，人们便用“问鼎”一词意指图谋夺取政权。那时，铜绿山早就成为楚国疆土，铜矿的开采、冶炼与利用为楚庄王的文功武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领兵消灭西周，九鼎也被移往秦宫。此后，秦羸政也就真的灭了六国，一统中国，成为君临天下的第一任皇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收尽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锯”，熔造了十二个高大的铜人。秦始皇的这一举措，固然是为了销毁武器，削弱六国遗民的反抗力量。而那时，锋利的铁器早就开始大量使用，青铜时代已进入尾声阶段，因此，铜人的铸造，也是铁器对青铜取而代之的一个象征。十多年后，秦朝灭亡，大禹打铸的青铜九鼎也就随之不知所终了。
秦汉以后，青铜生产虽然还在长期延续着，但是，它已不能代表中国物质文化的最高水平，只能算作青铜文化一息悠然仅存的余脉。
对青铜时代的定位与研究，主要取决于青铜所铸造的物件——青铜器。精美的青铜器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一方面在于青铜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不易浸蚀朽坏；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它的重视与珍爱。一般而言，青铜器具大多为贵族阶层所享受的高档用品，他们不仅生前使用，死后也要带入坟墓作为陪葬；也有遭遇意外出逃时将它们埋入地窨。于是，后人通过挖掘、盗墓等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青铜器“民间化”，从而流传于世。青铜器的制作代表了青铜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实物形态综合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价值：对铜器生产过程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冶金技术的发展程度；对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工具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经济状况及贵族的生活、礼乐、战争等情况；对器物造型与纹饰的研究，可以把握古人的审美观念与心理崇尚；特别是青铜器上留下的铭文，更是一群“会说话”的古代见证，价值不可估量……青铜器有组织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着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从其上的铭文记载而言，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周器，也有少数可以断定为商器。
郭沫若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滥觞期（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等四个历史时期。
我国青铜时代的最高成就无疑属于商、周朝代，这一时期，也是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商周铜器种类繁多，铸造极其精巧，造型奇特生动，纹饰繁缛华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在青铜文明史上体积与重量堪称之最的巨型铜器也是出自这一时期。如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一点三三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对大缶，每件重三百多公斤；同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更是举世闻名，总重量高达二千五百多公斤，这套编钟发音清脆宏亮，每组铜钟的音阶都符合音律要求，至今仍可演奏音域广阔的乐曲。这些青铜器气势雄伟、蔚为壮观，而造型与纹饰却又显得那么精巧别致、玲珑剔透，融大气磅礴与典雅精致于一体，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在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独具一格，以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大放光彩。
由于青铜器的大量传世并凝聚、浓缩了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的诸多信息，后人的目光自然聚焦其上，从北宋年间开始，就形成了一种颇具专业性质的研究学问——金石学，传承、延续至今，可谓硕果累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