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结束后，上海《语文学习》编辑部都会约我写一篇谈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的稿子，并评点两三篇优秀考场作文。浙江省高考自主命题已经15年了，这个约定从没有间断。通过这些稿子，可以看到浙江省高考作文命题研究的经验成果，领略浙江考生的思想精神风貌。我把这15篇稿子汇集出版，为今后命题和作文教学提供一些思考。
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内涵丰富，涉及的思想文化领域非常宽，从中可以看出命题者用尽心力不懈探索的精神。在构成题目的语料选择、情境描述和文体要求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主要体现为从虚拟情境转向真实的社会生活，追求文体与实际写作功能的一致性。
浙江省高考自主命题以来，作文命题内容倾向于设置真实的话题与情境。不虚拟语言情境，不回避社会热点。“文章合为时而著”，适应时代的需要，引导考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贴近社会实际，结合生活经验，进行思考与表达。2004年，浙江省高考开始自主命题，高考作文题语料便引用了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某省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比例仅为7.5%，与该省的经济发展颇不相称。要求考生以“人文素养与发展”为话题写一篇文章。某省是确有所指的。人文素养反映了人的基本修养和品质，体现了人们处理与自然、社会及他人关系时的价值观；缺乏人文素养，失落人文精神，必然会制约个人乃至社会、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建设繁荣富裕的物质家园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精神家园的建设。有人认为这样的问题直接关联社会政治，太现实，不应该让考生作文。即使需要讨论，也应该在思想政治课或者班会活动上去讨论，不应该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然而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常常从社会大处着眼，引导考生突破小散文格局去思考社会人生。2018年，又让考生思考“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浙学思想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这类高考作文题类似现代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和古代科举的策论，所用的材料具有社会性、政治性，要求考生分析、判断、概括和阐释，发表自己的见解。
高考作文题应该直接关联社会政治，关注实际问题，还是虚拟情境，思考抽象的道理？应该引导考生作文直面现实，写实用性文章，阐明道义，还是面对内心，写作具有文学性的诗文？总体上看，浙江省高考作文的命题是从虚向实的，引导考生面对现实生活，写真实的文章。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恢复高考以后，语文命题逐步规范，作文题的意义价值指向两个方面。
一方面，贴近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语料选择多为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例如，1993年北京等地的高考作文题虚构了这样一个语境：某班学生小张生病缺课，同班好友小王帮他补课后，小张的成绩上来了。小张的母亲很感激小王，尽管家里不富裕，但还是托人给小王捎来了二百元作为报酬。小王收到钱后感到很为难，他找班主任谈了自己的看法。班上的同学知道这件事后，产生了各种议论。假设你是该班的一名成员，就此事写一篇广播稿。
又如，1997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给了三个带有思辨性的材料，让考生思考并作文。
[材料1]小新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小牧到1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高中一年级，一背就是6年1000多个日子。
[材料2]某杂志社作调查：“你对同学最赞赏的品质是什么？”调查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乐于助人”。
[材料3]某单位在一些青少年中作不记名问卷调查：“你如果遇到别人碰上麻烦事时会怎样对待？”回答“悄悄走开”的人不少。
从上面两个作文题的语料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由单纯转向复杂，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命题者试图正面引导考生反思传统的乐于助人行为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意义。类似的题目大致从生活小事出发，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尽管有的社会语境似乎有虚拟的成分，但都按照学生的生活模拟，避免社会宏大叙事。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考生不具备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的能力，不适合写宏大叙事的文章。高考作文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与社会热点、新闻事件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以免考生说大话，写大而空的文章。
另一方面，虚拟语言情境，虚拟社会生活。比较常见的方式是，运用寓言、历史故事等语料，其中包含哲学、社会、人生等教育观点，有时命题者为了突出价值取向甚至虚构生活场景，让考生思考阐发。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
例如，2001年全国高考作文题叙述了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已经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囊。乘船时，风起浪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艄公说：“船小负载重，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渡难关。”看年轻人哪一个都舍不得丢，艄公又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题目让考生以“诚信”为话题写一篇文章。“诚信”话题，在政治、经济、人和人的交往中，一直是一个热点。但命题者却避开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把它放到一个虚拟的寓言故事中。这种回避现实生活的命题理念，其实与过去认为基础教育为虚拟教育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它有很大的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2013年江苏省高考作文题描述了几位朋友的一段探险经历：
他们无意中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因对洞中环境不清楚，便点燃了几支蜡烛靠在石壁上。在进入洞穴后不久，发现许多色彩斑斓的大蝴蝶安静地附在洞壁上栖息。他们屏住呼吸，放轻脚步，唯恐惊扰了这些美丽的精灵。但数日后再去，却发现这些大蝴蝶已不在原地，而是远远地退到了山洞的深处。大家若有所悟，那里的环境也许更适宜吧，小小的蜡烛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有人质疑这段材料的科学性，认为“色彩斑斓的大蝴蝶”不会在山洞里栖息，更不会“远远地退到了山洞的深处”。其实命题者的重点在于其中包含的理，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小小的蜡烛对自然生命的影响等道理，至于生活或者科学的真实就被忽视了。
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往往以真实（包括文学的真实）语料构成语境，在真实的语境中直接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引发考生的人文思考。例如，2008年讨论都市与乡村的话题，切中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痛点。2010年的话题“角色转换之间”，思考的内容则是时代发展、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文化反哺”现象。2011年的作文题语料阐明“人生的真谛不在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认识自己，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好该做的事”，把握住了人心浮躁、急于成功等社会问题。2013年引导考生关注童真之心，引发人们反思：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扭曲了人的一些本性；我们丧失了可贵的童心，社会会陷入怎样的灾难？2016年讨论网络虚拟世界，促使考生思考生活中的困惑：才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型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不久，如何面对迅猛而来的网络虚拟世界？2007年的高考作文话题“行走在消逝中”，一时成为各大报纸的标题，人们谈论着社会生活中的消逝，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国际政治经济，似乎人生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行走在消逝中”。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浙江省高考作文题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人文价值取向和典雅的风格特征。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真实的语境中把人放在历史文化、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中，引导考生观察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把握时代脉搏，思考自然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往往会直接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会为考生往哲学、社会学方向思考留下空间，避免单向度思考和简单粗暴地下结论。
当然，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并没有排他性的价值主导，换言之，没有稳定的思想观念长期主导作文题的价值取向，而是有很大的包容性，容纳了各种思想观念。在社会形形色色的观念影响下，不同的命题者对很多现象、事实及有关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从作文题可以看出其犹豫和摇摆。2004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用一份调查报告引出社会性很强的作文话题“人文素养与发展”，考生很不适应，产生很大的反响。2005年作文题又转向了文学性的语境，用诗词“一叶落知天下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引出话题“一枝一叶一世界”。这些犹豫、摇摆其实是各种复杂观念冲突的结果。在摇摆的过程中，命题者不断探索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的新领域、新内容和新形式，形成了较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与实践。
由于语境是真实的，直接明白地揭示作文话题，即使偶有要求考生概括的情况，也不隐讳话题或题目的含义，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审题。有些老师甚至所谓的专家把作文题目的形式复杂化，分成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命意作文、任务驱动作文等，五花八门，研究一些所谓的套路。这些还是中学写作教学圈内有一定共识的所谓研究，实际教学中很多老师会有这类形式主义的写作规律教学。如果审题教学只是训练学生研究分析这类形式，那么浙江省高考作文题是不需要老师教学形式主义的审题的，因为浙江省高考作文题要考生写什么是直接告诉考生的。考生没有必要研习这类套路，审题不要拐弯抹角，只要直接思考“我的时间”“对网络虚拟世界的态度”“学生、子女等晚辈对老师、父母等长辈的文化反哺现象”等题目要你思考的现象、事实与问题。
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的文体要求有“文体不限”“明确文体”等，近几年有“论述文”和“评说”等，从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的文体写作转向实现实际社会功能所需要的文体写作，完全实现了与课程标准的文体要求相对接。但是，对于要不要明确文体，应该提倡写什么文体，教研人员还是有很大的分歧。主张文体不限的人认为，该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这样才公平。主张明确文体的人认为，一篇作文对文体只能有一个要求，虽然倾向于一种文体对其他文体写作会有限制，但是同一个作文题如果用不同文体思维标准来评价，是难以做到公平的。比如一篇文学作品和一篇论述文，放在一起评价，很难比较出好坏。如果单看它对题目确定的主题意义表达的效果或者写作目的任务完成的结果来比较评价，理论上可以不考虑考生运用什么文体，也能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但是实际教学与评价是以文体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客观的主题意义或者目的任务的达成为目的的。作文题目几乎没有具体明确的目的任务；主题意义是要求考生阐释的，但题目可阐释的空间往往很大，因为阐释空间越大，越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评价这类文章必然涉及个人情怀，要看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这些没有相对客观的标准，这也是作文评价缺乏信度和效度的主要原因。
文体分类有一个流变的过程。我国古代有过简单的二分法：韵文和散文。清代桐城派散文家姚鼐在其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中，主要依据写作的实际功能，把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这些文体大多消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依据文章写作学研究提出了以语言表达方式来分文体类型，特别突出了写作的记叙和议论能力。1978年制定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确定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文体教学的基本格局。直到21世纪初，《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依据实际写作的功能把文体分为实用类、论述类和文学类三种。然而，实用类文章、论述类文章和文学类文章这三个概念并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划分的。实用类文章的概念是从文章的社会功能来确定的，论述类文章的概念是从表达方式来确定的，而文学属于文艺学的范畴。可见这三个概念的分类，没有严格按照逻辑学的同层次、同角度来划分，所以并非十分科学。这也造成了语文写作教学文体分类的混乱，例如“论述类文章”这一概念，同时又有论说文、议论性文章、论说类文章、论述类文本等提法，这些不同的提法，反映了我们对文体与思维关系的认识的复杂化。只有把握文体的本质，完整清晰地认识，才不至于迷乱。
文体背后是思维方式。政论文，有立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来选择立场，确定观点，关注观点是否有影响力，是否有利于行动，是否能达到目的。它借助论述的方法，包装自己的观点。屏蔽不利于观点的材料，只取有利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用情怀来感染读者，而忽略材料的正确性、真实性。不在意观点和材料是否有新意，即使有新意，也会说某个更加权威的人说过，以此来增加自己观点的权威性。学术写作讲求科学，以事实和推理来证明观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指出或者填补别人观点的漏洞。不仅关注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还要关注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可以否定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学写作要借助想象虚构，通过形象来感染人。文体不限意味着思维失范。即使不限制文体，考生还是会选择投合阅卷者口味的文体。近二十多年来流行的散文写作，就是师生摸索出来普遍得到认可的文体，这种文体有叙事，有描写，也有议论，适合各种口味的阅卷者。这让人想起唐代行卷制流行起来的传奇，这种文体有史传、文学和评议的元素，体现各种写作技能，适合各种欣赏趣味。至于写什么文体的分歧，主要在是虚构还是实用，是文学类还是实用类（包括论述类）两种类型上。文学想象、虚构与论述、阐释的思维方法有很大差异，要不要确定文体，也主要考虑这两种写法。
其实这个分歧自科举考试推行以来便一直存在。纵观历朝历代科举考试，总体而言，文学性的诗赋不被重视，逐渐退出科考。宋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于是商议变革考试内容。究竟应该考什么？当时王安石和苏轼有不同看法。苏轼说：“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显然苏轼尊重唐代传统以诗赋选材，认为从政事来说，科举文所论与诗赋一样没有实际作用，因为考生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难免空谈。现在不主张高考作文题贴近社会政治，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顾虑，担心考生写脱离实际的大话空话。但苏轼以诗赋选材的依据似乎并不充分。他认为不管以什么体例考作文，都能选拔人才，也都可能选不出当用的人才。也许他擅长并喜欢诗赋，或者没有认识到体式的确关乎写作态度、思维方法，乃至文化风潮。唐代如果不以诗赋科考，不以综合各种语体的传奇行卷，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依然脍炙人口的诗赋、传奇。宋代诗词流落民间，论写得特别出色，也与科举考试的文体价值转向有关系。
王安石的看法与苏轼不一样，他认为：“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他把官员不谙世事归罪于闭门学作诗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于是罢诗赋、帖经、墨义，考查策与论。写作形式与内容转向以务实的论述与阐释为主的策论。
选拔考试的价值取向与人才特长有很大的相关性。柔美细腻的散文题考查不了顶天立地的豪迈英雄；能指点江山，善理政事者，很难写出卿卿我我的小情调文章。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张居正当年科举考试的八股题为“生财有大道”。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财与义、国家与民众等关系：“且夫聚人曰财，国而无财，非其国矣；理财曰义，财而不义，非其财矣。”他从聚人以财谈起，而非聚人以义，见解非腐儒所能及。他后来位居宰相，为政“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在他的主持下，明朝政治一新。明弘治年间进士王守仁当年的八股题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题目出自《论语》。文中可见他的心学思想已经成熟。
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当今社会文化多样，语言与思维方式各异，人才类型也趋向多样化，单单以一份试卷、一道作文题无法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须要根据人才发展和社会需要设计多种试卷及多样化的作文题考查选拔。在现行的高考语文试卷模式下，很难有包容多样文体的作文题。近几年高考语文北京卷和浙江卷都尝试了搭配微写作，改变单一文体的局限，但从信度和效度的科学性来看并不理想。浙江卷大阅读的最后一题没有采用选择题的方式，而是采用简答题的形式，其实就是一个小写作题。如果把阅读简答题都作为写作题来理解，那会改变对传统作文的认识，这有待研究讨论来达成共识。
高考作文怎么教学才有效？过去我们对学生写作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不是从学生写作主体去理解，不是把写作教学当作实践活动去理解，而是从客体、以文章形式去理解学生写作，把写作知识抽象出来，当作客观知识来教学。把写作知识大卸八块，以材料、主题、结构、语言、表达方式、修改、文风、文体为基础，以为只要能够综合学好这些知识，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并掌握一些必要的写作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够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其实这些知识脱离社会与生活，脱离学生的内心，写作教学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分辨“文章学”与“写作学”两个概念，认识到研究“文章”的是文章学，研究写作行为的是写作学，于是提出写作学“应以写为研究中心”的思想。此时，写作学第一次进入概括规律、揭示原理的理论层次。于是一些理论家提出了写作行为的本质规律，比如刘锡庆提出“双重转化”的观点——写作中首先是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向认识主体即作者头脑的转化，形成观念、情感，然后是作者观念、情感向文字表述的转化，即“物→意→文”的写作过程模型。后来，朱伯石提出“三级飞跃”论，即“感知飞跃”“内孕飞跃”和“外化飞跃”，强调了意化到物化过程的一个中介——内孕，形成“物→意→孕→文”的写作过程模型。金长民、林可夫提出“三重转化”论，即内化、意化和外化，强调了由外物到意化过程中的“内化”这个中介。但很明显，它们都是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双重转化”的实质是从认识到表现，从内容到形式，这就直接进入了主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意与物的割裂，认识主体与现实生活、客观事物的分离。
对写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一种是从自然的、物质的能动性出发，比如观察日落、树木，进入主体，慢慢上升到社会、人类和思维的能动性，再写作实践，这是一种从基础到较高层次，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路径；另外一条路径把人的精神、社会、人类共同的心灵作为写作实践的普照光，去改变物质层面的东西，改变自己的感觉、观察方法，回到写作主体本身，也就提升了主体。从人的存在出发，从写作主体的心灵、存在的社会出发，往客观性的自然性、物质性方向走，这是由近及远、贴近主体写作的；而从客观性的自然性、物质性往内心走，则是由远及近的。这两种写作教学的理念与路径虽然相反，但都把写作看作主体的实践活动。高考作文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有效性一样，前提是教学理念要正确。
写作教学应该教什么？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思考与选择：为什么写？写什么？写给谁？怎么写？很多优秀的老师认为，写作课就是教学生怎么写，写什么是学生的事情，内容是学生自己学习的，写作课是不能教的。过于重视怎么写，忽视其他三个问题，导致作文教学文化缺失，内容空洞。其实为什么写、写什么、写给谁是前提，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讨论怎么写。写作的内容可以通过交流获得。一段情可以碰撞出另一段情，一个思想可以碰撞出另一个思想，一句话可以碰撞出另一句话，一首诗可以碰撞出另一首诗，一篇文章可以碰撞出另一篇文章，一种形式可以碰撞出另一种形式。交流碰撞可以丰富学生的写作内容和形式，可以生出新的形式和内容。怎么写要在有了内容之后才可以实施。作为高中生，从阅读中学习到的怎么写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在写作课上多教学了，陈述性知识更是没有必要教学，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障碍和问题，可以适当辅助以程序性知识，提醒学生有针对性地运用知识与方法。写作课主要是交流思想的，不是用来讲解写文章的知识的，深奥的写作知识尤其应该放到阅读课上教学。
写作教学处在虚拟的知识与情境中，就会忽视社会与生活的实际需要，弱化人文思考，但社会是以实际的思考内容和表达能力来评价学生和教学的。大学教授责怪中学培养的学生把论文写成抒情散文；企业家埋怨大学毕业生不会写说明书，不会做广告策划案；行政领导批评名校招来的公务员不会写报告。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基础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夯实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而这些知识是专家抽象出来的，是虚拟的，其实是在虚拟情境中培养能力。中学获得的写作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离社会实际需要的专业写作是有差距的，学生还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把中学获得的知识能力转化为专业的写作能力。大学学习和实际工作都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写作基础，课程标准中的写作知识和写作要求也已经逐步和社会实际的写作要求接轨，浙江省高考作文也在促使学生面对现实社会、观察社会现象、把握重要概念、深入思考文化意义。
胡勤
201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