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张九成居士有一次正在想一公案，苦参良久，不得要领，突然听到蛙声大作。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感到的可能就是个“烦”字，而张居士却由此顿然大悟，写出流芳百世的两句偶对：
春风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
并不是蛙声比什么声音都好听，而是当一个人具有求顺之智时，能无物无我，顺乎环境，纵是噪音，也能倾心领悟。于是再不是苦思时让人打扰，而是随即从一片天清地宁的心境步入蛙声一片的境地，蛙声便成了能悟的媒介，使人顿时心光流瀑，直达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
这便是求顺的智，既承认存在的合理性，也了解存在的时间性和条件性，深解有限的生命对许多存在的无奈，而能够理性地面对。做不了英雄，就做个好官；做不了好官，那你就做个好百姓。既然权位、财富和盛名不能强求，还是知命的好。
世上有不少事情，人们都无法靠他们的聪明或努力来改变，在这些事实面前，完完全全就只有束手待命。
自然是无情的：地球内部的变动有它自己的规律，当火山、海啸要发生时，它不会顾及到会伤了多少人；地球表面的变动也有它的规律，当暖转寒时，它不会考虑有多少人没有寒衣。人类社会同样如是：社会总是在发展，在变革，当每一次大的变革来临时，总是要有一个利益的重新分配，总是要伤及许多的无辜。面对诸如此类的不幸，智者会镇定自然，一笑了之，否则更会百思不解，耿耿于怀，痛苦终生。
譬如中国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大进步，造福了千百万受苦人，对当时的富人，却是一种打击，没收他们的家产，置他们于“改造”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中也出现过。遇到这种境况的人，自然是毫无办法，只能“顺乎社会潮流”，一切重新开始。这些，便可以称之为“命”。
命若是指生死、贫富和一些遭遇是生来注定的，这显然于实际不符。我们生活在一条长长的因果链条中，有的“因为”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我们便称之为“命”；有的“因为”是你自己的原因，我们便称之为“运”。一个人的“命运”便这么产生出来。所以，凡事只要把握好“运”，怎么差的“命”都击不倒你，站起来对于你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现实的人生中一些关于一个人的生死、贫富、荣辱等境遇，常常是仅凭他自己单个的力量无法改变的。这样的事实，我称之为“命”。譬如改朝换代时的无辜受害者，譬如“文革”中许多被整得家破人亡精明勤勉的人，他们是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的。
认识到“命”的力量的强大，就会认识到求顺观的做事原则合理的一面。顺命行事，事半功倍，可以享受到人生的温馨；逆命而行，苦恼徒增，丧失人生的乐趣。命就是“世界之潮流，人群之需要”，就是“自然之规律，个人之人格”。这样的“命”，单个的力量是没法改变的，只有“适合”、“顺从”才是最佳的选择。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需要；每一个人群，有每一个人群的喜欢。某人做事作风是忍耐与谨慎的，而时代和人群正需要这样的作风，如此则他的事业便兴盛了；但若是时代和人群改变了，他也就毁了。因为他变得不适合，不顺从了。
人们爱说性格决定命运，事实并不是这样。上世纪上半叶造就的那么多将军，有几个是性格温和的？而如今的官场中，能做得一官半职，又有几个不是性格“温和”的？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社会决定命运。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能包容所有不同性格人的，因为就性格本身而言，是无好坏之分的。只不过是时代的需要，只选择与之相符合的而给予特别的照顾罢了。
二十世纪初期从战火中打出来的许多将军，若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更很难有用武之地。反之，从二十世纪末期升起来的一颗颗名星，特别是那些艺人，倘若是在战争年代，他们很可能连饭也混不上吃的。
时代的需要如此强大有力，时代需要适合她的人，只给那些与之深合适宜的人，才可能披上成功的外衣，这是每个智者都必需意识到的，这样才有利于调整自己，以适应于时代。
4、
顺从、适合时代与人群之需要，有理性和感性两个不同的层次，因此也就有偶然和必然的两个不同结果。
由于世事多变，人生险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具有这么大的智慧，使他能永远知道如何去适应、顺从时代和人群的变化。但是，比较而言，理性的顺从适应者是更能长久地顺从与适应，更能必然地顺从与适应。这属于求顺智者的专利，只要命运不十分险恶，一般都能使自己一生立于不败之地。尽管如此，一些偶然的适应与顺从还是令人羡慕。譬如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王论》中提到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生行事都是极其冲动的，而时代和环境却恰好符合他的做事方式，所以他始终能得到愉快结果。他对波隆的那第一次进攻，当时卓凡尼·本底伏里大人还不曾逝世，威尼斯人不赞成这次行动，西班牙国王也不赞成。至于法兰西国王，他还正和他讨论这件事情。可是他却以他习性的勇敢和精力，亲自发动起这次征伐来。他这一冲动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使西班牙国王和威尼斯人都变得动摇与被动。所以会如此，西班牙国王是由于畏惧，而威尼斯人则为的是想恢复那不勒斯王国的土地。尤利乌斯以其急躁行动，做了其他任何一个最审慎的教皇所不能做的事。因为，如果尤利乌斯延迟从罗马出兵；如果他象任何其他教皇会做的那样，等到他的全部计划与所有谈判统统完成了再出兵，那他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法兰西国王将会找出一百零一个拒绝的借口，而别人也会给他提出一百零一个畏惧的理由。急躁的行动使尤利乌斯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在众人的反对声里夺得胜利。这种偶然的顺令人惊喜，却不是人人都可求得，这是它局限的一个方面。另方面，遇到厄运，它只会令人束手无策，而真正的求顺智者却能够等待。
命可以比之为那些泛滥的河川，当洪水到来之时，所向无敌。它汹涌向前，淹没了原野，冲走了树木和房舍，将土壤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问题是，它如此强大、威猛，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在天气恢复正常后，人们还是不能有些须动作。作为求顺智者，这时便会站出来开浚沟渠、修筑堤岸，以防下次洪水再来时不至于泛滥成灾，使它的威力不再那么不受控制，不再那么危险。命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在没有作好准备来抵抗她力量的地方，她就显示出无以抗衡的力量，哪里没有筑起足以阻止她泛滥的堤防，她的暴力就会施向那里。
因此，至高的求顺智者，他的顺从与适应是积极的，是隐含引导的顺从与适应。做人达到这样的境地，便能步入逢凶化吉、指点江山的殿堂，在子孙们的语言中，便也常常会肃然起敬地提到他们的名字，自己的一生也如“庖丁”的那把宰牛刀一般，虽是宰杀过千万的牲畜，却能在最不伤害自己的地方游刃有余，最完好地保存自己，完成事业。
5、
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又是人能否享受快乐的基本条件。一个没有求顺智慧的人，有可能把别人做来是非常快乐的事体验成不快乐，这就好比美酒到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
因此，我们生存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要看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求顺智者认为：人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的诸多因素则是媒介性的，或是一般的，是属于影响力可以消除破灭的一类。
对“反省”这个词，每个正常人心里都曾有过的体验，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他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对那些由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失败和苦难却无法承受。
明明知道嫉妒是可耻的，却偏偏要去嫉妒；明明知道和气可以生财，却偏偏要态度粗暴；明明知道常常夸赞自己的同事、上级会得到不少好处，却偏偏开口就说他们的坏话……于是便去体验“反省”，结果从头做时还是照旧，还得再体验“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