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局的危险
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徐达的外孙，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行动迟缓的胖子、闷骚男，表情呆板、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而附着在他身上的所有历史关系其实可以用减法来计算，那些惊心动魄、满布刀光剑影的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决定了本文主人公朱高炽的生死存亡，他的命运随着这两个关系的展开和深入变得跌宕起伏。究其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竟然都是在这两种关系中搏生存——一个弱者的生存之道由此浮出水面，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明仁宗朱高炽的帝王之路才独具一格，成为大明帝王成长史上的一个鲜明案例，值得细说。
洪武二十八年，两个人的身份得以确认——17岁的朱高炽在这一年闰九月壬午二十一（1395年11月4日）被册封为燕世子，小他两岁的弟弟、15岁的朱高煦则被封高阳王。这样的身份确认在洪武二十八年完成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朱高炽被册封为燕世子意味着他将是朱棣百年之后燕藩王的合法继承人，而朱高煦却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少年胖子朱高炽的洪武二十八年毫无疑问是阳光灿烂的，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对这个胖孙子的喜爱，这为朱高炽的人生加分不少。
如此看来，朱高炽的人生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接班，成为燕王，然后老去，死去。当然这一切的规定情境是建立在帝国礼仪被不折不扣执行，同时朱高炽的身体状况能支撑他活得足够长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只是这一点谁都无法保证。
因为朱棣首先向命运说“不”了。这个朱元璋儿子当中的老四相貌堂堂，不甘心一辈子老死在北平。他和尚未成年的二儿子朱高煦一样，眼看着要成为帝国礼仪制度的牺牲品——礼仪真是什么都管，嫡长子的人生天生就与众不同，哪怕是草包一个。这是帝国维稳的需要，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公平、民主甚至包括能力。朱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胜于朱允炆，可嫡长子胜出制，你这个当叔叔的又能怎样呢？所以朱棣面临的选择其实是二选一：要么做礼仪制度的顺民，要么推翻它，做自己的主人——1399年，十四世纪的最后一年，燕王朱棣终于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由此他和他儿子们的命运都进入不确定期——每一个人都面临变局：或者成功或者成仁。具体到朱高炽身上，这个燕世子的前景或者美好得令人怦然心动——朱棣闹“革命”一旦成功，坐上皇位，那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或者糟糕得无以复加：简单地说“革命”一旦失败，他和老爸都要一命呜呼。
所以考验就此开始。1399年朱高炽21岁，胖得令人肃然起敬。在朱棣略带厌恶的眼光斜视下，他领着差不多一万老弱病残的预备役部队留守北平，开始其平庸得无人看好的军旅生涯。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朱棣为什么要用略带厌恶的眼光看自己的这个嫡长子——没别的，只因为他胖，而且平庸。和二儿子朱高煦相比，朱高炽几乎在各方面都呈现了一个弱势男人的所有缺点——他不仅胖，还天生行走困难，走路一跛一跛的，是个胖子兼跛子。朱棣很难想象，万一“革命”成功，他坐上了龙椅，朱高炽怎么办？他也跛着爬上龙椅，将一摊横肉堆在上面，然后露出一个捡漏之后无比灿烂自得的平庸的笑脸？那简直是无耻！令人难以想象，也让朱棣难以接受。所以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浦子口之战中，因为朱高煦率骑兵赶来表现突出，朱棣才会拍着他的背说出那样一番话来：“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这似乎是一种战术许诺，却未必不是朱棣在1402年真实心态的流露。不错，朱元璋是立下嫡长子嗣位的规矩，但人定胜天，多少规矩立下来就是拿来废除的，这叫改朝换代，一代新人胜旧人。更何况朱棣最后坐上龙椅恰恰是对这个规矩的蔑视和反动。老子如此，儿子何尝不能破旧立新呢？
因此1402年的朱高炽便面临着出局的危险。这位燕世子没有建功立业，而是留守后方，对新朝的贡献远不如生龙活虎的二弟朱高煦，那么，当永乐王朝的大钟敲响之时，他的命运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向呢？
如履薄冰
从1402年朱棣即帝位开始，到1404年永乐二年止，朱高炽的人生进入了悬置期。他的世子位置没有被废，但也并没被立为皇太子。换句话说，朱棣没有对他的命运进行评判，而是搁置起来，悬而不决。
搁置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胶着。在朱高炽和朱高煦的能力拔河赛中，后者表现突出，令裁判员朱棣迟迟无法吹哨，以决胜负。
首先朱高煦能力超强，性格外向，有王者之气。
其次朱高煦相貌堂堂，一如朱棣，有王者之相。
再次，朱棣自己不是嫡长子继位，急需朱高煦上位以补充说明情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朱棣在战时对朱高煦有过承诺，得天下后将传位于他，而朱高煦也的确表现突出，适合接棒。所谓君无戏言，朱棣骑虎难下。
以上四点原因构成了对朱高炽上位的致命威胁。的确，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朱高煦一旦上位，以其杀伐决断的个性，朱高炽很可能命将不保——一个弱者的生存困境，就此变得严重起来。
当然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朱棣在立储问题上的暧昧或者说沉默给了百官们很多的想象空间。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等人开始上书力挺朱高煦为太子，给出的理由是“靖难有功”，这样的理由毫无疑问是胜过朱高炽守土之功的。舆论的力量打破了朱高炽和朱高煦能力拔河赛中的平衡关系，迫使朱棣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给出答案——弱者朱高炽还是强者朱高煦胜出？
终于，大明朝第四任皇帝的候选人名单在永乐二年四月甲戌初四（1404年5月12日）揭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晋封汉王。朱棣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让朱高炽的命运似乎变得有惊无险了。
但一切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朱高炽从一个世子变身皇太子，迎来的却是父亲朱棣狐疑而审慎的目光，以及朱高煦不屑和仇视的眼神，甚至还包括三弟朱高燧蠢蠢欲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天朱高燧也被封为赵王，要命的是他竟然也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感觉——由此朱高炽四面受敌。这一切其实都是父亲朱棣设的局。在反复权衡之后，朱棣虽然勉强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对他的考验却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是如何怀疑一切乃至于打击一切的，而朱高煦和朱高燧兄弟俩也联起手来，千方百计地打击他们共同的目标——朱高炽。朱高炽事实上是被推到了祭坛之上，从一个隐形目标变成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公共打击对象。帝王之家，扭曲的父子、兄弟关系和权力蛋糕的切割纠结在一起，朱高炽真是如履薄冰、无法应招了。
而他的忠实支持者、内阁学士解缙的非正常死亡则暗示朱高炽的皇权之路必定充满阴谋和血腥——他立在悬崖边上，虽然面对天堂，脚下却是深渊，是地狱。
解缙的努力
解缙是朱高炽的忠实支持者。这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进士在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将朱高炽从世子的位置推到皇太子的位置上，从而两人的荣辱前程被自然而然地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朱棣对其先宠后弃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关照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和朱高炽恩怨交集的父子关系。这对朱高炽来说，既是考验，又是警醒。坐上龙椅事更多，哪怕还没正式坐上去，仅仅是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存在着，炼狱便已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永乐五年之前的解缙是朱棣的宠臣。当方孝孺被诛十族之后，解缙成了永乐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对其恩遇的开始，当然也是解缙个人才华的体现。他擢侍读，值文渊阁，又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和胡广、杨士奇、杨荣等六人一起成为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而解缙尤得圣心。朱棣经常在半夜将其召入宫中密商政务，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朕，而朕不可一日无解缙。”恩宠可谓一时无两。
其实，作为朱棣对解缙恩宠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立嗣问题上对后者的尊重。他在自己难以取舍的时候最终听取了解缙的意见，立朱高炽为皇太子。解缙对犹豫不决的朱棣如是说：“世子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或许这样的时刻解缙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态度——“夺长为乱道之行径”，希望朱棣以国事为重。显然，解缙的劝告或者说警告对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朱高煦为太子了，只是实在不看好朱高炽，朱棣找不到立其为皇太子的充分理由。
几天之后，解缙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张《虎彪图》上挥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而这张《虎彪图》也确实画出了作为百兽之尊的老虎父子相亲的动人情状，再配以解缙的题词，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终做出立朱高炽为皇太子的决定。
只是解缙没有想到，圣心最是难测。他极力将朱高炽从世子推到皇太子位置上的这一举动，随后就为其带来太子党党魁的隐身份。不仅朱高煦对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无意间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个人，为什么和朱高炽走得这么近呢——感动之后是猜疑，朱棣将为君之道演绎得入木三分。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的人生走到了拐点上。从宠儿到弃儿，这一年是实实在在的分水岭——他突然被朱棣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给出的理由是“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当然这些所谓的理由都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来了。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虑，又给了朱高煦有别于寻常藩王的待遇，“礼秩逾嫡”。朱棣将朱高煦封国云南，却对其拒不就封听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让朱高煦的儿子去朱高炽监国所在地南京，对其实施秘密监视。朱棣如此作为，解缙当然忧心忡忡，他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皇上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万万不可。但此时的朱棣却以为解缙离间其父子关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炽的利益在说话，他当然要狠狠打击。朱棣在将其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后不久，又追贬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参议，让解缙到越南待着凉快去。
三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解缙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从而直接将自己逼上绝路。那是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入京（南京）奏事，需要面见永乐帝朱棣，可当时朱棣因为北征不在京师，解缙眼看要失望而归，便擅自决定去谒见皇太子朱高炽。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欠妥的，因为容易授人以柄。事实上朱高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确实加以利用了。他向父亲朱棣告状说：“（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见《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么一件小事经过朱高煦的渲染和演绎很快就发酵成立储之争中的大案。朱棣震怒之余颁旨：将解缙下狱。一批亲近太子的官员受到牵连。而解缙的命运更加令人感慨。他在永乐九年下狱后，朱棣对其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五年后的永乐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报囚犯名录，朱棣恍如隔世地看见解缙名字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长地问一声：解缙还活着？几天之后，心领神会的纪纲便找机会将解缙灌醉，然后拉到冰天雪地的郊外埋于积雪中活活冻死。这位《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47岁。随后，解缙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辽东。
看一代才子解缙的生命简史，朱高炽当然会明白那些个中滋味——监国二十来年，一直在父亲朱棣狐疑的眼光下讨生活，处处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唉，那么漫长、尴尬充满危机的配角生涯，要怎么熬过去呢？
忍
武官李谅没想到，自己在早朝后与皇太子朱高炽的一次无心晋见，竟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安危。他被言官弹劾了，称其私见太子，居心不良。更严重的是远在蒙古北征的朱棣大皇帝也在百忙中亲自写信，警告他不可与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谅事件发生在太子监国时期。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业，忙于营造国家级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炽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也的确是日常政务，因为朱棣给他的授权里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接待权，第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每一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常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这里的“东宫”是对太子的别称。朱棣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当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权谋之道，未雨绸缪。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容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朱棣如此动怒呢？起因其实很简单，缘于不久前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刘观是雄县人，深得朱棣赏识。永乐元年，朱棣做皇帝后，就升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还没赴任呢，又马上官拜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刘观调任左副都御史。永乐六年，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从刘观的这份仕途履历表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如果没有朱棣对他的赏识，根本不可能仅用六年时间就从一个地方干部爬到公安部部长（刑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岗位上。而朱高炽之所以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失，他还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推手游戏并不因为朱高炽的一味退让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因为很多非主观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运行轨迹。比如流言和谗言。朱高炽监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哪怕这其中无关权力的争夺，但在流言和谗言的催化下，朱棣也会在狐疑之后化掌为刀，猛击朱高炽子虚乌有的夺权企图。至此，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继解缙之后，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主要人物之一。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决太子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搞得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惨烈之极。那个朱高炽站在历史的现场，看在眼里，真是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是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廷臣们的表情是噤若寒蝉，不敢争，“竟论奸党”。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寸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详细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永乐十二年（1414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有些措辞也欠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狠狠打击。几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释放，官复原职（天知道这检讨该怎么做，但杨士奇明显是心向太子的，因为他把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顺利过关），可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东山再起。
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这个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居心何在？于是礼部侍郎胡濙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濙这个人善于审时度势，不敢得朱罪日后要当皇帝的朱高炽，只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成祖朱棣，才使得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由此可见，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他东宫官属的回护，也不仅仅是礼部侍郎胡濙式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他的智慧，一个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难想象，朱高炽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钱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屏蔽父亲的猜疑，化解兄弟间的算计，然后坐上龙椅，君临天下。
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沉下心来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炽身上体现出来的弱者生存术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术又是如何让他转弱为强，笑到最后的？
仁者无敌
通常，胖子朱高炽会眼神迷离而略带颓废地混迹于一帮文人当中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似乎是个胸无大志的主。但有一次，他与状元曾子棨下棋时写的一首诗却不经意间泄露了其胸中沟壑。诗曰：
二国争雄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重，一着功成见太平。
这首诗文采虽不怎么样，却字里行间透出重重杀气。表面上写下棋，实质却落脚于攻城略地、建国安邦的治国策。这个貌似平庸的胖书呆子、帝国权力场上的弱者虽然在其强父悍弟的反衬下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可偏偏世事如棋，韬光养晦者笑到最后。
朱高炽就是那个韬光养晦者，他的生存之道是先示人以弱，再以弱胜强。当然真正要做到以弱胜强，还必须有不一样的思维，在细节处呈现远见卓识——恰恰在这些方面，朱高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完美。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朱高炽之所以胜出，实在是他的人生一路行来，早已伏笔处处，最后只需连缀一体，便可水到渠成或者说大功告成。
朱元璋最早发现了朱高炽身上异于常人之处，那就是思维，朱高炽式的思维。朱元璋有一次考察藩王嫡子的行政能力，让他们分别批阅大臣们的奏章。其他几位藩王嫡子事无巨细，对奏章的内容眉毛胡子一把抓，给人印象平平，但朱高炽却只关注那些军政大事，对奏章中出现的错字从不订正。朱元璋问他个中原因，朱高炽给出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小毛病，不足以劳烦天子知道。又一次，朱元璋检阅军队，众多藩王及其嫡子都早早率队参加，唯独朱高炽的军队姗姗来迟，原来当天天气非常冷，朱高炽不忍让士兵们饿肚子参加检阅，便等他们都吃完了饭才开始出发。由此，朱元璋对他刮目相看，说了以下这样一句话：“小子异日不可量也。”——你小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啊……
这实在是一个阅人无数的政治老人对一个未来新兴王者的大胆判断或者说预言——和当时皇太孙身份的朱允炆一样，朱高炽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体现了仁者心态，对上仁，对下也仁。所谓仁者无敌，朱元璋透过朱高炽肥胖的皮囊预见到了他百年之后必有“王者兴”的一个趋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没看走眼。因为朱高炽的仁义或者说仁德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太子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呈现了出来，以至于以东宫官属为群体的保护伞在他头顶上一直灿烂打开，并且刀枪不入，助他安然无恙地成就“九五之尊”：解缙为了他能够上位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家被抄，妻子、宗族流放辽东；大理寺右丞耿通为他仗义执言惨遭“寸磔而死”；杨溥、黄淮等人因为保他的缘故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甚至朱棣的心腹之臣，奉命调查太子德行的礼部侍郎胡濙也为他唱起了赞歌。所谓仁者无敌，这些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证明，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王者蛰伏时期的坚强注脚。
最重要的是朱高炽将仁德做到了极致——以德报怨，对他的兄弟们以德报怨。我们先来看朱高煦是如何对待朱高炽的。那还是在“靖难之役”的时候，建文帝使离间计，向固守北平城的朱高炽写信，以燕王之位做诱饵，劝其暗度陈仓。朱高煦得知此事后，马上落井下石，对父亲朱棣说世子（朱高炽）与朝廷暗地相通，肯定要反。但朱高炽是怎么处理这件棘手之事的呢？他连信都没拆，立刻派人星夜快马飞报朱棣，听凭父亲处理此信，事后也未对朱高煦有任何怨望。这是朱高炽以德报怨的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发生在永乐十四年。这一年朱高煦趁父亲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在南京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甚至他还私自使用皇帝的乘舆器物，操练水战，放纵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试图阴谋叛乱。朱棣回来后大怒，当面夺去他的衣冠，并将其关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这个时候朱高炽再一次站出来以德报怨——他苦苦哀求父亲保留朱高煦的亲王名分，以观后效，并且亲自给朱高煦写信，劝其悬崖勒马，从善如流。这样的胸怀，毫无疑问是宽广之极的。
朱高炽以德报怨的第三个回合发生在他登基之后。尽管朱高煦败局已定，可他还是试图蠢蠢欲动，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及心腹潜到北京，伺机作乱。仁宗朱高炽知道这一切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增加其每年的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甚至还封其长子朱蟾坦为世子，其余儿子均为郡王。这样的以德报怨，可谓亘古未有。而处处咄咄逼人的朱高煦终其一生，也未能成事。他的强悍无比最终沦为无力的虚张声势，多年的怨望无可奈何地败于朱高炽一以贯之的仁德。这可以说是人世间以弱胜强的绝佳个案。
三弟朱高燧也败于朱高炽以德报怨的人生态度。这位朱棣嫡三子虽然和朱高煦相比能力稍逊，但也在夺嫡问题上蠢蠢欲动，屡次和朱高煦合谋，诬陷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诛杀了诬陷太子朱高炽的顾晟，这个顾晟是朱高燧的长史。同时朱棣还要褫夺朱高燧的冠服，废其为庶民。这个时候朱高炽是怎么表现的呢？他为其求情，并最终保住了朱高燧的王位。但十四年后，朱高燧选择了恩将仇报，继续向朱高炽发难，甚至参与毒死父皇的阴谋行动。那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病重，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在朱高燧的策划下伪造遗诏，准备毒死明成祖，同时废太子朱高炽，立朱高燧为帝。不久，孟贤的阴谋败露，被杀。朱棣震怒不已，他逼问朱高燧：“是你做的吗？”朱高燧哑口无言，吓得说不出话。而朱高炽大胆站出来，极力为这个三弟辩解说：“这是下人的所为，弟弟一定不知道的。”其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而说到底这样的宅心仁厚是厚重和锋利的，极具道德感召力，他使朱高燧败得心服口服，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甘愿为其驱使——朱棣去世后，皇太子朱高炽在正式登基称帝前，朱高煦选择了负隅顽抗，试图一较高低，但几年前还和朱高煦一同联合起来打击陷害朱高炽的朱高燧，这时候也来到了北京，他第一个上疏请求兄长朱高炽即位称帝，甚至在后来册立皇后和皇太子时，朱高燧也差不多是第一个提议的人。说到底，朱高燧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功在朱高炽。后者在人格力量上完败了朱高燧。
当然和两个兄弟相比，朱高炽最重量级的对手还是父亲朱棣。朱棣是不容易被感动的成熟男人。他更注重权谋之道，警惕的是权力侵蚀。朱棣既想把权杖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人，同时他对这个人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忠诚、任劳任怨。正是在后一点上，朱高炽做得非常到位，他靠一个“忍”字，赢到了最后。朱高炽的“忍”字功夫是一流的。永乐十八年，北京城建好后，朱高炽应父亲之召从南京到北京。因为不喜欢北方的饮食，他就从典膳局带了二十个厨师以备饮食。但朱棣闻讯后勃然大怒，认为太子自作主张。他给朱高炽下手谕说：“你带了典膳局厨子二十人，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为了惩罚太子的自作主张，朱棣下令，每天只供应其两顿饭，此外连茶都不给，而朱高炽所带的典膳局厨子全被调拨到负责皇宫饮食的光禄寺以为朱棣服务。面对父亲如此苛刻的举动，朱高炽选择了忍耐。
当然朱高炽要忍的地方几乎是时时处处的。他因为批评刘观受到朱棣的训斥，要忍；面对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谗言诬陷，要忍；杨溥等忠臣被一关就是十年，他也要忍；甚至安插在他身边的宦官经常向朱棣密报其过失，更要忍，并且还要强颜欢笑，不能有半点不满，这叫什么？这大约就叫忍常人所不能忍吧。这样的“忍”字功，毫无疑问是朱高煦和朱高燧兄弟俩做不到的，所以到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只能是朱高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终于完成了对朱高炽长达二十年的人品和能力考察，在北征回京途中对侍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东官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最后的政治交代吧，因为不久之后这位多疑的雄主就病死在榆木川，朱高炽顺利接位。
对兄弟仁，对父亲忍；对心中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这或许就是政坛“弱者”朱高炽的生存术。1424年，中秋节，北京紫禁城，在礼部的安排下，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大礼后前往承天门外，静候隆重的登基仪式开始。47岁的中年胖子朱高炽身着金黄灿烂的皇帝服饰，一身赘肉、步履蹒跚地爬上奉天殿宝座。此时，四周鸦雀无声，紫禁城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
毫无疑问，他的时代开始了。
